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的清明节，离休干部张永成身穿四个口袋的干部服，手肘挟着油布伞，领着十几位子孙，沿一条烟雨蒙蒙的山径小道，来到他的出生地——白鹤桥村，眼前浮现出当年被瞎眼祖母赶下山的情景。
那时坐落在山腰上的村庄，有着稀稀落落的数十间尖顶瓦屋，夹杂着上压雪屑、山风卷起稻尾巴的草舍和一条被冰雪封住的石板路，在清晨阳光下闪烁寒光。不时有头戴毡帽的老人和光脚拖木屐的孩子，嘴里呵出丝丝热气，走在雪道上拾牛粪。村口张扬一簇旗帜般树冠的大樟树，树下的积雪被人铲净，狭窄的石板路在此转过一个硬弯，豁开一道山口，使村坊与山下的世界相连……
樟树上原先悬着吊索，树干上系着个大辘轳，由敲更老人阿同爷爷守着。他只有一条胳膊，另一条胳膊让山豹子咬断了。辘轳开口处垂下两条手指粗的麻索，系着一只能装下半石谷的藤筐。山下来了人，在晃动绳索上铃铛的同时，还得哇啦哇啦地抬头朝山上大声喊。阿同爷爷听见，就用粗壮的独臂转动辘轳柄，将坐进藤筐内的人，吱嘎吱嘎地摇上山来。藤筐内只能坐下一个人，或者站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孩子不能太大，大了就沉，他没力气把两个大人同时摇上山。山下人多时，他要摇好几次。每次摇上山，那人会在他膝下的旧铜盆内丢一枚铜板，也有身上没零钱的，只点头示个意，他也不计较，知道下次会补上。不补上也没关系，他是孤老，敲更吃的是众家饭，不靠这钱过日子。铜板积多，无非让下山的村人捎一双雨靴、添件棉袄或弄些伏贸南货店内的糕食来吃，免得半夜肚饥，走不稳脚步敲不准更。
敲更从村头走到村尾，有三里许地，得转悠半个时辰，他不能耽误大家的事。到了月底，如果铜板还有积余，他就会向村里的老太太们买佛帖，用来每年清明、中秋和过大年时祭祀祖坟烧着用。这样就把得到的铜板，又挨家挨户地还给村里的老太们了。
这辘轳车早先没有，是廿四房第三代长孙张友香乡试中秀才，看上滩涂相公殿一个进山逃荒、名叫杨秋英的大脚姑娘，房族为他娶亲凑银子请木匠造的。以前下山走一条盘山小道，得转三道弯子，路旁长满杜鹃花，约莫五六里路光景。山上与山下喊话能听见，这么一转，半个时辰就没有了。住在这村里的张、黄、李三姓上千口人，世世代代就靠这条盘山小道，走了几百年，谁都没认为浪费时光。但从秀才爷开始，大樟树下有了辘轳车，山道还在，只是走的人少了。
辘轳车修成时，由阿同爷爷的父亲管过一阵子。他祖上是廿四房(那时还叫老三房)的药农，冬日狩猎时父亲被豹子扒了脸，少年的他，一条手臂也被咬掉。当时张家还发达着，在城里和南洋开有西药铺做生意，家里还有一片山林和一百多亩稻田，日子过得红火。谁知天不助人，被法兰西洋医偷走祖传药方，没几年光景就败落了。辘轳车造成留了下来，人们感觉到上下山，坐辘轳比走路方便，还节省时光。老人过世前把这差事传给儿子，说他断了胳膊，能靠它糊一口饭吃哩。只不过原先由廿四房付工钱，后来秀才爷也出洋走了，才由他兼敲更的活计，改成村人们付铜板供养着。
阿同爷爷敲更，是用嘴咬着铜锣绳索敲的，因为他只有一只手……
张永成站在那棵大樟树下，在胸口怦怦地跳个不停，壮实的身子忽然变得佝偻，一张上窄下宽、颧骨高耸的脸上神色凝重，那双骨碌碌转动、平时发出锐亮光辉的小眼睛变得灰暗，眼眶里溢出泪花来。
接着，他双手扶住树身，头伏倒在树干上，呜呜地哭泣起来。
妻子李纹关切地问，你怎么了？
他说我想起阿奶、爸和兄弟了，这樟树上原先系着个辘轳哩……
她走过去，伸手在他脊背上抚摸着，凑近他耳边说：老头儿，你一哭我心里就难受。儿孙们都来了，多高兴的事呀。一屋子大小十七口人，都是廿四房的子孙，比先祖那阵子，兴旺发达多了。您别哭，心里有话就说吧，大家在听着哩！
他抬起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咧了咧豁牙的大嘴，对着眼前的子孙们说：张家的先人们都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出去了就没有再回头。五十二年前我离开这儿，在外折腾了大半辈子，如今老了，也累了，折腾不起来了，想与你们妈搬回老宅建设新农村，睁大眼睛看着你们在外面折腾。
大家便问：您已经折腾大半辈子，还折腾呀？
他说：是张家的男人，就得折腾出个名堂来，不然就白来这世上一趟。
回乡的事儿，他显然没与妻子商量妥当。李纹感到茫然，摇头说：要折腾你自个儿来折腾，我又没办退休手续，咋跟你来这儿定居呢？
他注视着她，横眉竖眼地说：不行。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我俩都是从这儿出去的人。你是我老婆，没你在一起，我的日子就会清汤寡水，没滋没味……
李纹悲哀地问道：难道这一辈子，我永远是你的影子？
他说：只能这样，谁让你嫁给我？这世界是变了哇，以前是山上比山下滩涂富裕，现在倒过来，滩涂比山上发展还要快哩。我俩都对这块土地有过承诺，要让祖先在地下睡得安宁，有责任让老家山村改变面貌。
李纹又问：你真不管孩子们了？
他望着这一大家子人说：孩子长大有自己的路，我九岁从这村子里走出去，又有谁管过我呢？
如今那架辘轳车和茅屋都不见了，也没了阿同爷爷。但在张永成耳旁，仍回响着摇动辘轳时吱嘎吱嘎的声音，眼前晃动着他甩动断臂空袖、颠跛走路的身影。那棵大樟树犹在，主干枯朽了半边，旁枝却更加茂盛，骄傲地向人们诉说着几个世纪的变幻沧桑。现在坳口已炸开崖石，开出一条盘山的沙石路来。村中唯一的改观，就是新砌了许多青砖褐瓦的小屋，代替过去的残旧茅屋。砖墙上还留着用白石灰写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
从村口的大樟树下往里走，七转八弯地走过十几座瓦房和夹杂在一起、五花八门的茅屋，就见到门口植有樱桃树的张氏祠堂。祠堂是石屋，依山坡而建，名号鹤鸣堂，坐落在村子东北角。因久无人料理，屋子显得残破，大门缺了半扇，门框是两条大石柱，右侧有耳房，为三间两进、砖木结构的平屋，褐瓦冠顶，墙基砌石坎，天井青石板铺地，内置两口大水缸，依稀保留着当年的风貌。 他把子孙们领进祠堂内，说这儿原先供奉着祖宗的灵位哩，廿四房在道光初年从老三房分出来，传到他已为第五代。说男人为祖先的信诺活着，不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担负家族的责任……
他在祠堂里坐下来，清晰地记得五十二年前，瞎眼祖母，人称秀才娘子的阿奶，搬出一把刻有麒麟的木雕祖传太师椅，坐在已经败落、植有两棵樱桃树的祠堂前。在膝盖上夹着鞋藤箱，手里拿着一双正纳着的鞋底，是那样字正腔圆地与他说：蓝了的天，白了的云，只要撞钟山的溪水还在流着，山林里的红襟鸟还在叫着，天下的江山要由穷人坐哩！你已经走出这祖屋，就不能再回头。
他知山林里的红襟鸟，会在黎明时分唧唧咕、唧唧咕地啼叫。才麻雀一点儿大的鸟儿，叫声却十分响亮。一只鸟儿叫起来，众鸟呼应，连成一气，顿时整片林子都喧闹起来。叫着叫着，那轮通红通红的旭日，就从东方升起来……
每当鸟儿们啼叫时，瞎眼祖母就会拍着兄弟俩的屁股说：懒鬼，起床起床。人哎，越睡越懒，得从小养成尽劳尽责的习惯！她唤这鸟为责任鸟。说人的一口饭食、一件寒衣，都是从地上刨出来的，只有像这鸟儿一般地忠诚职守，才能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
那情形，似刀刻斧凿般地镌刻在他的脑子里，几十年来都无法忘怀。
那日上午，才回村的他惊魂未定，颤抖着说：可我，才九岁哪……
秀才娘子说：三岁看到老，八十不变性。人在骨子里的精神无法改变。
一阵刚硬的山风刮过，白日躲到云背后去，天气有些寒冷了。这是民国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927年的初冬，村口田畈上堆着一垛垛的稻草蓬，田野已冷清下来。秀才娘子的心铁硬，不为他的哀求所动。瘪塌着嘴，坐在门口纳鞋底，鸡爪般的枯手上，拿着针线与鞋垫，睁着一双被白内障蒙住的眼睛，望住村口被雷电劈去半边的老樟树，嘴角流下两条涎液，在皱纹密布的脸上，出现似笑非笑刻薄的表情。白日又从云层中露出来，云层压得太厚，日光先从云中露出一小角，后来又透出一块，慢慢全露出脸来，寒风卷起地上的落叶，日光在风中慢慢渗透，使大地显出丝丝缕缕的温暖来。
他不想离开家。一月前，秀才娘子把他与哥哥永发，送去山下远房财主张裕德家放牛。她哀求说：他大伯，好笋抽在篱笆外，子孙得由别人教养。廿四房兄弟相争败落，我不能让秀才爷断绝根脉。
永发屈服命运留下，他却偷逃回来了。没坐阿同爷爷的辘轳车，在上山的小道上转了半夜，天明才到祠堂见瞎眼祖母，跪在门口渴望她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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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大地的道德承诺
——读长篇小说《红襟乌》有感
程树榛
一
读罢车弓(张坚军)的长篇小说《红襟鸟》，心头有些沉甸甸的。耳边响起著名诗人艾青《我爱这土地》里的不朽吟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二十三年前，我有幸在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文艺学·文学创作班当指导老师，在这届学生中，涌现出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毕淑敏这样一大批活跃在当今文坛的优秀作家。车弓在他们中间，算是比较“沉默”的一位。他的“沉默”在于，中断了将近十年、且已有建树的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影视剧本的创作(多部作品在省、全国获奖)，把注意力集中到新闻领域和对地域文化的研究中去了。记得那些年中，我约他写稿，他婉言谢绝说在准备写长篇。在我的印象中，车弓为人诚恳、老实，甚至显得有些“木讷”，但不乏机智和才气横溢。他出身农村，当过兵，做过工，还当过教师和机关干部，生活底子丰厚。是那种厚积薄发型的作家。因此我对他一直有所期待。
果然，自2002年始，他接连放飞在心里“憋”得已久的三只“鸟”：一为“报春鸟”(即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长篇小说《名利圈》)，被业内行家认为是“手掌上的舞蹈”，“改革开放后江浙大地农民企业家崛起、改变命运的报春哨音”。继而洋洋七十余万字，放飞“太阳鸟”(即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长篇小说《大商无界》)，叙述中国晚清十大商帮转型时期的“宁波帮”商人，引起经济界和文艺界的热议，著名经济学家曹思源和文艺评论家雷达、崔道怡等人著文评论，即：“为何在洋务资本、官僚资本、民间资本激烈竞争的晚清时期，众商帮困惑颓靡，民族经济衰退，而宁波帮商人一枝独秀，形成以金融业为龙头的现代经济雏形？”本质“憨厚”的车弓，继续潜心创作，放飞第三只鸟——在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红襟鸟》中，对他立足的这片土地，作出历史和现实文化学上的阐释，用西方学者荣格致作家海明威的话讲，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块土地。这个人的亡故，就是这块土地的消失。”
至此，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名利圈》内的民营企业家吴洁文、企业家江流、金融奇才许慎生、推销员斯奇乃至市委书记谢航的沉浮起落，还是《大商无界》中闯荡上海滩、“赤脚汉不怕穿鞋人”和“在洋人口里夺下一口食”的三个师兄弟毛承章、李业甫、李少鸿及打破祖训“嫁女保庄”的钱庄主黄仲源、富家女黄家贞和贫家女陈秀姑生离死别的坎坷命运，以及《红襟鸟》中“出洋受阻”的张圣朝、兄弟相残的张振宗、张振耀及主人公张永成及继子张建国、儿子张启明、张启东与女主人公李纹、陈小燕波澜壮阔的命运，都有了合理的灵魂归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不同于陈忠实的《白鹿原》，也不同于莫言的《红高粱》和《丰乳肥臀》，是江南这块灵山秀水、特有的地域文化精神和一幅幅风土人情画面，孕育了特有的人物。
二
在中国作家中，不乏寓人物故事于乡土风俗中的小说，车弓的特点是善于把重大的历史事件，与城市地域文化精神糅合在一处，这就使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产生社会现实意义。
《红襟鸟》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新四军老战士波澜壮阔的一生。主人公张永成参加革命是被“逼”出来的。他出生在浙东山区一个叫白鹤桥的村子里，当时的生存环境贫困恶劣。作者在卷一《家族前史》中有生动的概括：村口有架大辘轳车，人上山要“转动辘轳轮子摇上来”。路还是有的，“得转三个大弯子，多了五六里行程。”尽管这样，还比“后海相公殿滩涂饿死人强”。太祖父张圣朝觉得这地方“活得没精神”，出洋开西药房，结果被洋医罗瑞德父女“偷”走祖传药方败家。祖父张友香为兑现对大脚女子秀才娘子的承诺——让她“娘家人在荒年有～口饱饭吃”再下南洋，又因“为革命党买枪炮”而惨死他乡。接下来伯父张振宗为“让祖宗在地下睡得安稳”继承祖业，却因为信仰不同“兄弟相残”，杀害他的父亲张振耀。侄儿张永发(张永成哥)为报父仇认敌为友，“借日本人的力量灭了寡情的大伯”，使这个在小山村里轰动一时的“张氏廿四房”家族，终于彻底地败落下来。
故事在卷二《张永成的婚姻生活》才转入正题。在这些看似“轻松”的话题中，作者不慌不忙地讲述了张永成摒弃亲情，枪决“给志愿军造假药、产生恶劣后果”的同胞兄弟张永发，富有人情味地收养侄儿“小东西”(即后来继任他工作岗位的张建国)，娶富有“浪漫色彩、把托尔斯泰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放在床头阅读”的美姑娘李纹为妻，按人物性格发展脉络，徐徐展开故事情节，把社会变迁的大背景寓入家庭中，埋下一个要继承祖先宏愿、壮志满怀却缺乏科学常识的理想革命者“改天换地”，进行社会与家庭革命的伏笔。
故事在卷三《战士与土地》中全面展开，这是一场多么艰苦卓绝、前无古人，比战争年代更为“酷烈”的硬仗，为改变这块土地面貌，张永成付出了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围海建塘”增加土地面积，来改变这个县“人均土地不到半亩”“大饥荒时逃荒要饭饿死人”的景况。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十几年后改革开放，继子张建国(小东西)根据科学决策，在牺牲“六十九条活生生的生命”的纪念碑前，否定了他这代人认为是“政绩”的浩大工程，“开塘引水、废田归渔发展生产，让村人迅速富裕起来”。失望的张永成尽管苦恼，但为了人民的利益服从真理，把“权力”与职务让位于新一代干部……
在小说卷四《兄弟俩的纠结》中，离休后“回村修路”、让“山上与山下一样富裕起来”而“隔海观潮”的张永成，在“儿媳”陈小燕(兵团知青)兑现对另一块土地的承诺中，“逼使”张建国舍弃已经成功的事业而重返内蒙古，报答草原对他“哺育与恩情”；“逼走”下岗的长子张启明“不做窝囊废”，“像鸟儿一样觅食而南下深圳淘金”。同时，又让大学毕业回乡的次子张启东，回村办塑胶厂帮助村民共同富裕……
由于兄弟仨“思维观点的差异”，结局并没有像张永成所憧憬的那般“美满”。在卷五《心在远方》中，白发鹤面、已然暮年的张永成与此时变得与他同心同德的妻子李纹，不但经受了“启明的公司跨国投资炒股破产、为道德承诺赔偿损失”的“金融风暴”，而且还遭受了晚年“失子之痛”——因病从草原回归担任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张建国，因患肝癌丧身办案中。就连为家庭亲情和道义而“战”，继任公司董事长的长媳陈小燕也身亡车祸……
然而，时代发展了，这片土地终于变得富庶。在山林里的红襟鸟吟唱声中，这个世界许多旧的东西消亡，变得越来越美好……
三
初读车弓的小说，感觉有些“累”。由于承担重大社会现实，小说开篇就很凝重，就像嚼着一颗青橄榄，但读着读着，滋味就慢慢出来了。直至读完全书，虽然心头沉甸甸的，却觉得回味无穷、爱不释手。车弓的创作手法朴实无华，全书由平凡的事件和细节组合，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他把人物“拿到火上烤，滚水烫”，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去”，“剥了皮、抽了筋地撕裂给人看”。像电影镜头一样地展现在人眼前，使你无法离开他。
这部小说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堪称有一定的深度。作者通过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心灵史诗的叙述，凝聚我国江南地区时代变迁的百年风云，使小说有难能可贵的历史厚重感。战士张永成的一生，为兑现祖先承诺、改变这块土地面貌而战。他是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现实主义者。他身上有着许多历史遗留的“旧式农民”品性，如“传宗接代、封建家长制，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陋习，同时又具有革命者“信仰坚定、百战不殆、勇往直前”的气质。他是质朴单纯的，同时又是复杂的，在理想与现实交织的复杂环境中，他“出淤泥而不染”，至死信仰不变，始终是一个大写的人。在他的身上，散发出这个社会值得推崇的道德力量和人文精神，是新时代文学画廊中一个“特殊品格的人”。
车弓通过他的三部长篇小说，试图为一个城市的品质立言。书中时时处处，洋溢着浓郁的风土人情，有着特有的城市地域文化痕迹，如小说中的山(四明山)、小说中的水(三江水)，而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散发出与中原文化不同的理性之美。我因为组织雅戈尔集团的长篇报告文学，在这个城市短暂地住过一段时间，深切地感受到这片神奇的土地(城市)，蓬勃散发出来的道德精神力量。在这些年中，人们似乎一直在追寻：为何同样的山、同样的水、同样的党的政策，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几年中，这个资源相对短缺、物质并不富裕的沿海城市，改变面貌相比同等城市要快一个节奏？屹立的“东方大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活跃在世界各地为民造福的“宁波帮”，几乎在一瞬间就实现了祖先所有的梦想。除了外因条件促使外，城市内在的文化精神无疑起了关键作用。
车弓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不仅留下“随人物逝去的一块土地的魂魄”，主要的是他为崛起的家乡故土，响亮地作出“诚信城市”的道德承诺。在当今物质充盈的状态下，每个人都应该询问自己：活着，为这片土地担负了什么？
2012年11月8日于北京
《红襟鸟》由车弓著，主要内容：一位新四军老战士，一生中的三个军礼：第一次敬给祖宗，第二次敬给土地，第三次敬给子孙。敬得回肠荡气，豪情长存……这是一个凄美而动人的家族亲情故事，通过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心灵史诗的叙述，真实地描写了几代人的命运，见证了一座旧城的消失、新城之崛起，凝聚了我国江南地区时代变迁的百年风云。
在过去的百年中，没有彩霞飞舞的浪漫天空，也没有鲜花锦簇的理想大道，但我们艰难曲折地走过来了，以后还将继续走下去。这就是一代人的文化宣言：只要你仍在行走着，你的生命就不会完结，就像山林里红襟鸟的吟唱——人们会记住你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
《红襟鸟》适合大众阅读。
《红襟鸟》由车弓著，这部小说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堪称有一定的深度。作者通过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心灵史诗的叙述，凝聚我国江南地区时代变迁的百年风云，使小说有难能可贵的历史厚重感。战士张永成的一生，为兑现祖先承诺、改变这块土地面貌而战。他是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现实主义者。他身上有着许多历史遗留的“旧式农民”品性，如“传宗接代、封建家长制，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陋习，同时又具有革命者“信仰坚定、百战不殆、勇往直前”的气质。他是质朴单纯的，同时又是复杂的，在理想与现实交织的复杂环境中，他“出淤泥而不染”，至死信仰不变，始终是一个大写的人。在他的身上，散发出这个社会值得推崇的道德力量和人文精神，是新时代文学画廊中一个“特殊品格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