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阅读毛泽东传记的热潮似乎从未衰减，中外各种毛泽东传记作品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是从斯诺到施拉姆，从史华慈到菲力普·肖特，这些在国内翻译出版的毛泽东传记的作者都是英美作家、记者或学者。《毛泽东雄关漫道（插图本上下）》是国内引进的第一部由法国当代学者阿兰·鲁林撰写的毛泽东传记，向我们展现了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眼中的红色伟人。该书是一部资料丰富、内容翔实、论证有据、态度严谨的学术著作，于2009年由拉鲁斯出版社在法国出版，一经推出便得到汉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他的妻子江青：“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老虎是“山中之王”，拥有绝对的权力，雄武勇猛，力破万难；猴子则灵敏多变，能屈能伸，弄险有方。在《毛泽东雄关漫道（插图本上下）》中，法国汉学家阿兰·鲁林教授以一个西方学者的认识视角和话语体系，查考了大量从未出版的资料，摆脱了简单的脸谱化模式，并以审慎的态度，按照时间顺序，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富有远见、醉心诗词、个性复杂的毛泽东的画像。同时，在书中配有多幅插图。著名汉学家毕仰高曾如此评价这部资料翔实的毛泽东传记：“不仅细致，而且可信、精确、公正。”

上册：

第一部分 叛逆者（1893—1927）

 序

 第一章 不可能的上升之路（1910—1919）

叛逆的儿子

“幸存下来的长子”

拒绝成为农民

倔强的毛头小子

北京是那么远

决定性的1910年

从军

一个自学成才的流浪者

明理的师范生

“通常，你对自己很满意”

一群忠实的朋友

杨昌济教授

肩上背着包袱

多种社团活动

北京的失意

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

一段重要的逗留期

屈从于外省人的命运

 第二章 一个湖南的民主主义者（1919—1921）

1919年：湖南的五四运动

湘江畔的杂志

《民众的大联合》

新闻与道德：赵女士的自杀

新闻与政治

驱逐张敬尧运动：毛泽东代表在北京

毛泽东的新生活

上海：返回的原因

毛泽东：书商、编辑、工业家

回家处理家族事务

公民制宪的努力

朝共产主义努力

决定性的选择

 第三章 斗士（1921—1925）

维金斯基的任务

一次仓促的代表大会（1921年7月—8月）

被忽视的毛泽东

一个外省的共产主义者（1921—1923）

自修大学

毛泽东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接近

劳工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和湖南劳工会

毛泽东和安源矿工

毛泽东和汉口一岳州铁路工人罢工

毛泽东声称自己是亚当·斯密

毛泽东抗衡赵省长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转折

个人的危机，国家的命运

新国民党的建立

1925年之谜

 第四章 选择了这个命运（1925—1927）

国民党内部的斗争

演说，写文章，开会

辞去国民党宣传部长

对中国社会五类阶级的分析

农民运动讲习所

“农民问题”：毛泽东的判断

中国共产党和农民的世界：陈独秀的判断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东会议（1926年10月15日—28日）

“农民的痛苦”

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运动的教训

暴力与启迪

革命的狂喜

毛泽东为农民暴力辩护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被高估的农民运动

与外国列强关系的改变

改善农民的处境

黄鹤楼上的疑虑

上海和南京的事件

土地改革示意图

毛泽东以退为进

从后退到崩溃（1927年5月—6月）

湖南湖北的镇压

毛泽东寻找一条出路

 第五章 毛泽东转入地下（1927年7月—12月）

中国共产党软弱的策略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政治思想决定性的转折

准备秋收起义

战略分歧

惨败

撤到山上去

受难

重新掌权

第一块红色根据地

一个革命的土匪

第二部分 革命者（1927—1945）

 序

 第六章 华南地区的红色政权（1927年12月—1930年11月）

蛮荒之地的革命环境

在井冈山上生存

小结

军事和政治的东迁（1929）

朱毛部队

批评、对抗、嫉妒

“会”而不“剿”，“剿”而不“会”

政治局的仲裁

红军行动的分歧

毛泽东思想逐渐形成

第一次整风运动（1929年12月—1930年2月）

毛泽东以退为进（1930年3月—6月）

毛泽东与李立三（1930年夏）

1930年秋江西苏区的危机

AB团：第一场肃反运动

毛泽东结束了他的游戏

 第七章 失败（1931—1934）

富田事变

12月12日哗变

毛泽东主持工作：短暂的成功（1931—1932）

对军事策略的怀疑

对政治路线的怀疑

虚渺的胜利

毛泽东：继续主持工作

宁都会议与毛泽东的半个失败

渐渐远离权力中心（1932—1934）

毛泽东：输就是赢

 第八章 毛泽东的“报复”（1934年10月—1937年9月）

长征还是灾难

突破封锁

遵义转折

不安定的9个月

会师

中央军委会议分裂

兵分两路

长征的结束

命运的力量（1935年秋—1936年秋）

悲惨的革命根据地

巩固根据地

张国焘的溃败

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

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

统一战线形成过程

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25日）

危机小结

艰难地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九章 毛泽东思想的诞生（1937—1941）

毛泽东的新生

王明右倾的十个月（1937年11月29日—1938年10月14日）

与国民党的摩擦期（1938—1940）

边区

“法宝”

新民主主义革命

隐晦的“专政”

走向决裂（1940年夏—1941年3月）

百团大战

可怕的1941年

 第十章 延安之路（1942—1945）

整风运动或第一场毛泽东主义政治运动

毛泽东和1943年的转折

毛泽东和边区的巩固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1944—1945）

美国朋友

党的七大

 注释

下册：

第三部分 领袖（1945—1976）

 序

 第十一章 胜利者（1945—1949）

徒劳的谈判（1945年8月—1946年6月）

蒋介石的美国后台

马歇尔的任务

毛泽东的抵抗，艰难动员农民（1946年夏—1947年夏）

农村的困难

蒋介石发起进攻

毛泽东和中共的反攻（1947年秋—1948年冬）

巩固土地革命

反“左”

毛泽东的胜利（1948年秋—1949年秋）

重返城市遭遇陷阱

毛泽东和工人阶级

“毛主席万岁”

 第十二章 激进的创建者（1949—1956）

毛泽东破除封锁（1949—1952）

“一边倒”

基础的改革（1950年6月）

朝鲜战争（1950—1951）

进藏（1950—1951）

密集的阶级斗争（1951—1952）

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1954）

加快过渡（1953）

第一次政治危机：高岗、饶漱石事件（1954）

与知识分子几近决裂：胡风事件

“社会主义高潮”（1955）

理想主义的萌芽

农历猴年的疑问（1956）

加快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强烈反应

第一次“百花运动”

秋日的惆怅

一次战略会议

 第十三章 理想主义（1957—1959）

第一幕：“百花运动”的序幕

一次激情的演讲

第二幕：“百花运动”

反右运动

第三幕：发动“大跃进”

毛泽东的第二次莫斯科之行

各处视察的毛泽东

第四幕：共产主义过渡

中国变成了大公社

乐土

第五幕：“大跃进”的后果

毛泽东的疑问

毛泽东安慰自己

回到家乡

 第十四章 内外交困（1959—1962）

庐山会议

一封致命的信

毛泽东的反击

彭德怀下台

面对饥荒的毛泽东（1959—1961）

视而不见

与苏共决裂

论战

疑惑的时期（1961年秋—1962年夏）

刘少奇摆脱束缚

毛泽东的反击和八届十中全会

“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第十五章 发动“文化大革命”

超级领袖

崇拜越来越盛

与苏联的冲突

紧张局势升温（1962—1964）

“一分为二”

推迟爆发（1964年12月—1965年12月）

陈永贵的升迁

毛泽东的一次出击

有计划的攻击

第一批领导被打倒

毛泽东的进一步行动（1965年12月21日—1966年5月）

彭真下台

 第十六章 “文化大革命”（1966—1969）

“造反”席卷了首都的校园（1966年5月—7月）

校园风暴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毛泽东回到北京

混乱时期（1966年8月—1967年2月）

红卫兵

大火烧到上海

短暂的上海公社

1967年“二月逆流”

武斗（1967年春—1968年夏）

武汉的耻辱

农村的情况

红卫兵的落幕

“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结束（1968年秋—1969年春）

第九次党代会

林彪表面上的胜利

 第十七章 失误无法避免（1969—1976）

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决裂

第一起事件

重上庐山

林彪的毁灭

可疑的“571计划”

毛泽东使林彪陷入困境

虚幻的“周恩来年”（1972）

尼克松访问北京

犹豫的整改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流产

十大，一次过早的大会

“批林批孔”

“左”派的无力

毛泽东主义的耗竭（1974—1976）

邓小平脆弱的复出

长沙的风波

邓小平最后的耻辱

天安门广场抗议

毛泽东的遗嘱

 结语

 注释

 参考文献

与苏联的冲突

1956年4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认为苏联领导人修改列宁主义原则，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发动“大跃进”后，他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评语越来越严厉就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以国有化经济为基础，过度征收农民生产的财富为工业化买单，这只能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期。事实上，他的意思是保留“资产阶级法权”，例如工作等级、货币和市场的作用、工资和奖金体制。这是一个矛盾冲突的过程，新生的社会主义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发生碰撞。因此，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新事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例如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在他眼中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实行“按需分配”。后退和资本主义复辟始终是可能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集中人们生产的剩余价值能不能保证人民群众集体占有他们的个人和社会劳动呢？还是会让一小撮脱离群众的干部受益呢？在后一种情况下，干部们变成官僚和剥削者，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将面临危险。

于是，毛泽东建立了社会控制，并从1958年开始加强这种社会控制，但这种做法反而冰冻了革命的热情，增加了风险。在他的推动下，党和国家逐步实行居住地登记制度（户口）。自1958年以来，每个人都有一份正式资料，而不是一个公民身份证，这份资料会登记各种重要的家庭信息，表明他的出生地：每个人都作为农民或城市居民被确定下来。城市居民会写明他出生在某个小城镇、中等城市或大城市。如果是农民，在理论上，他只有权利获得需要的粮食份额，而这些粮食是他自己生产的。我们在1959年和1961年之间已经看到过这种情况，农民如果去城市工作，是没有单位确保的城市居民权利的：粮票、医疗卫生支出、退休保障、住房、免费教育、各种休闲和有保障的工作（“铁饭碗”）。单位有每个人的户籍登记副本。因此，农民几乎被限制在他的村庄里。如果他暂时去城市工作，那么他只能住在宿舍里，工资很低，不受工会保护。如果他在没有证件的情况下非法延长逗留期，则会被公安人员突击搜查、逮捕和遣返。此外，每个工人都有一份档案，由单位人事部门、党委、居委会和派出所共同建立。档案里记录了这个人的社会态度、政治行为和阶级成分。如果他属于“黑五类分子”，那他就是社会的贱民。在统一分配的框架下，这些档案资料在大学生毕业分配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实施这些规定最初是为了应对国民党政权、20年内战以及外国占领遗留下来的可怕危机。毫无疑问，刚开始这些规定全面改善了状况：人们可以养活自己，有住房、服装、医药，有工作和薪水。然而，很快这些制度就像一台机器扼杀了个人的积极性和个人自由，特别是它还有一个相应的强制性的劳教和劳改体制，劳教最好的情况是软禁在郊区的一个村子里。作为苏联的学生，中国借用了它的强制收容制度。毛泽东虽然清晰地看到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关键问题，但他在苏联的镇压式统治方面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更广义地说，他只看到了这种社会控制系统的优势，认为它有利于进行动员，他最需要这样的动员来实施他的政治活动。

但是，这样的体制出了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可怕的饥荒肆虐了三年时。社会被束缚，变得僵化而冷酷无情。各级政府的官僚滥用体制赋予了干部无限的权力。毛泽东和共产党已初步解决了他们所面对的矛盾，同时又制造了新的矛盾。1964年春天，台湾的一支突击队夜袭的时候获取了一份惊人的资料，让人们对新体制的不足有一些认识，毛泽东也知道这份资料。这是一个县（福建连江）的档案，干部们挪用（微薄的）集体资金，在小队中保留再次被禁止的单干，在交给大队的粮食上动手脚，例如“弄湿”天然肥料以增加重量，用封建的做法操办婚姻，田地大量荒废（涉及2 500至6 000名工人），从事流动贩卖活动和做生意（“下海”）。这好像是1978年后农村情况的一次彩排。毛泽东在1963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得出结论：“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因此，一段时间后毛泽东做了一个噩梦。但是，和以前一样，理智上的悲观变成了意志上的乐观，他认为依靠意志可以跨越所有的障碍。他的答案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加剧的矛盾出发，调动不满的群众，尤其是年轻工人和学生， “推翻”官僚或腐化成剥削者的官员。这将是一场“革命内部的革命”，可借此打造新一代的“革命接班人”。毛泽东不信任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出身不好——我们发现毛泽东将他们比作资本家或地主皮肤上的毛发，知识分子在1962年秋季八届十中全会上决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毛泽东的这场运动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是所针对体制的领导者，“党既是弓箭手又是靶子”（阿兰·巴迪乌），这场运动的过程是“继续革命”。他必须定期重复，以保持必要的热情，并防止其具体化。问题是，这场奇怪的革命无法达到合乎逻辑的结果，因为它最终将对共产党政权形成质疑。我们清楚地看到“百花运动”变成了反右运动。毛泽东是一个弓箭手，只是他还没有拉弓。

这样一个危险的游戏，唯一可以进行下去的前提是个人崇拜的对象毛泽东赞同游行。1965年10月1日，我和数百名外国人一起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上的观礼台，观看数万名首都居民跟在歌颂社会主义的纸彩车后游行。个子最高的人举着一尊白色的毛泽东塑像。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来，听不到他们的喊声。

事实上，游击队的惯用方法是不打无把握之仗。此时毛泽东正在后台准备发起一个新的运动，即所谓的“文化大革命”。1962年9月下旬推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持续了三年时间，毛泽东逐渐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召集人马，迷惑对手，而国际环境越来越戏剧化，这更加有利于他的计划。

P571-573

沁园春·长沙

（1925年秋）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道。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921年6月29日18时，一艘小型蒸汽轮船离开湖南长沙的码头往北驶去。季风带来的降雨笼罩着这片灰蒙蒙的大地。船上有一个50多岁的中国人，留着小胡子，穿着和神态都像个学者，从西边门走来。他有一个年轻的同伴，那人走路时稳健的步子像一个农民，身高近6英尺（1英尺约0.3米），比人群中的其他乘客高了一头。他似乎不知道用他白皙修长的手做些什么。这双手和他的粗布衣服以及打着补丁的布鞋相比，令人感觉惊讶。这两名男子，何叔衡和毛泽东是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湖南代表。在他们离开之际，没有人在码头上为他们送行。毛泽东（他的朋友们更熟悉他的字：润之）上船后就和何叔衡分开了，他在一间船舱里遇到一位穿着西服、爱做友善手势的年轻人。于是，两个年轻人开始了长时间的政治辩论。在这个淫雨霏霏的季节，洞庭湖看起来像茫茫无际的大海。船开始驶入浩瀚的洞庭湖，毛泽东回到甲板上，口袋里装有一本名为《资本主义简介》的小册子。衣冠楚楚的青年男子再次碰到他的朋友，取笑他阅读的书籍，于是争论又开始了。这位年轻人名叫萧瑜（字子舁），第二天他在武汉上岸。

当时的毛泽东可能不知道这促成了他的命运。少年时他就是个叛逆的孩子，他拒绝和先祖们一样当一辈子农民，后来去了一所小学任教。从1919年夏天开始，他作为接受了新的“启蒙”思想的小学教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投身于当地的政治活动。借助这次旅程，他迈开毕生从事的革命道路的第一步。至少，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这几乎神圣的关于未来的认知经常使得历史学家在研究伟人的一生时屈从于目的论的看法。事实上，从1910年（那一年，他离开家）到1927年12月（彼时他带领数百个起义失败者流落山林），毛泽东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路，屡遭挫折：先后对他的父亲和最初的老师感到失望，当他认为自己在北京终于找到值得探索的梦想时，却发现他作为知识分子永远不会得到大家的接纳。

在工农运动风生水起的时候，他退而组织地方运动，却受困于这样的改变太过渺小。

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战士，他发现自己希望组织的革命阶级几乎算不上一个阶级，甚至还不如在国民党左翼感觉更舒适。

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干部，他看到悲苦的农民阶级的愿望和政客们以农民的名义提出的政治纲领之间有一道日益扩大的鸿沟。

革命总是令人失望，

但它打开了新的一页。

——摩西·列文，《苏联的世纪》，488页

毛泽东的一生让人想起古代帝国的创立者神话般的命运。比如朱元璋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带着军队打天下，成为明朝的第一个皇帝，毛泽东领导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合法的。然而，对他的思想的继承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议，直到1980年审讯“四人帮”，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才稳定下来。

毛泽东在去世后五年期间（1976—1981）继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生活，我将最后回顾一下他的命运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轨迹。此时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出现了，它在本书之前的字里行间已经出现过好几次，现在必须给出一个答案：如何解释这个农民出身的湖南小学教师不同寻常的命运？

被任命的接班人艰难站稳脚跟

在毛泽东过世后的几个小时里，华国锋在中南海游泳池附近的一个大厅里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没有人敢当众质疑毛泽东指定的继任者。大家起草了一份致全国人民的公告：宣布毛泽东逝世，要求“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他的事业。“化悲痛为力量”也是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时，台湾当局使用的语句。9月9日清晨4点，这篇文章被发布。53个国家降下了半旗，包括法国和联邦德国。

人们为他举行悼念仪式，但悲痛远远小于周恩来去世时。我们可以在张戎的《野天鹅》中找到证词：她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迫害，当她得知毛泽东逝世时感到大大地松了口气，但为了小心还是故意哽咽。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还有更多的人真诚地哭泣：毛泽东曾经在他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现在他们体会到的空虚同样无处不在。9月11日至17日，毛泽东的遗体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吊唁，整个领导层轮番前来告别。9月18日，毛泽东的葬礼在天安门广场吸引了百万群众。在所有照片中，江青都在正中间。王洪文宣布默哀3分钟，华国锋发表了悼词，悼词中夹杂着许多毛泽东的语录，包括在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语句。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上发表了姚文元写的一个联合社论，重提毛泽东告诉华国锋的最后意愿“按既定方针办”。4月30日毛泽东和华国锋谈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两句话差别不大。然而，在华国锋9月18日的讲话中谨慎地避免谈到这些“既定方针”，但他却是唯一一个可以确保这些话真实性的人。这并没能阻止“四人帮”在许多报刊文章中努力阐释“既定方针”指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打倒“走资派”和加强对邓小平的批判。

“四人帮”在确保控制媒体的基础上，还试图掌握党这个机器。从9月11日开始，王洪文在中南海设了一个“值班室”，并通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接替华国锋担任湖南省省委书记的张平化觉得很奇怪，于是打电话给华国锋询问，这加速了华国锋向汪东兴的靠拢。

不过，后来审判“四人帮”时，指控他们密谋军事政变，组织了两个师呈钳子状夹击北京：一个来自辽宁，毛远新已经回到沈阳原来的岗位，私自调沈阳一个师向北京开进；另一个驻扎在昌平，位于距离北京西北20公里通往八达岭的途中，其领导人曾多次接待张春桥的弟弟。但有种说法是这一指控似乎是炮制的。这个师的政委痛恨江青和张春桥，因为大家没有遗忘1967年的“二月逆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阴谋都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在这种谣言和猜疑的氛围中，反对“四人帮”的人从夏天开始互相接触，此时接触更快、更频繁。华国锋扮演了主要角色：他知道江青要摆脱他，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一旦解决了这四个人，他自身的力量也会被削弱，“务实派”和军事将领们希望召回邓小平。华国锋认为在这场行动中带头将巩固他和受益于“文革”的“左”派干部的地位，包括他自己、汪东兴和吴德。很快问题就出现了，所有人都同意消灭“四人帮”，但没有对采取的方式达成一致。有些人担心行动的合法性，建议在下届任命新领导层的中央委员会上进行表决，苏联的赫鲁晓夫就是这样被赶下台的。但是，陈云看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单，对投票结果持怀疑态度。由于“四人帮”已经在天安门“四五”事件中被证明失去民心，而且他们在解放军中的影响力几乎为零，所以采用军事手段显得合适又合法。叶剑英似乎是第一个这样分析的人，汪东兴立即同意，而华国锋、李先念、吴德仍然犹豫：这样做的风险相当大。

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使华国锋等人痛下决心。会上，江青蛮横无理地喋喋不休，不时打断会议的进程，直到第二天凌晨5点会议才结束。她要求将邓小平驱逐出党，把毛泽东的文件交给毛远新。她没有掩饰自己对党主席这个位置的觊觎。因为毛远新作为毛泽东联络人的任务已经结束，所以他主动要求回到沈阳。之前江青同意了毛远新的要求，但此时她在张春桥的支持下要求毛远新因为“家庭原因”留在北京。她所有的要求都被驳回。华国锋冷静而坚定地主持了会议。他已经非常清楚局势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他似乎很清楚“四人帮”没有打算发动政变，不论如何她做不到：民兵无法和解放军抗衡，还有民心向背。此外，中央委员会很快就要举行会议，再等待一两个星期就可以采取常规手段解决他们。

但是，华国锋与叶剑英、汪东兴已经敲定了方案：秘密挑选8341部队多名官兵负责逮捕“四人帮”、毛远新、迟群、“小谢”（谢静宜）、“梁效”成员和其他一些极左分子。10月4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威胁影射的文章，社会上流传着“喜事”临近的传闻。4日晚，华国锋和汪东兴在中南海碰面。汪东兴告诉华国锋：江青准备强占毛泽东的个人档案，事关紧急。5日，汪东兴和华国锋分别乘车绕了很多弯之后，前往玉泉山的解放军参谋部，叶剑英的住所设在那里。李先念因为生病也在那里休养。大家决定6日晚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这样还可以让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因为其宣传负责人的身份也来参加。

……

但人民不愿意，因为他们痛苦。每十年重复一次混乱，消费减少到最低程度以保持革命计划和递延幸福，这样的想法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而且他们也没有忍受：“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无法再重复。这就是1976年4月人民拒绝“文革”的原因。而且，毛泽东在他的遗嘱中承认他曾经怀疑他的这第二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战胜蒋介石，恢复中国的主权，这一点被人民广泛认可。

毛泽东自己在这一思想中的份额也相应减少了。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的思想的来源。毛泽东没有实现他的社会理想：建立一个自由和谐的大同社会，没有阶级，物质丰富。

“朝晖”

之后全面开始的变化将毛泽东排除在现实的政界之外，不过他提出的目标已经达到或超过，采取的是与他的主张并不相同的政策（2008年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生产了5亿吨钢铁和5亿吨粮食！）。1993年在他一百周年诞辰之际，出现了一股“毛泽东热”，包括出版物、徽章、邮票、纪念他的各种活动（京剧）和各种电视剧。流行歌手，如崔健，重唱毛泽东时代的歌曲纪念他的成就。有人可能会怀疑这种崇拜的寿命：毛泽东的一些雕像已经开始生锈或出现裂纹。

毛泽东形象缓慢褪色的另一个方面是对他的崇拜变成了一种旅游活动。韶山很多村民的生活依靠出售纪念品和提供住宿。1992年游客数量为120万。19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之际，游客量为每天3 000人。1985年是一个普通的年份，游客数量为6万人，而在“文革”期间，这是每天的游客数。变成旅游现象的崇拜失去了政治意义：1959年毛泽东在访问庐山的路上拍的照片中出现在他旁边的“汤奶奶”，靠这照片做了大买卖，她开了一家“毛家餐馆”，销售亲笔签名的照片、各种纪念品和主席喜欢的辣红烧肉。在附近的山上，游客可以浏览“碑林”，上面刻着100首毛泽东的诗词。其中《七律·到韶山》这首诗刻在一块宽12.26米、厚0.99米、高8.3米的石头上，以纪念他于12月26日出生，9月9日去世，寿年83岁。

最大的纪念场所是北京天安门的毛主席纪念堂。奇怪的是，北侧开门，和传统风水的规则相反，可以看到水晶下黑色花岗岩石棺中的遗体。在相邻的房间里摆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的纪念品。

1961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诗：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因为“朝晖”一词，令人感慨。今天的读者见证了乌托邦的崩溃和全球化的激变。剧变发生时有些人曾经以为见到了历史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