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自述散文集，不是写自己如何如何五马长枪，而是目光瞅准树根，告诉我们一树繁花下面有着怎样的泥土。这部散文集由四个长篇散文《我的老师》、《我的母亲》、《我的父亲》、《伙计走好》组成，每篇几万字。

在书中，作者善于将人物在语言和行动中，生活细节和特定场景中写出来。作者也十分注意捕捉、提炼庸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美好情感和价值坐标：互爱、互助、正直、坚韧。但同时，书中人物也有缺陷和毛病，也有这样那样不实际甚至不适当的欲望。因此，本书是一本超出了阅读期待的好书。

这部散文集由四个长篇散文《我的老师》、《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同学》组成，每篇几万字。四篇大散文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我”。“我”而不是“我们”，表明带有强烈的私人叙事、私人纪实色彩；二是“父母”、“老师”、“同学”。即童年记忆中的亲情和友谊，而不是家国、天下和人生事业的“大”事。这两个关键词，不但暗传了散文集的大致内容，也暗传了这些文章的艺术角度、写法和基调。

我的老师

我的母亲

我的父亲

伙计走好

其实，这篇文章的题目应该叫做：“我的老师们”。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从小学到中学，教过我的，对我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影响的老师，人数众多。如果你有兴趣慢慢读下去，就会发现，我使用“众多”一词，绝非夸张。

我是1963年生人。凡是上了点岁数的人，都知道在63年之前，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饥荒，历时三年，饿死了很多人，世称“三年自然灾害”。我是在这场灾害结束一年之后来到人世的。考虑到我的父辈们艰难度过了三年忍饥挨饿的日子，身体素质，健康状态都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从娘胎里就先天营养不足。在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普遍个子不高，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正式宣讲我的老师们的感人事迹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当时的生存环境。

我是在西安市北郊一个叫做“道北”的地方长大的。“道北”是一个具有文化意味的地域名，它不是特指某一个地理位置，而是泛指一个区域。其正确的含义应该是“铁道以北”。在西安市的“道北”，就指的是陇海铁路以北的地区，具体来说，南至自强路，北到大明宫，东起铁路东站，西到三桥车辆厂，方圆大概五六十平方公里，被统称为“道北”。在这个区域内，居住着大约七八十万人，其中以河南人居多。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人为了躲避战乱和饥荒，纷纷沿铁路线西逃，从中原进入陕西，一路寻找能够安身立命的家园，从潼关到宝鸡，沿陇海铁路线星罗棋布大大小小的城市和车站，到处都有河南人的踪影。他们大多是贫穷的失去土地的农民，逃难时，挑着扁担步行到陕西，一头是幼小的孩子，一头是屈指可数的家当，陕西人形象地称他们是“河南担”。

河南人的生存能力是极强的，在中国，从浙江到新疆，从西藏到东北，到处都有河南人，他们是华夏大地的吉卜赛人。相较而言，尤以陕西的河南人居多，这是因为陕西与河南毗邻，而且陕西有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自古就有“关中熟，天下足”的说法。陕西南有秦岭，北有黄河，东面的潼关地势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难开”之称。抗日战争中，日本人横扫中原，势如破竹，到了潼关，却再也无法前进一步。河南人躲避中原战乱，第一个落脚点就是陕西。西安是陕西的省会，人口众多，河南人在此地易于谋生，所以，两安的河南人相埘而言就比较多。

陕西人很排外，看不起外地人。由于土地肥沃，出产较丰，陕两人的小农意识很浓厚，保守而自负。“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对陕西人来说，人生就是如此，有吃有喝有家有地，此生足矣。所以当年的陕西人，绝少有外出打工的，都守在家里。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西迁，西安成了抗日前线最大的城市，这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西安的繁荣。当时，西安有两个行业特别火：铁路运输和纺织业。铁路自不必说，两安就在陇海铁路线上，纺织业要归功于战争，上海的资本家为躲避日本人，纷纷移资到西部，加上关中地区盛产棉花，西安就成了首选的纺织业牛产区。我家所在的大华纺织厂，就是那时候建起来的。火车站也在太华路附近。

铁路需要人，纺织厂也需要人，但是，陕西人不打工。原因我上面已经说过了，陕西人只要能吃饱能穿暖，就绝不会离开家到工厂去做工。报酬高也不去。在三四十年代，凡是到工厂做工的人，一定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在陕西人看来，出外谋生是丢人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陕西人是典型的农民，谁拿他们也没办法。

陕西人不打工，河南人打。河南人背井离乡，有饭吃有房住，就是好口子。当时逃荒躲战乱的河南人，纷纷进了铁路和纺织厂，当上了工人。已经安顿下来的河南人又给家乡的人捎信，父带子，老携幼，外甥喊老舅，邻居拉街坊，一批一批的河南人辗转相告，都来到了西安，安家落户。

当时，以火车站和大华纺织厂为中心，河南人越聚越多，逐渐形成了河南人居住区。山于其地理位置在铁路以北，习惯上被称为“道北”。在这个区域内生活的人，被称为道北人。这里边河南人占了大多数，陕西人反而成了风毛麟角。上厂和社区使用的语言是河南话，没有人或很少人讲陕西话。当你问一个人的籍贯，得到的回答有两种：一、河南人，二、此地人。“此地人”就是陕西人，被河南人轻蔑地称为“老此”。在道北地区生活的陕两人，很不招河南人待见。

前面说过，河南人到陕西，是为了逃难。人分三六九等，即便是逃难，富人和穷人也不一样。抗战期问日寇侵略中国，很多人逃国难，最有钱的人都跑国外去了，比如美国什么的；一般的富人也逃到个好地界，比如重庆，成都，昆明之类。穷人没钱，像没头的苍蝇瞎跑，走哪儿算哪儿。跑到陕西打工的河南人，无一例外都是穷人。

古人云：仓禀实而知礼节。既然到陕两来的，都是吃了卜顿没下顿的穷河南人，他们的教养程度如何，可想而知。在纺织厂上班的河南人大多没什么文化，说话也粗鲁。他们见面打招呼，一般是以骂人话开始的，比如说，两人见面，老张会对老拿说：“日恁姐，你去哪儿了？”老李回答：“尻恁娘，我上茅房了。”他两个互相骂，绝不说明他两人有矛盾，或者关系不好，恰恰相反，说明他两个的关系好得很。越亲热越骂，骂得越难听，说明关系越近乎。

河南人不仅语言不文明，行为也不文明。人常说，“家丑不可外扬”，河南人不，河南人的家丑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解决家庭矛盾犹如召开新闻发布会，整个街区的人都知道。你经常可以看到丈夫在街卜追着老婆打，或者当妈的举着鸡毛掸子在追儿子，一边追，一边用最难听的词汇高声咒骂。邻居不劝尤可，一有人劝，他们就更来劲了，就像俗语所说的：属人来疯。陕西人常说，“当面教子，门后劝夫。”河南人不，他们是属火药的，遇事一点就着。而且丝毫不顾忌当时的环境，不顾当事人的面子。河南人常说一句话：“他不给我面子，我把里子都给他撕了！”

我们有个同学，小名叫毛蛋(出于礼貌和尊重，我在这里将姓名隐去)。毛蛋同学很喜欢健身，没事就在家拿两个哑铃练，经常练得满头大汗。他妈看儿子每天这样辛苦，心里不忍，又闹不明白毛蛋在做什么，于是就问他：“毛蛋儿，你这足弄啥哩？”

毛蛋同学一边练一边对母亲说：“娘，我这是练胸肌。”

毛蛋娘还是不懂，问：“啥叫个练胸肌？举来举去怪累！”

毛蛋就跟娘比划，指着自己的胸大肌说：“娘，等我练好了，胸肌就大哩很！”说完就很勤奋地接着练。

毛蛋娘很仔细地看了一会，觉得实在是无趣，于是愤愤地说：“娘了个逼，你这还叫练胸肌？恁娘我不练都比你大！”

P3-5

都市生活里的土腥味

毅安是我人民大学的小学友，所以加个小字，乃是因为我比他早毕业近30年。在校虽无缘同桌，离开学校后却邂逅于长安文艺界，又有了近20年的友谊史。这位小学友让我一直引以自豪，因了他在电影剧作和影业管理上的累累成果，也因了他正直率真的为人。他的自述散文集《那些与爱有关的人》，不是写自己如何如何五马长枪，而是目光瞅准树根，告诉我们一树繁花下面有着怎样的泥土。

这部散文集由四个长篇散文《我的老师》、《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同学》组成，每篇几万字。四篇大散文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我”。“我”而不是“我们”，表明带有强烈的私人叙事、私人纪实色彩；二是“父母”、“老师”、“同学”。即童年记忆中的亲情和友谊，而不是家国、天下和人生事业的“大”事。这两个关键词，不但暗传了散文集的大致内容，也暗传了这些文章的艺术角度、写法和基调。作为读者，我是根据这样的暗示，来确定自己的阅读期待的。

但预定的期待被大幅度突破了。几乎不出三页，我就当了作者的俘虏，然后几度笑得前俯后仰，几度给老伴和正上小学的小孙女转述，给作者发短信。读着读着，不再笑了，完全浸泡在作者用文字酿造的的“原味生活汤”中。那是既不现代也不小资的都市草根“生活汤”，带着底层生活的况味，那是古城“道北”社区独有的味儿。尽管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却被笼罩在、溶解在幽默感很强的乐观情绪之中，那是一种生命自信、生存韧性和生活能力，是对艰难生活的化解和蔑视，是一种心理上恒定的优势，也是一种被陕西人称之为“皮实”的河南人生存方式和文化方式。

毅安把这一切写得像高清晰电视那样逼真，却没有失去自己的理性判断和感情倾向。他十分注意捕捉、提炼庸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美好情感和价值坐标：互爱、互助、正直、坚韧。他们也有缺陷和毛病，也有这样那样不实际甚至不适当的欲望，这恰又正是生命放松的纯真和可爱状态。他的散文便这样感染了我，使我感到了庸常中的高尚，弱势中的强劲，而不能不陷入某种自省。

毅安的散文表现出一位电影剧作家的优势和特点，这便是善于写人物，而且是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中，在生活细节和特定场景中，几笔便把人物写出来。他的散文不重连贯的情节，而重视一个个生活的亮点，将一些闪光的场景、细节或者是独特的感悟，作不连贯的缀连。看似不那么中规中矩，却是生活肌理一段段活的组织，具有原生态的丰富性和鲜活感。有时，在生活细节和心理细节的描绘中，又插以恰到好处的点评或自省式的思考，像对焦老师的几段点评，还有女生暗中喜欢男老师的点评：“青春不可抗拒地来临了，花季少女们按着心仪的老师的形象，去设定她们对异性的初步认识和评判标准。”这都强化了、提升了读者对他描述的生活现象的感受，触发读者对类似生活场景和心理经验的联想——启动联想正是审美的重要元素和功能。

他在散文中首先写出了自己。“我”，一个自小生活在西安“道北”社区的孩子。在西安这个河南移民的聚居区，河南文化为主流的社区，他被称为“老此”(西安此地人)而成为“少数民族”。他一直活得很放松，像一朵无名的小花，在城市底层的沃土中，自在地开放，在生命力极强的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中，由一个调皮捣蛋而又聪颖无比的小皮孩，一步步自强，一步步成熟。这个“我”，是孙毅安散文观察和感受的本体，也是文章的叙事委托人。长篇散文中所有的人和事，我们都是通过“我”的目光和心灵去感知的。

他写出了西安道北社区一个洋溢着人情和爱心的民众群体和师生群体。这个民众群体由于处在单位(企业)大院文化和街巷邻里文化、安土重迁的长安文化和流动生存的河南文化这样多重交迭地带而充满活力，表现出独有的亲切感和生动性。师生群像，尤其是教师群像——“焦老师们”，写得十分感人。教师职责的神圣，使他们任劳任怨；长辈对下一代的爱心，又使他们在辛劳中感到幸福和喜悦。他们帮扶孩子们走出蒙昧生命，进入一个意义的、智慧的新世界。笔触一旦由学校教育的职业性关系，切入到长幼生命承续的感情关系中，人物也便由师生角色转化为父子、母女角色，性格和情愫被充分调动起来。许多地方感人至深又令人忍俊不禁，你由不得会感叹人生的美好、生命的美好。

敢于直言不讳写自己的父母，表现了毅安的勇气和成熟。用各种人生和感情的亲历性镜头，表达和抒发对父母的爱，是人人都能做到、也是许多人都这样写过的。可贵的是敢于抓住、剖析这种人伦之情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毅安将父母和家人当作长安城里平凡到有些平庸的家庭来写。在一个艰难的时代，他们的才情和理想被生计的奔忙所掩盖、挤兑，而他们的幸福，又恰恰是从养育孩子、婚丧嫁娶、油盐酱醋甚至怄气吵架这样尘土般的日子中品味出来的。同时，他们的才情也总是会从尘土般的日子中蒸馏出来。他写了母亲对父亲、对这个家永远的爱和无尽的辛劳、无私的付出，也写了母亲感情生活中的遗憾和怨怼。他写了父亲出色的才情和能力，对权力小小的欲望，以及这一切在那样一个窒息时代不可能实现的淡淡惆怅。甚至写了父亲一度发生的“红杏出墙”和最终回归对家庭的责任。作者能够将这些不完美放到人生长河和历史时段中去展示，以复杂的心态、复杂的笔墨表现复杂的人生与性格，充满了理解和宽容，又能触摸到埋伏于其中的深湛，便有了一种缺憾之美。这让我们看到了毅安的成熟。

毅安笔下的市井生活和市井人物群像，在城市的卷轴中展开，但这不是一般的都市生活，而是我们不妨称之为“都市泥土”的环境。市井底层，家长里短，在远去中及而强化了的童年记忆，这样一些在都市生活中最富泥土腥冽味儿的特定空间，使人们能够一定程度上从当时闭塞、穷困、极左的阴影下冲决出来，获得了某种精神上、性格上和价值坐标上的松动和解放。这是一种空间对时间的解构，特定生存空间对特定生存时间的解构。有了这种解构，他笔下的人物才可能在那个时代还如此自信、自强、自立。

这些对毅安烂熟于心的人物，便这样在我们心中呼之欲出。你不能不慨叹人性的强大，爱和美的强大，生活与生命的强大。生命与人格的力量，才是艺术和艺术家力量的根基，与智慧、技巧种种相比，二者实在有道与术之别。毅安从来没有过唾手可得的幸运，他在需要不断拼搏、竞争才能汲取到养分的土壤中长大，于是这土壤给予他的是不息的强韧和奋进。毅安的前路告诉我们他会有怎样的后路，无需过分夸奖，暗暗为他攒劲就行。

2010年4月9日

西安不散居

这是一本写给儿子看的书。儿子十七岁，读高中二年级。

我1992年结婚。在与妻子十八年的共同生活当中，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第一件事发生在儿子很小的时候，那时儿子刚刚几个月大，躺在床上睡觉。可能是因为上火，鼻腔里堵满了鼻垢，以至于突然之间，鼻腔严重堵塞，无法呼吸，小家伙在床上扭动着身子，十分难受。当时，我就坐在床边守候着他，看到这种情况，慌乱之中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妻子听到我的喊声跑过来，她只看了一眼，就立刻伏下身，用嘴把儿子鼻腔中的鼻垢吸了出来。然后用湿毛巾给儿子清理鼻孔。她做这件事的时候，没有丝毫的迟疑和犹豫，而平时，她是很爱干净的一个人。我站在一旁看着，不禁汗颜：为什么我就不能这样做？也没有想到要这样做？

第二件事发生在儿子上小学的时候，他不慎在学校摔倒了，摔断了大腿的股骨头。当时正是盛夏，医生在他的大腿骨上打了固定钉子，儿子在病床上躺了四十天，一动不动，连身也没有翻过。天气炎热，护理这样的病人是很困难的，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会生褥疮。

妻子天天守在病床前，每隔半个小时，她都要为儿子擦身上的汗，之后为他涂上爽身粉，儿子被牵引器长时间困在病床上，不能动弹，于是不可避免地浑身酸痛，妻子持续不断地为他做全身按摩。她几乎承担了照顾儿子的所有工作。虽然我也在病房，然而，她不放心我，非要自己做才安心。每天夜里，只要儿子发出声响，第一个醒来的一定是她。我真的想像不出，她身体里怎么能蕴藏着这样巨大的能量？

儿子在她的照顾下，恢复得很好，到他能起身下地的时候，身上干干净净，一点褥疮都没有。

只有母亲才能做到这一点。当我看着妻子照顾儿子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母亲。

儿子上到初中后，有时会和他的妈妈发生争吵。这很正常，十几岁的男孩子，正处在叛逆期，也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可是，每当我坐在客厅里，听到他们娘儿俩在争执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总会想起上面说到的这两件事。我很想对儿子说：别和你妈妈吵，她所做的事，都是为了你好。

可是我永远没有说出来。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话，儿子现在听不进去。

母子俩的争吵时有发生，每到这时，我的思绪就会飘出窗外，飘回从前，想起几十年来，我的父亲和母亲的生活。

很快，我就要到知天命的年龄了。从成年到现在的三十年，正好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三十年。今天的社会，和三十年前有着天壤之别，今天的孩子们，也过着和当时的我们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与我们的孩提时代迥然不同；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也和我们大相径庭。当然，他们的情感以及情感的表达方式，与我们也有着巨大的差别。

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能，也不会改变的，那就是爱。无论是当年的我们还是今天的孩子们，我们起码有一点是共同的：应该充满爱心地生活。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家人，爱朋友，爱老师，爱自己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人类正是凭借着爱心，才走到今天，才能成为一个又一个种群，创立不同的文化，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因为爱心的一代代相传，我们才被称为人。爱，是每一个民族都具有的美好品质。爱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传承的最明显的特征。当我们说“善良”的时候，其实表达的是爱和被爱。尽管爱的表达有不同的方式，但是，无论它以怎样的行为来呈现，都应该很明白无误地被指认出来。爱超越一切，超越时代，超越环境，超越社会地位和教养，超越文明和蒙昧。同样，也超越贫困与富足，先进与落后。我们凭借着爱，确立自身的归属；凭借着爱，传承着文化，继续着种族的延续；凭借着爱，推动社会的进步，创造更灿烂的文明。

儿子出生在1993年，他刚刚两岁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我的父亲对于今天的他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概念，完全不再具有鲜活生动的形象，他也不了解爷爷的生活和爷爷的情感。儿子生活在一个富足的时代，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匮乏，更不知道什么是贫困。奶奶对于他来说，仅仅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是他父亲的母亲。所以，儿子不知道，他的奶奶曾经为他的大伯，三个姑姑，以及他的父亲做过什么，付出过什么。儿子快乐地活着，成长着，对他父亲以往的生活知之甚少，对爷爷奶奶知之甚少。他那颗少年的心，也不能理解三四十年前人们的生活，至于对那个时代人的情感的了解，更是无从谈起。

我想让儿子知道那些发生在过去年代的人和事，我想让他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爷爷奶奶，也更多地了解自已的父亲和母亲。就我本人而言，直到成年，都不能算是了解自己的父亲，而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才慢慢地有所了解，真是很大的遗憾。我希望儿子将来不再有这样的遗憾。并且，他很快就会成长为男子汉，我想让他尽可能早地明白，一个男人在人生旅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希望他能成长为一个充满爱心的，善良的，并且有担当的男人。

出于这样的目的，闲暇的时候，我开始在电脑上敲出一些文字，想起什么就写什么，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出差公干的时候，我的旅行包里总是装着沉甸甸的电脑，在飞机上，在陌生城市的酒店房间里，只要有窄，我就会打开电脑，敲出一行行的文字。在那些时刻，我仿佛重新活了一次，以往的生活历历在日。

这样的写作，断断续续，历时三年。这些文章，我原本打算只给儿子看，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由于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齐亚丽的推荐，《美文》杂志社的穆涛先生决定把《我的母亲》刊登出来。这篇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007年，黑龙江的一位读者林清峰先生写信给我，说《我的母亲》改变了他的生活。他退休后原本是打算到南方一所职业中学应聘去做校长的，年薪不菲，可是读了这篇文章后，他决定放弃这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在家陪伴自己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从那以后，林先生每逢节假日，都会发短信给我，祝我的母亲节日快乐。陕西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作家莫伸读了《我的母亲》之后对我说，“读过这篇文章的人越多。对这个社会就越好。”

是上述这些人士的鼓励，让我渐渐萌生了出版这些文章的想法。

2009年底，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巴陇锋先生给我打电话，问我还有没有像《我的母亲》这样的文章，他说也许交大出版社可以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我说有，然后通过网络给他发了电子版。很快。巴陇锋先生就来找我，带来了一份合同。一个月之后，我见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周冀女士，她学识之渊博令我叹服。同样，我也很感谢她对这本书的细心编辑。

现在，这些文章就要结集出版，它不再足只属于我儿子的读物厂。非常抱歉，由于最初写作目地的原因，这些文章都非常非常地个人化，而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做修改了。并且我认为，假如我为了出版它们而去做修改，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无论从情感还是细节描述上都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决定保持原样。

希望我的儿子会仔细阅读这本书。也希望更多的孩子读到这本书。假如这本书能够对今天孩子们的成长，有哪怕最微小的帮助，我都会感到欣慰。

孙毅安

2010年5月2日

一口气读完《那些与爱有关的人》，心中涌起的是淡淡的忧伤和暖暖的柔情，随之而来的，还有对一个普通母亲深深的敬意。孙毅安用平铺直叙的简单手法，讲述母亲的故事，母亲的生平经历、情感和诉求，无论是故事里的人物和讲故事的方式，都是那样的简单质朴。就好像是在一个寻常的午后，读者坐在他的对面，一边悠闲地喝茶，一边听他娓娓道来。然而，这看似随意的讲述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悄然拨动读者的心弦，带给人深深的感动。任何一个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都能在本书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也会在孙毅安对母亲的描述中，体会到自己母亲平凡中的伟大。

——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陈忠实

这是作者满怀着对母亲的深情写下的一部好书。

母亲的伟大，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感受，但是真正把这感受用文字表达出来，却太不容易了。《那些与爱有关的人》做到了这一点。粗看这部书稿，满篇平凡琐事。细细读去，才发觉在平凡和细琐中处处浸润着真切的情意，也流淌着令人感动的思索。

其实，生活并不总是惊天动地。真正的生活，恰恰是由平凡和细琐组成的，真正的伟大，也恰恰是在平凡和细琐中孕育并诞生的。

我没有想到，一直写剧本的孙毅安写起文章来，文笔仍然那样朴素而优美，情感仍然那样真挚而深切，行云流水，绵密甘醇，这确实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协副主席 莫伸

孙毅安的自述散文集《那些与爱有关的人》，不是写自己如何如何五马长枪，而是目光瞅准树根，告诉我们一树繁花下面有着怎样的泥土。这部散文集由四个长篇散文《我的老师》、《我的母亲》、《我的父亲》、《伙计走好》组成，每篇几万字。

毅安的散文表现出一位电影剧作家的优势和特点，这便是善于写人物，而且是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中，在生活细节和特定场景中，几笔便把人物写出来。他的散文不重连贯的情节，而重视一个个生活的亮点，将一些闪光的场景、细节或者是独特的感悟，作不连贯的缀连。看似不那么中规中矩，却是生活肌理一段段活的组织，具有原生态的丰富性和鲜活感。他把这一切写得像高清晰电视那样逼真，却没有失去自己的理性判断和感情倾向。他十分注意捕捉、提炼庸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美好情感和价值坐标：互爱、互助、正直、坚韧。书中人物也有缺陷和毛病，也有这样那样不实际甚至不适当的欲望，这恰又正是生命放松的纯真和可爱状态。他的散文便这样感染了我，使我感到了庸常中的高尚，弱势中的强劲，而不能不陷入某种自省。应该说我被这些文字俘虏了。《那些与爱有关的人》是一本超出了阅读期待的好书。

——著名文化学者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肖云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