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出版史，作者较为关注的是图书审查制度。从弥尔顿到马克思，都留下了抨击这一制度的广为人知的檄文，就因为它是禁锢思想，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极具破坏性的力量。但因此，也就有了地下出版物。从《圣经》到《百科全书》，都有大量盗版和违法运送的行为发生，直到上世纪末苏联东欧的“萨米亚特”。这里选入先前写就的几篇文章，以见出版史上的一点故实。

而本书所选的书评，大部分是批判纳粹德国及苏联东欧极权主义的论著和文学作品。在20世纪，极权主义极具影响力，它以现代性的形式，集中揭示权力与自由的冲突。在反抗极权主义的著作家中英国的奥威尔最可敬佩。他声明“为政治写作”，斗争是自觉的，坚韧的；作品充满预见性，有深度，有一种雷电般的撕裂的力量。

《书的身世(精)》系“微阅读大系·林贤治作品”之一种。

《书的身世(精)》系“微阅读大系·林贤治人文精品”系列之一种，收录关于书的“前世今生”文章若干篇，肯定了其在传播思想、反对专制、促进人咧文明进步中可起的作用。主要篇幅包括：《盗版与地下印刷》、《苏联东欧的地下出版物》、《奥威尔：数的命运》等。

人类出版史上沉重的一页

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毫无用处的……——马克思

人类走出蒙昧，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一种创造物，那就是书籍。书籍不但记载史事，人物，各类知识，重要的还有不安分的思想。因此，历代的权力者，只要意在维护酋长式统治，就必然因对思想的嫉恨而禁毁书籍。书报所以需要检查，而且进一步制度化，就是建基于这样一种意图之上，而沦为反对人类成熟的最现实的工具的。

近些年来，坊间出现过少数几部介绍禁书的书，也有少数几部关于文字狱的书，其中牵涉到禁书的命运；但是，把禁书纳入检查制度，并且同政治文化制度联系起来加以阐述的书，至今不多见。沈固朝先生的著作《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虽然略感单薄，毕竟填补了出版界的一块空白。

书报检查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公元前古希腊时期，雅典当局颁布禁止讽刺他人的法令，从文字到讽刺喜剧，都包括在内。其实这是一个管理问题，而非控制。书籍控制及检查，源自思想统治的需要；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权力—信仰危机的产物。哪怕权倾一时，神经过敏的统治者仍然意识到潜在的危机，及至面临崩溃的末日，则从一般的控制发展到疯狂的镇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权力者从本质上说是虚弱的。他们称文字为“黑死病”，比子弹还厉害的“纸弹”。意大利那不勒斯当局针对一位被捕教授的起诉书说：“人类最可恶的三大敌人是：笔、墨水和纸。”教皇成了“惧书者”(bibliophobes)。当基督教成为“国教”，取得世俗社会的控制权以后，就开始打击异端；在漫长的中世纪，教权炙手可热，对书籍的禁毁已经扩大到了相当的规模。《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封面 1309年，巴黎禁毁了三大车犹太教典籍；西班牙于1490年1933年5月10日纳粹在柏林焚书焚毁了一座藏有六千卷书的藏书楼；至1596年，意大利仅克雷莫纳就焚毁了一万二千册书。焚书在中世纪十分常见，异端分子也动辄被烧死，如布鲁诺。在此期间，教皇多次下诏禁书，然而毕竟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比较制度化以后的劫难，所有这些，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一书认定，在十六世纪以前，欧洲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书报检查制度。查禁作为一种制度，是随着书籍数目的剧增和思想的广泛传播而产生的。这时，大学建立起来了，知识和思想的需求量增大，印刷术的发明代替了手工抄书。扩大的图书市场对权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印刷商居然可以说：“只要有二十六个铅字兵，我就可以征服世界！”为此，统治者必须建立专业性的书报检查机构，并使之同所有有效的工具和手段相协调，连结成严密的大网，从而把具有危害性的思想文字悉数消灭于有形与无形之中。

在中世纪，书报检查由各地主教会的宗教裁判官组成的机构进行。在王权取代教权之后，这样的检查机构则由酷吏，一般官员，以及个别专业人士组成。尼古拉一世时，检查机构竟多达十二个类型。这种机构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权欲熏心，不学无术者，余下便是听命惟谨的奴才，因此，所谓检查也就注定是无知、愚蠢、横蛮透顶的行为。他们奉命制定或公布禁书目录。这类目录，有的是教皇亲自制订的；1571年庇护五世还曾下令设立“禁书目录部”，专司有关书目的编纂和禁例的制定。先是禁内容，后是禁作者，只要作者被确定为异端分子，他的所有著作都得被列入禁书之列。因人废言，比比皆是，随意性很大。对于各类禁书目录，《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一书所列甚详。每公布一次禁书目录，都意味着对图书馆的一次劫洗。书中援引作家拉蒂努斯1559年写给他的朋友的信说：“在许多书离我们而去的年代里，为什么还要再考虑写新书呢？在我看来，至少在未来的几年里除了写信，没有人再胆敢动笔了。刚刚出版了一部目录，列出不允许我们收藏的书，否则会遭来绝罚，它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尤其是德国出版的，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留下来的了。”纳塔利?科姆斯写道：“到处都是烧书的大火，这情景使人想起了特洛伊之焚，无论私人图书馆还是公共图书馆无一幸免，有的馆几乎空了……。”大约因为出版业的发达，焚不胜焚，统治者十分重视出版前检查；像托尔斯泰著名的小说《复活》，经过五百多次修改才得以出版。对印刷的控制特别严厉。1542年，教廷恢复异端裁判所，翌年即规定所有图书的书名页须印有主教授予的“准印许可”，未经教会同意，任何书籍不得印刷。英国查理……

P1-5

编后记

几十年来读书，编书，写书，对于书的构成，成书过程，以及书的流布，自忖有几分了解。近些年来，科技发展神速，电子书代替纸质书，网络书店代替实体书店，这样的趋势已然变得无可阻挡，令许多文化人甚至时尚媒体人也不由得慨然兴叹。我不谙电脑，自然读的纸质书，但也并不太在意于如此颠覆性的局面。在我看来，前者毕竟是后者的延长，不过作形式上的变化而已；少说再过百年，还得有书，有书的买卖。因此，其间重要的是书自身命运的变化，就是说，要看书是封闭的，残缺的，单一的，还是开放的，完整的，多样的；由书带动的两端，即作者与读者，他们被置于怎样的一种空间之内。

阅读出版史，我较为关注的是图书审查制度。从弥尔顿到马克思，都留下了抨击这一制度的广为人知的檄文，就因为它是禁锢思想，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极具破坏性的力量。但因此，也就有了地下出版物。从《圣经》到《百科全书》，都有大量盗版和违法运送的行为发生，直到上世纪末苏联东欧的“萨米亚特”。这里选入先前写就的几篇文章，以见出版史上的一点故实。千百年来，图书业的发展未曾到权力为止，自由应当是最终的。

我断续地写过一些书评，介绍的大抵是翻译书，欧美方面的书。其中，属政治历史社会的居多，文学的少。我觉得，对中国读者来说，观念重于辞章。从鲁迅到董乐山，他们的翻译工作，就标示了一个清晰的路向。而本书所选，大部分是批判纳粹德国及苏联东欧极权主义的论著和文学作品。在20世纪，极权主义极具影响力，它以现代性的形式，集中揭示权力与自由的冲突。在反抗极权主义的著作家中，英国的奥威尔最可敬佩。他声明“为政治写作”，斗争是自觉的，坚韧的；作品充满预见性，有深度，有一种雷电般的撕裂的力量。

最后选入为几本书做的序文。其中，我想说的也无非是：启蒙是重要的，记忆是重要的，每个人都有责任为自己的时代作证，如此一类常识性的话而已。

坊间关于书的书，所见大多轻巧，悠闲，有趣。相比起来，我的这本小书未免过于笨重了一些，不太符合“书话”的轨范。但也没有法，倘若还有一点写的热情的话，还是这么写下去罢。

2014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