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里要讲的故事早就开始讲了，那时我比现在年轻，可能比现在更相信我能一丝不苟地还原真实。现在我不那么相信了，我象个局外人一样更相信我虚构的那些远离所谓真实的幻想故事。
我说是时间给历史抹上了发黄的油膏，历史曾经多么遥远，似乎只是教科书上的神话，可是现在竟由我的这支秃笔来创造历史了，不是更伟大更叫人诧异的神话吗？我想不好，那时我为什么一定要还原真买呢？我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年龄，我不再试图还原所谓真实。我知道这正是时间的造化，也是时间的残酷。
我认识姚亮的时候他只有十六岁稍多，陆高十八岁。我现在甚至不在乎他们实际年龄，就象我不在乎黄山迎客松到底活了一千年还是只活了六百年。用我现在的眼睛去看他们当时都还是少年，血气方刚，自以为是。我得说他们两人中给我印象深一点的是姚亮，所说的第一印象。当时姚亮一跃身利落地爬上卡车厢，后脑朝着车下流泪的母亲和小妹，车轮转动以前他一直没回过头，我以为他哭了。车子开动以后他微笑着大人气十足地举起手臂，回过头向母亲小妹摆手告别。我那时就发现了他摆手时姿态很特别，小臂高抬不动，只是手掌摇动手腕轻晃，对相对的人来说这样摆手有一种莫名的慰藉，后来我才意识到这种手势是典型的伟人动作。小动作中透出了不同凡响。
那是夏末，那段路很长。开车以前驾史员曾经开口让车上的那两个女孩子坐到驾驶室，其中个子高的那个说车上风凉，还可以一路看风景，看来矮的那个一切都听高个的，她们拂逆了司机的好意。驾驶室旁边的坐位空着，姚亮认定司机一路肯定非常寂寞。
我想姚亮当时还不知道那高的叫什么，矮的就更不用说了。他也一定想不起主动跟她们搭话，那时他还是个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清教徒，身心都还是处子。
不是我要把全部故事从头开始，我不是那种着意讨读者厌的傻瓜作家，我当然不会事无巨细地向读者描述姚亮走进知青点走进知青农场那一天的全部过程。是那个高的很快走进了我的虚构故事，从姚亮走进来的同一个瞬间她也走进来了。是她先开口的，她当时面朝姚亮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两腿叉得很开。
“哎，你叫什么？”
姚亮正给迎面风吹得惬意，也许不屑理睬她，也许根本没听到有人在对他说话，第一个回合姚亮冷落了这个高个子女人。
在省略了许多时间过程以后，她毫不容情地质问姚亮：“那次我问你叫什么你没听见？”
“哪一次？”
“第一次，在卡车上的那一次！”
“你问我什么？”
P2-3
又回到这本书里写到的地方了——大有，渤海湾畔大凌河入海口西侧的一块热土。
弹指之间，这本书已经问世二十五个年头，书中的人物也都在实在的生活中走入知命之年。
这本书的诞生比它的计划出生日期早了几年。原因是准备的长篇题材与一桩当时的政治事件相关联，但是既然已经买好机票到了上海，而且也专门为此订下几个月写作用房，所谓箭在弦上。应该说写它的时候我的准备不够充分，因为是临时易弦更张，也就有一点草草而就的味道。在我当年的心境，至少要到第三部长篇才会写到知青这一段经历。
1998年，也就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之际，北京王府井的儿童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出话剧《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这个戏的剧本来源于两部小说《错误》和《上下都很平坦》。小说的作者和话剧的作者都是写这段文字的马原。话剧上座率不高，可是马原心情不坏，因为那两部小说都是他自己所喜欢的。85年到98年，十几年光阴之后再读《上下都很平坦》没有让他惭愧。当年草草而就的长篇居然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一点连他自己也觉得意外。30周年没有催热知青题材的老故事。不止马原的故事，也包括梁晓声的和叶辛的故事。这两位都是当年在知青文学上大放异彩的名家，连他们也没能借上30周年的春风。谁知道1998年的中国出了什么毛病?
过来的这40年，我总共回当年的知青农场两次，平均20年一次。认真想一想的确太少了。是我不愿回到当年的记忆还是有别的原因?我问过自己几次都没有清晰的答案。这些年里与当年的知青伙伴聚会应该有十几次吧，每次都感慨万千。毕竟那是我今生最好的年龄，青春期的骄傲和梦想连同幻灭都在那段日子当中翻滚激荡。他们中的几个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其他还活着的多数活得并不好，有的伤了，有的残了，有的退休了，有的下岗了；真正活得滋润的没有几个。我有时会想：为什么呢——难道他们就不配有好日子过吗?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份子，可是多么奇怪——我今天居然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个旁观者!我们曾经一道经历的所有那些开心和不开心的日子，居然变成了马原一个人的小说。在有限的几次聚会当中，我清楚记得当时我的心境是可怕的冷静。我悉心观察每一个当年的小伙伴——他们脸上的皱纹，他们鬓边灰白的发丝，他们的笑，包括他们笑容背后的苦涩。
我有时会想到该和他们保持经常性联系，那也只是我一时的心情。毕竟彼此的生活相隔太远，说是在两个世界里也不为过。偶尔想到他们时我会自责，仿佛我曾经亏欠过他们。前不久，在朋友的公司里，与当年下乡农场的现任官员巧遇，彼此间越聊越近，唏嘘感慨之余我重又萌发了故地重游的念头。
说来有趣，我们那个大有农场如今改了字号——经济开发区。今天的大有人很为自己的大有二字自豪，原来这两个字来头颇大且不止一个。前有(《周易·象》日：“大有上吉，自天佑也。”后有毛泽东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正所谓异曲同工。以大有今日父母官的说法，马原有现下的成就，盖因大有的四载哺育。天佑大有嘛。我对那一段岁月铭心刻骨，凡几十载感念之情从无或辍；如上说法我自当慨然领受。事后想想真是奇怪，如此的大吉大利之名，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当时怎么就想不到看不到呢?
其实也不尽然。回头想想看看，为什么我到目前唯一的长篇写的就是大有呢?为什么其中的故事充满了快意和激情?答案只有一个：大有是我们的乐园我们的圣地我们的天堂。我在这里忽然发现了问题——故事中的伙伴个个都纵情肆意，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没有谁关心道德责任理想，他们随心所欲且全无顾忌，他们拥有真正意义的快乐。尽管他们自己不知道，但是每个人离自己的心很近，离天很近，他们自觉不自觉就进入了自在之境。
如此的好运气只有让人羡慕的份，可是之后的情形却刚好相反——他们中多数人的命运让人揪心，他们成了全社会怜悯的对象，他们成了苦难的代名词。细心的读家一定已经注意到我的人称指代换成了他，他们。我已经悄悄把自己摘了出来。这也就是先前我说到的“可怕的冷静”。因为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份子，因为我当时深信自己永远属于他们!
我成了我自己的异己。这也就是许多年里马原的困境。
“知青下乡”时期，姚亮、陆高、长脖、二狗、江梅、肖丽、小秀等年轻人置身于完全陌生的农村，忍受着青春冲动与饥饿的双重折磨，同样动物般凶猛。他们打架斗殴、谈情说爱，甚至偷鸡摸狗，在日常生活的嚣攘中，走向命运的定数。马原特出的地方在于，不为小说附着“知青小说”常见的理想主义色彩，也不刻意猎取那个时代的表象特色，一切都只和人本身有关，那里发生的故事，完全能够换一种形式发生在当下。
小说的语言，具有马原一贯的简洁、力度，哲学意味与神秘气息十足。小说结构灵动诡异，第三部分看起来在消除前面两部分的效果，实质上却把前两部分往深处挖掘了很多，再加上两个附录的与正文在情节想的互相辩驳与证伪，让小说卓然而立。
这是作家马原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
故事描写70年代初一群处在困窘和饥饿中的知青的生活。为了填饱肚子，他们偷鸡摸狗、打猎、装病号……四个女孩：瓶子、小秀、江梅、肖丽，她们美丽的青春和生命永远埋进了这块土地。
与其它知青作家的同类作品相比，马原在这部作品中展示的不像是苦难和伤痛，也没有理想化了的诗意的光芒；他的小说充满了一种诡异的气氛和宿命的意味。真实的，或许更有魅力，更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