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视角交叉、想像丰富、饶有趣味的小说。安娜是一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家庭主妇，如今又一次怀孕了，她很想把这个孩子堕掉。安娜的丈夫是作家，目前正在研究捷克著名作家赫拉巴尔，而赫拉巴尔同样也是安娜心仪的作家，她在内心长长与这位作家进行对话。上帝怕安娜堕胎，便派遣了两个天使，伪装成警察，监视着她们一家。最后，上帝竟吹着萨克斯给热爱蓝调音乐的安娜听，希望她留住肚里的孩子。小说似乎告诉我们，幸福要人类自己掌握，即使是上帝也对此无能为力。

本书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一个作家，正在写关于赫拉巴尔的书，这个作家或许就是艾斯特哈兹·彼得本人，“他”让自己的妻子成了“文学寡妇”。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个怪毛病，我们可以称作“神圣的隔断”，为了书写，安静，为了脱俗，为了精神层面，为了“巨大的混乱”——小说中的“内在秩序”，也为了永恒，于是乎，妻子们便成了某种附属物，这就是“文学寡妇”的含义，而两人——当然是从不同角度——又都想从他们所崇拜的“赫拉巴尔”那里获得现实的解释。

导读/彼得的布里洛盒子 钟鸣

中文版序

赫拉巴尔之书

忠诚篇

不忠篇

第三篇

译后记

两位天使，他们彼此使用天使的语言进行交谈(难道他们还能用其他的语言？)，他们俩化身为年轻男子，其中一位叫勃拉日，另一位的名字是卡博尔，不过所有的人，包括上帝在内，都管卡博尔叫裘裘。

“裘裘，你最好下去调查一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去看看这帮家伙究竟在打着上帝的旗号干些什么勾当……要当机立断，沉稳机警，而且还要小心谨慎，你知道应该怎么办……自由意志，加上深思熟虑，还有那一大套老生常谈。你带一个人去吧……两个人搭伴总比一个人要好。”

“要他当证人吗？”

“现在你存心跟我抬杠是不是，裘裘？你这个调皮鬼，我知道你肚子里的花花肠子。不要跟我耍心眼儿，也别跟我说这么多废话。用不着你刨根问底。你到底想要知道些什么？你别想逼我怎么样，你听明白没有？”

上帝的话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吃惊，从来不会搅乱世界万物的安宁，他的话，就连粒尘埃都粘不上，要知道，天使不会讲上帝的语言，他们只会讲级别较低的人类的语言、动物的语言、植物的语言、水晶的语言、分子的语言、原子的语言——但是给我闭嘴！你究竟想要知道些什么？你不能把世界分解为更加微小的元素，我们由于能量而剧烈膨胀，在这里局部并不见得就小于整体，这是宇宙之舞，虚无与形状的崭新关系，哎呀，对了，这还跟时间与空间有关，我们所讲的并不是存在与行动本身，而是关于存在与行动的趋势，世界的前后首尾互相连接，浑然一体，屁股的位置就是脑袋，反过来也一样；即使上帝在雷普顿…的颂歌之中蜷成一团，蹲在原子核的中央，恐怕也不会让谁吃惊——也就是说，天使们还会说希腊语，当然还通晓军事密码，由此推测，他们还懂一点终极代数，正因如此，上帝被迫使用天使的语言与天使讲话。

现在我忽然想起来了，上帝只能用自己的语言跟自己讲话，因为没有谁能在上帝之上，如果真有，那么那个人将会成为上帝，或许直到现在，这件事都是如此滑稽。所以说，上帝的语言是自恋的语言(这是一种沉默的语言，嘘，切莫声张)。这样挺好，否则我们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假如上帝不爱自己的话，他必定会想出招数，让我们也丧失相互同情的理由。我们，作为上帝的孩子，我们将会继续相互报复；不然的话，一切都将在眨眼之间，在优雅而悚然的短暂一瞬化为灰烟。在我看来，上帝(“就像海洋一样”)有着史诗般的禀性。

在问世于公元3世纪的多部《次经》里，都不遗余力、耸人听闻地描绘了天使的语言，尤其是对令人震惊的大天使米迦勒和弑兄的塞斯的残忍天性与拙劣手段大加渲染(“他们只难过了几天，等等”)，最完整的记述见于希尔德斯海姆市G．奥姆斯出版社1966年再版的《启示录·次经》的第24—33页。巴特不无讥讽地注释说：“仿佛维特根斯坦在濒死的病榻上返回到逻辑哲学的命题。我的朋友们，天使的语言并不是什么胜利者的语言。”

我们有理由举一反三。

街上的人们交头接耳地悄声闲谈。“他们是谁？”“他们来找谁？”“也许他们是冲我来的？”情况总是这样发生，无辜代替现实，隐伏的敌意代替无辜，恐惧代替敌意。然而，人们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恐惧里，停在那里的汽车在停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开走了，于是无辜重又代替了恐惧。无产阶级专政后期的温和变种。

坐在挂着AI(政府的)车牌的“拉达”轿车里的那两个寡言少语的年轻男子，起初并没有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在城市的这个角落里，至今保存的与其说是痕迹或碎片，不如说是阴影……实际也不是保存下来的，只不过是将记忆投在坐落在那儿的乡镇村庄，而后溶解到那个世纪二十年代末的大都市里。

P19-21

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想，我说“我们彼此陌生”并不夸张，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当然，如果你读过《一个女人》，也许对我有一点了解）。陌生意味着充满希望，在我们之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不过我忍不住想告诉你，对你我只有一个希望：不仅希望你能够成为读者，而且希望你能成为我的读者。（之后，你当然可以读其他的书——我并不是那类爱吃醋的人……）

这本书写于1988至1989年，当时的东欧正酝酿着剧变，冷战时期的政治体制濒临结束，一个新的体制将要开始——直到现在我们都不能准确地知道这个新体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不管怎么说，从社会角度讲，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这种希望不仅洋溢在人们脸上，也浸润到了这本书里。我可以向你承诺，你将读到的是一部情节跌宕曲折的小说，有着犯罪小说的悬疑，一波三折，扣人心弦。

比方说，你可以在这部小说里知道上帝会不会吹萨克斯。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上帝不会。所以他才叫查理·派克到天上教他。结果令人沮丧，我们发现上帝缺少音乐天赋，死活学不会吹萨克斯。这部小说里还写了天使，他们疲惫不堪地守在主人公的家门口，坐在一部旧“拉达”牌轿车里（这些轿车是我们从曾经是苏联的苏联那里得到的），也许，他们并不是天使，而是秘密警察。

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作家的妻子（这位作家并不是我!!!），她叫安娜。亲爱的读者，我希望你会爱上她。她是一位泼辣的女性，会用口哨吹布鲁斯，臀部非常有型，用小说里的话讲：她的屁股可真漂亮。那位作家正在写一篇关于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文章，与此同时，安娜偏巧爱上了赫拉巴尔。也就是说，这是一部爱情小说。另外，它还有一点家族小说的味道，与我后来所写的一部作品《天堂的和谐》机关暗连——那部书有着更加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曲折情节——我将在另一篇《序》里予以介绍，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如果那部书能列入出版社的计划的话……

关于我自己，我能告诉你的是，我并不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既没有猎杀过大象，也没有当过密探，更没有做过约翰·肯尼迪的情人。（这句话我像是从哪里引用的，只是我忘了原话的出处。这种情况在我身上经常发生，所以亲爱的读者，假如你在我的书里找到某句让你格外喜欢，听起来显得很美很智慧很深邃的话，那么最简单的办法是，你把它看作是我从某人嘴里引用的箴言，比方说，从托马斯·曼那儿，或从《论语》里。）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坐在房间里，要么写作，要么阅读。年轻时我踢足球（很有天赋），还在大学里学过数学（不太有天赋）。

还有什么该说的？

有一些非常令我敬重的作品已经先后被译成中文，或多或少地变成了伟大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另外，在这个世界还有几个我非常爱的人。暂时我先说这么多吧。

我亲爱的中国读者，向你致意，向你问候，我希望我们会彼此喜欢。但我并不想继续缠着你，我知道，你现在想开始读书了。

艾斯特哈兹·彼得

一、他背负着帝国的沉重记忆

2004年，一位54岁的匈牙利作家荣获了“德国书业和平奖”；1992、1994和2003年，他先后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骑士、军官和指挥官三个级别的“艺术与文学勋章”；1996年，他被授予匈牙利共和国的最高荣誉——科舒特奖章；2000年，他的第27部作品，追溯自己与父亲、与家族、与帝国关系的《天堂的和谐》刚一出版，就被欧洲文坛视为经典；两年后，作为《天堂的和谐》续本的《修订版》问世，令人震惊，发人深省。现在，他被评论界公认为是继承了从卡夫卡、纳博科夫到赫拉巴尔文学传统，具有东欧文化历史背景与特色的现代文学传统的文学大师；无论是对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创新，还是对个体与群体、个体与历史的剖析，都让他跻身于当代名家之列。他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不仅是匈牙利文学与艺术学院院士，同时还是德国语言与诗歌学院，柏林艺术学院和法国的欧洲科学、艺术与文学学院院士……他就是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

对中国读者来说，他的名字尚且陌生，但对西方读者来说早已熟悉。他的三十多部作品已被翻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多达上百部译本。即使对那些没读过他作品的欧洲人来说，也不会不知道艾斯特哈兹伯爵家族，这个家族的庄园、城堡在中欧地区多达二十几座！这个家族的跌宕命运，曾与欧洲历史密不可分。

“我们的家姓，取自‘黄昏的星辰’，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名字。在11世纪的公文里，对官员一般只呼教名，很少提家姓。既然没有家姓，便无所谓家族。”作家在《天堂的和谐》中这样记述。艾斯特哈兹家族第一位有据可查的祖先，是12世纪末在匈牙利宫廷担任公证官的莫库德(Mokud)。从那时算起，在后来的七百年问，这个家族始终未离朝廷左右，特别是在16世纪后，“黄昏的星辰”越来越明亮，逐渐进入中欧诸国的政治、军事与宗教核心。“自从获得了名誉和地位，家族分成了两个分支。一支是族人众多的公爵家族，另一支是子孙繁盛的伯爵家族……”作家本人，是伯爵家族的后裔。

艾斯特哈兹·彼得的祖先，有的当过大臣、将军或总司令，有的任过州长、主教和大主教，还有两人出任过总理。他的曾祖父米克洛什，在奥匈帝国时代曾担任奥地利皇家卫队与匈牙利王家卫队的卫队长，后任匈牙利天主教协会主席，曾祖母是位法国公主。他的祖父莫利茨伯爵，曾在“一战”末期临危授命，出任匈牙利总理，战后担任劳动部部长，“二战”期间被德国纳粹抓进集中营。“二战”结束，艾斯特哈兹家族的财产被公有化。1950年，刚刚降生的小彼得就随着全家流亡异乡。1956年秋天，匈牙利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自由的运动遭到苏军出兵镇压。就在那一年，作家的父亲、已沦为平民的末代伯爵马加什带着妻儿迁回了布达佩斯。

在艾斯特哈兹·彼得身上，与生俱来地背负着帝国兴衰的沉重记忆，这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后来创作的“家族小说”里，他以庄重的手笔和惊人的坦诚讲述了他与父亲之间的熟悉与陌生，不仅折射出欧洲历史的风云变幻，还无情剖解了一个人在历史坐标系里扭曲变形的复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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