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金灿然同志的名字是许多学者和作者所熟悉的。他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是他对整理出版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卓越贡献和献身精神，却长留人间。

1958年我在中华书局曾经担任金灿然同志的秘书兼管总编辑办公室的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朝夕相处，亲聆教诲达七八年之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一起被当做“黑帮分子”批斗。1969年9月又一起下放，后来他回到北京，于1972年12月病逝。所以说，我从认识灿然同志时起，直到他去世，多半时间是在中华书局一起度过的。因此，我对灿然同志的怀念，是和对中华书局多年工作的回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开拓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新局面

新中国诞生后，古籍出版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古籍出版工作缺乏统一领导和全面规划。1958年初，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有叶圣陶、齐燕铭、何其芳、吴晗、杜国庠、陈垣、陈寅恪、罗常培、范文澜、郑振铎、金兆梓、金灿然、赵万里、徐森玉、张元济、冯友兰、黄松龄、潘梓年、翦伯赞，共19位著名学者，由齐燕铭任组长，郑振铎、翦伯赞、潘梓年分任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的召集人。中华书局成为这个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小组的日常事务由金灿然负责处理。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建立、中华书局出版方向的重新确定和这次会议的召开，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这以后几年间，灿然同志领导中华书局全体干部为调整机构、制订规划、筹划出版、培养干部和团结社会著作力量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1954年，中华书局实行全面公私合营，合营后的中华书局以编辑出版财政经济、俄语和农业书刊为主要任务，古籍出版工作虽未完全停顿，但所占比重很少，编辑力量也十分薄弱。为了集中力量做好工作，金灿然同有关方面协商，一面把财政经济、俄语和农业方面书刊编辑出版业务，陆续转移了出去，一面把原古籍出版社并人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的总公司和编辑部设在北京，又以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和古典文学出版社为基础，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文革”后改称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书局的编辑人数并不多，以北京总公司为例，当时从事编辑出版和行政管理的干部总共不过七八十人，直接从事编辑业务的约占3/4，力量有限。但国内有数的老出版家、老编辑、版本目录、古文字、古天文历算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如傅彬然、章锡琛、徐调孚、张静庐、卢文迪、潘达人、陆高谊、陈乃乾、曾次亮、姚绍华、朱彦頫等当时都在中华书局编辑部，有的担任领导职务，有的从事书稿的编著和审读。在那几年，金灿然还从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文史系等单位物色了一批年轻的业务骨干，紧接着又从各地调来了宋云彬、杨伯峻、孙人和、马非伯、马宗霍、傅振伦、赵守俨和巩绍英等专家学者。丁树奇、萧项平、刘子章、梁涛然等也曾来到中华书局担任副总编辑或副总经理，协助灿然同志处理经营管理和编辑业务。在编辑部门，先后成立了古代史、近代史、文学、哲学等编辑室。为普及历史知识，由吴晗倡议并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陆续出版，后来又建立了历史丛书编辑室。在出版部建立了影印组。图书馆的力量也得到充实和加强。

从1958年以来，经过“大跃进”、“反右倾”运动，国民经济连续几年遭受严重困难，直到1964年文艺整风和全国城乡开展“四清”运动，灿然同志在工作中遇到的波折是不少的，里里外外都有难处，许多有价值的著作，一时难以出版，只能打成纸型存放起来。但在他苦心经营和筹划下，在几年时间里，中华书局的业务基本上还是向前发展的，各项规章制度逐渐臻于完善，中华书局的工作人员也迅速增加到一百四五十人，藏书近二十万册，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视长远规划，关心和团结作者  金灿然曾经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有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对编制编辑选题计划尤为重视。在那几年，他经常对我们说，一个出版社，编辑选题计划是实现方针任务的保证，也是具体的工作纲领。但是要做好编辑选题计划并不容易。对读者的需要，对作者、学术机关的研究项目、写作计划以及他们的要求，都要进行广泛深入的了解和调查，对自己的编辑出版力量也要有正确的估计。只有弄清楚了这些情况，我们的计划才有可靠的依据。规划小组成立以后，曾经为制订规划进行了大量工作。最初由郑振铎、翦伯赞、潘梓年等分别主持制定文学、历史、哲学古籍的整理出版长远规划(草案)，规模庞大。1960年10月，修订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这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实践，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后拟定的。金灿然、齐燕铭和中华书局编辑部全体干部都参加了《规划》(草案)的讨论和修改。通过《规划》(草案)的制定和反复讨论修改，中华书局的干部对于编制和实现规划，出书要考虑读者对象、写好前言等问题，在中华书局编辑部经常讨论，形成了良好传统。

为了实现规划，搞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金灿然一再要求编辑，都要为在中华书局周围团结一支强大的作者队伍作出努力。他认为，中华书局有责任为作者提供和创造各种写作条件，使一切有真才实学、下过工夫的作者的著作，都能够得到出版的机会。他要求中华书局的编辑尊重作者，爱护作者，耐心帮助作者，和作者交朋友，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和友谊。在各种会议上，在个别谈话中，他反复强调，中华书局是通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推动学术研究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的，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共同为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同志关系。衡量中华书局是否办好，当然不是看它赚了多少钱，也不仅仅是看它出版了多少有价值的古籍和学术著作，还要看它团结和培养了多少作者，给了作者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应当要求作者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整理古籍，但也应当估计到学术界的实际情况。有些稿件虽然还有某些缺点，但在学术资料上具有一定价值，处理时必须慎重，应尽可能给予发表机会。中华书局要以自己的工作，使作者乐于和我们建立经常联系，并帮助我们作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除此以外，中华书局还应当依靠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和高等院校的支持和帮助。中华书局编辑要和作者、科研机构、学术团体和高等院校打成一片，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

金灿然在团结作者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的问题。他经常对我们说，要想对古籍进行认真的批判整理，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我们党内，在我国知识分子中，不是没有既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又具有批判地整理古籍能力的人才。但在建国伊始，具备这样条件的同志大多在各条战线上担任着领导工作，不可能来整理古籍，新的一代又没有成长起来。要求每一位整理古籍的人必须首先精通马克思主义，然后再来工作，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有一些人，能够对古籍进行断句、校勘、集释、考证和翻译，能够把古籍尽可能搞得容易阅读一些，这样的人才中华书局没有理由不团结他们，让他们把自己的知识用到古籍整理工作中来。这样做，也使这些人不负平生所学，有机会把自己的学识贡献给国家和人民。这是一项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战略性措施。如果这些人能够学习一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认识上逐渐有所提高，那么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就会更大。金灿然还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绝不是简单化的空想所能办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斗争中，表现现实生活、研究和总结现实斗争经验，当然是工作的主导方面，但是对于前人所创造的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也是绝不可少的工作。只有更多地批判吸收中国和外国的文化遗产，才会产生丰富多彩的和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他说，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工作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实在太少了。1962年前后，内蒙古大学迫切需要伯希和等的几部著作，但是限于条件，难以觅得。金灿然知道后，便和香港中华书局商量，将这些书购买了寄去，供他们研究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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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各行各业都隆重举办了各种纪念和主题活动。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推动下，出版界推出了一系列重点出版项目，对新中国出版文化的历史作了全面的回顾。对书业60年的辉煌成就作了精彩的展示。现在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编的三本书：《名著的故事》、《编辑的故事》、《书店的故事》也将正式出版，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名著的故事》、《编辑的故事》、《书店的故事》这三本书构成了《出版文化丛书》的“出版60年”系列。该系列出版项目从今年4月份开始启动，到现在正式付梓印刷，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作为丛书的策划、组织方，我们自始至终处于冲动和感动的情感状态里。冲动源自对出版业的责任意识和对历史的使命感。在国民经济的宏观格局中，出版业所占的比重并不突出，但其所具有的精神价值、知识含量和文化建设意义却极其醒目，其对整个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贡献不同凡响；对每一位国民来说，出版业也与个人的成长和生活息息相关，在现代中国，出版和阅读，不仅是人们获取知识、增长才能的重要渠道，而且是许多人青春的记忆和心灵的底色。在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有一种强烈而迫切的愿望，那就是精心梳理出版业的发展轨迹，充分展示书业的丰硕成果和出版人的精神风貌，进而反映国家和民族的变革与进步，凸显国民的心路历程。《出版文化丛书》“出版60年”系列图书的编辑出版，正是这种愿望的自然流露。而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书业同仁的有力支持和诸多帮助，让我们心中时时充满感动。许多业内人士对我们的倡议积极响应，为我们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并热心推荐适宜的作者和稿件。另有许多业内同仁抽出宝贵时间，特意给我们这套书撰写文章，将他们的职业经验和私家体会娓娓道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他们之中有屠岸、沈昌文、郑士德、方厚枢这样的出版界前辈，有聂震宁、李朋义、王建辉、陈昕等书业领军人物，还有唐浩明、俞晓群、王瑞琴这些业界精英。许多书店的经理人员也对我们的出版项目表示了极大的热情，给与我们真挚的帮助，他们平日忙于经营业务，难得有舞文弄墨的闲暇和精力，但出于对书业的浪漫热情，出于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庄严使命感，他们纷纷欣然命笔，给我们留下了一篇篇富有鲜明特色的文字。给行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同业单位不计报酬，慷慨相助，允许我们从其出版物中选用篇章，使我们组编的书稿内容更加丰富，品质明显提升。对所有给与我们无私帮助的个人和单位，在此真诚致谢。

我们深深地知道，是对出版事业的共同热爱和美好期待使得大家如此青睐“出版60年”系列丛书。面对大家的信任和关注，作为编者，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和品质，以不辜负业界的重托和希望，我们组织了精干的工作班子，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领导主持确定整体框架，直接指导整个项目的运作；由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室和科研处制定编选原则，提出编写方案。具体的组织、联络和编辑出版工作由中国书籍出版社负责实施，王平、侯仰军、游翔、武斌、毕磊、庞元担纲组稿、编辑工作，为丛书的制作出版付出了很多精力，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们不仅参与了丛书框架的设计，多方联系作者，组织稿件，而且分别担任三本书的责任编辑，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编辑加工。由于原稿出自多人之手，文字水平参差不齐，语言风格差异较大，体例上更是多有不统一之处，编辑加工难度较大，但他们不畏艰难，尽心竭力，顺利完成了各自的工作任务。可以说，“出版60年”系列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问世，主要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和智慧投入。现在丛书即将出版，我们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但我们知道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所以内心有收获的期待和喜悦。

相比于60年间出版界实际发生的故事，“出版60年”系列这三本书自然是挂一漏万的。我们所讲述的不是宏大的历史，而只是一些片段和零碎，但露珠可以映照天空，百余则精彩的故事，或可折射出版60年的大致面貌。这是让我们颇感欣慰的地方。出版文化事业不会停顿，它正在发展，在延续，出版业界的故事还要继续讲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作是没有止境的。我们还得努力。希望在出版70年、80年乃至100年的时候，我们能继续得到出版界、发行界同仁的支持和帮助，动员更多的资源和力量，以更加充沛的热情，更加激昂的情怀，给广大读者讲述更为精彩的书业界的故事。

编者

2009年10月

第一部分 风范昭示

 一辈子为读者奉献精品书刊的编辑家叶圣陶

 略论冯雪峰的编辑出版工作

 追念作为编辑出版家的叶籁士

 执著的追求毕生的奉献——怀念出版家和辞书编纂家罗竹风

 难忘低调实干的编辑家周振甫

 营造中华文化丰碑的巨匠——姜椿芳

 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金灿然

 作家、编辑出版家严文井

 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

 秦兆阳：为文学的一生

 多有建树的编辑出版家陈原

 默默奉献的编辑人生——怀念远去的师友王仰晨

 卓越的编辑出版家宋原放

 怀念胸中荡大气的边春光

 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记老编辑龙世辉

 再见，中国第一封面

 我以我血荐轩辕——记第四届“韬奋出版奖”获奖者沈世鸣

第二部分 佳构巧运

 实践·思考·提高——我与《出版史料》杂志

 编辑家钟叔河先生

 合作出版，受益良多——记《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版权引进和合作出版发行

 编辑，乐在学习探索创新

 《接力书信集》——连接两代人心灵的桥梁

 《曾国藩全集》的出版回顾

 一部超级畅销书的“生命工程”——《哈利·波特》中文简体版出版纪实

 一本书和一个人物——追记《闪光的生活道路》的出版

 中国经济学曾经有过一个“三联学派”

 二“老”往事·

 《英国病人》的借势借力法营销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版始末

 这一套书让我难忘——说“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

第三部分 编辑感悟

 零零碎碎的记忆——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编父亲的序跋集

 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追求创新的路上

 我一辈子是个编辑

 《辞海》副主编巢峰：把辞书出版当做一生的事业

 学会16种外语的编辑家——记第二届“韬奋出版奖”获奖者林穗芳

 我与三联书店的三段因缘

 书籍设计艺术面临的是挑战也是机遇——从《中国记忆》获2009“世界最美的书”奖谈起

 一个社长与一个出版社的故事

 盘点“金大仙”——解读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金丽红

 优秀编辑的实践与培养

 我的编辑生涯

 书生剑气，纸品商机——激情张秋林

后记

出版与文化有着天然的渊源，文化是出版的内容，出版是文化的载体。一方面，出版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作为记载、传播、交流、延续文化成果的主要载体，出版承担着人类文明传承和发展的重任，具有鲜明的文化特点。然而，出版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各种非文化因素的影响。当前，伴随着出版物市场繁荣所出现的出版物内容的浮浅、低俗，文化垃圾充斥，出版物流通的虚假推介，严肃学术作品的戏说，文化领域的过度炒作等现象，都是缺乏文化品味的表现，是与文化出版的价值体系相悖的。在这种情况下，倡导“出版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看，出版文化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谱系的重任。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必须具有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才能具有独立的意识。而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基础，是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作为延续中华文化几千年不断的重要一环，出版文化深刻地涉及中华民族文明运行的方向、方式和气象，赋予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姿态和风采，它左右着人心，凝聚着情感，孕育着精神，教化着后代，把它视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是非常必要的。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出版业是文化的基础产业和主要传播行业，在文化建设中担当着重要的责任。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更新，出版从产生之日起便是文化的基本载体。担负着传播新知的历史重任。作为一个高度重视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的国家，我国出版业的文化积累和传播历来富有重要的文化使命和价值追求。一部中国出版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史，从文字使用、甲骨钟鼎到活字印刷、网络出版，不断记录、反映了思想文化和科技创新成果的文明历史。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其传承和发展，主要是通过出版物传播得以实现。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知识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作为知识形态的文化也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重要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文化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文化创新的沃土。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出版文化肩负着引领出版业方向的重任。一个行业在它全面振兴的时候，需要对自己的文化理念有一个系统的而不是片面的、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与时俱进的而不是固步自封的认识，以建立自己繁荣发展的内在精神支柱和文化动力。作为文化的基础产业，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尤其需要充分地清理出其千头万绪中的历史根源、文化脉络、智慧精髓和精神实质，才能辨析精微地把握“出版系统”的发生学、本体论、结构学和发展动力学。这就是出版文化“认识本我”的工程。因此，全面系统地梳理出版文化与出版理念的源与流，作为出版行业当下的必修课题，是非常适时的。

文化追求是出版业恒久的推动力。倡导“出版文化”研究，目的在于审视出版业的文化价值，提升出版业的文化品位。党的十七大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出发，作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战略部署，发出了“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等部署。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客观上要求文化有一个超常规跨越式的大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出版文化历来是文化建设的基础部分。在当今时代，出版文化作为核心文化，不但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也记录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进步的运动轨迹。只有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繁荣文化的历史责任，生产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文化精品，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满足人们对于和谐文化的新期待。这是当代出版业的文化价值标准。为了保证出版文化价值的实现，当前的迫切需要，是构建新的出版文化的评价体系。这对于当代的出版工作者，也许是一种挑战。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挑战，是因为出版不同于一般的商品生产，内容创意、思想观念、民族原创力、文化价值、社会效益，均需在出版运营中得到充分保证。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与发展中统筹兼顾，继承出版文化的优良传统，改革出版业的生产流通方式，把文化积累与服务大众结合起来。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的根本途径，而积极引导健康向上的文化消费、大力推进出版“走出去”、增强文化软实力等一系列新课题，尤其需要一大批既有较高政治觉悟、文化品质，又潜心研究市场规律、熟谙经营之道的复合型人才去研究解决。出版产业化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管理机制与运行机制，提供一个适时适度的制度平台。从这个意义上看，出版文化不只是编辑、策划层面的文本积累、传播的文化，更是一套制度文化、管理文化、企业文化。因此，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编撰的《出版文化丛书》尝试跳出具体的出版实务，从社会政治、历史、思想、经济各个层面来思考出版的内在价值，从“出版文化”层面来探寻出版的发展规律，我认为其立意是高远的，对于出版文化建设以及出版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欣然应允为之作序。

我曾经说过，出版是个“有论无学”和“有学无论”的学科，需要人们去创立。从出版历史、出版实践、出版机构、出版家个人等方面莱思考出版文化，是该丛书的基本定位。鉴于国内出版文化研究的相对分散，该丛书陆续推出5个系列，即出版文化学术系列、出版文化人物系列、出版文化文集系列、出版物文化系列、出版企业文化系列等，计有图书30余种，拟用5年时间陆续推出。其中，既有总论性、概貌性、结构性的学术系列专著，也有出版界人物和机构主题的系列专著；既有宏观的、历史的全面考察，也有个案的、横向的比较研究。各系列均着眼于反映出版文化最新研究成果，致力于建构出版文化学学科体系，其学术价值是值得期待的。

《周易》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又言：“其德刚健而文明。”文明而要刚健，必须有原创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的总纲目和总体精神经过充分深入的原创性研究之后，浮现出来的原理、原则、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只有通过教育体制、传播体制，才能化为全民族的理性思维能力和文化价值取向，成为举世同享的精神成果。对此，出版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是非常重大的。我希望借《出版文化丛书》这样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命题，把古今出版业蓬勃向上的态势放在文化的坐标上考察，反思出版职业的价值，提升文化创新的能力，以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创造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出版业的新辉煌。

柳斌杰

2008年8月22日

(作者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

编辑的理想、劳作和创意，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图书的内容品质，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图书的风格、品相和市场价值。如果没有一大批出色的编辑没有他们的认真负责、无私奉献和杰出创造，新中国60年的出版业不会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这样一种辉煌景象。而优秀编辑身上所体现的那些高尚品质和职业精神，本身就是一道瑰丽的风景，令人崇敬和向往。《编辑的故事》一书，虽是片段记忆和点滴感悟，但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几代编辑的成长心路，体会那种投身历史、不辱使命的责任和担当。

《编辑的故事》描述了建国以来几代编辑的成长心路，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优秀编辑理念。这是一部值得思考的书。字里行间、点滴感悟、片段记忆娓娓道出老一代编辑人的严谨作风、执着精神，同时也刻画出他们的大家风范和从容气质，他们那种投身历史、不辱使命的责任和担当永远为我们尊敬和景仰。与老一辈的编辑相比，新时期的编辑还需要具备敏锐的市场眼光、超前的策划能力、高超的宣传推广手段。这些或平凡或传奇的故事，让人领略到新时期编辑大家的智慧和胆略，也让人感受到编辑生涯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同时出版人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则得以淋漓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