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夜宵，是一个寡妇的执念
每次晚自习回家，总能见到那对母子。他们在路边支了个锅，卖油炸食和芋头汤。
90年代初，我上初中，我的家从城中搬到了城东，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洗药桥。洗药桥修在济川河上，是浏阳河的一条小支流，相传唐时孙思邈曾在此洗药，洗药桥因而得名。老桥早已垮塌，现在的这座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入河口修建的，一座水泥拱桥，可以过得汽车。
那个夜宵摊，就在洗药桥旁，占着路旁的一小片地方，不知从哪儿接来一根电线，用细竹竿撑着，吊起两个灯泡，摊前紧凑地摆着两张小桌，给食客用餐。
兜里有钱时，我也会光顾他们一下。油炸肉买不起，多是喝碗芋头汤，汤是放牛骨熬的，锅底不断火，芋头炖得稀烂，汤锅旁一张小桌，排着一溜的小饭碗，碗底放了香油、香葱。我将自行车停在摊旁，递过钱去：“一碗汤。”“好咧。”老板娘笑着回应。她家收钱找零的小男孩是上小学的年纪，虎头虎脑，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算账麻利，找零极快，不单是我这一碗汤的小生意，有时桌边围坐几个大人，结账时，喝了几碗汤，吃了几串肉，合计多少钱，都是张口就报，没有错过。
老板娘用大锅勺舀汤，走边沉底，舀上锅底的干货，炖烂的芋头在碗中垒起了尖尖，撒些胡椒粉与香菜，端过来。我坐在桌前，小勺舀着，嘬嘴吹凉，慢慢吃着。
立秋已过，往冬天走了，天气越来越凉。这一段路上没有路灯，倒是这个夜宵点，照亮了上桥的路。桥边的孙隐山隐在黑暗中，巨大的山影，如静默的巨人，给过路人无形的威压。坐在摊前望出去，路面以下，是大片黑色的菜地，再往前，深灰色的河滩支支棱棱如一条粗糙的包边，河对岸的灯火星星点点，偶有汽车从唐家洲方向开过来，车灯打出的光柱在天马山下蜿蜒，仿佛巡山一般。
摊子卖得最好的，是芋头汤，一毛五一碗。油炸肉好吃，可惜贵了，要一毛钱一串，是适合大人们下酒的佐食，花炮厂、纸箱厂的工人下了晚班，便是摊子生意真正好的时候。两个小桌坐满了，挤得密实，还得加桌子。老板娘有自酿的谷酒，大塑料鼓子装着，论斤卖。
这个摊点，对我来说，多数时候只是路过。我并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每天去喝一碗芋头汤，晚自习回来时，经过桥边，会猛蹬几脚，趁香气还没有漫到鼻边，一冲而过。
因为搬到城东，我和一些住在城东的同学处得熟了，经常一起上下学。同班的钢皮和大树和我最铁，另一拨是屈驼子和老猫，这两拨人玩不到一块。我跟两头都处得不错。
孙隐山旁有一片密密匝匝的老房子，依山而建，上宽下窄，形似筲箕（竹子编的淘米工具），叫筲箕坡，都是低矮的平房，采光很差，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据说是最后一批渔民上岸安置时建的。大树的家就在那里。筲箕坡临街的巷子口，有一个简易的棚，里面摆着几张台球桌。我们下学了，爱在那里打一局。台球桌摆在泥地上，倾斜不平，经常有球顺着坡度滑进袋口，我们常常为某个进球算不算数争得不亦乐乎。
晚自习回家，就不再是我一人独行了，夜里路面空旷，三人并排骑着车，热闹许多。谁兜里有闲钱，就请客吃点儿夜宵。大树大方，钢皮和我请得少些。大树家里是个体户，那几年，他父亲买了台卡车跑货运，着实赚了些钱，给大树的零花钱也多，口袋里常常能掏出十元的大票子。我们经常光顾的，就是洗药桥边的那对母子。我和钢皮请，多是喝碗汤，大树请，就能吃上油炸肉。
大树请客，只去洗药桥边。
“我爸说的，要关照她。”他很认真地说。
我们问：“为什么？”
“就说她人好……”大树搔搔头，“我回去问了再跟你们说。”
又过了一年，我们几乎都忘了那个问题。洗药桥边的夜宵摊子仍然每夜开着，老板娘还是那副干练模样，小孩长高了一些，仍是每天乖巧地跟着他娘守摊。夜宵摊的菜色应季而变。秋天的芋头汤，冬天的羊肉汤，春天换成饭豆墨鱼汤，夏天花样多一些，有刮凉粉、冰糖水和绿豆汤。油炸肉是四季都有的，还加了个炉子，做些小炒。
又到了秋天，是老板娘的芋头汤出来的时候。一天上晚自习，大树突然神神秘秘地叫我，说下课有话说。
下了课，我们仨走到操坪里。刚开完运动会，炉渣跑道上画线的白灰尚未消散，黑暗中显出灰白的颜色，操坪里空无一人。四周空旷、宁静，只有秋虫的鸣叫。
“她是在那里守夜呢。”大树很突兀地说。
“什么？”我问。
“那个开夜宵摊的老板娘，”大树瞪着眼睛看我，“你们以前问我的。我爸跑车总不在家，找他问事麻烦呢。”
“那又怎么了？”我问。
“你好好说吧。”钢皮在一旁插话。
“好咯、好咯，”大树抓抓头，“我爸说她们家是萍江过来的，船上人家，打鱼的。前几年，当家的出了事，不知道是撞上翻砂船，还是网子被绞了，反正船翻了，人找不着了。”“船就翻在洗药桥前面那一片河面，过了一阵，他们家得了信，女人就带着孩子过来了，开了这个夜宵点。夜宵点对着的，就是她男人出事的那段河。
“她自己说的，她们乡下的习俗，只要亲人在出事的地方焚香祷告三年，横死的人就能得到解脱，要不然，死了也很苦的，”大树啧啧地咂着嘴，笃定地说，“她是在守夜呢，卖夜宵只是要过日子。”
那天晚上，我们又一起去洗药桥边吃夜宵，大树做东，点了好多油炸肉，似乎忽然有了敬畏心，三人的话都不多。
大树回去了，我和钢皮还能同一段路，我们默默地骑着车，远远地离开了那对母子。
“我看到了。”钢皮忽然说。
“什么？”我一惊。
“香啊，大树说的是真的，”钢皮闷闷地说，“我绕到后面看了，摊子后面，靠近坎边的地方，有一个装米的瓷碗，上面插着三根香。”
“你家以前也打鱼吧。”我问钢皮。
“好多年前就不做了，”钢皮说，“我爸说以前水库不放水，河中心都只齐腰深，后来挖沙船来了，最熟悉河性的人都不晓得哪里深哪里浅了，鱼也没了，本地的打鱼的，都上岸了。”
以后我们三人吃夜宵，但凡钢皮和我请，就有些回避那母子俩，钢皮嚷嚷：“像吃烂肉饭（即丧酒）。”我心里也觉得瘆人，大树仍旧坚持去，他最有钱，所以我们还是常去。
开春了，老板娘的摊点换了饭豆墨鱼汤了，老远就能闻到浓浓的和着胡椒炖的墨鱼香气。钢皮最好这一口，他也不反对去那吃夜宵了。
那一天，是我请客，墨鱼汤稍贵一些，要两毛五一碗。大树又加钱要了几串油炸肉。刚刚开学不久，压岁钱在棉袄的衬口袋里装着，人不由得添了几分豪气，喝完一碗汤，我又吆喝着再来一碗。
老板娘送上汤，饭豆墨鱼盛得格外多，在碗上打尖尖，却不收钱了。
“你们是老客，这一碗是送你们的。我要走了。”老板娘眉眼和顺，轻轻地说。
“回去吗？”我问。
“是啊，回萍江。”她回答。
“生意这么好，怎么就走呢？”钢皮急巴巴地说。
老板娘笑了，露出好看的牙，“生意再好，也要回家啊。”
“不回来了吗？”大树闷头闷脑地问。
“是啊，”老板娘笃定地说，“不回来了。回了家，就哪儿也不去了。”她轻轻地吁了口气。
那一碗墨鱼汤把我们三人吃撑了，放下碗时，大树有些愣怔，低声说，“有三年了啊。”
第二天，我们再经过那里，摊子已经撤了，只留下一片空地，光秃秃的。
故事的尾巴：我记事起到90年代初，浏阳的光头粉（不盖浇头）八分钱一碗，加肉丝一毛二分，路上有人挑担子卖甜酒，五分一碗，白糖冰棒三分，绿豆的五分，冰激凌只有冰厂有卖，一开始两毛，后来涨到五毛。
城南完小门前有个老奶奶摆的素食摊，卖浸萝卜、梅子、姜，萝卜一分钱三片，五分钱能吃饱。那时节，母亲的工资八十多，父亲略高一些，我没有零花钱。外婆和表哥偶尔塞给我的几毛一块，我都珍而重之，留着买书。后来忽然有一天，物价就起来了。
而今，洗药桥仅剩地名，原址拆掉修了滨河路，孙隐山下倒是新修了一座药王庙，供着孙思邈，香火一时鼎盛。
筲箕坡也拆了，成为圭斋路的一部分，原来的桌球棚现在是临街旺铺。浏阳城最后的渔民们，早已住进了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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