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唐代阐释华严经义学与建构华严教义学的一代学僧。他基于“经论互补”的佛学立场，依据作为印度佛教“经王”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以晋译六十华严为对象，畅演华严经义学，最终完整地建构了博综诸家的华严教义学体系，充分展示其中国化佛教体系建构的自觉意识，成为晋代以降的“格义佛教”类型转向“证义佛教”类型的重要人物，完成了中国化佛教最具理论色彩的华严教义学体系，并因此而被后世推尊为“华严三祖”。法藏一生所着力建构的华严教义学理论，如别教一乘、如来藏缘起、法界统观、五教判、六相圆融、十玄无碍、行位果德论等学说，无不成为后世华严宗义学的重要理论基石，不仅奠立了中国华严宗的义理架构，影响了天台宗、唯识宗、禅宗，而且影响远及日本与朝鲜，推动了朝鲜和日本华严宗的创立与发展，成为东亚华严学的主流学说。本书叙述的就是这位伟人的生平事迹以及思想学说。

法藏(643-712)专宗华严，是唐代阐释华严经义学与建构华严教义学的一代学僧。他基于“经论互补”的佛学立场，依据作为印度佛教“经王”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以晋译六十华严为对象，畅演华严经义学，最终完整地建构了博综诸家的华严教义学体系，充分展示其中国化佛教体系建构的自觉意识，成为晋代以降的“格义佛教”类型转向“证义佛教”类型的重要人物，完成了中国化佛教最具理论色彩的华严教义学体系，并因此而被后世推尊为“华严三祖”。法藏一生所着力建构的华严教义学理论，如别教一乘、如来藏缘起、法界统观、五教判、六相圆融、十玄无碍、行位果德论等学说，无不成为后世华严宗义学的重要理论基石，不仅奠立了中国华严宗的义理架构，影响了天台宗、唯识宗、禅宗，而且影响远及日本与朝鲜，推动了朝鲜和日本华严宗的创立与发展，成为东亚华严学的主流学说。法藏在佛教史上最显著的历史贡献，即在于此。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从“华严和尚”到“华严宗主”

一、师承智俨

二、译经大德

三、畅演华严

四、主要撰著

五、“华严宗主”

第二章 隋唐之际的华严经义学及其信仰

一、《华严》弘传略史

二、华严经义的论释与讲解

三、隋唐之际的华严经义学

四、《华严经》信仰的确立及其影响

第三章 法藏的华严经义学

一、华严五分结构说

二、华严经教十义

三、宗趣与教体论

第四章 法藏华严教义学之一：判教体系

一、三藏教判观

二、华严判教略史

三、以义分五教

四、以理开十宗

五、别教一乘义

六、法藏四宗义

七、判教证成及其效应

第五章 法藏华严教义学之二：心识与种性

一、心识之判教

二、种性与佛性

三、三乘与一乘的种性观

四、三性一际与摄相归性

第六章 法藏华严教义学之三：如来藏缘起与法界缘起

一、因门六义

二、缘起十门义

三、法界与真如缘起

四、藏识缘起与染净缘起

五、如来藏缘起与华严唯心论

第七章 法藏华严教义学之四：法界统观

一、“五门十义”与法界统观

二、法界统观的展开之一：理事圆融

三、法界统观的展开之二：因果与法界并阐

四、法界统观的展开之三：十玄无碍

五、法界统观的展开之四：六相圆融

第八章 法藏华严教义学之五：性起与缘起

一、缘起诸说与别教缘起

二、性起十门义

三、性起因果与缘起因果

四、华严性起与天台性具

第九章 法藏华严教义学之六：华严观门

一、华严观门之一：十重唯识观

二、华严观门之二：华严三昧观

三、华严观门之三：妄尽还源观

四、普贤圆行：华严观门的实践旨趣

第十章 法藏华严教义学之七：行位果德论

一、华严行位论

二、断惑修行论

三、理性与行性

四、卢舍那：果身圆满论

第十一章 法藏的华严宗义学及其效应

一、法藏与李通玄

二、法藏与慧苑

三、法藏与澄观

四、法藏与华严禅的推展

五、法藏与宋代华严宗义学

第十二章 结语：法藏思想的影响及其历史地位

一、法藏思想的历史贡献

二、对宋儒性理之学的影响

三、对东亚佛教的影响及其地位

附录

法藏简谱

主要参考文献

索 引

人名索引

法藏从智俨学，时在智俨的晚年。法藏在智俨门下凡修学九年，止于智俨示寂。

智俨(602—668)，俗姓赵，天水(今甘肃天水市)人。因智俨尝住云华寺，故别号“云华和尚”；又因主持终南山至相寺，故人称“至相尊者”。智俨亦是被后世推尊为“华严二祖”的祖师大德。

据法藏《华严经传记》卷3记载，智俨12岁时即从充满神僧色彩的杜顺法师出家。

杜顺，亦称法顺(557—640)，雍州万年县人(今陕西省境界)。18岁时，投礼因圣寺魏珍禅师出家，专修禅观，畅达禅旨。此外，还专攻《华严》，常以读诵《普贤菩萨行愿品》为早晚课。唐太宗贞观六年(632)，被赐号为“帝心”。故人称“帝心和尚”、“帝心尊者”等。相传著有《五教止观》和《法界观门》。这两部著作都是华严教义学的奠基性著作，杜顺也因此而被后世推尊为“华严初祖”。其所阐立的《五教观门》，又称“五教止观”，成为华严宗义学的重要学说。

智俨14岁得度为僧后，即入至相寺，依法常法师习《摄大乘论》。据传，当时有两位梵僧游至相寺，智俨随其习梵文，并预言智俨日后“当为弘法之匠”。智俨聪慧好学，进步神速。数年间，尽得《摄论》精义，“词解精微”，显示了非凡的佛法悟解才能，名动一时。

进具足戒后，智俨广学《四分》、《迦延》、《毗昙》、《成实》、《十地》、《地持》、《涅粲》诸经论，尽得其奥。此后，智俨还尝随静琳(一说法琳)研习经义，“索隐探微，时称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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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匡亚明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