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是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巨匠。他怀着人类的良知投身社会，是法国历史上从伏尔泰到雨果“作家兼斗士”的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左拉小说集：岱蕾斯·赖根》收录的这些名篇基本上体现了左拉中短篇小说的取材广泛性，不仅可以供广大读者欣赏和研究这些优美的作品，而且可以使我们充分领略左拉早期的写作风格：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兼有自然主义准确、详尽、客观的写实风格，及实验小说对人物性格、心理活动的细腻刻画和分析。同时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左拉早期的文风清新，略显稚嫩青涩，故事的情节曲折惊奇，细致而耐看，读后能引人深思、回味。

《左拉小说集：岱蕾斯·赖根》是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一对通奸男女遭受心理折磨，并最终自杀的故事。着力渲染机体功能失常的表现，对悔恨做出了一次杰出的病理解剖。《岱蕾斯·赖根》作者所要强调的是一些“永远互不了解的一些人之间的情欲”，正是因为互不了解，故事的最后只剩下一名可怜的风瘫者。

在该纳歌路的尽头，人们若从码头方向走来，可以看见新桥巷，那是一条狭小而暗黑的走廊，自马塞琳街通到塞纳河路。这条弄堂至多只有三十步长，两步宽；它铺着破碎和松动的淡黄色石板，经常发出强烈的湿味；呈直角形的弄堂玻璃顶棚上面，覆盖着一层污黑的尘垢。

在夏天晴和的日子，当闷热的阳光炙烤着街道时，一种淡白的光线从肮脏的玻璃顶棚上下来，微弱地曳映在这狭小的弄堂里。在恶劣的冬季，空际弥漫着浓雾的那些上午，玻璃只把龌龊与丑陋的阴暗，投射到润滑的石板上。

在左边，开着几家店铺，低矮而黑暗，简直像是被掘在这里的一样，散发出洞穴的寒冷气息。这里有旧书商、儿童玩具商、纸版制造商，他们陈列的商品，罩满了灰尘，模糊地沉睡在阴暗中；由小玻璃块组成的窗橱，使货物映现出奇特的淡绿反光；再过去，在货橱的後面，暗黑的店铺，很像凄惨的洞窟，只有一些奇怪的阴影在里面蠕动。

在右边，沿整个的弄堂，耸立着一堵高墙，对面的商人们就把许多木制售货亭贴靠在墙边；有些不知名的物品，大概是二十年以来一直被遗弃在这里的货物，沿着丑陋和涂着褐色的薄板，陈列在亭内。一个卖假珠宝的女商人就安顿在这样的一个木亭里面；她在那里出售十几个铜子一只的铜戒指，她把戒指很仔细地放在桃心木小箱里的一层蓝绒上。

在玻璃顶棚上面，墙仍向上延伸着，它是乌黑的，涂着粗劣的灰土，好像散满麻疯疮似的，到处都是难看的疤痕。

新桥巷不是游览散步的地方。人们只是为了避免绕远路，节省几分钟的时间，才走这条狭道。只有忙碌的人，一心只想走得快，不愿意转弯的人，才高兴经过这里。在这里经常可以看见身上系着围裙的学徒、带着工具的工人、以及许多老头子在玻璃顶棚所投下的阴惨暮色中，拖着脚步在行走；成群的小孩子，从学校里出来，急忙的跑到这里，以木屐践踏石板，闹出一片烦扰的声音。整天都是不正常的脚步踏在石板上，发出震动和急迫的刺耳声；任何人都不说话，任何人都不停留；各人都忙于自己的工作，很快地走着，不向店铺投射一瞬的目光。开店的人们总以不安的神态注视着这些行人，最难得的是有时简直像神迹出现似的，居然还有几个闲人，在他们的货摊前面，停了下来。

夜里，弄堂由三盏装在笨重方形灯罩里的瓦斯灯嘴照亮着。这些吊在玻璃罩下的瓦斯灯嘴，向上面的玻璃罩，投射紫黄色的亮斑，并让惨白的圆形微光散布在它们的四周，它们闪烁地颤动着，仿佛一霎间就要熄灭似的。弄堂确实有着一种偏僻凶险之地的凄惨景象；巨大的阴影伸展在石板上，潮湿的气息，从街道上吹来；人们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地下的墓道，里面模糊地亮着三盏丧灯。商人们对于夜间亮光的要求，就以瓦斯灯嘴投射在他们玻璃窗橱里的微光为满足；他们只在自己的店铺里燃点一盏盖着灯罩的油灯，平常总把这盏油灯放在账台的一角，过路的人们因此可以辨别出这些白昼也是被黑暗侵占的洞窟深处，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在店门的淡黑线上，纸版商的玻璃窗发着亮光，两盏矿石灯，以它们的两道黄光穿破黑暗。另一边，插在高架玻璃罩里的蜡烛，给卖假珠宝的木亭以星点一般的光明。女商人两手理着她的披肩，就坐在她的木亭里面打盹。

几年以前，在这女商人的对面，开着一家店铺，它那暗绿色的铺板，从各个裂缝里，散发出霉气。由一块狭长木板制成的招牌上刻着：“女子杂货店”几个黑字，在店门的玻璃上写着一个女人的姓名：岱蕾斯·赖根——字体是红色的。店门进去，店里左右两旁是几座衬着蓝纸的玻璃橱。

白天，行人的眼睛只能辨别出暗淡光线下陈列的商品。

一边摆着少数缝制的货物，如：两三法郎一顶的网布熨褶女帽、轻纱衫袖和领头；手织毛衣、长袜、短袜和吊带。每一件变黄和弄皱的商品，悲惨地挂在一个铁丝钩上。玻璃橱自上至下，放满淡白色的布块，在透明的阴暗中，显出凄凉的景象。新的女帽，有着比较鲜亮的白色，使衬托橱板的蓝纸，映着醒目的白斑。吊在铁棒上的有色短袜，在轻纱的灰白和模糊的氛围中，显露出阴郁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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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天真地相信，这部小说可以不要序言。因为我有不想高声地说出自己的思想，而是依靠从小说的细节来表达思想的习惯。我曾希望自己的书不需要借助预先的说明，就能被人理解并得到恰当的评判。然而，我似乎想错了。

批评界曾以粗暴和愤怒的声调来接待我的这部小说。有些“有道德”的人士，在不乏道德字眼的报纸上，装出一副厌恶的怪相，仿佛要用镊子把它夹起来丢到火里去。即使是那些每天晚上报道床笫间新闻和密室轶事的文艺小报，一谈起这部小说里的所谓淫秽污臭，也似乎拧紧了鼻子。我一点也不抱怨会有这样一种待遇。相反，当我发现我的这些同行们，竟具有少女般的敏感神经时，倒是十分的高兴。很明显，我的作品是属于我的批评者的，他们可以判断说这部书令人作呕，而我却无权提出抗议。我所遗憾的是这些读《岱蕾斯·赖根》时觉得脸红的贞洁的记者们，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一个是真正了解这部小说的。如果他们了解的话，他们或许会更加脸红。而我，当亲眼看到他们只是适度地表示厌恶时，至少也会感到心满意足。没有什么比看到所谓“正派”的作家们叫嚷一部作品腐败，更令人生气的了。因为我确信，他们在叫喊的时候，实际上连叫喊者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喊。

所以，我必须亲自拿我的作品来奉献给我的评判者。在此，我简单声明一句：我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免得将来引起任何误会。

在《岱蕾斯·赖根》里，我想探讨的是人物的气质，而非人物的性格。这就是全书的核心。我选择了几个人物，他们绝对是被自己的神经质和血质所支配，完全没有自由的意志。他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都是被其肉体的宿命性所牵引。岱蕾斯和罗期仅仅是“人形畜生”而已。我设法在这些畜生的体内，一步一步地深入探求激情作用的奥秘、动物本能的推动力量，以及在神经发作后突如其来的精神错乱和失常。这两位小说角色的爱情，只是属于某种“需要”的满足。他们所进行的谋杀活动，只是其通奸淫乱的结果。他们所以选择这种结果，正如狼必然会选择绵羊作为其食物一样。最后可以勉强称之为他们所懊悔的，只是由肉体机能的紊乱和神经紧张到破裂程度之后所产生的简单反抗。心灵在这里已完全不起作用。我原来是这样设想的，现在也仍然是这样认为。

我希望人们已经开始明白，我的目的首先是一种科学探索。当我的两个人物——岱蕾斯和罗朗被虚构出来时，我就喜欢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并考虑设法解决它们。例如，我尝试说明两个气质不同的人之间，所能产生的奇特结合，指出一个多血质的男子与一个神经质的女人接触中，所引起的种种深刻的烦扰。只要仔细阅读这部小说，就可以发现这里的每一章，都是在对生理学上的某种情况进行着研究。一句话，我只有一个愿望：提出一个强壮有力的男子和一个情欲得不到满足的女人，在他们的身上寻找兽性，甚至只看见兽性；并把他们投入到一个暴烈的悲剧之中，细心地记录下这些生物的感受和行动。我不过是像一个外科医生那样，在这两个活人身上做一些尸体的解剖工作罢了。

当一个人刚从这样的工作中走出来，全身还完全沉浸在真实研究的严肃享受之中，忽然听到有人责备他的心中只有描摹淫秽下流绘画的意图时，这的确是使人感到难受的。现在我就是处于这样的境地。正像一个没有丝毫情欲杂念的画家正临摹着裸体模特儿，而突然有一个批评家宣告说，画家作品中的“活的肉体”引起他的恶感，因而表示非常愤慨，画家当然会惊讶不已。只要我在写作《岱蕾斯·赖根》，我就会忘记这个世界，让自我消失在对生命的真实而精细的描写里，我的整个身心都会用于对人作机械结构的分析。我可以向世人保证，岱蕾斯和罗朗的残酷爱情，在我看来并没有半点不道德的成分，也没有半点使人引向丑恶情欲的因素。在这里，作为模特儿的个人品性已经消失了，正如艺术家面对着一个裸体女人，却并不关心这个女人的个人品性一样，他只是专心地想把这个女人的真实形态和色彩描绘在画布上。所以，当我听到有人拿我的作品，比作烂泥塘、污血池、阴沟、垃圾堆，以及我所不知道的其它什么脏东西时，我确实是大吃一惊！我懂得批评的漂亮花招，我也曾玩过这样的花招。可是在所有这些攻击面前，我还是要承认自己不免产生了一些失望。在我的同行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起来解释和袒护我的书，而且都在叫喊《岱蕾斯·赖根》的作者是一个卑鄙的歇斯底里病患者。我在这种只喜欢展览侮辱场景的大合唱中，徒然地等待着能出现一个声音出来回答道：“不！这位作家是一个简单的分析者，他可能在分析人的腐败时忘却了自己的存在，可是之所以会忘却，正如一个医生在解剖台上会忘却自己的存在一样。”

请注意：我丝毫不想为一部据说与新闻界的高雅感觉有抵触的作品请求同情，我绝没有这种想法。我只是奇怪：我的同行们怎么会把我看成是一个文学阴沟里的清扫夫？我知道，他们老练的眼睛只要将一本书看上十页，就一定会看出这个小说家的意图。于是，我谦卑地恳求他们，千万多费些心思，看清我的本来面目，并按真相来讨论我的作品。

要理解《岱蕾斯·赖根》，只要是站在观察分析的立场上，想指出它真正的缺点是很容易的，其实，这只需要少许的智慧和真实批评的若干观念就足够了，大可不必以维护道德的名义，去抓一把污泥来掷在我的脸上。在有关科学的问题上，“不道德”的责难之声，丝毫不能说明什么。我真不知道我的小说是不是不道德的。我坦然地承认，我从来就没有操心过要把它写得贞洁些或者不贞洁些。我所知道的是：我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一些卫道士在其中发现的肮脏东西放进书里。我写其中的每一个场面——甚至最狂热的场面时也一样，都只是抱着一种学者的好奇心。我要向我的批判者挑战，请他们在书中找出真正下流的一页。大家都知道那些专为黄色小书的读者写作的、泄露闺房秘密和幕后丑行的所谓书籍，一印就是一万册，而且常常被一些自称为正派的报纸所热衷推荐，为什么对《岱蕾斯·赖根》的真实描写，倒反而使他们作呕起来了呢！

在我和一位朋友的亲密谈话中，他问起我对评论界这样的对待我有何感想，“几声辱骂，一派胡言——看吧，这就是直到今天，我所读到的有关我的作品的全部评论。”我就这样平静地回答了他，如今我仍然泰然地这样说。我曾向一个具有伟大才能的作家，诉说自己现在极少被人同情的处境。他回答我下面这句深刻的话：“您有一个极大的缺点，以致使所有的门户都会对您关闭，您无法和一个愚蠢的人谈上两分钟，而不促使对方明白他是一个愚蠢的人。”也许是这样吧，我已感觉到了自己对评论界所犯的错误：我竟然指出他们不够聪明。不过，对于评论界的狭隘目光、毫无条理的逻辑思维和他们盲目作出的判断，我禁不住要表示我内心的轻蔑。当然，我是指时髦的评论界，他们只依靠一些愚蠢的文学成见作出判断，而不是从人性的观点出发。而对于一部有关人性的作品，为了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就要求有这样的观点。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们那样笨拙的了，小小评论界，趁《岱蕾斯。赖根》出版之机，赏了我几拳，但都平平常常地一一落空了。他们基本上是打错了方向。对满脸脂粉的女伶跳轻佻放荡的舞蹈，他们向她喝彩叫好，而同时却对生理学上的一个研究，他们一点也不了解，一点也不愿意去了解，就大喊大嚷不道德。等他们到了又要为自己的愚蠢而恐慌的时候，他们那个出击的拳头又总是向着别人挥动的。而别人，对于因自己并没有犯过的错误而被人攻击，确实是忍无可忍。当这些碎石烂瓦飞落到我身上时，我竞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要受到这种愚蠢的打击。有时，我竟惋惜自己没有写淫邪的东西；我想，我若真的写了肮脏的东西，受到这种应得的惩罚，我是会愉快地接受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只有寥寥两三个人能读懂、理解和判断一部书，我情愿接受这些人的训导，确信他们在讲话时，绝对不至于没有体会到我的本意，就评价我所努力的结果。他们将会负责地避免发表诸如“道德”、“贞洁”这种空洞的名词，他们将承认，在这艺术自由的时代，我有权利随自己的好恶去选择题材；他们只要求作家，凭良心写出有意义的作品；他们深知，愚昧有害于文学的品质和尊严。毫无疑问，我在《岱营斯·赖根》里所尝试采用的科学分析，绝对不会引起他们的吃惊，他们将在那里看到，为了揭开一些未知的奥秘，这正是本世纪人们在积极探索中，所普遍使用过的工具和方法。不论他们所得的结论怎样，都将会承认我的出发点：我是在研究人的肉体和气质，在环境作用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我将站在那些怀着善意寻求真理的真正的评判者面前，他们既不幼稚，也没有假廉假耻，遇到赤裸的、活的解剖作品，看到这些作品所描绘的形象，我不相信他们会显出难受得作呕的酸样。诚实的研究，像火一样会净化一切。真的，在这样我所喜欢的、梦想的评判庭前，如果我的作品确实是很卑微的，我将呼吁评论家对它作出极其严厉的批判，我愿意它最后形成涂满了修改的黑线。真能这样，我至少将产生深深的快感：看见他们批评我，是为了我所做的尝试，而不是为了我未曾做过的事情。

从现在起，我似乎就听到一种伟大的批评，对那曾经革新了科学、历史学和文学的自然主义的批评，向我宣判：“《岱蕾斯·赖根》是一种非常例外的研究。近代生活很少被幽闭在可怕的丑恶和疯狂里，生活的悲剧往往曲折较多，这一类情况应该被放在一部作品的次要地位；作者为了不遗漏自己的观察成果，过分地强调了每个细节，因而给整篇的内容增添了过多的紧张和剧烈感。另一方面，文体也没有达到像一部分析作品所要求的那样质朴。总之，一个现代作家为了写好一部作品，必须以更加宽广的目光去观察社会，必须在更多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去描写社会，尤其要注意使用简洁、自然的语言。”

我愿意费二十行字来回答那些既天真又恶意、极其令人恼火的批评。但我忽然发觉，我若这样做，仍然会像长久执笔在手时常常发生的那样，将变成只是自说白话。知道读者们并不喜欢如此，我便就此打住吧。如果我有写一篇宣言的愿望和闲功夫，对某记者谈及《岱蕾斯·赖根》时所谓的“腐烂文学”，我也许会尝试作一番辩护。然而，这又有什么必要呢？我所光荣隶属的自然主义的作家群，他们还是有足够的勇气和积极性，去创作出更强有力的作品，它们本身就隐含着辩护的作用。

由于某些评论家的完全盲目与偏见，一个小说家才被迫来写这样的一篇序言。由于爱好光明，我犯了写一篇序言的错误。但既然已写出，就恳请聪明的人们宽恕我的多事，因为人们自己就能看得明白，并不需要别人在大白天里点起一盏灯来。

爱弥尔·左拉

1868年4月15日

毕修勺译

1983年

左拉(1840—1902)是法国19世纪的文学巨匠，自然主义文学大师。他那包含二十部小说的巨著《鲁贡一马格尔家族》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第二帝政时代法国社会的风情面貌和历史画面，构筑了一座文学的丰碑。一百多年来，他的作品在法国和世界各地广为流传，长盛不衰，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体。

爱弥儿·左拉生于巴黎一个水利工程师家庭，在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小城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他七岁丧父，家道中落，从此过着贫困生活。十八岁时随母迁回巴黎，读完中学后，因无力深造就独自在巴黎谋生，但求职之路走得异常艰辛，常年失业。这一人生经历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小说素材，也使他更能理解和同情下层民众的疾苦。

直到1862年，他才在阿谢特书店谋得了固定的工作。他白天当邮件打包工，干苦力活，晚上写他喜爱的诗歌和小说。由于他的才华和努力，不久就升为广告部主任，并在1864年和186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给妮依的故事》和长篇小说《克洛特的忏悔》。随后，他又尝试按实验小说的写作手法，用遗传分析的方法，来深刻分析人物的生理、心理活动和性格变化，写出了由情欲奸杀后，因恐惧、精神崩溃而自杀的《岱蕾斯·赖根》和因心理猜疑而自毁情爱的《玛德兰·费拉》两部长篇小说(1868)，由此渐渐被社会关注，走上了作家之路。1874年，他又出版了与《给妮侬的故事》同样风格的《给妮侬的新故事》。通过屠格涅夫的介绍，左拉向俄国圣彼得堡的《欧洲信使》杂志投稿，发表了多部长篇和中、短篇小说。1880年，他将其上已发表的有关普法战争的小说《磨坊之役》，加上莫泊桑的《羊脂球》、阿历克西的《战役之后》等五人的反战小说，结集成《梅塘之夜》出版，这是一部开创自然主义写作风格的小说集，被视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宣言，左拉也由此被视为自然主义文学之父。其后在1882年、1884年，左拉又将在《欧洲信使》上发表的，描写各种奇特情爱，展示南国民情风俗和揭示并展露社会各色人物道德行为、性格和人性的，有着精彩曲折故事情节的中篇小说，集成《蒲尔上尉》和《娜薏·米枯伦》在法国出版。

本书是著名翻译家毕修勺所译的左拉小说之一。毕修勺(1902—1992)，浙江临海人。他是我国最早翻译左拉作品的学者，长期从事左拉小说、哲学和历史地理著作的翻译。他于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回国。曾参与筹建劳动大学，并在劳动大学和立达学园教授法语，曾任《革命周报》主编。1930年至1935年他曾再度赴法并翻译《人与地》。抗战时，曾任国共合作时期《扫荡报》的总编辑。抗战胜利后，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董事、常务董事，成为致力于左拉小说翻译的职业翻译家，在1948年翻译出版了七部左拉小说。解放初期，他又翻译出版了左拉的《萌芽》、《劳动》、《崩溃》三部长篇。后一度蒙冤，又因“反右”、“文革”，失去了整整二十五年的自由翻译、出版时间，直至1979年他才被彻底平反，之后曾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又以惊人的毅力翻译了左拉的《家常琐事》、《土地》、《人兽》、《鲁贡一家的发迹》、《巴黎》、《繁殖》等十三部长篇。

这次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首批出版的“毕译左拉小说”，正是上面提到的八部左拉早期的作品，包括三部长篇小说——《克洛特的忏悔》、《岱蕾斯·赖根》、《玛德兰·费拉》和五部中短篇小说——《给妮侬的故事》、《给妮侬的新故事》、《磨坊之役》、《蒲尔上尉》和《娜薏·米枯伦》。其中，《给妮依的故事》、《给妮依的新故事》是毕修勺在1935年至1937年间翻译，《岱蕾斯．赖根》、《玛德兰·费拉》、《磨坊之役》、《蒲尔上尉》和《娜薏·米枯伦》是毕修勺在1945年至1948年间翻译整理，它们曾于1948年由世界书局出版。有些译稿还曾在1947年至1948年的《世界月刊》等杂志上刊登过。之后，在1985年至1987年，晚年的毕修勺对以上译著又重新作了修订和校正。《克洛特的忏悔》是他1981年至1982年翻译，1998年由台北业强出版社出版。

今天，再次出版这些深受当年法国女性读者和青年读者青睐的作品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不仅可以供广大读者欣赏和研究这些优美的作品，而且可以使我们充分领略左拉早期的写作风格：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兼有自然主义准确、详尽、客观的写实风格，及实验小说对人物性格、心理活动的细腻刻画和分析。同时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左拉早期的文风清新，略显稚嫩青涩，故事的情节曲折惊奇，细致而耐看，读后能引人深思、回味，与他后期的小说有较大的区别。

在这次出版中，方铭先生参与了本书译稿的整理校订，在此特以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