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哲思录(精)》是杨义 “为了与中国文化智慧接续生命”的作品，探讨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以及文学与哲学的内在意义。杨义先生说，“赏心”既是心对文的赏鉴，又是文对心的赏赐。文因赏鉴而出彩，心因赏赐而神旺。“哲思”则可以破除和穿越俗世中锱铢必较的缠绕，直抵宇宙人间之本真。文学这盘大菜，需要哲学这勺盐，才能滋味尽出。

杨义编著的《文学哲思录(精)》是一本文化与学术随笔集。作者从历史氛围中走出来，把眼光投向远古的迷惘，又关注着眼下的变迁，从文学及至人生的诸多方面，有着深广的感慨和感悟。我们将从本书中听到作者对于历史文化的叩问和解读，也将感受到作者的思索和困惑。

第一辑 文学生命

 文学：生命的转喻

 还原诸子，解码文化DNA

 清学“三弊”

 鲁迅：经典与现实

 鲁迅的文化哲学与文化血脉

 保持传统和现代的优秀部分

 《天问》新解

第二辑 诗性情缘

 唐宋名篇朗诵缘何热而不衰

 李杜诗学的当代价值

 李白的醉态诗学思维

 毛泽东诗词的文化气象

 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情怀

 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与新旧体诗

 感悟思维与诗词创作

第三辑 更上层楼

 学术境界与研究方法

 博士后制度的文化战略意义

 博士后合作导师的责任与机遇

能在圣彼得堡大学与老师同学们讨论文学，感到非常荣幸。圣彼得堡是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城市，毛泽东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的进程。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留下文字记录的文学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由于地域广阔，不同的地域的民间想象、文人写作和官方采编，给它的文学注入了不同的文化素质和艺术风格。在两三千年以前的早期作品中，《诗经》代表着诗的黄河，《楚辞》代表着诗的长江，折射和转喻着民族国家早期开发的精神历程。《诗经》中不少诗是从北方民间采集来的，携带着民间的风俗和性情，却在编选过程中向中原王朝的礼乐文明靠拢。《楚辞》主要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文人创作，保留了南方的许多神话想象、巫术仪式和歌咏体制，启发人们去关注和吸收更多原生态的民间文学形式。这是中国诗歌的一大幸事，在《诗经》上升为“经”的地位之后，又在经外有经，以《楚辞》的首篇为《离骚经》。如此两个源头或“双经体制”，就打破了仅有一个源头的封闭性，呈现了既面向文人书面传统、又面向民间口头传统的多维的开放性，使士大夫文人敢于想象民间也存在着经典的可能性的源头，“式以风骚，仰陪天籁”(李商隐语)。

中国文学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对外国开放的传统。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就开通了跨越沙漠和高山的丝绸之路。公元1世纪印度佛教和西域音乐内传，引起了中国文学结构和门类深刻而丰富的发展。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一种知识系统、思维方式和艺术形式。梵文的拼音方式，启发和磨锐了用惯方块字的中国人对语言音韵的敏感和驾驭语言音韵的能力，使精神高度自由的唐朝诗人可以在声情俱美的格律诗上，创造了中国诗歌的魅力永久的高峰。中国最杰出的诗人是公元8世纪盛唐时代的李白和杜甫。杜甫诗是黄河文明的产物，他把诗歌的格律体制锤炼得非常精密和富有表现力，字字是血地融入了深刻的历史意识和批判意识。李白出生在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当时是唐王朝安西都护府的西陲要塞)，父亲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李白五岁迁居四川，也是丝绸之路起点上的一个物资集散地，后来二十四岁到四十岁他都在长江流域漫游，连他的妹妹(月圆)、儿子(明月奴、颇黎)的名字都带有胡地的味道。因此李白诗中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那种醉态淋漓的半神话性的生命体验，那种行云流水式的表达方式，都是长江文明和胡地文明的产物，或者说是借助这两种文明的气息改造黄河文明的诗歌的转喻性产物。盛唐文学的辉煌，是中国多地域、多民族的多元文明与外来文明意气风发地交融创造的结果。

从佛教的超自然的想象和深入世俗的宣讲仪式中，过滤、提炼和转化出小说叙事的形式，并与中国本土的历史叙事和世俗智慧相结合，开拓出自公元10世纪的宋朝以来在近千年间逐渐形成的小说强势，乃是中国文学走向民间，形成诗、文、小说鼎立格局的一项重大的创造。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传播媒介的变化给文学新格局的形成和拓展以强有力的支撑。公元7世纪的隋唐之际，中国出现了雕版印刷，到公元11世纪的宋朝，发明了活字印刷。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到了公元16世纪的明朝中叶，印刷术已经发达到了可以把不属于宗教信仰，也不是科举考试必读的小说书，转化成商品的程度。这一点很重要，它刺激了官僚体制之外的文人多方搜集说书人在市场上各显神通地表演的口头文学，提取精华，重新结构、发挥和创造，形成了明代最有影响力的四大奇书：《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这又反过来刺激了一批命运不佳，对社会、家族、人性感慨多端的文人，改造这种来自民间的小说形式来叙写自己忧患的内心，从而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写出中国最精彩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和长篇白话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文学的形式归根到底不是封闭自生的，它的媒介载体对它也有很大的制约作用，甚至左右着它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内而影响到它的结构形态和审美旨趣，外而影响到它的作者与读者的联系程度和可能。总之，对内的两个或多个源头，对外的开放性，以及科技物质媒介的多重推动，形成了中国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合力机制。

在座的老师们、同学们多是学习和研究中国语言，以及文学、哲学和文化的同行。什么是我们的文学这一“行”呢?回答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中国人的文学观就出现过三次非常重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孔夫子把他的优秀门生分为四个门类，叫做“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里的文学指的是文章、博学，文史哲混杂未分，是一种“杂文学观”。第二次是20世纪初年，中国人引进和接受了西方的文学观念，包括欧美和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德国浪漫主义的民间文学观，以及注重文学性的形式主义文学观，使文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对之进行内在的意义、结构、规律和外在的文化联系的研究。这可以称为受西方影响的“纯文学观”。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人的文学观发生了第三次极其深刻的变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饥不择食地引进大量的西方文学批评思潮之后，人们发现，西方思潮能够给我们丰富的新鲜的启发，但它们与中国实际存在的文学经验和文学智慧存在着严重的、有时是根本性的错位。如果不加变通地把西方模式套在中国文学经验的头上，就有可能删掉了中国文学中不少核心的、精髓的，或精彩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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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读文学只知流眼泪，会使人越读越糊涂；那么，读文学而能作哲思，就会使人越读越聪明了。哲思可以破除和穿越俗世中锱铢必较的缠绕，直抵宇宙人间之本真。因此，文学这盘大菜，是需要哲学这勺盐，才能滋味尽出的。

哲者思维，牵系着生命，由此形成了它的睿智而通透的品格。研究文学的人读书，脑筋应该比别人多一根弦，就是关注文字背后的人，关注人的生命存在。记得我曾经和上古史的一个研究会会长谈论如何“以礼解经”，破解《论语》编纂的启动过程，他拍案称妙，说你不但对材料随手拈来，而且材料一经过你的手，就有了魂。我说，这就是搞文学的人，把文学当“入学”，注意文字中生命的表达方式的缘故。史可以使文章有骨骼，文可以使文章有眼睛，文史融贯，哲思浮升，才有可能进入深层的生命内核。

理由无他，尽在乎文学对哲学最直接的激发点，是生命哲学。读文学而作哲思，只要思得灵动而深刻，往往容易使哲学带上生命的色彩。文思与哲思的结合处，需要生命给它们结上可拆解，又难以拆得开的神秘扣子。这本是中国智慧和思维的特长，文学的哲思推究原始，就联系着中国文化的根。生命哲学的使命，是以生命形态和生命过程作为关切重心，而展开哲学的叩问与思辨的。中国人从《周易》开始，就关心生命哲学。这部“天书”反反复复地告诉人们：“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它把自己称为《易》的本质，都交给“生生”了。生命的发生或存在，证明了天地的道德是非常广大的，因此有“大生”焉，有“广生”焉，二者是乾坤开阖运行的过程和效应。尤其是“生生”一语，它意味着生命接续生命，生命推动生命，生命更新生命，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生生不息，从而将整个宇宙人间变成有机而充满活力的生命形态和生命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于文学，贯穿于人文，“人文化成”就是“生生”在精神文化上的体现。为了与中国文化智慧接续生命，在检阅近二十年来百余篇短文、答问和讲演文章的时候，我特意遴选一组文章，命名为《文学哲思录》。

孔夫子早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文学所要做的，是在思之中，强化哲思。晋朝的陆云也曾诡“澄鉴博映，哲思惟文。”文学的哲思，就像澄明的镜子，映照广博的天地，荡漾着生命的光影。障碍存在于文学书写，往往把活泼泼的生命，转换为方方块块的文字，躺在纸面上，任我阅读，它却纹丝不动。令人不得不把卷兴叹：如果书能够在开卷时开口说话，那该有多好，书一开口就会向你倾诉那些被文字装饰或掩埋起来的生命的喜怒哀乐，直至精神深处细微的震颤。然而如庄子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可是庄子会做梦，要让生命在梦中发言，他由此成了先秦诸子中做梦做得最适意的第一人。他的梦中，翩翩然飞出了中国文学一群又一群的蝴蝶。在诸子中，庄子的祖师爷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没有梦字。跟庄子同时代的孟子，他虽然姓孟(孟、梦同音)，但是《孟子》三万四千字，一个梦字也没有。《论语》有一个梦字，就是《述而篇》孔子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做的是政治梦。庄子则不然，他最有名的梦是“蝴蝶梦”，《庄子·齐物论》说：“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总共写了十一个梦，他思考着，到底做梦的时候是真的呢，还是醒过来的时候是真的?这真实的分界，生命的分界在哪呢?庄子做的是生命体验的梦。他聪明伶俐到了有点发傻发怔：到底是庄周梦蝴蝶呢，还是蝴蝶梦庄周?万物就在这种如沐春风的境界中，相互化生着，化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入之间浩浩茫茫，四无涯际的生命交流。

庄子是以天真无邪的赤子之心，体验自然，激活自然的生命的。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自得其乐地跟天地精神玩耍，又顽皮，又幽默，又反讽，玩得个如醉如痴，神魂颠倒。只要了解庄子出生在从楚国流亡到宋国的一个破落的贵族之家，寂寞地寓居在一个草木蒙茸的沼泽湿地，你就会明白，庄子与天地精神交融无间的思维方式从何而来。那不是从家门到校门凭着者，决非单是前世纪末法兰西诗坛的一派所曾经标榜的主义，凡有一切文艺，古往今来，是无不在这样的意义上，用着象征主义的表现法的’。”这部译作，一经鲁迅用作大学讲义，遂在文学界造成了以生命哲学解释文学的浪潮。

鲁迅的《野草》所呈现的，是思想中的思想，文学中的文学。有了这部薄薄的《野草》集，就足以标示他对生命哲学的感觉，简直是旷世卓绝。他在文体上融合散文与诗，在功能上打通散文诗与哲学，其中似乎带有禅宗的机锋，却又潜伏着文明批判者的生命热力。禅宗、李长吉、尼采、波特莱尔、屠格涅夫，都消融在奇异的意象组构之中。他写梦、写死、写地狱，玄幻及于死火，细微及于落叶。这些都是只有思想的游丝、神经的末梢，才能达到的既荒远、又逼近的世界。捉住这些绝境、这些游丝和末梢，是艰难而痛苦的，但是它又会给你的“捉住”带来大欢喜。看见过诸多大欢喜，也看过了多少痴人说梦、妄人说死、判官说地狱，碎金散珠，星星点点，都是鲁迅从生命深处呕出来的哲学。鲁迅那支金不换的毛笔，犹如犀利的解剖刀，甚至是激光刀，是可以疗治“心灵眼睛的白内障”的。

在20世纪的生命哲学思潮中，不应该忘记“散步美学”的提倡者宗白华。他敏锐地指认出中国生命本体是“生动”，有别于西方哲学中的“运动”，认为“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界以入于有机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

 ‘美’的源泉”；又剔出“中国画的主题‘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伏羲画八卦，即是以最简单的-线条结构表示宇宙万相的变化节奏。后来成为中国山水花鸟画的基本境界的老、庄思想及禅宗思想也不外乎于静观寂照中，求返_于自己深心的心灵节奏，以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宗白华懂得西方，但他更珍惜东方文化的生命感召。他反观着这“文化的自我”。

至于述及“文化的自我”的反观，这就要涉及本书的最后一辑“更上层楼”了。我们已经有了博士后制度，有了博士后导师，严密的科班训练使学问日趋专精，但是否磨锐了文化哲思的生命感觉?这是需要反观自省，以求淬炼出闪闪发光的创新能力，做到学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或“百尺竿头，懂得转身”，使我们的文化智慧能够像庄子那样飞出蝴蝶，如李白那样绽开花朵。唯有如此，才可能在诗与哲学的对质和融合中，激发出生命的创造。如何激发生命?还是翻开《说文解字》吧，从文字的发生和构成上，窥探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也许能够得其精微。《说文解字》对生命解释得相当朴实：“生，进也，象卿木生出土上。”既然我们拥有生命，就不应该任随它冷冻在心中，而要不断升温进取，哪怕像一根小草，不妨生长出土，给人类带来春天的喜悦。就如韩愈诗所云，尽管“草色遥看近却无”，却不妨趁着“天街小雨润如酥”的时节，给人们带来“最是一年春好处”的赏心悦目。

2014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