《山河国运（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堪称是一部简明的近代中国历史。作者叶曙明从1840年一直写到1936年，生动地描述了近代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变迁。近代中国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段大时代中，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走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最后，中国人民还是选择了正确的历史方向。

《山河国运（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是一部角度独特的中国近代史，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止于西安事变，生动地再现了晚清至民国的变迁。作者叶曙明把社会政治文化形成及演变的原因，与地理环境、自然气候、文化背景、族群心理，甚至生理原因联系起来考查，系统地从地域政治与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近百年中国社会激荡与转型的轨迹，令人耳目一新。

 引言：地域文化决定中国历史

南方卷：异端与革命

 第一章 反抗大清：一场民族革命

一、洪秀全与曾国藩：南方的崛兴

二、依靠会党的反抗运动

三、会党革命，能创造美好的世界吗？

 第二章 反抗北洋：脏水与孩子一起倒掉

一、把政权交给袁世凯对不对？

二、重蹈秘密帮会的老路

三、南方的联治运动的兴与败

 第三章 赢了军事输了政治

一、向北方伸出橄榄枝

二、与商人决裂：意味着放弃南方

三、南方革命的退潮

北方卷：斩不断的龙脉

 第四章 帝都面孔：凝固与阴沉

一、北方草莽与官僚

二、恢复帝制的死胡同

三、北洋实业的台前幕后

 第五章 还政于清输得更惨

一、参战问题：北方乱象纷呈

二、帝国的叫魂：年月日

三、再造共和，还是膺品

 第六章 民族主义与道德主义的标本

一、吴佩孚：是华盛顿还是岳武穆

二、没完没了的战乱

三、内圣外王幻觉的破灭

西方卷：固守着黄土高原

 第七章 土围子里的皇帝们

一、与文明的时差

二、阎锡山：山西土老财

三、冯玉祥：大闹天宫的农民

 第八章 逆淘汰：西北的介入

一、黎元洪第二次引狼入室

二、曹锟贿选：北洋溃败的关键

三、成则问鼎中原，败则退回西北

 第九章 南北相争中的“渔翁”

一、西北农夫如何谋取利益最大化

二、南方、西北和东部鼎足而立

三、东部击退了西南

东方卷：在高原与海洋之间

 第十章 夹缝中的奋斗

一、东部帮会的特点

二、农民大联合：西北与西南合作反蒋

三、更广泛的农民革命起来了

 第十一章 儒家与基督

一、在国际上试图强硬起来

二、白山黑水的沦丧

三、轮到上海：东部财团的崩坍

 第十二章 日落西方

一、一个低效政府的艰难运作

二、以空间换时间：东部的空间换没了

三、又回到了西北原点

 结束语：历史的余音

当时广东是三套马车，两广总督张鸣岐、驻防将军孚琦和水师提督李准。起义前夕，统筹部认为非用暗杀手段把李准干掉不可，此人枭鸷狡诈，实力最强。一名从庇能来的党人冯忆汉自告奋勇，承担暗杀任务。他甚至还不会使用炸弹。统筹部派人从最基本的动作教起。黄兴警告说，暗杀不宜离发难日期太近。但冯忆汉却突然不辞而别，杳乎如入于渊，直到1月中旬才回来，自称在乡下堕水染病。赵声已看出他是个色厉内荏之徒，和他约定最迟不能超过3月20日动手。届期冯忆汉还是畏葸不前。

4月8日，广东的大官都到燕塘视察飞机演习。从南洋来的独行侠温生才在未和统筹部商量的情况下，独自潜往东门外谘议局，准备行刺李准。

黄昏时分，官员们陆续返回城里，温生才见其中一顶轿子护卫森严，以为是水师提督，便冲上去连开数枪。坐轿者饮弹立亡，而温生才也逃走不及，被巡警抓住了。事后才知道死者是孚琦将军，一位以昏庸无能见称的八旗将军。一个星期后，温生才在当天行刺地点斩首。他用自己的生命，换了一个庸人的生命。

这次暗杀，不见其利，反见其害。一时间风声鹤唳，侦骑四出。担任起义主力的新军二标，传说5月初就要退伍；党人在旗界租了九处地点准备届时纵火，有四处已被迫迁出了；南洋方面因为筹款，已经风声远播。

一直犹豫不决的党人，必须马上作出抉择。

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乃至海陆丰的绿林好汉，都已秘密潜伏广州周围，随时准备发难。黄兴匆匆前往广州。他担心胡汉民是本地人，容易给人认出，所以由他先去布置一切。起义日期定于4月26日，黄兴23日到达广州。

鉴于在日本、安南购买的军火，要27日才能运到，所以将起义日期压后一天。胡汉民预定在发难前夜率领香港的党人到广州，这时却突然接获黄兴电报，嘱他们暂缓行动，在河南集结的另一批党人，也暂行解散。统筹部临事游移，已经败兆毕现。

4月26日，张鸣岐、李准调巡防二营回省戒备，其中三哨占领了龙王庙高地。新军二标士兵的枪械被收缴了。官方并非无的放矢，革命党内出了奸细。胡毅生等人都主张变更起义日期，原来云集省城的各路帮会弟子，又被遣散了三百多人。黄兴继续犹豫不决，当大部分起义军解散之后，他又得到一个坏消息，官府将于5月3日以前挨户搜查。黄兴大惊失色，匆忙决定，起义在4月27日举行不变。

26日晚上，在香港如坐针毡的胡汉民，终于收到黄兴电报，“母病稍愈，须购通草来”。这是命令香港的党人全体开赴广州。但这时由香港至广州的最后一班船已经开出了。胡汉民一面致电广州，请将日期推后一天，一面派人在次日早晨乘船到广州报告。当胡汉民的代表见到黄兴时，留在省城为数甚少的党人已经整装待发了。时间是4月27日下午4时。

当初貌似严密的统筹部，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这次起义和过去一样，在经过长时期的筹备之后，到最后关头却变成一次仓促混乱的军事冒险。

黄兴给每个敢死队员发了一块大饼、一条毛巾和枪械炸弹。5时30分，这支以世家子弟和会党分子为骨干的敢死队出发了，向两广总督署迅猛扑去。成败存亡，掷诸孤注。

在督署门口，他们遇到了官兵卫队的抵抗。起义军一面猛冲，一面高喊：“我们是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赞成的请举手！”经过短暂的驳火，起义军成功地击溃了卫队的抵抗，突入署内，但张鸣岐已经逃之天天。黄兴想在署内纵火，以号召各方，但就是找不到引火材料，最后他把火种扔到张鸣岐的床上，便率领众人向外冲去。

P27－28

从大历史回望近代中国

马勇

很久以来，总有朋友疑惑近代中国的政治选择，以为几乎所有关键时刻中国人都作了不太正确的选择：洋务新政没有结果选择了维新，维新没有结果选择了宪政，宪政没有结果选择了共和，共和没有结果重选了帝制……分析过往一百多年，中国人几乎将世界上所有主义尝试了一遍。

现实的中国，我们无意在这里讨论。历史的中国，似乎并不如此简单。每一次历史选择并不一定是历史必然，但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一定还会或隐或显呈现。

中国从农业文明认同并走向工业文明，用了很长时间，19世纪60年代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不管怎样评估，那都是现代中国的真正起点：一个与传统不一样的中国由此开始，“四民社会”渐渐解体，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一个全新的生存方式，均由此发生。

洋务新政自以为聪明地将“体用”分为两橛，以为如此就可以更加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模仿西方现代化。洋务新政确实将“后发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在三十年左右，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令人欣羡的成绩。

但是，“后发优势”又是“后发劣势”。后发国家在利用后发模仿先发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制度改革，不注意制度跟进，那么所有的模仿不是导致后发国家的制度创造，而是为落后的制度背书，证明制度不改革可能更容易促动工业化、现代化的模仿。于是，中国在洋务新政几十年的进步，在遇到同样的后发国家日本时，却不堪一击，立即打回了原形。

甲午战败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新起点，从那之后至1928年北洋政府结束，应是中国历史上最难得的时期，其思想的自由，制度的模仿创造，现代文明的兴起与发展，都是中国1860年走向现代之后最健康的一段时期，仿佛百家争鸣在现代中国的重现。

但是，正如一切民主体制缺乏效率一样，1895年之后的维新、新政、宪政，直至共和，确实在效率上无法让人满意，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竟然在关涉自身利益的参战问题上长期争执，久议不决，生生错过了参战的最佳时机，极大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科学技术的发展既造福于人类，也是残杀同类的利器。一直引领中国学习西方的梁启超到西方看了一圈，深度怀疑资本主义对中国未来的意义。中国在学习西方六十年之后，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假如不发生山东问题，或者说中国的山东权益能够在巴黎和会收回，中国人对于公理战胜强权应该不会失去信心。无奈，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见识太短，在对外交涉上留下了许多硬伤。巴黎和会没有让中国人如愿，中国人也就对公理渐渐失去信任。

恰当此时，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向中国抛出橄榄枝，而且苏联新体制在列宁“新经济政策”主导下，确实具有与资本主义不一样的魔力，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活力在新经济体制下获得了充分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糅合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优点，这是当年一度让中国人神往的原因之一。

列宁、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发展，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并不一定认同苏维埃体制，但对列宁抛给中国的橄榄枝，对列宁构建的政党、政体的纪律、效率印象深刻。而那时的苏联，延续马克思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就像今天的西方人向全球推广普世价值一样，狂热地推广共产主义。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共产主义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并从一种理论上的研讨进入实际的政治运动。

共产主义进入中国和亚洲以后，特别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实践中的政治运动进入之后，“反赤化运动”在中国在亚洲一度崛起。但是，稍后资本主义世界又不幸发生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社会主义苏联由于实行政府管控的经济制度，一枝独秀，这也是中国急剧“北向”的一个因素。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转向苏联已由一种可能变为现实。

由此反观近代中国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应该看到这都是中国人面对现实所作出的最具功利的思考。李泽厚对中国文明有一个“实用理性”的评估。如果用这个观点回望明代中期以来，中国面对西方所作出的每一个重要选择，我们都能感到中国人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系统讨论近代中国政治选择当然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事情，这一点感想只是在拜读了叶曙明先生的新著《山河国运》之后的一点感想，写出来以供叶先生及各位同好批评指教。

历史的余音

任何国家、民族的政治演变，和那个国家、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有着密切关系，和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也不例外，从辛亥革命推翻专制政体，到抗日战争的发生，这二十几年，是奠定现代中国政治最关键的时期。毛泽东说过，中国“百代皆行秦政制”，实在是鞭辟入里的谠论。辛亥革命并未能推翻两千多年的“秦政制”，宗法专制的道统依然坚固，“民国”只是作为“帝国”的变种，继续传承。

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之艰难、时间之漫长、代价之沉重，堪称世界之最，甚至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回想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侵凌、掠夺、侮辱、改朝换代的动荡、此起彼伏的战乱，以及以各种堂而皇之的名义加诸中国人民头上的痛苦，真令人欲哭无泪！

近百年来无数人都提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的近邻日本，号称与中国“同文同种”，它能够在短短时间内完成“明治维新”，而我们播下的龙种，却往往收获跳蚤？为什么辛亥革命后几乎众望所归的美国共和制模式，在中国搞不下去？为什么中国非要“行秦政制”不可？在这个为中国政治制度脱胎换骨的大手术中，究竟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为什么当历史一再出现可供选择的十字路口时，我们却一再错失良机？以致后人在读史写史之际，恒怀“再回头已是百年身”之叹。究竟是医生一时失手的医疗事故？还是病人体质和病理变化的必然结果？

有人归咎于同盟会的软弱，有人归咎于袁世凯窃国，有人归咎于国民党背叛了孙文，有人归咎于蒋介石独裁。其实，凡此种种，都是“果”，而不是“因”。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撇开纷繁的党派之争，透过表象寻找出更本质的文化根源，不难发现，地缘文化在中国历史走向中，所起的深刻影响。

推翻帝制的革命开始于南方，也必将完成于南方。尽管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漫长的岁月，但是，由于南方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由于南方呼吸着大海的空气，由于这种种人文环境的原因，反而使南方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

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对社会发生深刻影响的政治运动，如果是发源于南方，或由南方人领导的，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几乎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像戊戌政变、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而如果源自北方，则对现代文明多带有破坏性的色彩，如义和团运动。

太平天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它本身没有多大的进步性，但它对削弱朝廷控制南方的能力，破坏现存的政府组织，起到了空前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前十年，南方的革命运动，基本上是沿着太平天国的发展路线由南向北蔓延的：由两广而两湖而江浙而及于全国，这不能不说是太平天国的功绩。

由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力量并非来自北方，而是两位南方的文官——曾国藩和李鸿章，他们和太平天国作战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天威，不如说是为了保护桑梓。因此，太平天国的失败，并没有带来动乱过后通常会出现的黑暗和恐怖时期，相反，由于这批南方官员的崛起，把富国强兵的梦想付诸实行，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辉煌的工业革命一一洋务新政。

义和团是一场带有浓厚北方色彩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它的政治口号是“扶清灭洋”，幻想恢复九州一轨、天下同风的天朝旧梦，以为只要把洋人赶尽杀绝，天下就可享太平了。义和团运动从表到里、自始至终，都交织着谶纬图说和奉天承运的梦呓，成为皇权政治的回光返照。

然而，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北方仍然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必经之路。清末，大批知识分子从南方和江浙北上办学，利用朝廷举办新政的机会，推行新式教育。北方因此风气渐开，各种新思想蓬勃兴起，并以天子脚下，光被四表的地位，竟形成登高一呼，天下响应的大势。

北方成为各种新思潮的汇聚地。北方文化之所以对全国有巨大的辐射力，实与皇权政治有莫大的关系。一旦北方不再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也将随之消失。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北京（北平）便开始了它近几百年来最沉闷的一段历史。

北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就像坐在巨人肩膀上一样，坐在皇权政治的肩膀上，使它得以高瞻远瞩，耳鼻灵敏，当月晕础润之际，能够发现社会即将出现的变革。它可以为这种变革催产，但它却不可能成为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第一批的实践者产生在中国的南部和东部。

奠定中国现代工业基础的洋务运动也是南方人（包括少数长期在南方做官的北方人）领导的；近代史上开政治改革先河的一次宫廷政变——戊戌变法，是南方人干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也是南方人首先揭竿而起的；最成功的一次军事北伐，打破了北方官僚集团的统治，是南方人充当先锋；第一次尝试改变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土地革命，也是南方人干的。而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和商业体系，则是在东部上海建立的。

尽管不能说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每一个举动，都必然为中国带来积极与进步的意义，但不可否认，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去看，正是他们前赴后继，锲而不舍，把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硬拉进了20世纪的国际舞台。

西北似乎是一片被忘却的文化遗址。当世界已经进入民主时代，西北人好像还流连于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之下，缅怀着盛唐的繁华。西北有过最辉煌的历史，但现在却成了全国最原始、最落后的地方。历史和现实的对照，难免使西北对现代文明产生怀疑和排斥的心理。而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西北的沉默和凝固正是它具有对抗的天赋力量的象征。

共产党进入西北，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便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与此同时，为了应付未来和日本的战争，蒋介石又对东部集团进行了破坏性的改组，为政府在抗战爆发后，迁都重庆，赢得了生存的条件。

但蒋介石的政府，是以东部的利益集团为依托的，一旦把这个基础破坏了，即使在抗战八年期间，仍能苟延残喘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但当民族战争告一段落，国共两党重燃战火以后，当年饮鸩止渴的恶果便马上显露出来了。在短短三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败如山倒，实在并不仅仅因为军事指挥上的失当。

对中国现代史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两件事情，一是领导层多为南方人的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二是西安事变，都和西北有着直接的关系。

南方开始革命，东部紧紧跟上，北方摇旗呐喊，西北固守观望。这竞成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格局。革命能否成功，最后将取决于西北的向背。变革的浪潮席卷着南方和东南沿海，这只是一个开头，它最终能否冲破黄土高原的阻隔，使西北接受并追随这种变革，才是成败的关键。当我们回顾1911年至1937年这段历史，镜头最后定格在茫茫大西北，再重读李白的诗篇：“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令人不禁感慨万千，历史是会重演的，因为历史并不会消失。回首前尘，中国社会转型的来龙去脉，不仅有迹可寻，而且历历在目，因果分明，直教人一读一惊心。

天不变，道亦不变。

2014年5月修订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