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回忆、懒寻旧梦录、爱怨四人记、母鸡为什么下鸭蛋、留德十年、他和她、流光容易把人抛和我的爱情生活……本书收录了14篇关于文化名人的生平事迹的文章。这些名人有金岳霖、刘海粟、夏衍、叶浅予、艾青、萧乾、季羡林、方成、刘绍棠等。

他们是功成名就的大家，成长于不同的年代和地域，有着各自不同的曲折经历和精彩人生。平日里他们做学问、写文章、挥毫泼墨畅快淋漓。但在这里，他们做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执笔写出他们自己的故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亲历亲闻；乡情、友情、爱情，五味杂陈。流年似水从他们笔端缓缓淌出，亲切、平实，难得是“吾执吾笔写吾心”。

晚年的回忆

老梅香馥自年年——我的爱情生活

懒寻旧梦录

香港历险记——我在抗日期间的一段经历

爱怨四人记——我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母鸡为什么下鸭蛋

八十自述

感情的历程

留德十年

流光容易把人抛——记我的童年

自我介绍

他和她

流年似水

我的轶闻趣事

我的老家庭是清朝后期的洋务派官僚家庭。

我出生在清末洋务派的官僚家庭。父亲是浙江人，在湖南做官，可能是一个知府级的官。他官虽不大不小，可是后台有人，不然不会到黑龙江省穆河(漠河)去当金矿局的总办。在总办任上，他被抓到俄国的圣彼得堡，但很快就被放了回来。

他培养他的大儿子——我的大哥的办法完全是传统的，走的是一条入学、乡试、会试、廷试的路。可是，大哥只走到举人这一阶段就打住了。他死了。父亲要他自立，他就到外县去当家庭教书先生，不久死于那里了。二哥呢?父亲把他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去读书。这是明显的转变。更突出的是，父亲把我的三哥送到黑龙江北岸的海兰泡，显然是要三哥去学些工程技术性的东西。他是十足的洋务派。

四、五两个哥哥可能是由我的母亲安排他们的前途，这我就不十分清楚了。

虽然我的母亲、舅舅、舅母都是湖南人，我可不认为因此我就是湖南人。然而，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政府很快就颁布了一部法律，内中有一条说，在什么地方生长的就是什么地方的人。按照这个标准，我是湖南人就毫无问题了。

封建制度之下的兄弟不能成为朋友。六个年纪比我大的哥哥当然都不可能是我的朋友。这也就是说，年纪相差最小的哥哥——六哥也不能成为朋友。六哥比我只大几岁，淘气的时候也让我参加，在雅礼学校读书的时候也是同学。尽管如此，我们不是朋友。他比我大，管我。事实上，在这一年，我已经是独立于封建家庭之外的人了。

余生也晚，没赶上朝气蓬勃的革命时代，倒进入被列强瓜分的恐惧时代。

清末有两个由南到北的政治运动：一是改良的，一是革命的。后来改良的失败了，革命的成功了。有一个文化移动，早就发生，可是清末时加速了。这个移动是由东向西的，很可能是由于长江水运加速而文化移动也加快了。加上武汉的影响，湖南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地区。这时湖南人的雄心壮志是了不起的。我们房子的西边就是玉皇坪广场。在这个广场上经常有学生结队体操，同时也唱歌。头一首歌是：“学友们，大家起来，唱个歌儿听，十万军人，狠狠狠，好把乾坤整”。下面还多得很。更有甚焉者，有人唱：“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国即将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上面说的朝气蓬勃的时代，反而进入了被列强瓜分的恐惧时代。这时，湖南是在对英、日列强的恐惧之中。航运交通差不多完全为英、日“火轮船”所垄断，我的大哥和二哥最好地反映了这种时代的区别。大哥是清朝的“举人”，二哥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二哥是经常要坐轮船到上海去的。然而，那时候轮船都是归洋行所有的，不是英国的就是日本的。英国的轮船公司叫怡和公司，船停的地方叫怡和码头。日本轮船公司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大概二哥坐的主要是英国船。这时候，就产生了对英、日瓜分的恐惧。中国已经被瓜分成为各国的势力范围。湖南和长江下游都属于英、日范围，云南是法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占山东好像稍后的事。

我小的时候进的是私立的明德学堂。

那时候，学校和教育好像还不是一个“势力范围”。学校是私立的，我小的时候进的是私立的明德学堂，是胡子靖胡九先生办的。他办这个学堂很吃力，很费工夫。胡先生可能花了自己不少的钱，但是，总还是要靠捐款，有的时候学生也参加募捐活动。我就参加了欢迎大官僚袁海观的会。据说那一次袁海观捐了大洋一万块钱。

胡先生有时也浪费。他盖了一座三层木头架子的楼房，楼上可以看见英国和日本的火轮船。我们这些小学生要到三楼去上课。那个楼房有点摇摆，让人担惊受怕的，后来只得放弃。

前面有一句话，“学校和教育好像不是一个‘势力范围’”，这句话当然是有文章的。学校和教育当然也是一个势力范围，英、日在长江一带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美国人就到湖南来占领学校和教育这个势力范围，雅礼大学(以后改名称为雅礼学校)就在这时开了张，校址在坡子街。学校校址是座旧住宅，有圆柱大厅，住房有好几进，还有楼房，院子不大，人多一些的体育运动要到湘江中的水陆洲去。学校的监督当然是美国人，他住在偏院的楼房上。还有一位美国教员住在最后一进院的后楼上。学校的美国医生不住在校内，住在南正街。这三个美国人在那个时候就这样在学校教育范围内建立了一个阵地。当然，建立这个阵地名义上是美国一个大学的事，是民间性的，从法律上说，似乎应作这样的理解，这个阵地的教会或宗教气味很重。可是办学又是花钱的事，不是赚钱的事。不管怎么说，办学校总是好事不是坏事。有一次监督要回美国去，李昶同学写了一篇长诗送行，最后两句是：“何时玉胝兮口口临乎敝邑，欢迎而歌兮响震乎千山之穴。”显然这不是开火轮船赚钱所能办到的。这个话题后面还会涉及。

1911年我到北京考清华学堂。考取了。

学校教育这一势力范围的占领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头一点要强调，它的对象是青年，不是老年。老年就是争取到了也没有用。要占领的是青年的什么呢？意志、情感、思想，或者两个字“灵魂”。古人对于这两个字是有某种迷信的，这里的意义只是前三者的代名词而已。前三者非常之重要，占领了它也就是占领了整个的人。就是说，这一势力范围的占领制造了许多黄脸黑头发而又有中国国籍的“美国人”。当然这只是极其初步的美国人，单靠在中国办学校也只能做到这一点。

后来，美国政府也加入了这个势力范围的占领。这可能是老罗斯福，长岛(纽约东边的长岛)的罗斯福，不是纽约州黑德笙公园的福兰克林-罗斯福。老罗斯福是一个冲锋陷阵的角色，在古巴打过仗，在非洲打过猎，然而有武也有文。很可能在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之下，美国退回庚子赔款，办了留美预备学校，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它最初就是这样一个预备学校(那时候叫学堂)。外交部设立了留美学务办事处，以该部的左丞(或右丞)周自齐为督办，学部(当时的教育部)的范源濂为总办兼学堂监督，外交部的唐国安为会办兼学堂副监督。入学考试由周自齐“点名”，到的学生站在广场上，唱到学生名字时，学生就高声喊“到！”周自齐就在那个学生的名字上用银朱红点一下，如此，他就“正式”入场了。

重要的东西是头一场考试：国文、算学、英文。英文我觉得不怕，算学靠运气，怕的是国文。我在湖南考过留美预备的中等科。湖南的国文题目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我不知道这是唐朝裴行俭的话，结果落选。北京考场的国文题目是(《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义》，这就好办。算学的运气好，题目极难，是一位顾先生出的，考生大都做错，我当然也做不出，但是，我考取了。头一场考试第一的是侯德榜，此公后来学化学，在天津工作，解放后仍在天津工作，并且还随团体到外国去过。第二场考试的题目很多，可是，显然不重要。

那时候清华学堂的伙食(即现在称之为饭菜的那东西)糟得很。四大碗，四大盘全是肉。外省来的学生吃不惯，富裕一些的学生不食，等学监走后炒鸡子’(鸡子即蛋，那时不叫“蛋”)吃。我讲实话，为此，我还受到过批评。一天，长沙雅礼中学的美国人胡美来参观。学堂的监督已经是周贻春。胡美问我伙食吃得来吧？我说“不好，吃不来！”胡走后，周贻春狠狠地批评了我。这一段说的事要晚一些，可我说不清晚多少。范源濂做监督的时间不长，他很快就成为大人物了，成为南北和谈中的使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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