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不过是生物史的一个片段，人类也不过是千百万数不清的物种之一，并且和其他物种一样，受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支配。所有心理学、哲学、政治学和乌托邦，都必须遵循这个自然法则。人类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多万年以前，农业则只能推回到公元前两万五千年。人类以狩猎为生的岁月，比定居后以农耕为生的日子长四十倍。在狩猎期间的九十七万五千年中，男人的基本天性已经成形，而且存留至今，每天得接受文明的挑战。
首先，在狩猎时代，由于食物来源不确定，男人为情势所迫，需要积极贪婪，巧取豪夺。猎物的尸体又很容易腐烂，因而当抓到猎物时，他很可能狼吞虎咽，把胃撑得鼓鼓的。在狩猎时代，人们通常生吃食物，茹毛饮血。今天仍然有许多男人喜欢食用“半熟带血”的食物，这也许正是从狩猎时代流传下来的基因。其次，在狩猎时代将近一百万年的岁月中，男人为了食物、为了伴侣，也为了生存，一定要好斗，而且随时备战。而好斗至今仍是男人的基本特征，因为即使是在文明时代，男人的主要功能，还是出去为家人张罗食物，或在必要时，找到可以换取食物的东西。最后，在狩猎时代，男人通常不止娶一个妻子，因为狩猎和战斗随时都有送命的危险，结果活下来的女多于男，因此，至今男人仍想要搞一夫多妻制。在狩猎时代，男人巧取贪婪、好斗及旺盛的性欲算是美德，因为这些都是生存所需。但不管男人有多出色，基本上，他们仍附属于女人，因为女人才是人类种族的子宫及主干。
事实上，女人可能开发了农业，而农业正是孕育文明的第一片土壤。女人注意到从树上掉落的果实的种子会发芽生长，所以当男人外出狩猎捕食时，她们便耐心尝试在洞穴或茅屋附近播种。当实验成功时，她们得到一个结论：如果男人之间可以互相联手保护、防御外敌，那么他们应该也可以和女人一起播种收成，而不用再冒生命及食物供应短缺的危险去征逐或在旷野游牧狩猎。
于是，又经过无数个世纪，男人终于安于家庭和定居生活。女人曾经驯养了羊、狗、驴和猪，现在她们则驯服了男人，男人也是女人最后驯服的动物，虽然他们是不情愿地接受部分文明。慢慢地，男人从女人身上学到社会的特质：家庭亲情、对人和善、冷静清醒、合作、社群活动。此时美德要重新界定为任何有助于团体生存的特质，即社会本能。我相信，这种美德就是文明，或作为文明人的源起。但它也开启了大自然和文明之间深刻而持续的冲突，以及深植于人类历史上漫长的狩猎阶段中的个人本能，和产生于定居生活中并获得较弱势发展的社会本能之间的冲突。
在定居生活中，每个定居屯垦区由人与人之间的协同行动保护，但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合作，也会变成村落、部族、阶级、宗教、种族和国家等不同群体组织间竞争的工具。因为此时大部分国家仍处于原始自然的状态，也就是仍处在狩猎阶段。军事远征是为了猎取食物与燃料或原料。一场成功的战争是一个国家填饱肚子的方式。因为就像原始人，国家缺乏安全感，其贪欲则是为了防备未来的需求和饥馑，就像现在人们在组织和加强防卫时，也会表现出巧取贪婪、好斗凶残的本性。唯有当国家觉得外在很安全时，才能顾及内部的需求，并像一个不够完善的福利国家那样，表现出文明的社会本能。正如当个人成为一个受到有力保护的社群团体的成员时，他们才有安全感，因而才会接受文明；当国家誓死效忠一个受到有力保护的同盟团体而有了安全感时，国家也就跟着文明起来。
既然人类有贪婪、好斗、凶残的本性，那么文明为何能成长茁壮呢？这是因为文明并不是为了扼杀本性。它很清楚：没有任何经济体制可以维持很久，除非这套体制能迎合贪婪的本能，并提供较高的回报，以吸引较优秀的人才；少了自卫的意愿，没有任何个人或国家可以长期存活；任何社会、种族或宗教，除非生生不息，否则不可能长存。但同时它也明白，如果对贪得无厌不加以节制，就会导致偷窃案、大宗强盗抢劫案、政治贪污及财富过于集中等负面结果，终致引发革命。如果对好斗凶残的本性不加以节制，则会导致每个街角都在吵架，从而使每个社区都受到最邪恶暴徒的宰制，并使每个城市都被帮派对立火拼撕裂。如果对性不加以节制，将使每个女孩都难逃诱拐骗徒的魔掌；每个妻子也只能听任她们的丈夫为花样年华的魅力所吸引而暗中勾结；每个公园、每条街道，对女人而言都很不安全。另外，文明对其他强烈的本能也要加以节制，否则社会秩序和社群生活就不可能维系，人类也将更加野蛮。
P6-8
普利策奖获得者杜兰特的这本史学作品，对那些不熟悉世界史的人来说是场及时雨。
——《出版商周刊》
本书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体，为那些想要深入了解人类文明史的读者提供了全面而专业的信息。
——《书目》杂志
一篇篇精辟的介绍，带我们深入了解了马可·奥勒留、达·芬奇、马丁·路德等哲学家、发明家和革命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反射历史、树立榜样的机会。像杜兰特的其他作品一样，本书充满老派氛围……粉丝们必将从大师这部遗著中获益良多。
——亚马逊网
普利策奖得主威尔·杜兰特在死前四年，动笔撰写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本著作。这本遗作的创作计划最早来自于他和妻子、女儿共同的心愿——为深受好评的套书《文明的故事》(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中译本《世界文明史》)编写一本浓缩版。这套杜兰特(在妻子爱丽儿[Ariel]的帮助下)花了五十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共计十一卷的巨著，宏观地呈现了横亘一万一千多年时空的人类文明。
之所以要编写一本浓缩版，是由于杜兰特敏锐地觉察到大众传播媒体正在改变全球的面貌，广播、电视和电影等媒体正在争相吸引现代观众的注意力。相比之下，当《文明的故事》第一卷在一九三五年出版时，其竞争对手还只是电影与初生的广播电台。一九七七年，杜兰特的女儿埃塞尔(Ethel)希望更多人认识其父母的学说，还联系了派拉蒙制片厂，建议把《文明的故事》编成一个迷你电视剧集，这得到了制片厂的积极回应。
此外，由于出版业的变化，曾经喜欢大部头著作的人，此时则希望能以更简明的方式获取资讯和娱乐。人们发现自己阅读大部头书的时间越来越少，阅读大部头书成为了苦差事而不是休闲。正因为现代人寻求更为有效的娱乐方式和教育途径，杜兰特决定制作一系列“迷你谈话”，例如录音演讲，主题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虽然杜兰特很喜欢这个想法，埃塞尔也已开始着手安排录制工作，但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给女儿的信中，杜兰特对届已九十二岁高龄的自己能否完成此项任务表示顾虑：
“当冷静看待这项当初我为两位在思想上冲劲十足的人制定的计划时，我感到即便有爱丽儿的协助，要写出并背诵如此繁多的内容，也已经超出了我的体力所能够支撑的范围……我感到死神终于上门，他已在对我招手，他让我记忆衰退，步履蹒珊，双腿僵硬。虽然我无惧于生命终了的暗示，活得太久反让我惶惶然，但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和派拉蒙把钱和精力都压在我的表现能力上。”
虽然如此，但杜兰特还是列出了一个历史人物清单，他认为现代听众会对这些人物的故事感兴趣并可从中获益。他的名单从孔子、李白列到林肯、惠特曼。单从这个名单来看，录音演讲的重要意义将远远超过前面讲述的理由。通过杜兰特夫妇，一般人也能得知史上伟人的成就与生活状况。通过录音带，人们能够听到两位美国最有名望的历史学家阐释诗人、艺术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在历史上的深刻意义，这些人构成了历史上最璀璨的篇章。这些录音带最后也可成为杜兰特夫妇给听众的私人课程，人们可以一再重听，因而获得持续不断的教育。在杜兰特看来，“历史就是以实例讲述哲学”(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博林·布鲁克勋爵[brd Bolingbroke]持同一观点)。
列出名单后，当杜兰特热情投入这项工作时，他的创意源源不绝，杜兰特发现自己处在生命中最有创意和最多产的时期。到了第二年八月，他已经写出十九份手稿，并且和爱丽儿一起将其中大部分内容制作成谈话录音。也正是在此时，他有了新的想法：只要稍加修改，这些录音讲稿就能变成一本读者易懂的书。
他在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给女儿的信中写道：
“已预留随函附上的‘第十八堂课’。至于‘第十九堂课’，我打好字但尚未修订，这部分讲的是一五一七年到一五六三年的天主教革命，共有十七页。由于我打算把这些文章集结成书，即《英雄的历史》(Heros of History)，而不是给电视使用，因此比之前写的流露出更多的个人感情。共[将]有二十三章。”
杜兰特一心想做的，就是最后一次尝试去阐述他个人认为“历史就是哲学”的心得：
“历史对我就是哲学的一节。哲学是对真实与生命做更宽阔的观察，此种宏观观察决定了你面对真实与生命的态度，例如，能否让你更加体谅和宽容？现在你至少有两种方式来培养宏观视野，一是研读各种科学，这些科学描绘了外部世界的各种面貌；另一是研读历史，历史也能培养出宏观视野，因为其研究的是时间进程中发生的事件，而不是空间发生的事物。我本人放弃第一选择，因为科学太表面、太数学了，通过我自身与其他事情，我发现它无法成为真实的生命元素。因此我要说，我可以通过研究历史了解什么是人，但通过科学，我无法得出同样的理解。所以，历史是以研究时间发生的事件以获取哲学视野。当然，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我相信自己是写历史的哲学家。”
为完成此事，杜兰特删除了《文明的故事》中的一些章节，并为其他未删除的章节全部寻找了新的材料。这本完成的书虽然是以充当历史学科的精彩导言为使命，但它也能(也应能)激起被大部头著作《文明的故事》中精彩的“英雄”所吸引的读者之兴趣。
杜兰特一度预定替这本书写二十三章，但命运却改变了他的计划。因为妻子爱丽儿中风，到一九八一年末，杜兰特也因为心脏问题而住院，他只能完成二十一章。
爱丽儿也许是因担心丈夫此次住院恐无回家的可能，便拒绝进食，最终于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八十三岁。家人决定尽量不让杜兰特知道妻子已经离开人世。根据当时的各种报道，杜兰特顺利完成手术，并且开始逐渐康复。也许正如杜兰特外孙女莫尼卡·米歇尔(Monica Mihell)所料，尽管家人尽力防止他知道，杜兰特可能已从电视报道和报纸中得知爱妻先他而去。但无论事实如何，最后，杜兰特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七日逝世，享年九十六岁。
杜兰特魂归西天后，文章散落四处。有些保留在亲戚家中，一部分则到了收藏家手中或进了史料馆。这本书的原稿经历三次迁移和一次洪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我在二00一年冬天偶然发现这些原稿，此时距杜兰特收笔去世已有二十年。
发现像杜兰特这种普利策奖得主作家的最后遗稿，不仅对于喜爱他的散文的读者、对全世界喜好历史和哲学的学者而言，是一件大事；对整个著述领域而言，也是一件大事。这是因为杜兰特不仅在文字上备受推崇(他曾获金质勋章，这是美国政府给予人民的最高奖励)，同时他还是个勇于为真相、不为个人名誉而战的哲学家。作为一个思想深刻的人，他写了许多发人深省的佳作，同时笃信：人类只要受到足够的激励，就能提升到与神一样的伟大境界。
杜兰特同意尼采说的“现在哲学已沦为历史之流”，但他也坚持，了解当代问题的最佳准备就是研究过去，因为只有从过去中，你才能发现人类的真正天性。《英雄的历史》这本书在字里行间，都流露着杜兰特的这种哲学态度。这本书也揭示了杜兰特相信历史可以带给人类教训，从宗教、政治到阶级斗争这样的社会问题，甚至包括是否允许军中有同性恋存在这种流行议题(例如，你很难在历史上找到同性恋者不是英勇战士的证据，就像杜兰特在第八章中所述，正是一支由埃帕米农达[Epaminondas]领导的底比斯军队，联合了由三百名同性恋者组成的“希腊情人”队伍，于公元前三七一年在留克特拉(Leuctm]击溃了古希腊最勇猛的斯巴达军队，才由此终结了斯巴达人对希腊的主宰)。
《英雄的历史》展现了更真诚、更忠于自我的杜兰特。或许因为其人已老迈。或许是因为六十多年来对一门学科的潜心研究已臻至完美境界，所以更能深刻体会自由的真谛。但无论是基于什么原因，不同于多数历史学家避而不谈这些话题，或以大量科学术语代之，风格崭新的杜兰特坦率、自在、不避讳地畅谈性、政治和宗教事件。另外，杜兰特以第一人称叙述行文，对于意义深远的主题，则充分流露出主观情感。
杜兰特写作的动机全是为了阐述“文明的推进有助改善人类品德”这一理念。历史也已对这些理念的效用予以确认，如果我们愿意腾出时间听取这些确认的判定，而不是花大量时间去针对哲学命题设法抽出理论。例如，针对集中于少数人的财富是否该重新分配给一般民众这一问题，人类过去的种种所作所为，已清楚昭示了把少数人的财富重新分配给一般民众到底是带来了想要的结果，还是未料的灾难。
这本杜兰特的遗作不是日期、人物和事件的堆砌，也不仅仅是本《文明的故事》巨著的浓缩版，它还是我们要流传的遗产，借以启发与裨益后代的教诲。引用杜兰特的说法，它是管窥万象的锁眼：
“……一座天国之城，一个特殊的伟人国度，里面有许多圣人、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情人和哲人，依然活着、说着、教育着、雕刻着、歌唱着。”
杜兰特钟爱“伟人国度”，为之奉献一生，并将其呈现给世人，《英雄的历史》便是其对此留下的最后的叮咛。杜兰特以其充满魅力的语言打开了此国的大门，召唤我们的心灵人内，与愿意和我们一起漫步，讲述生命、爱情、战争、诗歌和思想故事的人共享片刻时光，提升我们的生命高度，拓宽我们的视野，让我们拥有包容心和智慧，追求更加有深度的人生。
《英雄的历史》是威尔·杜兰特辉煌一生的最后作品，是一本提高生命智慧与乐观态度的书。尽管《英雄的历史》的创作或多或少是为了提供11卷本《文明的故事》(中译本《世界文明史》)的浓缩版，但它绝非一本有关历史时间、人物、事件的堆积。杜兰特一如既往地以文明的流变作为考察历史的方式。他罗列了一份名单，包括孔子、李白、佛陀、甘地、柏拉图、苏格拉底、莎士比亚、培根……杜兰特通过这些历史上的文化英雄，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横跨几十个世纪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图景，而历史也就在这样的举重若轻中赫然呈现。书中充满作者的诙谐、智慧与非凡的阐释能力，易读而高潮迭起。他那简练而富有诗意的文字在讲述一个事实：许多英雄留下来的财富是人类的珍贵遗产，是历史进程中最闪亮的主线。
威尔·杜兰特编著的《英雄的历史》将带我们深入了解了马可·奥勒留、达·芬奇、马丁·路德等哲学家、发明家和革命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反射历史、树立榜样的机会。像杜兰特的其他作品一样，本书充满老派氛围……粉丝们必将从大师这部遗著中获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