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季羡林散文新编)》收入作者怀人类散文。季羡林进入老年后，很多师友陆续离世，他因此写了不少怀念文章，如怀念沈从文、胡乔木、老舍、胡适、冯友兰、赵朴初、臧克家、陈寅恪、邓广铭等。这些文章感情真挚，细节丰富，广受读者好评，也是散文佳作。

“你无论走得多么远也不会走出了我的心，黄昏时刻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

北京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时，季羡林先生曾引用印度诗剧《沙恭达罗》里的这两句诗表达北大学子的心声。事实上，对于自己年轻时就读的清华、归国后任教的北大，季羡林先生都有着如此的深情，先后留下不少关于清华园、燕园的文章；同时，对于自己的学术生涯、执教岁月、写作经历乃至藏书、读书等更有不少心得付诸文字。《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季羡林散文新编)》里这些文章，不但可以让读者了解季羡林先生的思想脉络和事业轨迹，更为难得的是，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最真实的情感和想法。

救救小品文

大学外国语教学法刍议

论自费留学

邻人

对于新诗的一些看法

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

春满燕园

师生之间

燕园盛夏

那提心吊胆的一年

春归燕园

清华颂

芳林新叶催陈叶

我的处女作

坐拥书城意未足

《大唐西域记校注》成书经过

我和外国文学

外语教学漫谈

写作《春归燕园》的前前后后

我和外国语言

遥远的怀念

梦萦未名湖

我与百花

梦萦水木清华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藏书与读书

我和北大图书馆

我与《世界文学》

《怀旧集》自序

跨世纪中国人该读什么书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汉城忆燕园

《神州学人丛书》序

《蒙田随笔全集》序

我看北大

我和北大

我与东方文化研究

漫谈北大派和清华派

梦萦红楼

祝贺与希望

论博士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

论教授

我和《大公报》

我看中国文化书院

温馨的回忆

风雨同舟五十年——我和民盟的关系

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清华梦忆

欢送北大进入新世纪新千年

一个预言的实现

论自费留学

昨天(11月10日)在天津《大公报》上读到汪敬熙先生的星期论文“自费留学万万不可开放”，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自己好多年来想说的话，汪先生一下子都给说出来了，他仿佛替我在心头扫去一片积闷，蓦地觉得异常轻松起来。倘若金圣叹看了这文章最少也要浮上一百大白。

但是有一点汪先生说得还不到家。也许汪先生有心存点忠厚，没有尽情地说。汪先生只说：“纨绔子弟之中不是没有好的，不是没有肯勤学的，不是没有学有成绩的。但是他们的大多数在外国是荒嬉游戏，挥霍无度的。他们自己是以为这样方显出家中富有。然而在外国人眼里，他们所作所为都是可以耻笑的。近些年来他们真是为国家招来耻辱!”无论谁只要亲身在外国见到过这些纨绔子弟的，都会知道汪先生这些话是怎样含蓄而厚道了。

我自己在欧洲的一个大国里住过十年、一个大国里住过半年，也见到不少的事情。初到那个大国的首都的时候，天天在街上、饭馆里遇到的就是这些纨绔子弟，每个人都是把眼睛安置在头顶上，上下打磨得耀眼明亮，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念哪一门学科，因为他们很少与学校发生关系。但他们的生活也并非不紧张。每天一起来就到中国饭馆去。吃完早点，找几个同志下一盘棋，闲谈一下，就到了正午。午饭当然就地解决。吃完又结队出去逛马路看电影。晚饭再回中国饭馆，吃完又出去看戏坐咖啡馆或到其他他们所想去的地方。每人都少不了三“机”：照相机、无线电收音机和野鸡。外国文很少有几个通的，但也用不着。因为他们所接触的外国人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不三不四的女人，同他们在一起嘴还有更重要的用处，不是用来说话的；再一种是警察。这些英雄们贩卖黑钱或犯了其他别的罪，倘若逢巧父亲是大使，自然可以大模大样地掏出红护照来吓外国警察。其余的就不免捉将官里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用不着说话，反正只要能听懂判多少年月徒刑就可以坦然走进监狱里去。等到出来的时候，又可以到处尤其是在中国饭馆里高谈雄辩，叙述他们在狱里的丰功伟绩。据说在里面每人必须做手工，编点什么。他们只学上几天，就可以教同狱的外国难友。这些外国人当然钦佩得五体投地。这样他们就很替中国争了些面子。旁人听了对这些为国争光的英雄也不免肃然起敬了。

这样说也许有人以为太笼统了。我现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一位院长的公子。我到了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很久了。至于在那个大都会里做了些什么，我不大清楚。但以后我们竟然得到一个机会同学过半年。我们差不多天天在一起吃午饭；但一直到他离开学校，我始终不知道他学哪一科。从他的谈话里我知道他听过耶稣教的神学，听过体育原理，听过微积分，听过流体力学，听过生理学，听过法律，对这些他似乎都没有什么兴趣。他念念难忘的_只是医学院的产科讲演。他常常向我用很生动的姿态表演他在讲堂上听到的女人生产时的情形，同时复述教授的一句话：“男人无论如何英雄，无论能征服多少国家，也没有女人生产时那种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力量。”于是他也就对女人的伟大赞不绝口起来。但他也有他的伟大，在街上只要看到漂亮女人，便跟上去，百折不挠。挨了耳光，仍然是面不改色，不由得也让我赞叹起来。

第二个是一个上海大商人的儿子。据说从小就学那一国的语言。我到了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住了八年。有一次替一位中国老太太写一封请求信，拿到财政局，外国人说看不懂。这位老太太拿给我看，我才知道他替我们当时住的那一国造了一种新文字。后来他又从另外一个国度寄给她一个中文(记住是中文)明信片，老太太年纪大了，有些字认不清楚，又拿给我看。我又发现他替我们中国造了几个新字，创了一个新文法。他虽然学的是航空工程，但小代数和平面几何都弄不清楚。外国同学都奇怪，他就告诉他们，中国的逻辑和外国不同，数学也另成一个系统。这位先生在那里住了十几年，一天忽动归兴，临走告诉我，他回国要“组织”飞机。我用十二分的虔诚祝他成功，虽然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什么是“组织”飞机。

上面两个例子，一个代表荒唐，一个代表低能。作风虽不同，但总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各擅胜场。类似这样的英雄我最少也还能举几十位来。我虽然不久就离开那大都会，无缘继续欣赏他们的伟业。但在下风逖听之余留在脑海里的故事也足够写一本四百万言的留西外史。无论谁都可以想象到这些人在外国替我们国家招多少耻辱。在外国浪费金钱还是小事。

这些人物最好都留在国内，当接收大员也可以，当什么什么专员也可以，无论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出国，因为外国人没见过中国，只要看到一个中国人的举动，他们就会想到全中国的人都这样。难道我们就甘心让这些人到外国去代表四万万人宣扬中华民族的伟大么?

我们都应该起来拥护汪先生的主张!我也同汪先生一样希望舆论界给我们鼓励!

1946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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