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献涛编著的《竹书》是历史文化读物，以中国史为主，兼有世界史，作者就当下热点问题联系历史知识，分十个话题，进行讨论、述说、分析、评价，有封面故事、书林漫画等栏目，作者皆为名家。第一期的主要内容有：西汉军功集团的出场与退场、千般声色——中国笑话史连载、一个老狐狸的肺腑之言、战后民国政府反腐第一案等。阅读历史使人明智，回顾历史让我们读懂当下，每一个历史故事、每一位历史人物都或多或少影响着我们，走近他们，关注历史上的热点，了解真实的历史。

孙献涛编著的《竹书》是本社精心策划的一部历史系列读物。

书名来自一部古老的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取其尚未沾染“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亲者讳”习气的特点；又取其编年体史书的精神，“编年体”奉时间为圭臬，编旧年，也编新年。

《竹书》系列将不定期推出，每期有不同专题。

【时代解读】

最是人间留不住：《寓意草》与其他

【本期专题】

西汉“军功集团”的出场与退场

寒门子弟左思的蹉跎人生

九品中正制的前世今生

何怀宏谈“选举”

【史海寻踪】

太上皇的退休生活

战后国民政府反腐第一案

【专栏】

神兵天降、鬼兵地生

千般声色，万象归春

——《中国笑话史》连载之一

【书林漫话】

一个老狐狸的肺腑之言

——读《论中国》

萨维尼从巴黎来的信

二、死生，《寓意草》

不能仅仅把疾病当作隐喻。但疾病往往恰能担当一个时代世风与人性的象征意义——设若我们接受“共业”这一佛教观点，则一个时代流行之病当然就是那个时代气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例如据说肺结核作为“诗人的疾病”曾经风靡整个19世纪：现实的例子有济慈，幻象的例子有拜伦。在中国无独有偶的，该是动辄就咳喘作一团的大观园中的女诗人林黛玉。爱哭本身就是肺不好的表现，或说肺不好才爱哭呢，二者互为表里。

清代中叶吴门名医徐大椿(灵胎，1693—1771)《医学源流论》中专门有《病随国运论》，探讨宋末元初与明末清初两个特殊时期，时局朝纲与病情医理的亲密关系：

上古无论，即以近代言，如宋之末造，中原失陷，主弱臣驰，张洁古、李东垣辈立方，皆以补中宫，健脾胃，用刚燥扶阳之药为主，《局方》亦然。至于明季，主暗臣专，膏泽不下于民，故丹溪以下诸医，皆以补阴益下为主。

徐氏笔下的“至我本朝”，即回到他身处的“盛清”，则是“运当极隆之会，圣圣相承，大权独揽，朝纲整肃，惠泽旁流，此阳盛于上之明征也。又冠饰簪缨，口燔烟草，五行惟火独旺，故其为病，皆属盛阳上越之症”，据说的确有云间老医因此而“专以(黄)芩、(黄)连、知(母)、(黄)柏，挽回误投温补之人，应手奇效”。

这是痛定不痛之后清代顺民的说法。然若上溯“明季”的亲历者、当事人，仿佛彼时一朝药运又非单纯“补阴益下”一脉可囊括之。明末清初的江西名医喻嘉言，在其名著《寓意草》中，专意写到《论士大夫喜服种子壮阳热药之误》这一晚明怪现状，同样慨然论及世风与疾病之间根本毋庸置疑的联系：

盖今者雍熙之象，变为繁促。世运已从火化，复以躁急之药济之，几何不丧亡接踵乎!此道惟岐黄言之甚悉，但仕宦家不肯细心究讨耳。其云：凡阴阳之道．阳密乃固，两者不和，如春无秋，如冬无夏，是故因而同之，是谓圣度。  “世运已从火化”一句，语源中医学“五运六气”理论，讲究的是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十天干化运、十二地支化气等具体规律的应用。天道地气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人生天地中，人即受制于天地，又影响着天地，例如这助纣为虐的“种子热药”流行于世，对晚明政局能说没有影响?

古时医生对于患者的隐私权问题似乎没有那么敏感。喻嘉言这则医案中明白记载了“娄东天如先生”亦好此道。若无意外，斯人当即当时与后世均大名卓著的复社首领张溥张天如，按此医案，则张氏后来以伤风小恙竞至于不起，根本原因也在他素日喜欢服用“种子热药”，经年累月如此，导致虚火劫夺其阴、热极生风、酿成大患。

晚明朝野上下的乱局不必多言。秦淮佳丽与青楼随想至今都是国人耿耿于怀的“浪漫”。活生生见到此等记录在案的士大夫胡来的“病例”，老实话，很刺激。抑或“主暗臣专，膏泽不下于民”的局面，也是“热药”后遗症之一种，设若举国上下士大夫均好此道，声名遐迩于后此汗青的“文人结社”，竟而由一群狂服壮阳药的非正常男人组建——明朝不亡，天理难容；中国不亡，天理难容!

喻嘉言名昌，大约生于1585年，殁于1664年之后，甚或有人说他殁于1683年，但无论如何他的离世都是清朝建基(1644)至少二十年后事，关于他的生死之谜甚至学问根基、医学理论，难免如同著名的遗民傅山傅青主，带上同样浓郁的“世风与人性的象征意义”，尤其明朝覆亡的伤痛记忆。

喻嘉言被称为“清初三大名医”之一(另外两位为吴谦、张璐)，一如那个时代读书人应该有的科举出身，他中过小小的副榜贡生，却也曾以此身份“人都上书言事”——那个时代特有的文人燥烈，他同样也有过。阎若璩《潜剑记》“与戴唐器书”中，将他与钱谦益、黄宗羲(p明末三大家”之一)、吕晚村(他则成为雍正年间文字狱的重要人物)、魏叔子(禧，著名江右遗民)等人相提并论，可见其生前名流声望之重。但他医术精湛应该并非浪得虚名，所谓“治疗多奇中，户外之履常满”(《靖安县志》)。又因为暮年深感“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著书以教人，功在万里”，他名下的传世之作至少还有《尚论篇》、《尚论后篇》、《医门法律》等累累如珠。也许他那些貌似多余的文名、才名，只能证明“传统名医”——无论中西——西方的传统名医例如盖伦(Galen)，同样更是思想家、哲学家——的修养底蕴与知识结构如何不同于今时着重于修理肉身、还未必修得好的白衣天使。但这不是医生自己的错。在这样的专家时代，跨专业门诊在许多大型医院被明令禁止，这本身就是世风与人性的一部分。

喻嘉言亦曾短暂出家为僧，但后来他又还俗，据说“自儒而禅，自禅而医”，不知是否与明清异代之际大夫无路可走无家可归之后纷纷“逃禅”有关系。有些传闻说他“本姓朱，明之宗室”(《牧斋遗事》)则未免就是“晚明想象”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添油加醋，当不得真。明朝覆亡之后喻嘉言经常侨居常熟，与两朝斯文领袖风月总舵钱谦益(牧斋)甚为相熟，他后来即卒于钱家，同样信好佛法的钱谦益“以坐化龛奉之”、以僧礼殓之。

喻嘉言身后没有子嗣，也可能他根本没有缔姻，或者如同顾炎武那样，以“死不还乡”(喻是新建人)乃至拒绝生育的形式，以“家亡”来纪念他的“国破”。他有个姐姐嫁在靖安，于是遗骨后来被外甥迎回该地。因为医名大震，清代中叶逐渐流行表彰明遗民之后，江西的医士追认他是“明处士，隐于医”，又将其迁葬在南昌徐孺子墓侧。P4-7

不准·编年

许多原典都是从土里挖出来的。

西汉武帝时，热衷于对自家宫室拆迁改造的鲁恭王，命人推倒隔壁孔子旧宅的一面墙，一堆蒙尘的儒家经籍倾泄而出。这些躲过了秦汉之际连绵兵燹的古文典籍，引发了此后两千多年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虽然不能把每一次“古今之争”都简化为利益之争，但这些原汁原味的儒家先贤口水书，到了六经证我的经学家手里，无一例外地被改造成了射向论敌的枪弹，本已混乱的价值观，被解读得更加说不清楚。这种借古讽今的政论小把戏，一直演到了康有为那一代，康圣人炮制出一部《新学伪经考》，拐弯抹角地推行源自西方的君主立宪。

类似“鲁壁出书”的原典大发现，四百年后又来了一次。这一次，让依附于经学的史学得以另立门户。西晋太康年问，另一个武帝司马炎当政，一位名为“不准”(FOU BIAO)的盗墓贼，意外打开了位于汲郡(今河南汲县)的战国时期魏襄王大墓。大墓里竹简堆积如山，但不准只对金银珠玉感兴趣；墓室太暗，他便顺手点燃几片竹简照亮。几天后，没烧完的几十车竹简被当时的中央政府发现，司马皇帝组织专家抢救性发掘整理，一部十几万字的编年体史书穿越时空，《竹书纪年》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部尚未沾染“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亲者讳”习气的《竹书》，用触目惊心的史实，订正了《史记》对上古史事的曲笔和演绎。史学不同于经学的独立和尊严，长成在竹简所记血淋淋的史事之中。与菟罗填补秉笔直书的《竹书》相比，孔夫子别有用心批阅增删的《春秋》，确实是王安石所说的“断烂朝报”。也难怪文丞相要“留取丹心照汗青”，而非“甘洒热血写春秋”；用“竹书”代指历史，显然比“春秋”更准确一些。

《竹书》是编年体史书的滥觞。“编年体”奉时间为圭臬，在时间面前，任何强权暴政、孤家寡人都何足道哉，悲欢聚散、治乱兴衰都是过眼烟云。

从不准到现在，盗墓贼们从未停止工作，封土和巨石掩盖不了历史真相，再坚固的大墓也有可能在不经意间被人揭开盖子。忠实于时间的“竹书”，被越来越多的“不准”扔得满地都是；如果翻拣得仔细，有心人甚至能淘到一些洋玩艺儿。媒体报道，华东师大的沈志华教授花了一百万元人民币，从俄罗斯买来22000页前苏联档案。“前苏联的历史要被重写了”，看过这批档案的中国学者都这么说。摆在你面前的这一本《竹书》，就是想用这些新发现的竹片，做成一部重写的史书。多拼图，少演义，慢功出细活，_期接一期。

当然“重写”不是目的，“纪年”才是关键。

那么，所有的年，所有的旧年和新年都来吧，让我来编织你们。

此为第一卷之第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