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日有过三次大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明万历年间，以丰臣秀吉败走为结局，中朝获胜。近代史上主要有二次，第一次是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第二次是抗日战争，中国赢了。

2014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120年，两个甲子的周期。杨东梁所著《甲午较量（中日近代史上第一次大比拼）》为我们整理一下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教训，认真思考其间的各方因素与背景。

甲午战争是一场引起中国社会大变局和改变东亚政治格局的战争。战争惨败和苛刻条约的签订，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是创深痛巨，奇耻大辱。

杨东梁所著《甲午较量（中日近代史上第一次大比拼）》从第一手资料入手，辅以大量的军事、经济数据，以及真实、珍贵的历史图片，用通俗的语言，历史比较的方法，对120年前甲午战争中、日交战双方，从封建专制与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变革，从军队建制到武器装备的军事能力，从师夷长技与求知识于世界的学习观，从求强求富与殖产兴业的近代经济发展，从中体西用到文明开化的文化教育，从战略设置到海防执行的备战状况，从对外政策到外交斡旋的对外交涉能力，从中华民族觉醒与军国主义强化的战争影响，共八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分析，立体解剖和对比。全景再现甲午海陆大战恢宏场面，细致梳理东北亚列国争雄的外交源流，说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历史真相，深刻揭示北洋舰队惨败的迷离实况，分析战争结局给中、日两国的直接影响，从中引申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以警示今人，告诫来者。

第一章 封建专制与君主立宪——中、日政治体制之比较

 一、腐朽、没落的清朝封建专制制度

1 慈禧植党擅权，独揽朝政

2 挪用军费，大办六旬庆典

3 吏治腐败，贪污成风

4 机构臃肿，效率低下

5 派系朋党勾心斗角，主战主和内斗激烈

6 中央地方争权夺利，各省督抚势力膨胀

 二、日本政治制度的转型

1 “藩政改革”与维新政权的建立

2 “戊辰战争”，实行武装夺权

3 “明治维新”开始大刀阔斧改革

4 “废藩置县”，官制改革

5 颁布《宪法》，显示军国主义特征

 三、中、日两国政治体制之优劣

1 两国高官的一场争论

2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第二章 走马赏花与下马看花——两种不同的学习观

 一、“学习西方”的不同指导思想

1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

2 产生不同学习观的原因

 二、蒲安臣使团和岩仓使团

1 由美国人带领的清朝使团

2 “求知识于世界”的岩仓使团

第三章 “采西学，制洋器”与“殖产兴业”——中、日发展经济之比较

 一、清廷的“求强”、“求富”

1 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

2 “救时第一要务”的提出

3 从军事领域开始办洋务

4 由“求强”到“求富”

5 商办近代工业的发展

 二、日本的“殖产兴业”

1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2 大力扶持民营企业

 三、两条不同的发展经济之路

第四章 “中体西用”与“文明开化”——中、日文化教育之比较

 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学东渐”

1 儒家文化的双重性

2 “西学东渐”热随朝代更替逐步衰落

3 “西学东渐”的又一个拐点

 二、日本的兼收并蓄与“文明开化”

1 “兰学”在日本的传播

2 “文明开化”政策促进日本资产阶级改革

 三、清廷创办的新式教育

1 兴办新式学堂

2 派遣留学生

3 推动近代科学技术传播

 四、日本的教育改革和近代教育

1 开启教育改革

2 大力提倡实业教育

3 资助、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

4 军国主义教育的形成

 五、中、日教育改革的不同结果

第五章 新旧参半的清军与迅速近代化的日军——中、日军事力量之比较

 一、清军的编制与装备

1 异军突起的“勇营”及“防军”、“练军”

2 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

3 清朝军事体制的落后性

 二、日军的编制与装备

1 改革军事制度

2 改革军事机构

3 重点发展海军

 三、清军的人员素质

 四、日军的人员素质

第六章 和战不定与处心积虑——中、日备战之比较

 一、清廷战略判断失误

1 清政府“联日制西”幻想的破灭/001

2 日本频频挑衅，清政府被动应对

 二、日本处心积虑，以求一逞

1 日本将对外扩张的国策付诸行动

2 “长崎事件”成为新的推动力

 三、清廷和战不定，备战松懈

1 对日本的战略布局盲然无知

2 国民国防意识薄弱，军队不知为何而战

 四、日本精心准备，措施得力

1 全力筹措军费，扩充军力

2 制定周密作战计划

3 重视情报的搜集与利用

4 鼓吹“正义之战”

5 在国际上发动舆论战

6 以“国际法”为幌子肆意歪曲事实

第七章 “以夷制夷”与纵横捭阖——中、日对外交涉之比较

 一、战前外交

1 围绕“宗藩关系”的较量

2 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

3 对两个“三角关系”的处理

 二、战时外交

1 围绕“高升号”事件的交涉

2 平壤之役与黄海海战后之外交活动

 三、签约前后之外交

1 “威海之战”对和谈之影响

2 《马关条约》的签订

3 列强干涉与日本反干涉

4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点

第八章 沉沦中的觉醒与光环下的隐忧——战争影响之比较

 一、对中国的影响

1 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

2 中华民族的觉醒

3 对中国近代化的刺激

 二、对日本的影响

1 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2 军国主义体制的强化

3 日本成为“东洋盟主”

结束语：两种不同的战争史观

后记

附录：19世纪下半叶中、日大事年表（1852-1900）

参考书目

清政府及主持大局的李鸿章对日本的战略意图、谋篇布局并没有摸准。其情报搜集既不系统，又不细致，情报来源主要靠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和驻日公使汪凤藻。袁世凯作为清政府的代表驻朝前后达九年（1885～1894），但他在朝鲜“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为奴，并视日本为蚁，怨毒已深，冥然罔觉”②。他对日本有所防范，但又持轻蔑之态。1887年，日本制订征讨中国策，1890年完成军备改革，袁世凯均懵然不觉，甚至做出“日人方亟亟自谋，断不至败坏和局”③的错误判断。1893年春，袁世凯几次向李鸿章报告，一再声称：“然揣倭时势，决不敢与华生衅，特知华志传和局，故为跳梁，冀售诡谋。倘华持定见，不稍假借，倭自必改图”④。这种妄自尊大、麻痹轻敌的思想主要在不明日本国情所致。1894年春，日本已完成战争准备，只待时机到来。李鸿章也得悉日有出兵赴朝之意，遂急令袁世凯调查。4月8日，袁世凯复电说：“详审在韩日人情形及近日韩、日往来各节，并日国形势，应不至遽有兵端，调兵来韩说或未必确”①。此时，朝鲜全罗道古阜郡已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5月31日，占领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政府向清廷请求派兵“助剿”。6月1日，日驻朝使馆派人面见袁世凯，怂恿道：“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又说“我政府必无他意”，诱使清廷出兵。翌日，日本内阁正式决定出兵朝鲜。6月5日，成立战时大本营，随即命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海军陆战队400人回任。时局至此，袁世凯还报告说：“大鸟不喜多事……自无动兵意”②。直到6月9日，大鸟率军抵仁川后，袁世凯才感到形势不妙，于18日急电李鸿章要求增兵，但为时已晚，一个月后，战争爆发了。

按常理，一国的驻外使馆是代表本国政府与驻在国进行沟通，加强联系，表达意图，了解所在国动态的重要外交机构。但清廷驻日使馆远没有承担起自己的任务，驻日公使汪凤藻虽提供了一些信息，开展一些外交活动，但未能对日本准备开战的计划做出准确判断。我们可以从汪凤藻于1894年6月份发回的四份电文中，了解到他对时局的看法。

6月5日（阴历五月初二），汪电：“闻倭议派兵赴韩，曾否钧处商洽，祈示。”③

6月13日（五月初十），汪电：“遵电面询伊藤，据称‘韩乱亟，道远接应难，故派兵稍多，然军需止十艘’云。经力阻，始允俟乱定，彼此撤兵。随后当与钧处妥商办法。”④

汪凤藻关于日本“意叵测”，“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宜厚集兵力”的判断和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还没有意识到战争已迫在眉睫，只认为日本“志在留兵，胁议善后”而已。同时，汪凤藻对伊藤博文“允如约”的表态深信不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误导了李鸿章和清政府。月16日（五月十三），汪电：“倭派兵增至五千余，意叵测。”

……  P152－P154

2014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120N年，按照农历干支纪年60年为一周期计算，这一历史事件至今已是第二个周期。

认真回顾过去的120年，正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在120年前爆发的那次中日之战，震撼了东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并影响着整个世界的走向。那次战争的结果，是庞大而虚弱的清帝国被东邻岛国日本打败，战争惨败及苛刻条约的签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是创深痛巨，奇耻大辱。这促使了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从而锲而不舍地进行探索，奋不顾身地努力拼搏，斗志昂扬地在东方奋起，以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为侵略者一方的日本，甲午战争对其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甚至可以说在日本近代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这场战争是日本从半殖民地国家向殖民强国过渡的转折点。日本从此搭上了时代的顺风车，一步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军国主义笼罩下的日本，因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而尝到甜头，其扩张野心急剧膨胀，同时它也步入了历史歧途，为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败涂地埋下了种子，种下了祸根。

今天，我们来回顾这段历史，就是要温故知新，从中总结、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特别是需要在当今国人中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总结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勿忘国耻，矢志强国。

首先是要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所谓落后主要是指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尽管当时在经济总量上、军事装备上清政府不一定都比日本差（应该说互有优劣），但在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中国，近代化的步伐艰难而蹒跚，最后导致洋务运动未能达到复国强兵的目的；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又通过“文明开化”政策，改造本国的封建文化，进行了一次资产阶级的社会启蒙。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清廷思想观念的落后和军事理论的陈旧。19世纪堪称是一个海洋的世纪，制海权的掌控成为决定现代大国兴衰的重要杠杆。但清朝统治者昧于天下大势，耽于安逸，缺乏远图，近代海权意识淡薄，对海洋战略格局的漠视，导致了国防战略的严重失误。当海军建设稍有成就，就沾沾自喜，止步不前。从1889年（光绪十五年）起，竟每年从海军经费中拨银30万两用于供慈禧太后享乐的颐和园工程，致使北洋海军从1888年开始就不再添置新舰，从1891年起两年之内停购军火。反观日本，则把“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语）的思想奉为圭臬。他们于1882年制定了一个发展海军的8年计划，到1890年要建造大小舰船48艘；1891年，又提出一个9年计划，拟新建铁甲舰4艘、巡洋舰6艘。为筹措资金，又大力发行公债，明治天皇本人还率先垂范，于1887年3月从皇室公帑中，拨出30万日元资助海军建设，这与慈禧太后擅用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的行径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另外，在海战理论上清朝也是消极、保守的。李鸿章的海军战略始终坚持“以守为战”、“保舰制敌”，这不但限制了晚清海军建设的规模和发展方向，也导致了在海战中被动挨打，直至困守威海，坐以待毙。

教训之二是有备才能无患。日本针对中国的备战是处心积虑的，从19世纪80年代初，即以中国为“假想敌”作了充分准备。仅以海军为例，至1891年已建成“松岛”、“桥立”、“岩岛”等3艘4000吨级的铁甲舰。1892年又从英国购买了当时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面对磨刀霍霍的侵略者，清政府却没有一种急迫的备战心态，反而“不以倭人为意”。一旦战争迫近，作为陆海军统帅的李鸿章更缺乏敌情观念，对日本的野心认识不足，只寄希望于外交谈判和列强调停，以至“坐失先机，着着落后”。有备才能无患，能战方能止戈。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忧患意识，一支军队如果不能居安思危，那么离挨打、失败就不远了。

教训之三是温故而知新。甲午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了120年，但对我们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时至今日，日本总有一些顽固的右翼分子还在做着当年的“甲午梦”。不久前，日本出版了一本名为《从日清战争学习、思考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引者注）领有权问题》的书，该书鼓吹要通过一场类似甲午战争的胜利来解决钓鱼岛问题。这就是日本安倍政府推行挑衅中国政策的社会基础，同时也证明在日本确实有些人继续陶醉于昔日“东洋霸主”的光环中。但是，狂热的日本右翼势力彻底打错了算盘，正如2013年最后一次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120年前的中国。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时下，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通过比较的方法，对于甲午战争中的中、日双方进行对照分析，以捋清关于历史规律的思考认识，增强我们的时代责任感。

俗话讲“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可见比较方法之重要。什么叫比较？比较是经常使用的一种科学方法，它既要研究事物之间的共同点，又要分析事物之间的不同点。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方法，为客观、全面地认识事物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或者说，比较是鉴别事物，治疗惰性思维，促进社会进步的一剂良药。对此，毛泽东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总之，通过比较，可以更好地认识客观事物的特性和本质。

用比较的方法观察事物，就容易了解到事物的局部和整体，一般和个别，相同与相异，从而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用比较的方法观察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就是树立一个标杆，选择一个参照物，通过对照进一步认清自身的生存环境、发展水平、困难障碍和前进方向。把比较这样一种分析方法用之于历史研究，对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对比，分析异同，发现历史本质，探寻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这就是历史比较研究法。

历史比较研究法的问世由来已久。在我国，西汉时代的司马迁写《史记》，已开始运用这种方法。他写人物“合传”，实际就是把具有“可比性”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并列进行研究、叙述。而在欧洲，19世纪中叶已形成了“比较历史学”。到20世纪，比较研究方法已被各国许多学者广泛运用于不同的学术研究领域。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大多是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法的巨匠。马克思曾说：“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列宁经常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分析革命形势，比如它总结1917年“二月革命”的经验教训时，就把1848年的法国革命与1917年的俄国形势进行比较，指出异同，做出科学预见，以指导革命运动。

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对120年前甲午战争中交战双方的政治体制、经济、文化、教育、军事能力、备战状况、对外交涉、战争影响等进行全方位的对比，从中引申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以警示今人，告诫来者。

我从上中学起就对甲午战争史深感兴趣。这次战争，中国遭受失败之惨，所订条约之苛，丧失权益之巨，蒙受羞辱之深都是空前的。当时，还是一个少年的我就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此，我开始搜集、阅读有关甲午战争的资料，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的出版，为我学习甲午战争史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资料。

后来，又读了贾逸君、郑昌淦两位先生的专著《中日甲午战争》，促使我想把自己学习甲午战争史的心得写成文章。几经易稿，竟然完成了一篇三万余字的长文。脱稿后，我把文章寄给了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意想不到的是，工作繁忙的范老对一个中学生的习作没有置之不理，而是委托他的秘书王忠先生仔细给予审阅，并提出意见，给予鼓励。学术大家诲人不倦的风范，至今仍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上大学读的是历史系，也一直对中国近代史有着浓厚兴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虽然研究方向是近代历史人物，但思绪中仍不断浮现出“甲午情结”。留校工作后，教学、研究之余，也颇关注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动态。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图书馆、北京历史学会、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伟大祖国”历史讲座，我应邀承担一讲——《气壮山河的甲午海战》。事后，书目文献出版社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这本小册子是我研究甲午战争习作的第一次公开问世。

1990年10月，山东社会科学院等12个单位联合举办甲午战争史学术研讨会。我有幸与会，在会议期间，和我的老师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教授商量，决定撰写一本《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的专著。这既是为纪念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做点实事，也是想了却我从小就想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宿愿。

1994年9月，在山东威海举办了“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一书被会议组委会提供给与会学者。该书出版后曾产生一定影响，“导言”被《抗日战争史研究》全文转载。1999年，日本友人岩田诚一先生决意将其介绍给日本读者。他不顾年近八旬的高龄，下了很大功夫，用三年多时间，终于在华立女士(她精通日文)的协助下将此书译成日文，在日本正式出版。这对日本读者了解中国学者研究甲午战争的成果无疑是有益的。

今年，正逢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我决定换一个角度，即从中、日两国的对比上，对甲午战争和东亚政治再作反思。这一想法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现在这部小书终于杀青了，我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写作过程中，多蒙责任编辑周红女士的关心、帮助，她在书稿的立意、架构、内容调整上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另外，李立新、杨涛在选取书稿插图上给予帮助，付出辛劳，杨阳、孔勇、贺轶洋也协助做了些辅助性工作，这是我要一并致谢的。

另外，在撰写本书时，吸收了史学界关于甲午战争的一些研究成果，作者不敢掠美，书中注释已有反映，于此亦致谢忱。

杨东梁

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