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豆米，女，1957年出生于云南昆明，本名张丽萍。高中毕业赶上最后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知青两年返城工作。在国营企业做了九年企业报编辑之后，于1989年辞去公职走上自由撰稿人之路。《粉墙青瓦(精)/老昆明碎片》与作者写的民国时代居住这一带的政坛名流和中国文化大师们的《老昆明碎片：北门先生》一书构成姊妹篇。

黄豆米著的《粉墙青瓦(精)/老昆明碎片》写的是昆明明清建筑的老城消亡前北门一带历史印迹和市井记忆，上至清初南明小王朝和孙髯翁遗迹的前世，下至百姓的大杂院时代的今生。作者在消失了的这片故土上寻找带有胎记的碎片，以记忆里丰富细腻的生活场面和遥想中的历史细节，拼凑一幅数百年的残缺街景，以期留住一座城市粉墙青瓦四合院和小巷间流过的一条人情世故的支流。

自序

法国人镜头里的老昆明

北门北门

斗虫虫与过城门

逼死坡上之生死

孙髯翁墓前

咒蛟台上

最后一次泊船的大观河上

“风和日丽”的公堂

昆明1943：抗战大反攻前的悠然

又“见”萧乾在昆明

老马地巷记

小巷流水

小巷炊烟

在北门街居委会的外婆

布鞋底上的市井人生

天伦之鞋

一生化成一句叹息

零碎境界

一只旧木柜

过年见山茶

七月圆通寺

父亲的“公有制”记忆

父亲的上海公交月票

昆明人生活里的花·针线活

女人端午

妈妈的舞鞋和白手套

母亲的终身大事

母亲的花开在那个时候

家有微草

能不忆“高峤”

跋一：我和父亲与《老照片》

跋二：外婆身后

法国人镜头里的老昆明

中国近代史上有第一张照片，是法国人达盖尔发明摄影技术后第三年即1842年，一位英国人拍摄的广东道台。此后半个世纪里，中国封建王朝的大门虽然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洋人洋货长驱直入，但照相技术的跟进，缓慢得皇宫贵人般迟迟不来，这期间洋人拍摄下的中国镜头也就凤毛麟角。

殖民者均从海上来，按常理，随着他们的足迹而拍摄记录下的城市，应该是飘扬各国国旗船只的沿海港口城市。不想事情反着来，被他们全方位拍摄下来的城市，竟然是偏僻得不能再偏的西南一隅的昆明。云南与法国殖民地的越南山水相连，这位殖民者哪有不觊觎“家”门口领地的道理，首先把铁路从越南河内修建到昆明，现在人们都知道这条滇越窄轨铁路是中国最早的国际铁路之一。法国人毕竟是照相术的发明者，领先掌握着这项技术和拥有照相器材，他们把铁路都修进昆明来了，手中的照相机，顺理成章对准了火车终点站的昆明。法国殖民者为修建滇越铁路与中国协商，负责协商的是法国驻滇总领事奥古斯特·弗朗索瓦，这位憧憬着新世纪开发云南新殖民地宏伟蓝图的总领事，是个摄影发烧友，与他同时期和稍后来到云南的一批法国殖民先行者们，也像他一样爱拍照爱到发烧，他们由越南进出中国，昆明是中转站和根据地，于是，在这座城市里所能见到的，全被拍摄下来。没人统计过他们拍摄昆明拍了多少张照片，他们后来捐给自己国家各类博物馆和本国机构收藏下来的照片，已达四千多幅，其中奥古斯特·弗朗索瓦的1600余幅照片分别收藏在法国吉迈亚洲艺术博物馆和“奥古斯特·弗朗索瓦协会”。20t世纪初的中国城市，留下影像的屈指可数，昆明就这么偶然地留存下那么多照片。现在的昆明人观赏这些自己居住城市百年前的照片，形如看到传说中的先人一样。

封建王朝时代，云南是朝廷贬官流放充军地，这些人当中，杨升庵被贬得最惨，永不许回京都甚至原籍，可这位明朝失意诗人的眼中，蛮荒的云南很美，昆明被他用“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诗句一写，后来人对昆明印象，天天是春天。昆明城在外地人眼中是座春城，在古时昆明人和现在活着的老辈人眼里，只是“四周六城”。过去我不明白老人们为何这样称呼，看了弗朗索瓦等法国人百年前拍摄下的昆明照片，才听懂了他们挂在嘴边，只存活于他们那一代人的词汇“四周六城”，原来是前一两年才基本拆除，拥有500余年历史的明代砖城，我们这代人虽然生长其中，因城市巨变早没了原样，哪里听得懂什么四周六城。几天前舅母向我父亲诉苦，正好用上了这个即将消亡的俚语。舅母说我舅父在世时不管家：“他一起床就‘四周六城’地走了，晚上还要看场滇剧才摸黑回家。”看照片再听老人这么一说，感觉没有比四周六城这词儿，能把这座城池一笔勾画尽的。  “四周六城”是怎样的呢？中国人寻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对应共处的思想，强烈存照于讲风水的古建筑上。四周六城的昆明城就是一座“龟蛇相交”的城池。建城一千多年的昆明在历史上有过两次重大修筑，一次是元代，在昆明设云南行中书省，行政中心由唐宋时期的大理，迁移到昆明，设置昆明千户所，“昆明”正式成为城市名。第二次在明代，明洪武年间重建成一座砖城(图①)，筑城墙的砖每块重达10余公斤。因城位于长虫山即蛇山余脉的山麓，著名的阴阳学家汪湛海把城池设计成龟状，龟与蛇相接，方可生帝王之气，于是城开六门，门上有城楼，亦即昆明老人所说的四周六城。南门是龟头。北门为龟尾，龟尾动才有生气，因而北门的内城门向北，廓门朝东。龟之四足分别是大、小东门和大、小西门，龟足起动，故而大西门和小西门的内门向东，外门向南；小东门的内门向西，外门向南；只有大东门(图②)，其内外门一致向东，因为八卦中东方属木，木宜伸，忌曲折。

昆明白元代起虽然成了云南的政治中心，还是一座边隅之城，与京城反着来：元代尚武，昆明城只把一部分不重要的商业街区划出城外。明代重商，昆明城却把商业中心的三市街也甩出去，即整个商业区移到城外，城内仅有官府衙门、兵营和几座寺庙祠堂，墙高城固，环城有护城河通舟楫，深宫似的。城外是百姓与商家，达官贵人们还是要跑出郊外建别墅豪宅，像那句流行语所言，“城里的人要出来，城外的人要进去”，所以每天下午5时城门外一声炮响，东、西、北五道城门关闭。晚上9点“睡炮”二响后，南门关上，10时最后一炮响，全城禁止通行。P1-4

我写作二十多年所出版的书，没有一部与自己的生长地和父母有关。2001年我在北京出版的一本书热销，昆明新华书店上市此书搞活动，我把父亲请去活动现场，父亲约了他最亲近的侄女即我大表姐同去。不知表姐是在哪点上被触动，事后正儿八经地建议我写写自己的父母：“你应该写一本你的父亲母亲的书。”我笑而不语，心想真是外行人说话，我父母那样平凡普通，写什么？不料十年后，我竟然一头扎进“外行人”的倡议里，如饥似渴，耗去五年时光。

2005年父亲病故，200'7年母亲离开人世，接连失去双亲的痛楚和失去过程中一次比一次深的愧疚，使我整个身心沉湎其中不能自拔，心碎得碰都碰不得，一碰就成粉末似的。母亲走后第三年我确信父母真的走了，要留住萦绕我身上的他们快散尽的余温和快没了的气息，必须尽快动笔，存进文字里与我永不分离。接踵而至的丧亲之痛，令我不可遏制地写起我那草一样伏在大地上的渺小平凡的已故亲人。这种痛让我睁开另一只我不知道的眼，从习以为常当中猛然见到了永恒的一面。

不仅生养我的亲人们全走了，老家也从地上消失，老家的彻底消失和我对此麻木不仁，加重了失亲之痛。因为等到终于会想老家，渴望回到与亲人们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地方重温旧梦时，什么都没有了，老家的房子和老家所在的街道已在多年前荡然无存，这才意识到老家于我个人意味着什么。在老家，父母结婚生儿育女，外婆把我和弟弟带大并且祖孙仨形影不离十多年；在老家，我的两个姐姐哥哥夭折，外婆寿终正寝；在外婆永远睡去的房间，我结婚安家；老家的屋子还另外安下了外婆的嫡孙一家，外婆人生最后几年四世同堂，虽然住所没有所谓的堂……为老家送终的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把木格子门合上，上了锁，不同的是，钥匙不是自己拿着，是交给了搬迁验收的人员。一交出钥匙，家门立刻被糊上了写着大红字“拆”的封条。那天我身上的挎包里不再有老家的门钥匙，却好好放着两样东西，一样是已停止使用几年的我的北门街粮店购粮本，一样是继续生效的我的北门街户口簿和身份证。这两样东西于我而言，双亲在世时它们是我生存的必需，双亲一走，只有它们能证明我从哪里来，从小到大每天吃些什么。明白了自己从何来，也就明白了往哪里去，也就明白了有些事是生前带来今世必须完成的，所谓的使命。

于是手中的笔从思念写起，下去之后却由不得我了，笔触越伸越远，越展越开阔，父母不再是我一个人的，已经是人生舞台上的一个角色，时代的一个缩影和象征，顺着他们这根藤，我次第触摸到了祖辈的脉动，接上了我生长地的历史脉络，走进了梦都不会去梦的民国时代老家街上声名显赫的政坛人物和文化大师们的世界，逼得我不得不同时写作另一本长篇散文《老昆明碎片：北门先生》，去装扩展出来的内容。这才发现，印着我胎记的地方有座宝藏，悄悄为我打开宝藏门的，正是住在天上的父母亲。

而原本只打算为怀念而写的这本书，实际成了一本以我作古的亲人为主线，把家事家史当一座城市史来观照，讲我老家一带五百年往事的老昆明的书，所以把以前发表过的相关散文和近年写作发表的散文合成一集，取名《老昆明碎片：粉墙青瓦》。此书只有14万字，事儿却写得老远，起因还是怀念。父母初到昆明北城门里安家生根时，明代建的城墙和城门都还在，民居清一色的明清建筑四合院。几年后开始拆城墙，扒得只剩圆通动物园里的一段留做城墙遗址。1998年老城改造，明清建筑彻底拆除，之后几年父亲病故。父亲去世前重病的一年多里做了一件让我体味不尽的事，即他拿我弟弟淘汰多年几乎照不了什么的“傻瓜”相机去动物园给明代残墙拍照，夏天拍了一张，来年春天又拍了一张，秋天里人就永远走了。我清楚父亲的这点儿心思，所以这本书以《法国人镜头下的老昆明》来开篇。我和弟弟都在母亲做了十年女工的那家医院出生，医院旁边是明永历帝殉国处，大明王朝在此彻底了结，为了这生生死死的循环，得写写这位倒霉透顶的末代皇帝。围在明城墙里的昆明城池几百年间发生的顶大的事，永历帝之外，莫过于从一座边塞小城变成中国抗战大后方的这段历史，这时期流亡昆明的萧乾于半个世纪后成了我的恩师，最巧的是他住的那条街正是我老家的街。新中国成立后，外婆在老家街上做了几十年的居委会工作，整条街的旮旮旯旯都是她的脚迹窝，我自然从小熟悉街上的每座院坝，现在得以从容回顾。外婆故去二十五年我开始回首，才知道外婆那里有关老家街道的第一手素材于我多么珍贵，但都被老人家带进坟墓了。总之，就这么时空交错的一路写下来，在我老家的旧街陋巷大杂院的平民百姓生活这里达到高潮并落幕。愿写下这些以补我年轻时的无知。

年轻时，我像扔掉一件破烂．

看着

钢铁巨爪下，老家老街纷纷瓦解，

斧锯声中，倒地的大树堵塞巷子。

我踏着树和瓦砾走过时。

旋即回想这底下，自己和相辈

生活的某个片段，

头也不回，离开得最好忘掉故地。

待知回头，两鬓华发，故地人非物非，

只能到最后一眼里的废墟上，拾些

记得的石头土坯木头砖瓦，

砌座粉墙青瓦的四合院，

铺条青石板的小巷；找一根

记得的残枝来插青，

栽成大树。

这就去喊，魂回来。

因失去而有距离，因距离而有这本书，有了心灵的回归地，是残酷了。大概这是回归的代价。  2015年3月23日

外婆身后

此书遍布着一个人的足印，这个人就是我那大字不识的小脚外婆。她作古整三十一年了，经过这么多时光流水的打磨，她在我脑海里的身份变得不只是我的亲人，已经形而上成了一种代码，因为写她时，明显感觉是在写她的时代；写以她为主体的我们的小家昔日时，感觉是在写同时代的昆明人往事，她仿佛成了她所生活时代的昆明市井和老家街上的普通人化身，所以几年前酝酿写作时取了个《外婆的北门街》的书名。后来随创作的深人才定名为现在的书名。既然如此，非常需要谈点书外话题，以此机会感激那些刊发我写外婆文章的编辑们。

外婆活着时我还不会写作，她老人家去世第三年我写了篇题为《忆外婆》的散文，就是这篇非常幼稚的千字文，开启了我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这几十年来我都在断断续续地写外婆，梳理完所写的几篇文章，发现个现象，即几乎篇篇受到青睐。第一篇《忆外婆》写于1988年，那年我在工厂上班，工余上文学讲习班，当中写了这篇小散文投给《春城晚报》。不几天就见报，还放在正中位置。文章见报当天所发生的戏剧性一幕，成了我人生的大转折：我在工厂的具体工作是办厂报，那段时间写了份如何办好厂报的调查报告，拿去《云南日报》投，编辑当场看了说不对他们报纸的路，让我找某中央新闻单位驻云南记者站，去那里投稿试试。我一路问着找去，顺道在报刊亭买了份刊登有《忆外婆》的晚报。找到记者站，向接待我的记者递上了我的调查报告，最后还拿出晚报给对方看。后来这位记者成了我丈夫，他说初次见面读到《忆外婆》，我在他心目中留下了好印象。《忆外婆》实际上是牵线媒人这事，我一直没对编发文章的编辑费嘉说，如今可以当作命运的玩笑让费嘉一乐，却已阴阳两隔——2014年他在《春城晚报》副总编位置上猝然病殁。既然由不得人，还可以在此对他早逝的英灵说句话：老费——老少都这么亲切地叫你老费，你初当编辑编的副刊“山茶”，是我的文学摇篮，我第一声幼稚的啼叫就是《忆外婆》。

有一年我想外婆想得不行，写了篇好几千字题目叫《七月圆通寺》的散文寄给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出乎我意料，文章上了头条不说，还分两天刊载了全文。恩师萧乾在北京家中读报读到文章后，专门写信来鼓励我。

工人日报“星期刊”的刘建民也是一位让我感动的编辑，我们仅一面之交，见面时说过句淡得说过就忘的话，而且这一面之后至今七年都没再见过，可是我自那时起给他负责的版面投稿，一投几年，直至他调离副刊岗位。我投去的所有稿件中，他最看中我连续写我外婆的散文，不是刊发头条就是放在版面上的招眼处，每次都让我内心热流涌动，不以故人的名义不足以言谢意。

写外婆的文章受欢迎，把外婆相片第一次拿出来投杂志更出乎预料——上了《老照片》杂志，而且是用整页篇幅刊登。我从刊载在杂志里的外婆相片上端详她老人家，好像在看一位公众人物，发现这位老奶奶的发式衣着，神态气质，与背景上的四合院天井景物吻合极了。心想：看着这样的旧式老奶奶所想到的民居，还会是什么，只会是粉墙灰瓦的中国明清建筑，不知编辑是否同感才那样处理照片？我从这里受启发，才取了本书书名。清光绪三十二年即公元1907年农历八月十四，外婆出生在滇西古镇黑井一座普通人家的小院，十八岁嫁李家，在李家三进院的大宅里生活二十余载，解放初背井离乡上昆明定居，在北门街老马地巷1号这座有十余户人家的小四合院里度过后半生，于1985年1月27日寿终正寝，享年78岁。因外婆老来几番嘱咐，她死后不回家乡要埋在昆明，所以父亲在北郊上庄的长虫山坟地，选了个俯瞰山下极目天边的地点安葬外婆。昆明虽是生养我的地方，但都不是父母的故乡，所以我对这座城市有明确的认同感，始于长虫山上有外婆坟茔的那一天。外婆是第一个在这座城市安息下来的亲人，有祖辈长眠的地方，让人感觉有根。这根在一个人内心土地上终归要长出一棵独一无二的树。于我而言，没有从外婆这里始生的根，就长不出这棵一树两枝——《老昆明碎片：粉墙青瓦》和《老昆明碎片：北门先生》这两部书——的大树，谨以此“树”纪念外婆萧凤珍110周年诞辰。

唐贵明是这两本书的责任编辑，没有他数年来一如既往的首肯，依我个人的胆量，问世的可能是一本关于老昆明北门的七拼八凑的书，不会是这两个印下我胎记的完整“碎片”。

书成之际追溯自己何时自觉起关于童年生活的话题，原来，缘于杨宇伯这位既是老街坊又为大学同窗的约稿，他在省委党校的校刊任编审开始编辑老昆明的书持续至今，十多年间编辑出版了好几本，因他邀约，我十五六年前第一次回忆，写下老家小巷的三篇系列散文，随后几年回忆老家的文章也就多数刊发在他编辑的书里。没有这个当初，就没有今日，甚是感激。有意思的是，我与这位街坊儿时不认识，成人相识时已不再是一个街坊上的人，皆成那个街坊曾经的过客。

最后感谢原《奥秘》画报社社长高崇华女士，她在我母亲

老家黑井小镇为我拍摄下了书里的作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