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上自习，忽然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学生装的新学生，还有一个小校工，端着一张大书桌。正在打瞌睡的学生也醒过来了，个个站了起来，仿佛功课受到打扰似的。
校长做了个手势，要我们坐下，然后转过身去，低声对班主任说：
“罗杰先生，我把这个学生交托给你了，让他上五年级吧。要是他的功课和品行都够格的话，再让他升高班，他的岁数已经够大的了。”
这个新生坐在门背后的角落里，门一开，谁也看不见他。他是一个小乡巴佬，大约有十五岁，个子比我们哪一个都高。他的头发顺着前额剪齐，像乡下教堂里的歌童，看起来又懂事，又不自在。他的肩膀虽然不算宽，可是那件黑纽绿呢小外衣一定穿得太紧，袖口绷开了线缝的地方，露出了晒红的手腕，一看就知道是卷起袖子干惯了活的。浅黄色的长裤给背带吊得太高，露出了穿蓝袜子的小腿。脚上穿了一双不常擦油的钉鞋。
大家背起书来。他竖起耳朵来听，专心得好像在教堂里听传道，连腿也不敢跷，胳膊也不敢放在书桌上。两点钟下课铃响的时候，要不是班主任提醒他，他也不知道和我们一齐排队。
我们平时有个习惯，一进教室，就把帽子抛在地上，以免拿在手里碍事，因此，一跨过门槛，就得把帽子扔到长凳底下，并且还要靠墙，掀起一片尘土，这已经成为规矩了。
不知道这个新生是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一套，还是不敢跟大家一样做，课前的祷告做完之后，他还把鸭舌帽放在膝盖上。他的帽子像是一盘大杂烩，看不出到底是皮帽、军帽、圆顶帽、尖嘴帽还是睡帽，反正是便宜货，说不出的难看，好像哑巴吃了黄连后的苦脸。帽子是鸡蛋形的，里面用铁丝支撑着，帽口有三道绲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皮，中间有条红线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帽顶是多边的硬壳纸，纸上蒙着复杂的彩绣，还有一根细长的饰带，末端吊着一个金线结成的小十字架作为坠子。帽子是新的，帽檐还闪光呢。
“站起来。”老师说。
他一起立，鸭舌帽就掉了。全班人都笑了起来。
他弯下腰去捡帽子。旁边一个学生用胳膊捅了他一下，帽子又掉了，他又捡了一回。
“不必担心，你的王冠不会摔坏。”老师很风趣地说。
学生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可怜的新生更加手足无措，不知道帽子应该拿在手里，还是让它掉在地下，还是把它戴在头上。他到底又坐下了，帽子还是放在膝盖上。
“站起来，”老师又说了一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口里含了萝卜似的说了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
“再说一遍！”
新生还是说了一个稀里糊涂的名字，全班笑得更厉害了。
“声音高点儿！”老师喊道，“声音高点儿！”
于是新生狠下决心，张开血盆大口，像在呼救似的，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叫道：“下坡花力！”
这下好了，笑声叫声直线上升，越来越闹，有的声音尖得刺耳，有的像狼嚎，有的像狗叫，有人跺脚，有人学舌：“下坡花力！下坡花力！”好不容易才变成零星的叫声，慢慢静了下来，但是一排板凳好像一串爆竹，说不准什么时候还会爆发出一两声压制不住的笑声，犹如死灰复燃的爆竹一样。
老师只好用罚做功课的雨点，来淋湿爆竹，总算逐渐恢复了教室里的秩序；老师又要新生听写，拼音，翻来覆去地念，才搞清楚了他的名字是夏尔·包法利，就罚这条可怜虫坐到讲台前懒学生坐的板凳上去。他正要去，又站住了。
“你找什么？”老师问道。
“我的……”新生怯声怯气地说，眼睛左右张望，心神不定。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老师一声令下，就像海神镇压风浪一
般，压下了一场方兴未艾的风暴。
“都不许闹！”老师生气了，一面从高筒帽里掏出手帕来擦满脸的汗水，一面接着说，“至于你呢，新来的学生，你给我抄二十遍拉丁动词‘笑’的变位法。”
然后，他用稍微温和一点的声音说：
“你的帽子嘛，回头就会找到，没有人抢你的！”
一切恢复平静。头都低下来做练习了。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钟头，虽然说不定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人的笔尖就会弹出一个小纸团来，溅他一脸墨水，他也只是用手擦擦脸，依然一动不动，也不抬头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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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法利夫人》被誉为“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与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巴尔扎克的《幻灭》齐名。这三部法国小说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司汤达的现实主义表现在他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分析上；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表现在他对当时法国社会的细致描绘上。但他们的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司汤达写的是体现时代精神的英雄、超群出众的人物，用的是判断性的概括或推论式的心理分析方法；巴尔扎克写景物是现实主义的，写人物就掺杂了浪漫主义的因素，写事件却几乎全是浪漫主义的手法，用的是夸张的修饰语和最高级形容词。《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和他们不同：他写的是平庸的人物和平淡无奇的生活，但他用的艺术手法却能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他通过个性化的语言来描写人物，用浪漫主义的语言来展示浪漫主义的个性，使浪漫主义也成为现实主义的一部分。
《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素材取自现实。夏尔·包法利的原型是欧解·德拉玛，1812年生；1834年前，在福楼拜父亲主持的卢昂医院实习，同年9月18日取得行医执照，但不得动大手术；1836年和三十岁的寡妇（小说中改为四十五岁）结婚，寡妇死后，又于1839年8月7日和十七岁的农家女德尔芬·库蒂丽叶（包法利夫人艾玛的原型）结婚。德尔芬长得很美（卢昂博物馆有她的画像），曾在卢昂一家修道院学习，但她生性风流，喜欢交男朋友。据她婚后的女佣奥古斯汀·梅娜吉（小说中的费莉西）说：她们两个人同岁，无话不谈，常常同读小说，羡慕贵族夫人的生活，模仿她们，每周星期五在家中开招待会，邀请公证人事务所的年轻朋友参加，但没有人来赴约。德尔芬自视很高，说起话来声音清脆如玉，对平凡的婚后生活不满，又不信教，搞了两次婚外恋，邻居看见过她在花园中吻抱情人。1848年3月6日，她搞得倾家荡产，服毒自尽。
这种婚外恋的风流艳事，法国文学史上不乏先例，如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和普莱沃的《曼侬·勒斯戈》。福楼拜怎么超越前人呢？前人写的都是浪漫主义的才子佳人，福楼拜写的却是现实主义的庸人和浪漫主义的怨妇。庸人满足于现状，怨妇却向往未来。包法利的外形笨拙，智力低下，性格软弱，毫无理想；结婚前唯母命是听：母亲为他选择职业，选择行医地点，选择婚姻配偶；和寡妇结婚后又唯妻命是听：“他在人面前应该这样说，不能那样说……要顺着她的意思穿衣服，按照她的吩咐催促病人还账”；他并不爱寡妇，但在寡妇死后，他也不感到如释重负；他向艾玛求婚，却又不敢开口，还是岳父做主，才成好事；他对艾玛更加唯命是听，艾玛要和他保持距离，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并不感到难堪，也不觉得痛苦。而艾玛却是一个充满了浪漫主义思想的少女，虽然生在农村，却不甘居人下，梦想着要过贵族夫人的爱情生活，结果嫁了一个才貌平庸的丈夫，现实距离理想太远，所以婚外恋就合乎情理了。
这种婚配不当的喜剧，法国文学史上不乏先例，如博马舍的《塞维勒的理发师》。但福楼拜没有把夏尔·包法利写成一个喜剧人物，而是渗进了悲剧的因素。夏尔虽然平庸，可是温顺、善良、正直、忠厚、大方、对艾玛爱屋及乌，甚至在艾玛死后，宁可负债累累，也不肯变卖她房里的东西，反而要厚葬亡妻；比起艾玛的两个婚外恋人来——一个损人利己，一个胆小怕事，全都见死不救，冷酷无情——不是有天渊之别吗！夏尔发现了艾玛的婚外恋后，非但不怪艾玛，反恨自己不是她的婚外恋人，直到死前，手里还拿着艾玛的一绺头发。这不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情痴吗！夏尔的悲剧在于：艾玛不是一个值得痴情的妻子。据说福楼拜写艾玛死时的夏尔，把自己在妹妹卡罗琳去世时的痛苦和悲哀都倾注进去了。无怪乎圣·佩韦说：夏尔是个“可怜的好人”，经过艺术加工，可以塑造出“一个高尚、动人的形象”。
福楼拜后来写了一部小说《情感教育》。其实，《包法利夫人》也可以说是《浪漫主义教育》。在艾玛的浪漫主义思想影响之下，只生活在现实中的夏尔也变得浪漫化了；而艾玛自己的思想却越来越向庸俗化的方向发展。在修道院学习的时候，她受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梦想着海阔天空的爱情生活；但和平庸的夏尔结婚后，开始感到梦想破灭。在沃比萨舞会上见到子爵，觉得现实生活中真有自己梦想的人物，但是可望而不可即，于是生了一场大病。迁到荣镇之后，她认识了年轻漂亮、也有浪漫主义思想的实习生莱昂，两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她破灭了的梦想又死灰复燃；但是莱昂比她年轻，胆小怕事，错把她当成可望而不可即、冷若冰霜的贤妻良母，放过了机会，到巴黎去了，于是她梦想的天地也缩小到了巴黎。在她灰心、失望之际，情场老手罗多夫乘虚而入，投其所好，说些浪漫主义的花言巧语，艾玛错把他当成自己梦寐以求的情人，开始半推半就，继而难分难解，最后要求私奔，反倒被他抛弃，而为了私奔，她已经开始借债了。梦想再次破灭，她又大病了一场。病后为了消愁解闷，夏尔陪她去了卢昂剧院，恰巧碰到从巴黎实习回来的莱昂，他经过巴黎酒店女郎的熏染，已不是当年含情脉脉、羞羞答答的少男了。两人旧情复萌，每周在卢昂旅馆幽会一次（就是福楼拜和露意丝·柯勒寻欢的地方）。艾玛梦想的天地又缩小到一个旅馆房间了。日久天长，情妇的生活也变得像夫妻生活一样平淡无奇，但她已经债台高筑，再不偿还，就要扣押财产。她求莱昂帮忙，甚至暗示要他盗用公款，这就沦落到了犯罪的边缘。她还向公证人借钱，但不肯为了金钱出卖爱情，这说明她心里还残存了一点浪漫主义精神。她也不肯向她丈夫低头，因为她不爱他，所以不愿在他面前失去尊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决心服毒自杀。就这样，她由一个农家少女，成了乡镇医生的妻子、子爵的舞伴、莱昂眼中的情人、罗多夫的情妇，最后堕落成为一个罪人，她的一生展示了一个浪漫主义梦想的破灭。
《包法利夫人》不单是批判了庸俗的浪漫主义，而且也揭露了庸俗的资产阶级人物，如药剂师奥默。比起他来，夏尔的形象反而显得高大了。夏尔虽然平庸，但是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忠厚，从不口是心非，既不损人利己，也不嫁祸于人。奥默却是自私自利的典型：他吹嘘自己一知半解的科学知识，打击神甫，抬高自己；他吹嘘自己乐善好施，救济穷人，实际上却剥削药房的小伙计；他送消炎膏给乞丐，也是为了沽名钓誉，一旦膏药无效，有损他的名声，他就要置乞丐于死地；他劝跛脚的旅店伙计动手术，如果成功，他也可以沾光，结果失败，他就让医生一个人挨骂。这样一个小人，最后却得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十字荣誉勋章，这真是对资产阶级的绝妙讽刺。
对于宗教，福楼拜也揭穿了教会的形式主义，这体现在布尼贤神甫身上。神甫的职责是了解教民的精神生活，拯救他们的灵魂；布尼贤却只会念经，背诵教义，不会联系实际。艾玛在婚外恋之前，精神万分痛苦，来找神甫忏悔。神甫既不了解她，也不会安慰她，反叫她去找医生。相形之下，不信教的艾玛却显得有一颗虔诚的心。这又是对教会的无言指责。无论是指责批评，还是揭露讽刺，福楼拜都不直接发表个人的主观意见，而只作客观的描述，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问题。因此，《包法利夫人》成了“客观性艺术”的典范。
福楼拜的“客观性艺术”还表现在他对人物、景色的描绘上。例如最后一章写夏尔之死：
第二天，夏尔走到花棚下，坐在长凳上。阳光从格子里照进来；葡萄叶在沙地上画下了阴影，茉莉花散发出芳香，天空是蔚蓝的，斑蝥围着百合花嗡嗡叫，夏尔仿佛返老还童，忧伤的心里泛滥着朦胧的春情，简直压得他喘不出气来。
七点钟，一下午没见到他的小贝尔特来找他吃晚餐。
他仰着头，靠着墙，眼睛闭着，嘴巴张开，手里拿着一股长长的黑头发。
“爸，来呀！”她说。
以为他是在逗她玩，她轻轻地推了他一下，他却倒到地上。原来他已经死了。
第一段客观地描写夏尔的所作所为（走进花棚，坐下），所见（阳光、阴影、葡萄叶、百合花等），所闻（鼻闻茉莉花的芳香；耳闻斑蝥的嗡嗡声），所感（返老还童，春意朦胧，喘不出气），而不是作者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感所知。
第二段写他女儿的所作所为；第三段写她的所见；第四段写她所说；第五段写她所感、所为、所见、所知。全是客观的、现实主义的白描。
但福楼拜在描写浪漫主义的人物个性时，他的语言也会带上浪漫主义的色彩。如第一部第六章回忆艾玛在修道院的生活：
她头几回多么爱听这些反映天长地久、此恨绵绵的浪漫主义的悲叹哀鸣啊！……过惯了平静的日子，她反倒喜欢多事之秋。她爱大海，只是为了海上的汹涌波涛；她爱草地，只是因为青草点缀了断壁残垣。她要求事物投她所好，凡是不能立刻满足她心灵需要的，她都认为没有用处；她多愁善感，而不倾心艺术，她寻求的是主观的情，而不是客观的景。
重情轻景的心理，就不是艾玛的回忆，而是作者判断性的概括了。福楼拜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确，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分析，都熔铸在包法利夫人的形象中。但是艾玛不倾心艺术，所以成了庸俗的浪漫主义的牺牲品；而福楼拜却凭借现实主义的艺术，超越了浪漫主义的自我，写出了《包法利夫人》。关于现实主义的艺术，他曾对莫泊桑说过：“某一现象，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只能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只能用一个形容词表明其特性，只能用一个动词使它生动起来，作家的责任就是以超人的努力寻求这唯一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简而言之，他认为艺术要为内容寻求最完美的形式。
20世纪40年代后期，译者在巴黎大学攻读文学，《包法利夫人》是研究法国语言、文学的必修课。1946年开课的是亚赞斯基教授，他出版了一本《法国文学史》，有很多新见解，讲课时注重分析书中人物的性格特点，使译者得益匪浅。1947年开课的是布鲁诺教授，他是法国著名的语言学者，讲课时对福楼拜的语言艺术做了精辟的分析，解决了译者不少疑难。1948年开课的是莫罗教授，他是巴黎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文学教授，也是译者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他讲课时深入浅出，注重分析《包法利夫人》的篇章结构，指出福楼拜善用对比的手法，例如第一部写了艾玛的结婚行列，第三部又写她的出殡行列；第一部实写了舞会上的子爵，第三部又虚写教堂前的子爵；这样前后呼应，今昔对比，使人感慨系之，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1991年我在普鲁斯特国际会议上见到巴黎大学米利教授，才知道莫罗教授已经去世，谨在本书中对译者的指导教师表示怀念。
1992年1月30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名作。小说讲述了美丽的主人公艾玛是富裕农民的独生女，因不甘与忠厚老实的丈夫过平庸的生活，两次发生婚外情，后均遭情人抛弃；又因过度消费，债台高筑，终于被迫自杀。小说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物做了淋漓尽致的描写，成为19世纪法国社会的一幅现实主义画卷。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受过贵族化教育的农家女爱玛的故事。她瞧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包法利，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可是她的两度偷情非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却使她自己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最后她积债如山，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尽。
这里写的是一个无论在生活里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很常见的桃色事件，但是作者的笔触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爱玛的死不仅仅是她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努力地找寻着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