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麦吉·罗丝和小虾米·戈德伯格
1992年12月21日清晨，我独自惬意地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我家在华盛顿市区第五街。阳台又窄又小，里面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些发霉的冬装、干活儿穿的靴子和破损了的儿童玩具。但我对这些毫不在意，再怎么杂乱，这儿也是我的家。
我在我们那架五音不全的钢琴上弹奏着戈什文的曲子，那架钢琴从前也曾风光过。这时刚刚早上五点钟，阳台上冻得像在冷藏库里似的。为了弹上一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我倒是做好了要受点儿罪的准备。
厨房里面电话铃响了。我心想也许是自己中了华盛顿，或是弗吉尼亚，要不就是马里兰的彩票，他们昨天晚上忘记给我打电话，现在才来通知我。这三种彩票我一直在买，可却从未中过。
“奶奶，接一下电话好吗？”我在阳台上喊了一声。
“是找你的，你还是自己去接吧。”我奶奶气冲冲地回了一句，“莫名其妙地想让我也跟着起来！我说莫名其妙的意思就是毫无道理。”
这并不一定是她当时的原话，但大致是这个意思。奶奶总爱这样讲话。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厨房走，我的腿尚未活动开，一路上踩到不少地上的玩具。我今年三十八岁，正像人们常说的，一个人要是早知道能活这么久，当初就会更好地照顾自己了。
电话原来是我在警察局的搭档约翰·萨姆森打来的。萨姆森知道我已经起来了，他比我的孩子还了解我。
“早上好，黑糖，起来了吧？”他说。我们之间无需过多的客套。我和萨姆森从九岁起就是好朋友，还一起在帕克的社区杂货店偷过东西。当时我们可不知道老帕克会为了你偷一包香烟而开枪把你打死，像我们这样胡作非为的事要是让奶奶知道了更是不得了。
“反正现在是起来了。”我对着话筒说，“告诉我点儿好消息。”
“又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像是我们正在找的那个家伙干的。”萨姆森说，“他们正等着我们呢！一大堆记者已经去了。”
“一大早就去看死人。”我发了句牢骚，觉得直反胃。这样开始新的一天可实在不是我的初衷。“妈的，真倒霉！”
奶奶一边喝着热茶一边吃着半生的鸡蛋，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俨然一副神圣的、一家之主的模样。这时，她已经换好了去学校的衣服。奶奶今年已经七十九岁了，仍在学校做义工。电话里萨姆森继续向我讲述着这一天第一起凶杀案的血淋淋的细节。
“别说脏话，亚历克斯。”奶奶说，“只要你还想住在家里就请你不要讲脏话。”
“我十分钟左右到。”我在电话中对萨姆森说，“这房子是我的。”我又对奶奶说。
奶奶不悦地哼了一声，仿佛是头一次听到这个可怕的事实。
“兰格利区又发生了一起恶性凶杀案。凶手看来是在寻求刺激。”我告诉奶奶。
“太不幸了！”奶奶说。她那双慈祥的棕色眼睛和我的目光相遇在一起。她头上的白发就像她放在客厅椅子上的白色坐垫一样。 “这些政客们使这座城市沦落到了这么可悲的地步。亚历克斯，有时我在想，我们真应该搬出华盛顿了。”
“我有时也这么想。”我说，“不过，看来我们恐怕还是要挺下去。”
“是呀，我们黑人永远是这样，坚韧不拔，总是在一声不响地承受着。”
“倒也不总是一声不响。”我对她说。 我决定穿那件呢夹克。这是件凶杀案，这意味着会有些白人在场。我在运动衫外面套上了我那件像样的呢夹克。这种场合下这身装束很适宜。
我床边的衣柜上摆着玛丽亚·克劳斯的相片。三年前，我妻子玛丽亚被从一辆经过的汽车里射出的子弹打死了。像华府东南区大部分凶杀案一样，至今仍未破获。
我从厨房门出去之前和奶奶亲吻，这是从我八岁起一成不变的习惯。我们还互相道别，以备万一再也见不到了。我们每天像这样道别已经快三十年了。三十年前奶奶收养了我，决心把我培养成材。在她的养育下，我成了华盛顿贫民区一名持有心理学博士学位的缉凶警官。
我在名义上是副警长，用莎士比亚和福克纳的话形容，就是一大堆喧嚣和愤怒，但不起什么作用。在华府警察局里我的职位按理说应该排在第六或第七位，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不过每当市里出了事，人们倒是还会等着我到场。在班宁路41-15号房前横着三辆蓝白色的警车，警方的一辆黑色玻璃窗的侦缉面包车也到了，另外还有一辆救护车，车子的门上赫然印着停尸所的字样。
凶杀案发生的房子前面停着两辆消防车，房子周围站了些看热闹的，大半是些色迷迷的男人。一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在睡衣外面套着大衣，有的头上还戴着发卷，她们从家里的阳台上往外瞧着，冻得直打哆嗦。
事发现场的房子十分单薄、破败，上面漆成了俗气的蓝颜色。房前停着一辆破旧的雷米特汽车，车窗用胶布粘合起来，车子像是被别人丢弃在那里的。
“见他的鬼，咱们不如回家睡觉去吧。”萨姆森说，“我才想起来这种事有多讨厌，我最近恨死这工作了。”
“我可是喜欢这工作，喜欢缉凶组的。”我自嘲地说，“看见了吗？验尸官已经穿戴整齐等在那儿了，还有刑侦组的那几个。朝我们走过来的这位是谁呀？”
一名身穿一件厚厚的带皮毛领的大衣的白人警官晃晃悠悠地朝我和萨姆森走了过来，他把两只手揣在口袋里取暖。
“是萨姆森吗？噢，你是克劳斯警探吧？”这位警官下颌一张一合，就像不少人在飞机上为排除耳膜的压力所做的那样。他很清楚我们是谁，他也知道我们是特别调查组的，他这样问无非是有意表示轻蔑罢了。
“怎么样，伙计？”萨姆森可不大喜欢被人冒犯。
“这位是高级警探萨姆森。”我对那名警官说，“我是副警长克劳斯。”
这位警官是位大腹便便的爱尔兰人，似乎是南北战争时代的遗物，他的脸像是一块被雨水泡过的结婚蛋糕。他对我身上穿的那件呢夹克仿佛无动于衷。
“屁股都快冻掉了。”他喘息着说，“你还问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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