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编著的《故人往事》是“梁晓声精读系列”系列丛书之一，本书是一部既充满激情又感受温暖、既具理想色彩又显生活况味的写实之作，是作家多年来创作的关于自己的故事。本书包含了《一个有恩于我的人》、《巴金的启示》、《老茶农和他的女儿》、《玻璃匠和他的儿子》、《戴橘色套袖的人》等文章。

梁晓声编著的《故人往事》收录著名作家梁晓声先生不同时期的散文作品名篇二十余篇。书中以作者所写的人物为主线，既有以多年来与之相识、相熟多年的友人，也有普通的平民百姓及已故的大家。

作者擅长从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挖掘寻常人的人性深井，展示寻常人的悲苦和欢乐，记录芸芸众生的苦辣酸甜，表现出作者一贯的良知与责任，其对人类的关怀、对历史的反思、对民众的悲悯……具有率情、率性、率真而朴素、温情的本色，也蕴含着其深沉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

一个有恩于我的人

伊人如凤　俊友如斯

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故人往事

巴金的启示

沉思鲁迅

沉思闻一多

未死的沙威

教授之死

老茶农和他的女儿

看自行车的女人

王妈妈印象

玻璃匠和他的儿子

老妪

瘦老头

怀念赵大爷

朱师傅一家

这个女人不寻常

小垃圾女

戴橘色套袖的人

演员与看客

虽然，我已经60余岁了，但对于黄宗英，我还是得称前辈。因为她今年已经88岁，长我二十四五岁呢。事实上，“前辈”这一种称谓相当中国化。即使在我们中国，也相当的古代，还多少具有点儿江湖意味。在当下生活中，我们已不太听得到“前辈”这一称谓了，似乎只有在武侠片中还听得到。据说网上挺流行，也同样只不过出现在网络上的后武侠小说中。并且，网络本就是很江湖气的地方，十之七八的网主们的名字，不论男女，也都挺江湖气的。

我和黄宗英都是中国文坛上的人。以我的个人感觉而论，亦觉中国之文坛，往往也江湖气弥漫。倒不是由于文坛上一向的是是非非给我以江湖气浓的感觉，实际上外国之文坛，比如西方吧，也每是风生水起、是非频发的，但却并不给我以江湖气浓的印象。为什么我们中国之文坛，给我以江湖气浓的感觉呢？大约是由于我们中国之文坛拉帮结派，形成团伙的风气较盛的缘故吧？除了这一缘故，还有另外的因素吗？肯定是有的。那又是些什么因素呢？我还没想清楚，此不赘述。

但我犹豫再三，决定在此文中及文内称黄宗英为前辈，并不意味着我对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称谓情有独钟，更不意味着我对中国文坛之江湖气很认同。恰恰相反，我嫌厌任何所在的江湖气，也从未属于过任何或大或小的“圈子”。

我称黄宗英为前辈，只因一点，她年长于我不是几岁、十几岁，而是二十四五岁。如果她是男性，我当按中国习惯称她为“黄老”，或“宗英老”。但她是女性，并且我了解，她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那样一颗心即使某一天停止了跳动，前一分钟也必定还是年轻着的；所以我不愿在对她的称谓之中加入“老”字。事实上，此前不论当面或背后，我一向是称她“宗英老师”的。那么，在这一篇短文的题目中和文内，一如既往地称她为“宗英老师”，岂不是更亲近吗？那是的。但我内心里，对她始终是怀有很深厚的感恩情结的，而我写此文所要表达的，正是那种随着时间的推移竟变得越来越难以忘却的感恩情结。我怕亲切抵消了感恩。即使仅仅抵消了一部分，那也是违背我写此文之初衷的。我读某些具有感恩色彩的文章，包括那些和我这篇文章的初衷一样的文章，每使我产生一种变昧的印象，就是由于称呼似乎太亲近了，写到后来，感恩的元素少了，亲近的成分多了，结果感恩被亲近所稀释，仿佛便更是一篇记录友情的文章了。何况，尽管黄宗英前辈每次见到我，对我的态度无疑是亲近的，见面也无疑令她感到高兴，但若论到友情的话，其实我们之间反而并没什么值得书写的内容。

真的是这样。

前辈黄宗英，她是一个有恩于我的人。

我写此文之目的，也完全是为了以记录性文章的方式来公开表达我对她的感恩。  我在“文革”前就知道黄宗英的大名了。她的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当年在收音机里广播过。我家没有收音机，我是从中学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的，当时给我以特别满足的语言享受。是一位女朗读员朗读的，她的声音圆润而豁亮，仿佛唱着歌的泉水从山涧流淌而过，携带着悠扬的回声。以现在的美文标准来看，《小丫扛大旗》的文学并不能算极好。但在当年，女报告文学作家凤毛麟角，黄宗英又是演员出身的报告文学作家，长期浸淫于电影界，置身于上影厂这一特殊的文艺单位，经常接触皆有丰富经验的导演、演员们；再加上她善于观察生活的一双慧眼，几乎可以说天生地从生活中捕捉细节的能力；她自己坦率、快乐的性格，发自内心的以赞颂时代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为己任的使命感，等等因素，使她极善于将笔下人物写得“活起来”的同时，也极善于营造弥漫在字里行间的生活气息。她写一篇报告文学如同导演在执导一部电影。她笔下的人物，不分主次，一概都能恰到好处地在她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凸显角色的作用和魅力。当年，中国的收音机里，最经常播出的是根据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改编的评书。那些评书更偏重的是故事，对文字之感染力是不太在意的。

总而言之，《小丫扛大旗》使我这一名中学生第一次领略了生动活泼的文字被女性好听的声音所朗读的美感。

我便记住了“黄宗英”这个名字。

但是我后来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名知识青年，与《小丫扛大旗》这一篇赞颂中国最早的一批下乡知识青年的报告文学没一点儿关系。

后来我初中毕业了。

后来“文革”开始了。P1－4

我很高兴文化艺术出版社也为我出版这套小开本的书。

自然，同时希望读者喜欢。

依我想来，书与它的作者的关系，很像厨师与自己烹饪的菜肴的关系，不必道道非得是所谓奇馐珍味，但一定要确保那是健康食品。至于用什么样式的盘子端在方的或圆的桌上，交由编辑们去考虑可也。

依我想来，书与它的读者的关系，很像公园与游人的关系。某些人之所以常去某一公园，往往因为心性欲寻一处静好的环境，于是远离浮躁，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思索点儿什么平日无暇思索的事情。

好书是千般百种的，但有一类书永远在好书之例，便是能通过文字洗涤人心灵的书。

我认为当今之中国人，十之八九的心灵是需要以好书来洗涤的，只不过许多人还没太明白自己很需要那样——于是反而以习惯于找乐子找刺激的眼来看待书，倘从书中看到了便大获满足，以为那才是好书。一个简单的问题乃是——在今天，您如果想找乐子找刺激，别处找去不是更能大获满足吗？

依我想来，作者与编辑与出版社的关系，如同花草树木与园丁与公园负责人的关系——作者本身是花草树木，将什么样的花草树木引入园中并将之栽培好以供游人欣赏是园丁的事，而公园负责人的使命在于使园中的植物种类多些，再多些，尽可能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归根结底，人类仍需要书，乃因书依然是有益于人心向好，社会向好的精神眷爱物。

故，为了有益于人心向好、社会向好、批判假丑恶的书的作者，内心里对真善美应具有比一般人更敏感、更诚挚的追求与奉献自觉。

而作者内心里有与没有是不难通过书来判断的。

好编辑有此眼光。

好的出版社负责人也必然有此判断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