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叶编何弘主编的《2015年河南文学作品选(短篇小说卷)》收入傅爱毛、赵瑜、赵文辉、安庆、李清源、孙瑜、孙青瑜、田君、丁晨、柳岸等作者在201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18篇。这些作品呈现了一年来中原作家群新生力量对于现实的捕捉，对于人性的发现，对于存在的省思。

生活永无止息，存在博大无垠。回顾乔叶编何弘主编的《2015年河南文学作品选(短篇小说卷)》的创作，令人底气充沛、期待殷切。只要我们融入生活的热流，便会获得属于自我也能连通众生的存在感，也会使短篇小说的艺术得到扎扎实实的改善。

非常疯子

老聂瘦猫以及我们的气象台

守夜

伤停补时

羊头案始末

泅渡

婚宴

聋婶

修身格言

糖

孩子与逃犯

奔跑的蚂蚁

脚下的天台

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一年到头大大小小的节日算起来几十个，这家精神病院却很前卫地只把每年的“四月一日”定为自己的盛典节日。据资深患者讲，为了这个节日，包括领导班子在内的全体医护人员都会投入大量精力做准备。节日那天，医生和患者们同台表演“假面晚会”，这时候，谁都分不清哪个是“疯子”，哪个是“正常人”。作为患者的陪护家属，我坐在台下，生平第一次观赏这样怪诞的晚会，感觉比央视的春晚还要过瘾。春晚再怎么搞怪也还是一本正经，而精神病院的化装晚会越正经八百，看上去越搞笑，完全就是地地道道的愚人节。在这个愚人节晚会上，全体登台表演者包括院长都戴着独具特色的个性面具，只有特别熟的人才会通过声音分辨出演出者的真正身份。

我惊奇地发现，在这个特殊的“愚人节”夜晚，参加演出的大夫甚至比疯子还要疯狂、离谱和不着调。很显然，能够有幸参加演出的“疯子”都是比较接近“正常”的患者，他们在表演节目的时候，本能地害怕观众把自己当作“疯子”而力求“正常”，医生则恰恰相反，他们都太过正常了，不出意外的话，一辈子都将运行在既定的正常轨道上，像火车轮子那样不得稍瞬偏离窄窄的社会“钢轨”，因恪守这中规中矩、不偏不倚的“终生正常”，他们不可遏制地在这个特殊的夜晚，让自己尽可能“不正常”地表演出了对“疯狂”的渴望。如果是个完全不知内情的陌生人坐在台下，一定会把台上表演的大夫当成真正的“疯子”，而把疯子们当作正常的大夫。

医院里以严厉著称、同时担任行政副院长的一个复姓端木的老处女大夫，据说几十年如一日，从未当众露出过半个哪怕最轻微最短暂的微笑，在愚人节的狂欢晚会上，她却发出了最经久不息和令每个人都可能终生铭记的笑声。虽然她也戴着面具，但是，哪怕医院里最疯的疯子也能听出，那是独属于她的声音。她表演的节目很简单：笑和哭。她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全身盔甲的“机器人”。这个全副武装的机器人从后台慢慢踱到舞台正中央，规规矩矩地立正站定，然后一本正经地开始笑。先是笑得像一棵静止的树那样不动声色，然后，那棵树开始逐渐摇撼起来，像风摆杨柳般，其幅度随笑声的高低由小至大渐次加强，最后，那棵树终于笑疯掉，开始扭身子吊腰地大幅度摆动，笑声也随之趋向令人恐怖的疯狂和绝望，当这种笑的疯狂抵达最极致状态的时候，机器人的声音由“笑”演绎成为“哭”，如同一条声音的波浪，自笑至哭，又自哭至笑，最后是亦哭亦笑，哭笑不分。机器人像钉子一样纹丝不动，那哭笑难辨的声音活脱脱一条腾挪跳跃、痉挛盘曲的无形之蛇，在为时十五分钟的表演中，自始至终这个严厉的女大夫没有一个字的台词，却使台下观众们的神经达到了最为紧张的状态，以至像木偶泥塑般瞠目结舌，哭笑不得。

也是看过这个女大夫的表演以后，我才明白：语言其实非常苍白和乏味，不着一字的声音本身包含的感情才最为丰富和原始。从这个女大夫身上我也同时理解了精神病院的“愚人节”狂欢活动。正因为耳闻目睹过太多疯子的“不正常”，精神病医院的大夫们下意识地让自己的言行思维绝对恪守“正常”，甚至比正常人还要“更加正常”，如同拧得超紧的螺丝帽，反倒物极必反地被疯子们的“不正常”深深地吸引着，迫切而又本能地也想要偶尔打破坚不可摧的“正常”，让自己哪怕极其短暂地逃进不正常的疯狂里，从而得到灵魂深层次的抒放和宣释，得到更具刻度的极致性的满足。简单地说就是：给灵魂一个出窍的机会，让它不顾一切地像子弹那样：飞!

必须承认，晚会的创意者至少在洞悉人性方面堪称伟大，能够让这个貌似荒谬实则天才的创意沿袭成为这家精神病院的传统，这应该是历任院长先生的伟大。晚会的奖项设置也很独特，原汁原味地照搬历史起源，叫作“四月傻子奖”。最佳表演者荣获“四月傻子”的桂冠以后，将受到全医院的拥戴和青睐。我忍不住私下暗忖：也只有在精神病院这样的地方，“傻子”才会成为一种褒义和荣耀的象征，并被设为最高奖项。看来，“疯人院”确乎就是“疯人院”。

P6-7

先说些老生常谈的东西。短篇小说是个现代性的东西，这个概念以及它通行的典范的形态来自西方。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是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中国当然也有短的小说，比如志怪志异、文人笔记、“三言二拍”之类的，但这些在现代性视域中被视为短篇故事，它的现代性转化是一个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五四运动期间，从国外归来的胡适之博士给短篇小说作了一个经典的解说，即短篇小说是写生活的横截面的。这个界说，是有道理的，也符合事实。因为短篇小说这个词组，其定语只有一个，即短篇，篇幅上的短。可别忽略了这个貌不惊人的定语，很多时候，“短篇不短”成为文坛的难题。很多小说家写着写着，收不了手，奔着中篇甚至长篇去了。短篇小说在篇幅、字数上进行控制，就必然要求创作者讲求构思的精巧、审美的浑融，不可能由着作者在那里絮絮叨叨地叙说。所以，选择生活的横截面进行透视性写作，以小切口呈现大世界，是可行的创作路径，现代文学讲求叙事性的短篇小说名篇，大体上是沿着横截面的创作方法来的。也许是合适的生活横截面不那么容易选择吧，一些作家别开生面，创立了诗化抒情的短篇小说一脉，典型的是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京派的路子。诗化抒情范式的短篇小说，往往树立一个作者钟爱的人物作为抒情主人公，借以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的观感，叙事则可以随着人物心绪来相对自由地收放，它放松了构思的严谨细密，却苛求诗意氛围的完美营造。当然，短篇小说的叙事一脉和抒情一脉并非双水分流、双峰对峙，在很多小说中，叙事的因子和抒情的因子是可以调剂融合的。叙事性强或抒情性强是大体而言。尽管如此，短篇小说分为叙事和抒情二脉，在今天仍然是具有涵盖力和解释力的。也是由于篇幅的要求，短篇小说对叙述破绽的容忍度也是最小的，它不像长篇那样可以凭借气势、故事性来遮掩和弥补。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很多作者往往一出手就是长篇，长篇容易藏拙，也容易给人以分量厚重的印象。但实际上，文坛每年盛产千部长篇，值得讨论和细读的往往不过二十部。短篇小说看似容易操作，其实最容易泄露功力和段位。文坛上有“长篇小说是体力活，短篇小说是手艺活”之说，这话对于优秀的长篇小说有些不公，但也揭示了短篇小说的技艺要求。因而，一个有抱负的作家要想在文坛上站稳脚跟，恐怕必须在短篇小说上有所表现。

短篇小说技术难度高，它的产出量却一直维持在一个高水平上。一方面是文学期刊版面有限，适宜于短篇发表；一方面是短篇小说已经形成了写作的传统，当下似乎找不到断绝的缘由。但我觉得这些原因都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原因是，我们本心内在地具有把握现实、解释现实、适应现实的需要，这种需要中极其幽微的一部分，必须由文学、由短篇小说来承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茅盾等权威批评家大力提倡短篇小说，一个最大的理由是短篇小说可以迅速地反映变动中的生活，反映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当时的批评家称短篇小说为“轻骑兵” “侦察兵”，强调的即是其及时呈现生活的能力。六十年前的宏大叙述我们今天似乎感到迂阔，但文坛观看短篇小说的眼光及其背后的事理逻辑，似乎没有改变。不要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些体制导向，即便是我们每个分子化的个体，也存在着被时代抛弃的惶恐以及了解时代、确认存在感的需要。当下的短篇写作，就其生态定位来说，或许就是及时表达存在感的“社会象征行为”吧。

短篇小说写作的技艺性、迫切性和难度已如上述。令人欣慰的是，河南的新进作家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表现不俗。收集在这个选本中的篇子，呈现了一年来中原作家群新力量对于现实的捕捉，对于人性的发现，对于存在的省思。

李清源的《守夜》写的是基层警察的故事。基层警察所连接的大多是芸芸众生，《守夜》呈现的也自然是百姓人家的生存样态。作者的构思不能不令人叹服：弱势者任泉为了反抗欺凌，谎称身患艾滋病对强势者进行报复，凭借人们包括敌对者对艾滋病的恐惧取得完胜。末了又通过住过牢房的象征资本来维持长久的安全感。生活的悖谬就这样展开了，其中的真实性又毋庸置疑。但这不是小说的主线，主线是那个叫作余越的从警官大学毕业的副所长的故事，这个踌躇满志的青年警察在处理这一案件时开始对生存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体认，也开始把没有警号、整日里似乎冷漠世故的老警察贾城视为成长中的他者。余越被艾滋病人咬伤的焦虑愤恨、贾城的尴尬心酸以及二人关系的微妙调整，都被写得十分到位。《守夜》中的故事从时间上来说，不过两天，作者却穿插进不少的人与事，而且人物性格凸显、事件场景真切，相互的交织则有条不紊。从整体上看，小说有些应制之作的嫌疑，有些理解警察甚或赞美警察的意思，难得的是应制之作也写得这样精彩。也可能是因为应制而作吧，小说似乎写得稍显拘谨。在我看来，小说还可以放得开些，把那些酸楚的、无奈的东西写得更有力些。墨柳的《糖》关注的也是底层的困顿，小说的抒情性很强，破败的乡村、离散的家庭、孤独的老人、暴戾的男子、无助的孩童被杂糅在一起，“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小说以“糖”作为连接叙述的意象，隐喻性是有的，但“糖”的叙述功能并没有发挥，整个小说的叙述虽然场景感较强，但缺乏节奏感，叙述的推进似乎也不讲章法。作者设置了不少的人物和细节，但缺乏经营这种多头绪小说所应有的打磨作品的耐心和匠心。傅爱毛的《非常疯子》和它所处理的题材一样，稍显另类。小说的叙述人申说论辩的欲望太过强烈，说，叙述流畅、干脆利落。作者采撷的不过是生活中的一朵浪花，处理的也是俗滥的偷情故事，但通过主人公唐晓米的心理过程所展现的人性景观则是丰饶的，小说叙写的尽管多是些微不足道的小细节，却有效地折射出存在的微妙与含混。主人公最终与生活达成和解，在随波逐流中掩藏情感的擦痕，蓬勃地绽放生命的华彩。小说所写的普通人的人性传奇不由得让人想起张爱玲，想起张爱玲《封锁》中生活“打了一个盹”的妙喻，但不同于张氏的尖冷，孙瑜讲述故事的调子是热的、暄腾腾的，尤其是小说中唐晓米忘情的独舞，显示了对于生活的沉实的信心。

安庆的《老聂瘦猫以及我们的气象台》中的人物有的卑微，有的玄虚，故事则有跳跃感，颇有随意点染之风，这样的人与事处理成诗化抒情小说最好，但作者偏偏向叙事性上靠，如此情节则显得有些涣散，整体上的结构也显得较为勉强。值得称赞的是作者讲故事的能力，语调诙谐、活色生香，让人忍不住感慨“要有一个好故事就好了”。陈宏伟的《修身格言》具有浓郁的讽喻意味，但作者的冷峭幽默以及支持这种幽默的智性似乎缺乏更宽阔的存在经验的支撑。我指的是小说中缺乏厚重的东西，缺乏连通更广泛人群的东西，小说虽然写得潇洒，但终究有些漂浮，少了些在地的感觉。需要高度肯定的是作者对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生活状态的描画，这种不甘被庸常生活气息包围、想透透气的存在感觉真是写尽中年况味，也触及我们社会中若隐若现的百无聊赖的后现代症候。田君的《泅渡》是典型的中年书写，小说中的男人作为人生的失败者，试图寻找旧日得意时的恋人以便在旧梦重温中获得抚慰，但现实的残酷无情迫使他向现实屈服。小说对于男人心境尤其是虚弱感、失败感的传达是到位的。小说有一个不错的开头，但叙事的推进到后来有些直接、有些简单化，叙述人的介入也显得僵硬了些，应当开放更多的情景和细节让男人呈现自我。尚攀的《脚下的天台》还带有青春写作的气息，文字却是有些老到，开始带有生活的质感了。作者倾力描写的主人公“李程碑”是叙述人“我”生命成长的一个镜像，小说也因而有些“心象小说”的意味。小说中引述的“李程碑”的日记，固然起到了替代叙事的作用，也暴露了作者生活经验的不足，这些当然是青春写作普遍存在的问题，相信会随着阅历的增长而逐步得到解决。

生活永无止息，存在博大无垠。回顾2015年中原作家群短篇小说的创作，令人底气充沛、期待殷切。只要我们融入生活的热流，便会获得属于自我也能连通众生的存在感，也会使短篇小说的艺术得到扎扎实实的改善。末了，想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批评界对于短篇小说的另外一个定位，即把短篇小说当作长篇小说的练笔。他们以为，一个作家只有短篇小说写好了，长篇小说才值得期待、值得看重。这个定位有没有道理，且不去说它，但这么多年过去，文坛还是把短篇小说视为作家取得文学信誉的关键。想想今年获得茅奖的李佩甫先生，想想他那些结结实实的短篇，我们会说，是的，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