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有悟》近二十万字，通过五组二十余篇相互联系的文章，如《慧珠伯伯》、《小镇凡人》、《穆宏之死》、《难忘桑楚》、《编辑生涯》、《编剧生涯》等记录下人生道路上众多市井世相、平凡小人物的形象，也叙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交友往来、影视活动、日常生活感悟等。全书情感真挚、文笔质朴，既有作者陆寿钧与中国电影界穆宏、桑楚等著名导演、演员等的交往故事，又有《烛光里的微笑》等一系列电影名片编创摄制中的趣闻轶事，还有生活中平凡人物的真情实事，汇成一组丰富多彩的上海影视文化、老上海生活史剪影画卷。

我要把这辈子的生死经历写下来，要把感动过我，影响过我的人与事写下来。此书的宗旨，是要感恩和谢恩，主角并非是我，而是他人——我一生中遇到的那么多的好人，那就应该忘却自己的苦难，把重心放在传播人世间的真情上。——陆寿钧

《生死有悟》的出版，是为上海文化老人留下珍贵的生活记录，也是为上海这座城市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既可资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家学者参考，又可供对上海文化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生死有悟(代自序)

生的艰难

慧珠伯伯

三条人命

小镇凡人

永记师恩

丰英大姐

好友阿戴

怀念疯人

另类影人

挺身而出

穆宏之死

难忘桑楚

编辑生涯

蜗居杂忆

三次车祸

编剧生涯

涉足电视

我的编辑

面对荣誉

心悦诚服

一封短信

一篇短文

友谊成果

父亲母亲

努力活着(代后记)

“阿婆故世了！”

小弟打电话告诉我。

家乡人说话都很直，他却讳避了个“死”字而说“故世”。是的，我们姐弟四人都很看重这位阿婆。

阿婆是我父母在世时照顾他们的一位保姆，年龄在我们与父母之间，称我姐为妹，称我们弟兄三为大弟、二弟和小弟。而我们跟着下一代叫她“阿婆”。在很难分出辈分中，彼此都在下意识中表达了一份对对方的朴素尊重和言而有信的亲切。她在我家有十多年之久，我们都没去问过她的姓名，一声“阿婆”，尽在其中。

阿婆当保姆前，一直在乡下务农。她之所以走出家庭，一来因为丈夫对她不好；二来她女儿因婚姻失败，有一个叫仁莲的外孙女要她抚养。她带着仁莲来我家，仁莲是在我家上的小学，以后又上了中学，再以后又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这期间，仁莲的妈妈又有过不幸的婚姻，而阿婆则是她的“避风港”，直至她最终建立起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为止。她们三代人早已把我们的老家当成自己的老家，视我父母为自己家的老人。仁莲从小就叫我父母“大大”(祖父)、“亲妈”(祖母)。我们过春节给孩子发压岁钱时也总少不了她一份。

阿婆对我家所有人都感恩戴德，而我却一直对她怀有深深的敬意——一个目不识丁的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一直肩负着两份重担，既精心照料好我家的两位老人，让我们能在外安心工作，同时又照料好了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让她们争得了一个较好的前程。而她自己，从早劳碌到晚，周而复始从没想到过自己。

阿婆在我们老家中的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中安上了自己的家，那里是她们祖孙三代人的团聚之地。直至我父母逝世后，我们仍发自内心地继续让她们免费住下去，不要因为我们的“老家”散了而也散了她的“家”。这并非显示我们的仁慈，而主要是阿婆在我们家十余年来为人的结果。在她身上，可以说集中了我国农村妇女身上的全部传统美德：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知恩图报、从不搬弄是非、对东家赤胆忠心……

我父亲故世时，按老家的风俗在家中设灵堂放过一夜后再去火化。那一夜她们祖孙三代与我们一起守灵，仁莲还趁人不注意时用她的一双小手想把我父亲冰冷的手捂暖过来。在父亲走后的好长一段时间内，阿婆每天早晨仍按父亲平时的习惯给他泡好一杯茶，让仁莲端到他的遗像前。我母亲是凌晨在医院故世的，阿婆祖孙三代为她抹了最后一次身，帮她穿上了寿衣……

父母走了，阿婆仍住在我老家。我们给她一点帮助，她总是用自己做的鞋、煮的蛋、蒸的糕加以回报。逢年过节时还买了锡箔虔诚地折了元宝送给我父母。能不能收到是一个问题，但她们的情义无价。把我们与阿婆联系起来的老东家走了，彼此之间的真情厚意却依然存在。从当代时髦的观点去审视，不知道这情义该不该去弘扬，而我回忆起来总感到十分温馨。

由于阿婆为人好，很快又有子女在外工作的人家请她去照顾一位老人了。虽说阿婆已年近70，人家还是三请诸葛亮般地恭请她上岗。她又精心照料了那位90余岁的老太几年，直至自己病倒……

阿婆身体壮实，走路咚咚直响，手脚勤快，在我家十余年间从未见她生过病，很难想象她怎么会一下病倒的。我问小弟，她得的是什么病？小弟也说不清。只说她后来照料的那位老人太难照料，过于辛苦了吧。总之，阿婆一下就走了。而那位已近百岁的老太依然健在。

阿婆走时已70有余，她种了二三十年的田，当了二三十年的保姆，以她微薄的收入扶助着女儿和外孙女，并让她伺候的老人能有善终或长命百岁，让老人的子孙们能安心在外工作，可又有谁会强烈地意识到她也老了，也是一位老人，也需要人照料。阿婆她一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如果要用什么去概括的话，只有两个字：付出。所以，当我听说她故世的噩耗后，情不自禁的写下了这些文字，为她唱了这首挽歌。我也70有余，仍愿引以为鉴。P32-34

生死有悟(代自序)

生死无常。想不到我在71岁生日的前两天，又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

2013年4月27日，我与老伴、亲家母、儿子、儿媳一起吃过晚饭，抱玩了一下刚满四个月的可爱的小孙女后，照例在阳台上与儿子闲聊，突然感到左胸口被一下堵住，顿时全身直冒冷汗。我明白心脏出了问题，赶紧吃救心丸，无用。儿子想开车送我去医院，亲家母退休前是医院里的化验师，知道情况不妙，建议打120求救……

我移至室内的沙发上坐下，让老伴用热毛巾擦去冷汗，没几分钟救护车就到了。随车来的医生一下就明白我得的是什么病，指挥着用布兜把我送上了救护车。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意识还是清楚的，我估计我是突发性的心肌梗塞，来势凶猛，后果难以预料。在救护车上，我让老伴打了两个电话：一是给北京的一位领导，我刚从他那里领受了一个重大的创作任务回来，得告诉他，我不能再接此任务，趁早另易他人，免得延误工作；接下来是让老伴找熟悉的好医生帮忙，我这个病耽搁不起。

进急症室后确实没有多少抢救的气氛，我急。送我去的老伴和儿子更急。急症室的人却不急，我只能这样理解：他们见多了！幸亏老伴熟识的那位主任医生及时赶到，安排好了一切，才让我松了口气。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件事让我很有感触：一是我原工作单位的原一把手急匆匆赶来了，他接到了北京那位领导的电话，是来帮我应急的。我看他到处打电话找关系却脸呈无奈，心中不是滋味。他在职时是位叱咤风云的人物，退下多年后有事也难办成了。我宁可如此，不想看到权力的延伸。我常劝慰他，回归到原先老百姓的地位安度晚年最好。让我欣慰的是我们的友谊常在，以后他又多次来看望我，不是出于形式，而是源自友情。二是北京的那位领导又让上海有关部门的一位处长给我老伴打电话，问需要什么帮助？我真感激他，我们在创作上合作了近二十年，这位部级领导对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创作人员总是那么的尊重和关心。我这场大病还不知能否保住命，就是保住了命以后在创作上肯定也协助不了他多少了。此刻，他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无功利可言。以后我又知道，他又打过电话给与我们合作的两位制片人，让他们在经济上关心我。而对于我来说，在这生死无常之际，能感受到人世间的真情足矣。

在那位主任医生的安排下，我住进了心内科急症监护室，实施了各种监护手段，做了各项检查。事后我才知道，所有的指标都不好。更让我感动的是，儿子在监护室外守了整整一夜，以防抢救时要家属签字。事后，儿子告诉我，当时，医院要他在一张如生死协议的东西上签字，他看明白后，拒绝了。他说，所有的抢救措施都得与家属商量后决定，他宁可在监护室外守候。我明白，越在这种时刻他越要对父亲负责。他开始成熟了！

次日一早，老伴来接我儿子的班，陪着我进了心血管造影手术室。那位主任医生和另一位医生给我做了心血管造影。我听候摆布，一切都无从知道。事后才清楚，检查下来的情况更糟：“冠脉造影示：RCA近中段不光滑，中段三分叉前偏心性狭窄50%，PLV中段狭窄90%，PDA中段狭窄80%，LM未见异常，LAD中段长病变模糊影，狭窄90%，LCX非优势型，未见明显狭窄。为明确LAD病变性质和程度，进行IVUS检查，提示LAD中段重度钙化。”我听医生叹了口气说，要用金刚钻旋磨打通。我当时还以为他在说玩笑话，心脏中的血管怎么能用金刚钻去打通？后来才知道，如今在上海确有这个设备与技术。我15岁离开故乡到上海市内求学、工作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如今我又回归成了“乡下人”，对飞速发展的上海，好些我都不懂。

我被推回监护室时，只见老伴的表情有些迟钝，护工让她协助推移动病床她都一时反应不过来而受其叱责。我看着年逾古稀的老伴怕我受冷感冒边脱下外衣帮我挡风，边脚高脚低奔前奔后地听护工指挥推移动病床，实在忍不住掉下了泪水。事后我才知道，那位主任医生已直言告知她我严重的病情，她在我面前强忍着泪水，却又不知以后该怎么办。在生与死的考验中，亲人们比当事者更难熬！

进监护室安顿下来后，护士前来关照术后注意事项，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是独自流泪。护士可能认为我这个人怎么如此软弱无用。其实我是在为我老伴伤心：她昨夜独自在家(我们与儿子、儿媳分住)肯定睡不好，又有高血压，今晨一早赶来，身临此境，心力和体力能承受得了吗？此时，儿媳给我孙女喂过奶后也匆匆赶来了，我不能让她看到我在哭，才把泪水强忍下来。

我的病确实给老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能做我这种手术的设备在上海没几家医院有，能做这个手术的医生上海没几个，虽有幸，我进的这家医院既有设备又有一位大名鼎鼎号称“老大”的权威医生能做，但要能让他来做，谈何容易？可时不待人哪，我这个情况如药物控制不了，什么时候再梗塞起来很可能就走人了！

真是天助我也！我楼下同乡、同事的夫人与“老大”熟悉，他们一起工作过十余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当她得知我的情况后，立即给“老大”打了电话，“老大”一口答应，由他来做。当然，得由他抽空安排时间，他这样的名医，求他的人和上面交下的重要任务一定很多，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很难说。

我只能耐心等待，一切都看天意了。

这一等又整整等了十天。好在我有24小时的全天候监护，总算没有再出现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件事我得说一下：一是说句良心话，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和护士都很辛苦又很负责，我亲眼看到，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一个刚送进来的临危病人抢救过来了。护士每天发药总要问一句：“你叫什么名字？”经过核对后才把药送到病人手中，以防有差错。有时我晚上睡姿不好，影响了血压的测量，值班护士在监视器上发现后总及时赶来把我叫醒，重新测过让她放心后才离去。有一位“海归”的主治医生，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病人的各种提问，有一天拂晓，我醒来小解，只听见他与一位刚送来的急症病人和家属在说：“最好赶快做个心血管造影，需要安支架得及时安装……”看来病者和家属跟我刚入院时一样，对此全无概念，那位医生耐心地给他们解说，什么叫心血管造影，支架又是怎么回事……直到病家明白过来欣然同意后，他又亲自立即做了这个手术。事后我得知，这位病人当时的情况确实不妙，多亏医生处置及时。二是在这几天内，监护室中死了两位老人。一位就在我隔壁，只隔着一层屏风。那夜我被一阵哭叫声惊醒，只见隔壁值班医护人员进出频繁，脸色严峻，步履匆匆，只听家属在那里不停地呼叫着病者。我明白将发生什么事了，我两眼直瞪瞪地呆望着天花板，心中一片空白。等了片刻，什么事都未发生，我便起身上厕所。我一踏进厕所，病房里立即爆发出痛心的哭叫，我清楚，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个世界上又有一位老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在为逝者和家属悲哀之际，心中升腾起强烈的生的愿望：既然阴曹中阎王派来带人的黑白无常迟迟没敢越过我的床位，那我肯定还能活下去！唉，人在生死关头，常会用唯心来安慰自己。另一位逝者在我床位的斜对面，他弥留状态时我曾去看过他，他已全无知觉。而我这个尚有知觉的人，见他浑身上下都靠大小管子在维持，心中真不是滋味。这家是信教的，他们对死亡有自己的见解，一俟解脱，无人哭喊，只是默默地围着逝者在心中祈祷了一番，让我领悟到了宗教的文明之处。这两位逝者都已到耄耋之年，值班医护人员都已尽力抢救过，只是大限已到，别无他法。我只希望在推走遗体时，值班的医护人员能送其出监护室，这是对亡者的尊重和对其家属心灵的安抚，也是一种人文关照。这个场面肯定是非常感动人的，能让病家对医者更为敬重。我目送着亡者和家属出门，余光中只见所有的当班人员都若无其事，让我失落。我不信当他们的亲友发生这种事时他们也会如此冷漠，看来，有时“关系”会大于“文明”。三是由此我想到了我的“关系”。我希望我能通过“关系”转危为安，救星可只有这位“老大”了！每天老伴来看我时，我总问她，按“潜规则”办了没有？老伴被我问烦了，就瞪着眼对我说：“跟你说过了，我早问过，红包得送多少？人家回答得很干脆，不要！要送你自己去送！”老伴手中掌握着一些优质教育资源，常有人悄悄地把几万元放在她面前求助，她从未动心过，她总是回答道：“我不缺钱，拿了你的钱我就缺了良心”。她总是无私地尽心尽力地去为大家服务好，要让这位已教了半个多世纪书的全国优秀教师去为我送红包，确实为难了她。我可是个大俗人，怕“老大”虽口头答应为我做手术了，而我们却没到位，这个“答应”会不会落空呢？在重症监护室中熬到第九天，“老大”被一大群医生簇拥着来查了一次病房，其人名我早已如雷贯耳，真神却首次得见，确实气宇不凡。他通知我明天上午由他来做我的手术。我见他胸口别着共产党员的上岗证，放心了不少，我想医院的这个措施，总不会是形式主义的吧？倘若如此，还有什么能救呢？

5月7日，“老大”给我做手术，我将尝试金刚钻在我心脏血管中施威的味道。前一天下午三时监护室开放探望时，两个弟弟突然赶来看我。我关照过老伴，不要告诉任何人，免得麻烦大家。小时候读鲁迅的书，他那句受了伤独自躲在一处自己舔干(大意)的话我一直记着。而老伴怕担不了这个责任，在我动手术前还是打电话给我姐姐和两个弟弟通报了情况，可见这次手术非同小可。两个弟弟告诉我，大姐已年近八十，腿脚不便，只得委托他们来看我。父母离世后，我们四姐弟相互照顾，一直相处得很好，想不到生死之事不知不觉地已轮上我们这一代了，可小时候的情景还都在眼前呢……我们相对无言，大家都不知说上点什么好，真有点生离死别的感觉。

动手术那天，我排在第二个，早早被推进了手术室在走廊中等候。老伴、儿子和儿媳都等在手术室外。在等候中我脑子一片空白，没想过什么，也不知想什么好。不想也好，想什么都无用。他们在外面肯定焦虑难熬，其间，我见老伴只要一有机会就偷偷溜进来，但几次都被手术室的人赶出去了。后来，老伴告诉我，她还是备下了一个大“红包”，几次进来想塞给“老大”，哪有机会？

轮到我上手术台时，家属方允许入内。儿子签过生死协议后，被要求到观察室内在屏幕前观察，这种手术的公开化不知是医务文明的必然走向还是为了防止医患纠纷。谁都没有来征求过我这个当事人的意见，谁都想不到去考虑对当事人的影响，我认为，因此也就无文明可言了。

事实上让我越来越紧张了。在助手们给我消毒、局部麻醉、切开腕动脉、接入精密仪器、轮到“老大”出场时，我突然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难过，似乎心脏即将停止跳动。坐在我边上正要操纵仪器给我旋磨血管的“老大”，一边命令助手准备接入心脏起搏器，一边亲切地对我说：“老陆，别紧张，没关系的。”这个过程很短，但我将终生难忘，可能猝死前的感觉就是如此。死了，谁都不知。我未死，可又无法用语言或文字准确地道出这个感觉。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婴儿出生时是自己要想出生了，这个过程，不但生母非常痛苦，婴儿本身也很痛苦。可没有一个婴儿长大后能回忆出这个痛苦。想不到死前的痛苦也是无法道明的。人以痛苦开始，又以痛苦告终，人生中的其他痛苦只是小菜一碟罢了！这个感觉来得突然又去得突然，手术又能得以顺利进行了，余下的活，“老大”游刃有余，一切都不在话下了！手术报告单上写明，打通血管只用了90秒钟，然后又分别安上了三只支架。“老大”轻轻拍了一下我的手臂，说声“没问题了”就离我而去准备下一台手术了。

事后，我问那位“海归”的医学博士：“你在国外留学实践了八年，见多识广了，像我这样的手术做过吗？”他摇了摇头，如实说道：“没有……金刚钻在心血管中一秒钟转动16万次，临床极难掌握。旋磨下的钙化碎屑又得及时收拾干净，否则后患无穷，更是难上加难。做此手术，一定要胆大心细，万无一失，依托的是高明的医术，要上这个台阶，很难……”当医生，每上一个台阶真不容易，越到“老大”这样的金字塔顶越不容易。我明白，如果找不到这样的顶级医生来给我做这个手术的话，我只能开胸在心脏“搭桥”了，依我的年龄和体质，后果真难以预料！我心中默默祝愿那位“海归”医学博士能上这个台阶，祝愿有更多的医生能上此台阶，让天下像我这样的患者都能有救！一切最先进的设备都得有人去掌握，人才始终是第一位的。当然，无诚心的人才，也不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而有时，有诚心而无才能，“为人民服务”只能是一句空话。

术后四天的5月11日，我出院了。原本我还可以提早两天出院，因为验血报告中有个指标还偏高，一位值班女医生硬是又让我留在监护室中观察了两天。我敬佩她的认真负责。在这四天中，闲来无事，我常常趴在窗口看窗外楼下的世界。马路边的地摊被“城管”赶来赶去，摆地摊者为了谋生也是万不得已。“城管”也累，他们既要执法又不能弄出点事来闹得满城风雨，社会总同情弱者，“城管”只得身累心也累。但对于失去健康和自由的人来说，还是羡慕他们，失去了健康和自由，哪怕尽管你原本可以养尊处优，又有什么用呢？马路上车来人往，我庆幸自己能回到他们的队伍中去了，做一个健康的普通人，再累，仍有活着的乐趣。

在这四天中，我又见过“老大”一次，他是为一位病危的新四军老战士来主持抢救的，匆匆经过我的病床，只是与我点了下头打了个招呼，我想对他道声感谢都没机会。或许他根本不想给我机会，因为在他看来，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他该把他有限的时间给其他病人。世上身怀各种绝技、处在各个领域金字塔顶的“老大”们，谁都敬慕他们，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或许活得比谁都累呢？我也只是猜测，而不可能有此体会。

我在重症监护室待了半个月，出院一结账，近16万元。我想，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根本看不起这种病。对于靠薪金生活的普通家庭来说，若有人生了这个病也会把全家拖入贫困。有人告诉我，医生给病人安装支架都有可贵的回扣收入，我很难相信这是事实。如有，我只能摇头无语，在我心中美好的“白衣天使”形象再安上多少只“支架”也难以支撑起来。事后，医院的“文明办”来函征求意见，我如实有好说好，突出表扬、感激“老大”，也提了些意见和建议。我真想让院方澄清这个“回扣”的事，社会上谣来谣去无事生非的事确实不少。如无，可还医院和医生一个清白。想来想去，我还是没有问，对于我来说，我有救了，活下来了，花多少钱都值。我唯有感恩和谢恩，我把家中我还留存的我写过的三本书，在扉页上对此次所有救治护理过我的医生护士恭恭敬敬地写下了理应感谢的话，让儿子送往那个终于让我转危为安的重症监护室。

医患关系是当下社会中突出存在的一大问题。医疗改革是当今世界上的共同难题。其复杂性作为单个人来说，谁都难以说清和解决。令人欣慰的是中央领导人在接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时说，我们有决心用中国式的办法和措施去破解！我和大家一样，都希望“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回归和发扬。也希望医务人员尤其是其中杰出者的付出能得到合法的相应回报。优质的医疗根据患者的确切需要都能享受到。这可能就是病家们的“中国梦”。我则对我这次治病中的“通路子”以及还想按“潜规则”去办事的想法和行为深感羞惭，虽然我在现状下也出于无奈。或许原本都用不到这样，那我将负有“意辱”救命恩人的罪名，虽然会让我自责终身，我亦但愿如此，因为让我看到了医患关系和医疗改革的曙光！

出院前，有专门的医生给我上了一课，讲解了以后应注意的问题：一是要每天用药和按期复查；二是要注意饮食；三是要有适当的运动，而不能久坐；四是再不能抽烟了；五是避免情绪冲动，一切都应泰然处之……连大解时不能用劲都说到了，总之，以后活起来就不会那么自在了。我这个人散漫惯了，不会今天做的事都是为了明天能活着。不知我能听进去多少，又能认真贯彻多少？

我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中不久，有两位我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时的同届同学走了。一位是孙雄飞，与我同班同专业以后又与我一起分配进天马电影制片厂工作，因父亲的牵连，“文革”前吃过不少苦。“文革”后，与我一样改行从事了影视文学工作，曾与黄蜀芹导演一起把钱钟书的名作《围城》成功地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改革开放后，他一直在体制外的民营企业中奋斗，十年前得过脑梗，这次从北京回上海，到一家影视公司去商谈剧本事宜，吃过中饭散步时，脑梗复发，送进医院昏迷了二十多天后身亡。另一位是表演系的高材生黄达亮，“文革”前就在赵丹导演的电影《青山恋》中任男主角，“文革”后更是出演了不少影视剧，是一位很著名的演员。这次出事当天，还在拍戏，完工后与妻子一起去朋友家吃蟹，晚上还自己开车回家，想不到路上就出了问题，同我一样，也是心肌梗塞，也是冷汗满身。不幸的是在他妻子打120求救后，救护车隔了半个多小时后才到……他们都很敬业，都很奋斗，活到老努力到老，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定格在古稀之年。他们其实不用再工作了都可以活得很好，常人难以理解，干吗还如此卖力？我理解，他们只是感到工作着才是最愉快的，才会感受到生命的价值。我把我的理解作为对他们的深切悼念。

人生是很脆弱的，有本书里说过，你今夜睡下去了，明晨尚能醒来，那末你就得庆幸自己又多活了一天！读来有些悲观，说的却也是事实。我已活过那么多年，死亡已不知不觉地轮到我们这代人了，近几年，走掉的同学和同事已不少，得了大病暂存的更多。而我回忆起来，也可谓九死一生。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我则认为，老天让你大难不死，必有道理，那就是有事还要让你去做！每次大难不死后我都想到了这一条天理而更加努力地活着。这次呢？我又该去做些什么？不知怎的，我有个强烈的愿望：先要把我这辈子的生死经历写下来，要把感动过我、影响过我的人与事写下来，赶在走前，对我的人生和我一生中那些难忘的人表达一下我的感恩和谢恩，当然，不只如此……

我出院时，问医生：“我还能工作吗？”

医生说：“能。但要过三个月后，才能基本上恢复过来。”

出院后，我休息了一个月，就想恢复写作了。可只写了几行字，就难过得想吐，只得停下笔来。医生说得真准，确实是过了三个月后，我才基本上恢复过来的。

我已调整了我的写作。

我不再接创作影视剧本的工作，现在都要签订合同，压力太大。更怕写到一半身体支撑不了，影响了投资方。

我只能写下些力所能及的文字了。我只想传播世间的真情。

医生说得明白，我心血管中安上了三只支架，并非我的冠心病已痊愈。我那钙化了的一段心血管是不可逆转的，我其他心动脉的硬化也是不可逆转的。现在，在三根心动脉中安上了三只支架，只是把心血管撑开，使血液便于流动，让我每天服用的五种药物，也只是辅助血液便于流动。病根，仍在。不知哪天又堵住了，猝死的概率极高。

现在是市场经济，连文化事业单位都走向了企业化，似乎一切都要从市场出发了。我用有限的生命所写下的这些人间感悟，不知还有没有人助我传播？

作为个人来说，常把自己做的事看得很重要，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和支持就会产生各种情绪。我没有这种情绪，因为世间重要的事很多，凭什么偏要大家来重视我这一桩呢？

我以前所写的十余本这类的书，之所以能出版，不外于三个因素：一是出版人甘愿冒着可能亏本的风险出版。好在最终都没有亏本；二是有关部门如上海影协把出版我的有关书籍纳入了他们的工作计划；三是我把写影视剧本的收入给出版社补贴出版。我不是名作家，只能如此，好在我的运气不差，在贵人的相助和自己的努力下总能如愿。

我还是尽量不去写书。有冲动，非得写了，就不去考虑其他的因素，在写作过程中，一门心思去把它写好！  想写好这本书特别不容易。难就难在如何去战胜自我？

写这类书特别容易陷入自怜和自吹的情绪之中，我这辈子确实活得不容易，但世上能有多少人是容易地活过来的？我写此书的宗旨，是要感恩和谢恩，主角并非是我，而是他人——我一生中遇到的那么多的好人，那就应该忘却自己的苦难，把重心放在传播人世间的真情上。确实，我与有恩于我的那些人的关系是互动的，但也不能本末倒置，去渲染我之“动”。自怜和自吹是人性中的弱点，谁都不敢说自己从未有过，只是认识与否罢了。我在写作过程中努力克服着，不知克服得如何？

写这类书特别容易矫情和肤浅。“矫情”源于自己并未有多大感动却非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感动他人。“肤浅”出自自身的认知力差。我检查自己以往的作品，这两大问题也难免。对于“矫情”改起来比较容易些，重点是自己是否认识到，认识到了，要改就容易。而对于自身的“肤浅”，谁都明白，想改变却难，你常年累月不好好读书学习，不勤于思考探索，能让自己变得“深刻”吗？我在此书的写作中尽力用真实和自省去克服这两大毛病，我深信：唯有真实，才会感动人；敢于自省，才可能深刻。

我没有上过大学的中文系，没有受过文学的正规训练，也没有机会进各种形式的“讲习班”，我之所以从事了写作这一行，完全是随遇而安地从业余走向专业。我的职称从绘景正式转为编辑时，已35岁；再从编辑转为编剧时，已54岁。就是成了职业编剧，写不好文章和书的人也多的是，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在此书的写作中，有冲动是一回事，能否在写作技巧上过得了关又是一回事。我只能把自己所想写的人与事，所想说的话，自然地流淌在我的笔尖，请读者们原谅我的平铺直叙。

要战胜这些弱点，我已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医生要我绝对禁烟，我为了写此书忍不住烟瘾，还是抽了。书稿已交给出版社的编辑并被认可了，我又主动把它要回来又改写了三个月。现在看来，如若再让我重写一遍的话，我自己会更满意些。可我已望而生畏：我不会用电脑写作，全靠手写。再重写一遍，又该花多少时间？又会抽多少烟？我怕老天发怒我不听医生的话，一气之下把我带走。

我该暂时搁笔了。我该先把香烟彻底戒掉了。为的是我还得努力地活着。

我深深地向能助我把此书推向社会的每一个人鞠三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