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迪亚·戴维斯编著的《几乎没有记忆(莉迪亚·戴维斯小说集Ⅰ)》是作者的第二本小说集，收录短篇小说约85篇。戴维斯笔下的人物多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小人物；她专注与描写他们复杂而微妙的心理、情感，这些人物形象在她幽默生动的笔触下非常鲜活。戴维斯的写作让人觉得眼前一亮，她新奇的叙述方式和语言，让她成为美国当代文学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2009年出版的《莉迪亚·戴维斯小说集》（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Lydia Davis）是莉迪亚·戴维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合集，收录了从1986年到2007年出版的四本重要小说集，集中体现了她的写作特色。莉迪亚·戴维斯编著的《几乎没有记忆(莉迪亚·戴维斯小说集Ⅰ)》包含该小说集的前两部分，即《拆开来算》（Break It Down ，1986）与《几乎没有记忆》（Almost No Memory ，1997)，本集包含85个精彩故事。

Part a 拆开来算

Part b 几乎没有记忆

我下班回到家，收到一条他的留言：说他不来了，说他很忙。他会再打来。我等着接他的电话，然后到九点钟时我去了他住的地方，找到了他的车，但他不在家。我敲了他公寓的门，又敲了所有车库门，因为我不知道哪个车库门是他的——没有人应答。我写了一张纸条，读了一遍，又写了一张新纸条，贴在了他的门上。回到家我很不安，我唯一能做的，是弹钢琴，虽然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因为早上我要出门旅行。十点四十五我又打给他时他在家，他和他以前的女朋友去看电影了，她还在他家。他说他会再打给我。我等着。我终于坐下来，在我的笔记本里写道等他打电话给我时要么他会过来找我，要么他不会来而我会生气，所以我会得到的要么是他要么是我自己的愤怒，而这可能也没什么，因为和我丈夫在一起时我发现，愤怒总是一种巨大的安慰。然后我继续写道，用的是第三人称和过去时态，说很显然她总是需要拥有一份爱即便那是一份复杂的爱。在我有时间把所有东西写下来之前他打回来了。他打来的时候是十一点半过一点儿。我们一直争吵到快十二点。他说的一切都自相矛盾：比如，他说他不想见我是因为他想工作，更因为他想一个人待着，但他既没有工作也不是一个人待着。我根本无法让他解释清楚所有这些矛盾之点，而当这个谈话变得跟我和我丈夫过去的谈话过分相似时我说了再见并挂断了电话。我写完了我开始写的东西尽管现在似乎不能再说愤怒是一种巨大的安慰了。

五分钟后我打电话给他想要告诉他对我们的争吵我很抱歉，我爱他，但没有人接电话。五分钟后我又打过去，想着他可能去了车库又走了回来，但这一次依然没有人接。我想着要不要再一次开车去他住的地方找到他的车库看看他是否在那儿工作，因为他在那儿放了桌子和书，那是他去读书和写作的地方。我穿着睡衣，现在已经过了十二点而且我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就必须出门。尽管如此，我还是穿上衣服，开了一英里左右到了他家。我担心等我到那儿时会在他家门口看见之前没看见过的其他车，并且其中有一辆会是他以前的女朋友的。我沿着车道往前开时看见了两辆之前不在那儿的车，其中一辆几乎就停在他家门口，所以我想她在那儿。我绕到了小楼后面他公寓所在的地方，向着窗户里面看：灯是开着的，但我什么也看不清因为百叶窗是半合上的，还因为窗玻璃上有水汽。但房间里面看起来和之前不一样了，而且之前没有水汽。我打开了屏蔽门，敲了门。我等着。没有人来开门。我任由屏蔽门自己关上。然后我走回去检查那一排车库。就在我走开时身后的门打开了，他走了出来。我无法看清他因为门旁边的窄巷里很暗而他又穿着深色的衣服，他身后不明来源的光也很暗。他走到我身边双手环绕着我不发一言，我想他没有说话不是因为他的感受是如此强烈而是因为他在准备接下去要说的话。他放开我，在我身边走着，又走到我前面去了车库门旁边停车的地方。

等我们走到那儿后他说“听着”，然后是我的名字，然后我等着他说她在这儿并且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但他没有这么说，不过我感觉他确实想说些类似的话，至少说她在这儿，然后因为某种原因他转变了念头。相反，他说今晚发生的不愉快都是他的错，他很抱歉。他背靠着车库门站着，他的脸在灯光里，我站在他面前，背对着灯光。有一刻他那么突然地抱住了我以至于我手中的烟挤到了他身后的车库门上。我知道为什么我们是在外面而不是在他家里，但直到我们两个之间没问题之前我都没有问他。然后他说，“我打电话给你时她不在这儿。她之后才回来的。”他说她在这儿的唯一原因是有一件事情在困扰她而他是她唯一能倾诉的人。然后他说，“你不明白，是吧?”

我试着弄明白。

所以他们去看了电影然后回到他家然后我打电话给他然后她走了然后他打来给我而且我们吵架了然后我打给他两次但他出去买啤酒了(他说的)然后我开车过去找他而与此同时他买完啤酒回来了而她也回来了并且在他的房间里所以我们只好在车库门边说话。但事实是什么?在我最后一次打电话和我来到他家这短暂的空当内他们两个人都回来了，这可能是事实吗?

P3-5

一个女人，一名英语教授，一位作家，一位法语文学译者，一位母亲，一个常常失眠的人，一个离婚后独居，但坚持称前夫为“我丈夫”的人，一个受挫的恋人，一个用索引卡整理自己生活的人……这些，是莉迪亚-戴维斯数量庞大的短篇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形象。她们或许是同一个人，或许不是——我们无从判断，毕竟，对于戴维斯的人物，我们所知甚少。她们没有名字，来历不详。我们不知道她们的年龄、身高、长相。我们不知道她们在哪里出生，在哪里上过学，童年或青春期的创伤经验(这是多数现代小说家极力挖掘的)，有过几段恋情。我们拥有的只是一个人称代词，一个“她”，这个“她”时而会被称作“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被放置于一个几乎像是不存在的地点——一个无名的小镇，一个无名的村子，一个无名的城市。仅在极为必要的时候我们才被告知，在某个故事中我们被暂时性地转移到了某个(依然是无名的)法国乡村。在这些故事中，读者很难辨认出传统小说的重要元素——情节不再清晰，叙事线索不再完整，冲突不再由精心搭建的场景来呈现，甚至不再有对话(而是由一个孤独的叙事者报告另一个人对她说的话)。它们能被称为小说吗?或者，将它们称作散文更合适?或是内心独白?或是场景速写?

在另外一些故事中，我们则被带到了一些奇怪的领地。这些故事往往都很短，不超过一页纸。在一个故事中，女人们都变成了雪松树，她们围绕在墓地旁，在大风中哀吟，“男人们则疯狂纵饮，在彼此怀里入睡”；或者，一间屋子里住着一个悄无声息的妹夫，是谁的妹夫无人知晓，而他付的钱会变成“祖母的大盘子上一团银绿色的雾”；又或者，在“我们的镇上”，一个男人既是一条狗又是它的主人，主人对狗极不公正，“头一分钟他想和它玩，下一分钟他又会因为它太难管而狠狠打它，让它屈服”，而在某些感到孤独的夜晚他又会把狗拉到身边来睡，“尽管那狗会因为恐惧而发抖”。很显然，这些故事又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它们是寓言吗?或许是(就像科塔萨尔的《动物寓言集》中的那些)。它们是童话吗?也可以算(我们既认出了卡尔维诺，又读出了安吉拉’卡特)。很显然，它们不想成为“故事”，也十分自觉地不以故事自诩。在这些简洁、紧凑、突然而怪异的“断片”(让我们姑且这样称呼它们)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作者的机智与自信，以及一种灵动而趣味十足的想象力。

初次读到戴维斯小说的人无疑都会受到巨大冲击——毫无疑问，它们与我们读惯的契诃夫式的短篇小说相去甚远。它们形式上是那样的新颖与怪异，那样的不合常规，那样的灵活与多样，而有时候，又显得那样的任性与一意孤行。而当我们打开《莉迪亚·戴维斯小说集》(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Lydia Davis)随意读过一阵之后(不需遵循任何顺序，随意跳读便好)，我们又发现了一种令人惊异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难以解释，也难以被命名，但却像许多美国作家(例如弗朗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本·马库斯【Ben Marcus】)所观察到的那样，戴维斯的作品绝不会与其他人的作品相混淆；进一步说，一个戴维斯的故事，即便拿掉作者的名字，你依然能立刻认出它是戴维斯的作品。这种效果是惊人的——有多少作家敢于宣称自己的作品在不署名时也能被读者辨认出来呢?或许，这种极具辨识度的东西就是评论家口中的风格。但我认为戴维斯的独特是某种比风格更尖锐、更偏执也更内在化的东西，我倒是愿意方便地将其称为“个性”。

2

我想，对于每一个风格独具的作家来说，其写作生涯中一定会有一个关键性时刻。这个时刻，可以是一种信心的确立，一种兴趣的确认，或是一种风格的转向。对有些人来说，这一时刻远非清晰，而是由一系列无法明确指认的内在变化缓慢促成；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一时刻却突然而鲜明，类似一种清澈的顿悟，一种美妙的命定——而这种“命定”，则常常是通过阅读来实现的。一位作家对于另一位作家的影响不仅在于技巧的点拨，更重要的或许是一种个性上的吸引(让我们再次回到个性)——就流传最广的普鲁斯特译本出自苏格兰作家、翻译家司考特·蒙克里夫(Scott Moncrieff)之手，蒙克里夫的译本流丽、好读却失之精确，在戴维斯看来，普鲁斯特本人的风格比蒙克里夫译本“更朴素、更直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更当代”。翻译对戴维斯的影响与其说是写作风格的承袭，不如说是训练了她对于语言的关注和敏锐。在与《智识生活》(Intelligent Life)杂志的采访中，戴维斯说道：“翻译让我对于意义的形态(shades of meanin~)更敏锐。”“你面临一组问题，你无法回避它。你必须找到那个正确的词。”

尽量紧贴原文也是我在翻译戴维斯时的首要原则。汉语与英语的关系和英语与法语的关系自是十分不同，至少，英语和法语分享许多同源词汇。如前所述，戴维斯是一个风格突出的文体家，在翻译的时候译者必须尽全力呈现她的文体特征。用一个长句一口气表达一个意象多重且不断转折的场景或思维过程是戴维斯惯用的技法。考虑到英文与中文句式具有相当差异，在翻译成中文时，有些地方语序不免需要做出调整。我的做法是尽量调整小的从句，而不触动总体句子结构，以使中文读起来连贯同时忠实于原文语感。这样的长句在《极限的：小人》、《拆开来算》、《关于困惑的例子》几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总体而言，翻译戴维斯享受大于挑战。她的语言书面性强，包含口语少，因而可译性也极强。她用词的精准和表意的清明让她的小说呈现一种对译者十分友善的“透明性”。当然，在某些时候，两种语言固有的差异还是给译者带来难题。例如，在不同的篇章中戴维斯都用到了“sober”一词。英文中“sober”一词语义丰富，含有清醒、沉静、肃穆、严肃这几层意思，视语境不同，表意也不同。在《拆开来算》中的《米尔德里德与双簧管》这篇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I am a sober person，a mother，andI like to go to bed early”，此处的“sober'’，是“严肃”抑或“沉静”之意?《几乎没有记忆》的《教授》一篇中有这样一句：“He seemed startied，then pleased to accept，sobered and flattered at this attention from his professor．”而此处的“sober'’，是“严肃”还是“郑重”?好在与戴维斯翻译福楼拜和普鲁斯特时的情况不同，我享有与戴维斯本人直接交流的便利，有机会就所有疑惑向戴维斯发问，了解作家本意。在与作家交流后，我将前者处理为“严肃”，后者处理为“郑重”。当然，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还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吴永熹

2014年8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