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自由之间挣扎、行走在婚姻与爱情的边缘！

民国才女蒋碧微与著名画家徐悲鸿和国民党高官张道藩之间的爱情传奇！

风靡海峡两岸数十年，一部女性追求心灵自由与解放的史诗！

《蒋碧微回忆录》分《我与悲鸿》、《我与道藩》两部分，记述了蒋碧薇冲破封建礼教，与徐悲鸿的恋情，出轨的原因，她与张道藩的纠葛、晚年的共同生活及出走南洋。是一部内容丰富，有很丰富的人生经历、很深刻的人生体验的自传作品。文笔也很不错，值得一读。

《蒋碧微回忆录》包括《我与徐悲鸿》（原为《我与悲鸿》）和《我与张道藩》（原为《我与道藩》），1964年10月由台湾《皇冠》杂志首次刊行，1966年11月由皇冠杂志社正式出版。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女性自传，记述了蒋碧微与徐悲鸿私奔、赴欧留学、结识张道藩，直至同徐悲鸿离婚、同张道藩炽热的恋情并分手的整个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作为旧社会的女子蒋碧微为了自己的追求，是如伺冲破重重旧观念、旧道德的束缚的。在书中蒋碧微为人极为强势，感情激烈，做了那个时代极难做的事，被认为是中国女权主义的先锋。

本书文笔优美，情感丰富而曲折，一经出版，在台湾成为畅销书，拥有大量读者，也为我们研究徐悲鸿，研究女性的心灵自由与解放提供了独特的文本，很值得一读。

我与徐悲鸿

 代序

 母亲最后的岁月（徐伯阳）

 我与徐悲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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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我与张道藩

 楔子

 我与张道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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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那年，父亲在复旦大学的一位同事林天木先生，他的夫人便是大名鼎鼎的薛锦琴，他们都是广东人，民国以前，薛夫人曾在上海张园发表革命演说，慷慨激昂，轰动一时。这时他们住在民厚北里，就在家里办了一间小学，收了十几个学生，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有一天林先生和父亲谈起，想找一个助手。父亲看我在家闲着没事，学校的距离又近，因此就推荐了我。自此我开始到学校工作。

有一天，朱了洲先生到我家来，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他突如其来地问我一句：“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去外国，你去不去？”

我听了他这么一问，心头立刻就映出了徐先生的影子，这“一个人”和“外国”，同时在构成强烈的吸引，它使我心底的暗潮汹涌澎湃，不可遏止，耳畔仿佛响起嘹亮的叫喊声：

“去呀！去！你为什么不去！难道你想等着查家来迎娶？”

其时，房间里是极端的静默，朱先生正凝神地瞪视着我，他的目光好像要穿透我的心胸。我茫然地站着，衡量自己一生中最严重的问题，去？不去？都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然而当时我只有一种紊乱与无助的感觉。

也许是朱先生已经猜中了我的心意，他开始低声地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徐先生，他在最近时期要到法国留学，他很想带我一同到法国去。

我当然听说过徐先生要到法国的事，可是我连做梦也不曾想到，他竟要带我一同去！

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徐先生带我去究竟是什么用意，由于我一向对徐先生的好感和爱慕，以及逃避查家的即将迎娶，我在那么紧张急迫的气氛里，禁不住朱先生一再连声地催逼，竟脱口而出地说出了我的答复：

“我去。”

朱先生很满意，可是他一再地叮嘱我，这件事千万不可泄漏，否则将会有很大的祸事。最后他又说：关于出国的一切准备和手续，徐先生自会替我办理。我的神志逐渐清醒，想起自己是一个已经订婚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风气是绝对不能解除婚约的，所以只好默许秘密出走。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名戒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很得意地笑着回答：

“这是我未来的太太的名字。”

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呢？他神秘地笑笑，不再答复。

不久，徐先生便开始积极地准备一切。他通知所有的朋友，说他就要动身到法国去，姬觉弥先生送了两干元的旅费，我们家里都给他饯过行。

他扬言某月某日启程，其实他仍旧留在上海，为我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购买必需的日用品，还做了许多衣服。花色料子和式样，全都按照他所喜爱的挑选，而我后来看了也很满意。因为他是艺术家，懂得色调的配搭和式样的合宜。

那一段时期他匿居在辛家花园康有为先生的家里，当时康有为已经收他为弟子。他的秘密，除了康家，就只有朱了洲先生和我知道。

他和我必需通消息的时候，信就寄到林家的学校去，想不到林家的学校，在这时帮了我很大的忙，成为秘密通信的地方。也曾有过两次，他叫我到辛家花园去看他，我便向学校告了假，悄悄地前往。

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由上海到法国的航线不通，出走的事已经决定了，时间非常紧迫。徐先生决定带我先到日本，再看风色。他把一切出国事项都办好了，便订了日本船博爱丸的舱位，博爱丸定于五月十四日清晨驶往长崎。

十三日我接到了徐先生的秘密通知，他知道我从来没有单独出过门，在信上指点得特别详细。他要我当晚天黑以后，悄悄地离开家，雇一辆黄包车，到爱多亚路长发栈去找他。他并且叮咛我，雇车要找留辫子的车夫，因为那种人比较老实可靠。

由徐先生和朱了洲先生密商定计，到了我离家出走的那一天，朱了洲先生故意来邀请父亲、母亲和二姑出去吃晚饭，饭后再去听戏。他们一走，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当时大概是傍晚六点多钟，我看看天色将晚，暮霭已沉，便竭力使自己镇静，把早先预备好的一封信，放在母亲摆钱账的抽屉里面。我知道母亲每夜一定要打开这个抽屉，她不会看不到我的留书。我那封信故意写得含含混混，大意是说我深感人生乏味，颇有想去自杀的意味。信放好了，我就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家门。邻家已经亮起了灯火，弄堂里还有小孩子在笑闹游戏，我心慌意乱地匆匆迈着步子，走到巷口，按照徐先生的嘱咐，叫了一部黄包车。把地址告诉了车夫，他拉起来就跑，就这样，我离别了鞠我育我十八年的父母，开始走向艰苦人生的旅途。

到了长发栈，徐先生已经等候得很着急了，他一见到我如约而至，不禁大喜过望，但是我们还没有交谈，他又领着我另外换了一家栈房。

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着“碧微”两字的水晶戒指，从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微”。

博爱丸徐徐地驶出了黄浦江口，一出海，便碰上了恶劣的天气。从窗口外望，层层叠叠的云霭，堆砌在海天之间，风高浪急，波涛冲击着船舷，船身立刻便剧烈地颠簸。一阵头昏，只想呕吐，一会儿，徐先生也和我一样地晕起船来。

四十八年前第一次从事海上旅行，记忆中只是痛苦的回味和一片渺茫的空白，因为一路上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航行时间多半躺在舱里，呕吐得胃中空空如也。风浪小时才能勉强挣扎起来，到餐厅里进食。西餐味道不好，刀叉更不会使用，我怕人家笑话，暗暗注意别人的动作，心摹手追，依样画葫芦。徐先生却不理这一套，他用自家的方法吃大菜。

由于晕船，无法欣赏海上风光。船到长崎，身体仍然觉得虚软，脑子里也是昏昏沉沉的。乘火车到达了东京，我们找了一家旅馆暂时住下。

每每我望着这个极其熟悉却又像是非常陌生的男人，我内心喜悦，但也有如梦似幻的感觉。我经常在问自己，这一切，难道果然是真实的吗？

P26-28

人生是悲痛的，但是悲痛给予我很多启示，使我受到了教训，得着了经验，认清了途径，增强了勇气，而没有被它所摧毁。

二十五年来所想写的，如今总算是写成了，好坏不论，但它确是最真实的记述，由于力求真实，如果有牵连到别人的地方，还请原谅，因为这是难以避免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四日出版的《新闻天地》，曾刊出本文，对我撰回忆录的动机及用心，有所交代，特于转载，以代后记。

南京倘使需要死守，即或大本营人员撤出，我决心和守城将士同生死……现在想起有几件必需求你的事，我虔诚地希望你让它们一一实现：

1.请将我所著的剧本，汇集齐全，出一部专集。

2.假如我的各种作品还没有被焚毁，请为我出一本画册，作为我学美术七年的纪念。

3.我最近几个月的笔记，你可以加以删改，隐去关系人姓名和字句，在适当刊物上发表，作为我和你的爱情纪念。

你能为我做这三件事，我即使死了，死也瞑目。

一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首都外围战况紧急，日机滥施轰炸，南京已成危城。道藩时任内政部常务次长，我已经安全疏散到重庆。他在政务繁剧，警报不断声中，每天必定要写很长的“笔记”给我，笔记中备述相思之苦，满纸热泪奔放的字句，以上所录的，便是他自称“俨如遗嘱”的笔记中一段。他曾托我以三件“后事”，而最后一件，也就是促成我在二十八年后的今天，撰写《蒋碧微回忆录》的一大动机。

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敌，撤退前夕，道藩经陈立夫先生力劝，终于放弃了与守城将士共存亡的愿望，取道牯岭转进汉口。一九三八年一月出任教育部次长，八月到达重庆，当时我在北碚复旦大学任教。自此我们开始了抗战八年期间矛盾痛苦、纠结难解的恋情，由于双方的身份、地位和交游的关系，我们的相爱必须严守秘密，虽然同在一地，但是情愫互通，依然要靠写信往还。如此，自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他第一次写给我隐约示爱的信以来，几十年来，我和道藩往来的书信，多达十五六万字。这么许多的信，不但原件经我妥善保存，而且还由道藩和我分别抄誊，誊本亦有十余册之多。

在所有的信里，道藩锲而不舍地表现他内心最大的意向：一、和我逃到一个小岛，纵使尽一日之欢，也死而无憾；二、怎样能贡献他所有的一切给我；三、以我们的信件为主要材料，将我俩之间的故事，写成一部“伟大的爱情小说”。

关于第三项心愿，他曾在信中不止一次地提出，前后历时十年以上，本文以下所引，都是摘自道藩信上的原文：

世间相爱的人固然不少，但是我们的爱若公诸社会，谁也不能否认它是伟大的！我一生有此，即使身败名裂，死也无憾！我们今天虽然受着极大的苦痛，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苦痛我们的爱又何从表现呢？还不是平平凡凡地过去了吗？

我一面读着信，一面在想像着我们将来写书的计划，真兴奋极了！只要你同意，我们一定要写这本书的，你的信写得太好了，可惜我那些信太杂乱，太随便，太缺乏修辞功夫了，将来一定要大为删节，方能采用。我们的信的难得之处，即在写时心中毫无做作，想什么就写什么，所谓真情流露是毫无问题的。

……我早和你说过：我要写一部小说，现在有了我们的信，我将从事我今生今世最宝贵的一本著作。……

我们的信，不管内容如何，我们之间毫无保留的一切真实感情都在里面，人间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如果我们能够将它编纂成一本有趣的书，那么我们的至情，也许藉此永远存于天地之间，至于别人如何批评，只好不理。

你要知道，唯有文字可以使我们遗留点痕迹在人间，只要我们写下来的文章，毫无假借，句句真实，那就足够珍贵了。

你要快点把信抄完给我，让我能够早做编书计划，否则我若早死了，或者这些珍贵的笔记遇到什么灾难，这种天地间罕有的至情产物，不能留存于世，岂不可惜！

我们的相爱将永远留存于心底，以度过我们残余的生命，尽此毕生的相思，藉此完成我们的杰作，一一拿我们的信件做主要材料而写成的书，为人世间留下一桩理想的爱情，那也就是我们不幸中万分之一的慰藉了。

二

一般人都以为张道藩是一位有为有守的政治家，殊不知他在严肃的外表之下，有一颗热烈真挚的爱心；世人都以为张道藩数十年来殚智竭虑，尽瘁党国，却没有想到他因为爱我而痛苦彷徨，几度想到一死以报知己。几十年中，无论他多忙，多乱，他经常都在利用有限的睡眠时间，甚至在敌机轰炸声中，冒着生命危险，长江大河般地给我写信。当他父亲逝世，在等待起灵出殡的隙间，他还用铅笔写了一封长函寄回重庆。因此他一再强调说：“我们的信，都是呕心沥血真情真爱的流露，都是天地间不可多得的文献，如果毁了，也就等于向自己的精神宣告死刑，将来又何堪其苦？”他将我们的信件视为无上瑰宝，一心一意想把我们的故事写成一本书。

明乎此，就应该知道我写回忆录，多一半是受道藩的启示，来完成这项他向往已久，迄今仍然未能执笔的作品，诚如他所说：“为人世间留下一桩理想的爱情，作为我们不幸中万一的慰藉。”

三

是的，我和道藩的遭遇是不幸的，但是我们都以为我们之间的感情，毕竟也曾达到了我们的理想，应该是无所憾恨了。我们生不逢辰，在这个大动乱的时代里，国家、社会和家庭，都赋予我们艰巨的责任，使我们无法遂行一己的愿望，行使自由的意志。我们相逢在一九二一年，道藩虽然是惨绿少年，我却已罗敷有夫，正和悲鸿自巴黎小游柏林。后来，道藩结束伦敦大学学业，到巴黎最高美术学校研究，由于谢寿康、常玉、郭有守等一般朋友组成了“天狗会”，大家兄弟相称，谊切手足，道藩嗣后承认他初次见我，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处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之下，也只好将一腔爱念，暗藏心头，“因为我深知，我若爱你，必将使你我同陷痛苦。”

我出身宜兴古城的阀阅世家，祖父、祖母、叔祖、伯父、父亲和母亲都有诗词专集行世，因而自小就接受了书香门第，礼教家庭的薰陶，十三岁由父母做主订了亲，十七岁跨出深宅大院，跟父母住在上海，只是仍然独处闺中，根本没有和外间接触的机会。我所能见到的唯一男士，是宜兴同乡徐悲鸿。那时候悲鸿年少英俊，生气蓬勃，并且由于家学渊源，在绘画方面已经崭露头角。以一个未经世故的少女，遇到像这样风度翩翩，前程光明的青年，因而发生倾慕之情，毋宁是极其自然的。于是，当他托人向我示意，约我同去外国时，我会毫不犹豫地甘作名教罪人，和他悄悄地逃到日本，流浪北京，负笈巴黎，在差不多半世纪前的中国旧社会里，闹出逃婚出奔的轩然大波。

但是共同生活以后，我对悲鸿才有了深切的了解，我发现他的结婚对象应该是艺术而不是我。他无视任何与艺术无关的人、事或物，而以“应毋庸议”作为他的斋名，把“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集句对联永远挂在座右。如此我从十八岁跟他浪迹天涯海角，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但不曾得到他一点照顾，反而受到无穷的痛苦与厄难，凡此种种，在我的回忆录《我与徐悲鸿》中，已经忠实地写了许多。

悲鸿的一颗炽热爱好艺术的心，驱走了我们所应的幸福和欢乐，但是我仍然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好妻子，因为我发觉他所欠缺的正是我之所长，我是女人，现实环境训练了我安排生活的能力，我愿和他截长补短，同舟共济，我唯一的希望是像他那样的一块璞玉浑金，经过琢磨淬砺，将来能成为璀璨的大器。

四

我们在巴黎一住八年，直到一九二七年先后回国，结束了异域流浪的凄苦生涯。结缡十载，头一回有了自己的家，第一个孩子也在这时呱呱坠地。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我们艰辛奋斗，刻苦努力，悲鸿渐渐地声誉鹊起，名重公卿。吴稚晖先生为我们筹建华屋，中央大学聘他为艺术系主任，那是我们一生中最高潮的时期，年龄虽已进入中年，事业却在蒸蒸日上，近代中国画家能有徐悲鸿当年那种境遇的，确属凤毛麟角。

然而，很不幸的，他只能和我同忧患，而不能共安乐。悲鸿竟在这时陷入了爱情迷阵，凭一股冲动，爱上了他的一位女学生。三。年冬经他向我坦白承认这桩畸恋后，所给予我的震撼和悲哀是无法描述的，我不能恕宥他的不忠，更无法容忍他那荒谬的“两全之计”。

因此我们夫妻的感情逐渐趋向破裂，他甚至主动地离开家庭，去过那浪荡四海，奔走江湖的流浪生活，结果是，他的恋爱一无所得，我们的家却被毁了。而他自己，更由于他的性格使然，一着错，满盘输，生活既不安定，情绪更感苦闷，于是健康的耗损，严重地戕害了他的艺术生命。时至今日，我敢于说：如果不是这次恋爱事件，所造致的一连串恶果，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可能会更辉煌，说不定他还不至于五十九岁便百病丛生地死于北京。

五

自从悲鸿离开家庭，我便开始自力更生，挑起生活的重担，抚育一对无辜的儿女。那时候我虽然伤心凄凉，但是外形上总是竭力表现平静，我对人生不忮不求，不愠不怨，我只想勇敢坚强地活下去，不要被恶劣的命运所湮没。然而诚如西谚说的：“爱情如月，不盈即缺’’，暗中恋我已逾十数年的道藩，却在为我的不幸遭遇悲愤莫名，他终于用无比热烈的爱忱，攻破我兢兢自守的防线，闯入了我的心扉。

那是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两个月，淞沪战况紧急，南京日夜被炸，在兵荒马乱的时日里，道藩的信像雪片一般地飞来。

我的雪（雪是道藩与我通讯对所专用的名字），本来是人家的一个至宝。我虽然秘密地崇拜她，爱着她十多年，但是从来不敢有任何希求。一直到人家侮辱了她，虐待了她，几乎要抛弃她的时候，我才诚挚地对她公开了我十多年来心中爱她的秘密，幸而两心相知，才有这一段神秘不可思议的爱史！以上这一段信，可以说明我和道藩陷入热恋的起始。

六

我在痛苦中摸索挣扎了半生，痛苦使我了解人生的真谛，我对爱的观点是施予，而不是攫夺，甚至于我还想：攫得爱情而又失去，反倒不如从未得到的好。同时，由于悲鸿和孙韵君的恋爱曾使我身受“破家”的惨痛，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不愿使别人因我而痛苦。何况在我的意识里，由友谊发展到爱情，到了最后，一定会连友谊也一并丧失。在我自己的这些大前提之下，对于道藩热烈如火的爱心，我一直都是在迟疑不决，矛盾彷徨的。

可是我终于不克自持，坠入了苦恋的深渊，在持续数十年的苦恋岁月中，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始终保有我的原则，无论情况怎样演变，事态如何发展，我绝对做不影响他事业和家庭的事。而今回顾，在这一点上我总算已经做到了。此外，我们的相恋由秘密而公开，几十年里，我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和他的事业发生任何联系。离开大陆，促成了道藩多年的梦想，使我们在台湾同居十年，十年里我深居简出，一心只以他的生活与健康为重，让他在忧患半生之余获得安适的环境。十年后，基于种种的因素，我决计促成他的家室团圆，不惜远走南洋，躲过那个“情何以堪”的别离场面。  和道藩分手以后六年来，我闭门思过，打开尘封已久的回忆之库，觉得五十年的前尘往事也不是过眼云烟，因为每一幕都有我自己的血泪。这么一想，便觉得自己对人生的职责似乎还没有尽完，道藩要写书的志愿不时在我心头缭绕：“唯有文字可使我们留点痕迹在人间”，“只要我们写的毫无假借，句句真实，那就足够珍贵了。”同时，这几十年中不知有多少朋友劝我着手撰写回忆录。他们说：以你这样多彩多姿的一生，用不着加以描绘，只要照实写下，便是一部最好的作品。甚至于还有朋友想越俎代庖替我执笔，但却全都给我婉言拒绝了。我当时也曾说：“这部回忆录是一定要由我自己亲手完成的。”

抒写六十多年来的故事，虽说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然而往事浩漫如海，尤其千头万绪，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慨。于是我先自整理已有的资料着手。所幸我一向有保存旧物的习惯，断简残篇，一律掇拾，因为从这许多旧资料中，给了我不少提纲挈领的线索，我根据这些线索完成了初步的写作大纲；当然，其中最完整的资料还是我和道藩的信件，它们构成了“我与道藩”一书的最主要部分。

写这部回忆录，我的最高原则是力求真实，因为我服膺莎翁的格言：“对自己能真实，对别人自可不伪，犹夜之继日，影之随形。”同时，在我回忆录中出现的人物，大多今仍健在，事实不容许我记载发生错误。我以“真实”为出发点，怀着虔敬之心，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我半生的际遇，因此我曾说：“我一心坦荡，只有衷诚感恩之念，毫无睚眦必报之心，我在我的回忆录中抒写我所敬、我所爱、我所感、我所念的一切人与事，我深信我不会损害到任何一位与我相关的人。”

《蒋碧微回忆录》全文五十余万字，共分上下两篇，上篇《我与徐悲鸿》，下篇《我与张道藩》，自去年十月一日在皇冠杂志连载后，我一直在诚惶诚恐地等待读者的批评指正。幸运的是这部书一开始问世便受到各界的重视，朋友们给我鼓励，读者们颇为推许，文化新闻界尤其热烈支持，套一句习用广告成语，也许可以谬称“轰动遐迩”了。其间虽有少数不明内情人士，误以为我和道藩的情史公布，会对他个人有所损害，他们也曾当面婉言劝阻，或则对此书的发表图加缓冲，然而我总是十分恳切地向他们解释说明。我不相信至情挚爱会有损人格尊严，会令人觉得罪恶过失。我作如是言，我想道藩一定也有这样的认识，基于此，也才念念不忘地要完成这一部书。还有，一位道藩的亲戚，起先很坚决地主张我这部书不必亟亟推出，我心平气和地向他解说个中缘由，并且把已完成的初稿请他拿去看，不几天他又到了我的家里，态度完全改观，他不但认为这应该是一部不朽的名著，同时他还自告奋勇地为我字斟句酌，细加推敲。我当然知道，我这部书在先天上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皇冠杂志宣传它是“中国第一部女性自传”。一生提倡写自传最力的胡适之先生，在他《四十自序》一书出版时曾说：“我们抛出几块砖瓦，只是希望能引出许多块美玉宝石来。”从引伸其抛砖引玉之义，寄望未来有更多更好的自传作品行世。至于我，我自己的任务总算勉力完成了。

碧微女士可以说是三四十年代中国艺术界的传奇人物，敢爱敢恨，特立独行。她与徐悲鸿、张道藩两先生的感情经历，尤可谓曲折动人，透过她的回忆录的记述，亦曾撼动千万读者的心灵。

——著名作家 琼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