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幻想小说名著。刻画的是机械文明下的未来社会中，人的“人”性被机械剥夺殆尽，处于“幸福”状态的人们以几种种姓产生于工业化的育婴房，接受种种安于现状的教育，热爱机械化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他们拥有安定、无限的“自由”，却丧失了科学、艺术、婚姻、个性、甚至喜怒哀乐。偶有对现状产生怀疑或叛逆心态者，均被视为不安定因素放逐边远地区。

《美妙的新世界》是A.赫胥黎著名的幻想小说，含义深刻，耐人咀嚼，因此十分畅销。它1932年出版，到1966年的34年间已经出了哈珀版、新哈珀版、矮脚鸡版、矮脚鸡经典版等57版，共275万册。作者A.赫胥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美妙的新世界》，这本科幻小说为他赢得了巨大的世界声誉。这本书的名字意味深长。它来自莎士比亚的传奇剧《暴风雨》。本书主要刻画的是机械文明下的未来社会中，人的“人”性被机械剥夺殆尽，处于“幸福”状态的人们以几种种姓产生于工业化的育婴房，接受种种安于现状的教育，热爱机械化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他们拥有安定、无限的 “自由”，却丧失了科学、艺术、婚姻、个性、甚至喜怒哀乐。偶有对现状产生怀疑或叛逆心态者，均被视为不安定因素放逐边远地区。

一幢灰白色的大楼，矮矮的，只有三十四层。门口大书：中央伦敦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盾式的图案上是世界国的格言：社会，本分，稳定。

底楼的巨大厅堂面对着北方。尽管对夏天而言窗户外已经很冷，室内却热得像在赤道。薄薄一道森严的光耀眼地射进了窗户，渴望搜索出什么苍白的、长鸡皮疙瘩的穿便衣的非专业人员的形象，却只找到了实验室的玻璃器、镀镍橱柜和闪着凄凉的光的陶瓷。对荒凉的反应还是荒凉。工人穿的大褂是白色的，手上戴的橡胶手套死尸般煞白。光线冻住了，冻死了，成了幽灵，只有在显微镜黄色的镜头下，才找到了某种丰腴的有生命的物质。那东西在镜头下浓郁得像奶油，躺在实验桌上一排排擦得锃亮的漂亮的试管里。向远处伸展开去。

“这里，”主任开了门说，“就是孕育室。”

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进屋时，三百个孕育员身子都俯在仪器上。他们有的不声不气，全神贯注，几乎大气不出；有的则心不在焉地自语着，哼着歌，吹着口哨。一群新来的学生低声下气地跟在主任身后，有些紧张。他们全都非常年轻，红扑扑的脸蛋，乳臭未干。每个人都拿着一个笔记本，那大人物说一句他们就拼命地记一句——从大人物那里直接受教是一种难得的特权。中央伦敦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对亲自带领新生参观各个部门特别重视。

“这只是给你们一个全局的印象。”他向他们解释。因为既然需要他们动脑筋工作，就得让他们了解一些全局，尽管他们如果想成为良好的社会成员过幸福的日子，还是知道得越少越好。具体细节通向品德与幸福，而了解全局只是必不可少的邪恶，这个道理凡是聪明人都是明白的，因为形成社会脊梁的并不是哲学家，而是细木工和喜欢集邮的人。

“明天，”主任总对他们微笑，亲切而略带威胁地说，“你们就要安下心来做严肃的工作了。你们不会有多少时间了解全局的。而同时……”

而同时，从大人物的嘴直接到笔记本也是一种特权。孩子们发狂地记着笔记。

主任往屋里走去。他身材修长，略显瘦削，身板挺直，长长的下巴，相当突出的大门牙，不说话时两片嘴唇勉强能包住，嘴唇丰满，曲线好看。他究竟是老还是年轻？是三十岁还是五十岁？或是五十五岁？很难讲。不过，在这个安定的年代，福帝纪元632年，并没有谁会想到去问一问。

“我从头说一说。”主任说，积极的学生把他的意思记进了笔记本：从头说一说。“这些，”他一挥手，“就是孵化器。”他打开一道绝缘门，向学生们展示一架架编了号的试管。“这都是本周才供应的卵子，保持在血液的温度，”他解释道，“而男性配偶子的温度，”说着他开了另一道门，“必须保持在三十五度而不是三十七度。十足的血液温度能够使配偶子失效。”窝在发热器里的公羊是配不出崽的。

他仍然靠在孵化器上，向他们简要地讲述现代的授精过程，铅笔在本子上匆匆地涂抹着。当然，先从外科手术介绍起——“接受手术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同时也可以带来一笔报酬，相当于六个月的工资。”然后他讲到保持剥离卵存活、使之活跃发展的技术，对最佳温度、最佳盐度和最佳黏稠度的考虑；讲到用什么液体存放剥离的成熟卵。然后他把学生领到了工作台前，向他们实际展示了这种液体是怎样从试管里抽取的，是怎样一滴一滴注入特别加温的显微镜玻片上的；展示了液体中的卵子如有异常如何检查，卵子如何记数，如何转入一个有孔的容器里，那容器是如何浸入一种有精子自由游动的温暖的肉汤里的——他强调肉汤里的精子浓度至少是每立方厘米十万(同时他领着他们观看操作)，如何在十分钟后从液体里取出容器，再次检验其中的东西。如果有的卵子还没有受精，就再浸泡一次，必要时还要再浸泡一次；然后受精卵便回到孵化器里，留下阿尔法们和贝塔们，直到终于人瓶。而伽马们、德尔塔们和伊普西龙们则要到三十六小时之后才重新取出，再进人波坎诺夫斯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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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道德家都一致认为，耽溺于悔恨是最不可取的情绪。做错了事就应该认错，努力加以补救，勉励自己以后好好干；千万别老是为错误难过。在烂泥里翻滚并不是清洁身体的最好办法。

艺术也有道德，它的许多信条跟一般的道德信条相同，至少相似。因为作品不高明而悔恨跟因为行为有错误而悔恨一样，都是不可取的。应当找出毛病，承认毛病，以后尽量避免重蹈覆辙。回头咀嚼20年前的文学作品中的问题，要想把当初没弄好的东西补缀得天衣无缝，拿中年的时光来弥补那另外一个人——当初的自己——所造成并遗留下来的艺术上的缺陷，必然会徒劳无功。因此我让这本《美妙的新世界》保留了它的本来面目。作为艺术品这本书有不少的毛病，但是我担心要纠正它怕得要重新写过才行。可作为年龄更大的另一个人，修改起来是大有可能不但改掉故事的毛病，而且抹掉它原有的长处的。因此，为了抵制诱惑，以免耽溺于艺术的悔恨之中，我宁可把它的好好坏坏一律保留，而去考虑别的问题。

可是，故事里最严重的缺点似乎至少还得提一提。那就是，只给了野蛮人两种选择：在乌托邦过混沌的日子或是在印地安村过原始的生活。后者在某些方面要多几分人情味，但是在某些其他方面却照样怪诞不经。我在写这本书时有一个念头：人类被给予的自由意志不过是让他们在混沌和疯狂之间进行选择。我觉得这念头很有趣而且很可能是事实。不过为了戏剧效果我让野蛮人说出的话比他所受到的宗教培养所能容许的清醒得多了。培养他的是一些一半怀着生殖力崇拜一半信仰酷烈的苦修的教徒。实际上读过莎士比亚也不足以成为他可能说出那种话的理由。当然，到最后我让他脱离了清醒状态，让他重新受到身上土生土长的苦行主义控制，以疯狂的自我惩戒和令人失望的自杀做了结束。“从此以后这些人便这样痛苦地死去了”，这叫这本寓言的作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觉得有趣，他崇拜美，他是个怀疑论者。

我今天并不打算证明清醒是不可能的。相反，我倒深信它可能，而且希望多看到一些清醒，尽管我也跟过去同样肯定清醒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并为此感到难过。因为在我最近几本书里都谈到过清醒，特别是编过一本由清醒的人谈清醒，谈怎样做到清醒的文选，而又有一位著名的学院派批评家告诉我说，我代表了危机时代的知识阶层的一种可悲的症状。我认为教授先生的言外之意是他和他的同事们代表的就是成功的可喜的症状。对人类有贡献的人是值得应有的尊重和纪念的，让我们为教授们修建一座神殿吧。那神殿应该修在欧洲或是日本某个被劫掠一空的城市的废墟上，在那古代遗骨洞穴的门口我愿意刻上几个六七英尺高的简单的话：庄严纪念世界的教育家们。SI MONUMENTUM REQUIRIS CIRCUM SPICE。

还是回到未来吧……我如果要重新写这本书，我会给野蛮人第三个选择：在他那乌托邦与原始生活的两难选择之外再给他一个可能性：清醒——这个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就在一个由某些从“美妙新世界”流放出来和逃亡出来的人组成的社会里，地点在保留地附近。在这个社会里经济是亨利·乔治式的分散经济，政治是克鲁泡特金的合作式政治，科学和技术像安息日一样是为人设置的，而不是让人去适应它，受它奴役的(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而在“美妙新世界”里尤其严重)。在那个社会里宗教是对于人类终极问题的自觉的、理性的追求，是对于遍及宇宙万物的“道”、“理体”、高超的“神性”或是“梵天”的统摄全局的知识的追求。生活的压倒的哲学应该是一种高级的功利主义，其中最大快乐原则须从属于终极目的原则——在生活的每一次偶发事件面前需要提出而且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思想或行为对于我，或尽可能多的人，追求人类的终极目标能做出什么贡献？产生什么干扰？”

在我设想的修改本里，这个受到原始人群培养的野蛮人先得有机会直接了解到一些由追求清醒的人自由合作组成的一个社会；明白了它的性质，然后才被送到乌托邦去。这样一改，《美妙的新世界》就会具有艺术和哲学(如果对小说作品也用得上这样大的字眼的话)的完整性了。而在这两方面，以本书现在的情况看，显然是不足的。

但是《美妙的新世界》是谈未来的，而谈未来的书，无论其艺术或哲学的质量如何，它所做出的种种预言推敲起来先得有一副可能应验的样子，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现在，十五年后，站在当代历史的下坡路上的有利地势看来，这书的预言有多少是可信的呢？在这段痛苦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能证实或否定我一九三一年的预言呢？

我的预言的一个明显的大漏洞立即出现了。《美妙的新世界》里面没有提到核裂变。实际上这事是颇为奇怪的。因为在本书写作之前许多年，使用原子能的可能性已经成了普遍的闲谈话题。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老朋友罗伯特·尼科尔甚至还写过一个很成功的剧本。我记得自己也在一本20年代末出版的小说里偶然提起过它。因此正如我所说，在“我主福帝”700年时，火箭和直升机竟然还没有使用核裂变能，就似乎很奇怪了。这个疏忽也许不能够饶恕，但至少还是容易解释的。《美妙的新世界》并不是一本为科学而提倡科学的书，它是把科学作为能够影响到人类个体的东西而提倡的。它没有提起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学的成就，因为觉得承认是理所当然的。它所特别描述的科学进步是指可能应用到人类身上的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未来成果。要根本改变生命质量只有依靠各种生命科学。研究物质的科学在某些方面的应用可能破坏生命，或者让生命难以忍受地复杂和痛苦起来。它们若不是由生理学家或心理学家当做工具使用，是难以改变生命本身的自然形态及其表现形式的。原子能的释放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次了不起的革命，却不是影响最深远的终极革命，除非我们把自己炸为飞灰，从而结束历史。

这场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不应该在外部世界进行，而应该在人类的灵魂和肉体上进行。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萨德侯爵自然会利用这种革命的理论来为他那特殊商标的混沌辩解。罗伯斯比尔进行了一种最浮光掠影的革命：政治革命。巴贝夫深入了一些，尝试了经济革命。萨德认为自己是真正革命的革命的使徒，那革命超出了政治和经济革命之外，是对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革命。以后他们的身体要成为大家的性财产，他们的心灵要被清洗，洗掉自然的一切礼仪，洗掉传统文明苦心培养的一切心理压抑。萨德主义跟真正有革命意义的革命之间当然没有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联系。萨德是个疯子，他那场革命的多少带自觉性的目标是普遍的混乱和毁灭。统治“美妙新世界”的人可能不清醒(就清醒的绝对意义而言)，但他们并不是疯子。他们的目标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社会的稳定。他们是为了获得稳定才使用科学手段进行了最后的、个人的、真正革命的革命的。

而同时，我们还处在也许是最后革命前的一次革命的初级阶段。这次革命的下一阶段可能就是原子战争。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用不着白费功夫去对未来做种种预言了。但可以设想的是，我们还能有足够的头脑，即使不能停止一切战争，也能像我们18世纪的祖先一样让行为理智起来。三十年战争的难以想象的恐怖实际上给了人们一个教训。在那以后的100多年里欧洲的政治家和将军们有意识地拒绝了引诱，在大部分斗争中没有把军事力量使用到毁灭的极限，也没有战斗到把对方彻底消灭。当然，他们是侵略者，贪求着利益和荣誉，但是他们也是保守派，决心不惜一切牺牲保卫自己的天下，不让它受到侵犯——那才是他们所关心的现实。而在我们这过去的30年里，保守派却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左翼极端民族主义者。最后的保守政治家是蓝斯当侯爵五世。他给《泰晤士报》写信建议第一次大战应该像18世纪大部分战争一样以妥协的方式结束，那份曾经是保守的报纸的编辑拒绝了发表他那封信。于是民族主义的激进分子为所欲为，其结果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通货膨胀、萧条、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毁灭、几乎是无所不在的饥荒。

那么，假定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先辈们从马德堡吸取教训一样，从广岛吸取足够的教训，我们就可能期望一个不算真正和平，但毁灭性受到限制的有限战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核能将被限制在工业用途上。很显然，其结果会是一连串全面的速度空前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人类生活的一切现有模式都会被粉碎，不得不临时设想出新的模式来适应原子能这个不讲人情的事实。穿现代服装的扑洛克拉斯提(原子科学家)将让人类睡到他们自己制造的床上去。要是人类的长短不对，他们可就要大倒其霉了，就得挨抻或是砍掉腿——它跟实用科学真正大踏步前进之后所带来的挨抻和截肢相同，只是厉害多了。而这类远非不痛苦的手术将会由高度集中的集权主义政府来执行。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最近的将来跟最近的过去很可能相像，而在最近的过去，在由主要是无产者进行的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所带来的技术的飞速变化，有一种造成经济和社会混乱的倾向。为了对付混乱，权力集中起来了，政府加强了控制。在原子能得到控制之前，全世界的政府都极有可能多少出现整体集权主义化的情况。而在控制原子能的过程中和以后则似乎肯定会如此。只有反对集权、主张自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才有可能阻挡目前向国家主义发展的倾向，而这种运动现在并没有可能出现的迹象。

当然，还没有理由说明新集权主义就会跟老集权主义相同。使用大棒和死刑执行队、人为的饥馑、大规模监禁和大规模流放的政府不光是不近人情的(现在已没有人注意人情了)，而且是明摆着缺乏效率的。而在先进技术的时代缺乏效率可是反对圣灵的大罪。一个真正有效率的集权主义国家应该是大权在握的政治大亨和他们的经理大军控制着整个奴隶人口；而对奴隶不用威胁，因为奴隶喜欢奴役。培养他们喜欢奴役是现在的集权国家分配给宣传部门、报纸编辑和教师们的任务。但是他们的办法还很粗糙，很不科学。老耶稣会会员们曾吹嘘，如果让他们负责儿童教育，他们就可以保证成年人的宗教思想。那只是他们的主观愿望。现代的教师们在为他们的小学生设置条件反射的方面，很可能还比不上教育了伏尔泰的天主教教士。宣传工作的最伟大的胜利不是做了，而是没有做。真理是伟大的，但是从实际观点看来，更伟大的却是回避真理。通过简单的回避某些话题，在群众面前降下一道铁幕(这是丘吉尔的说法)，把他们跟当地政治首脑们认为不可取的事件和争论分开，集权主义的宣传家们对于舆论的影响要比他们用最雄辩的谴责和最猛烈的批判所能够做到的有效得多。但光是不谈仍是不够的。既然要回避迫害、清算和其他的社会摩擦的迹象，就还得让正面的宣传跟反面的回避同样有效。未来的最重要的曼哈顿计划应是由政府支持的一个大规模调查，政治家和参加调查的科学家把它叫做“幸福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让人热爱奴役的问题。而要人热爱奴役没有经济保证是不行的。简而言之，我设想大权在握的官员和经理们是可能解决长久的经济保证问题的。但是经济保证很快就会被看做是理所当然，它的取得只是表面的、外在的革命。除非对人类个体的心灵和肉体进行深入的革命，热爱奴役是办不到的。要完成这场革命，除了其他的工作之外，我们还需要以下的发现和发明：

一、经过大力改进的暗示技术——通过对幼儿的条件设置和长大后的药物(比如莨菪硷)辅助进行；二、高度发达的人材识别科学，使政府管理人员能够把每个个体恰当地安置在社会经济体系之内(职务与才能的不相称会给社会制度带来危险的思想，也可能使人们的不满情绪得到传播)；三、酒精和其他麻醉剂的代用品。比杜松子酒和海洛因更少危害却能带来更多的欢乐(无论现实如何理想，人们总有经常离开现实去度假的要求)；四、万无一失的优生学体系，目的在使人的生产标准化，便于各部门经理进行工作。(这是个长期计划，需要好几代的集权控制方能奏效。)

在《美妙的新世界》里，这种人类生产的标准化被推到了想入非非的极端，但也未必是不可能的。从技术和意识形态上看，我们距离瓶养婴儿和波坎诺夫斯基化的半白痴多生子还很远。但是到了福帝600年，谁又知道什么事是不会发生的呢？至于那个更幸福更稳定的社会的其他特点的出现——相当于唆麻、睡眠教育和科学种姓制度的东西——就不见得会是三四代人以后的事了。就连《美妙的新世界》里的性混乱也似乎并不太遥远。有一些美国城市的离婚数字已经和结婚数字相等。毫无疑问，不要很多年，结婚证就会跟养狗证一样出售，有效期12个月。没有法律会去反对换一条狗或同时养几条狗的。随着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减少，却出现了性自由的增加作为弥补的倾向。而独裁者(除非他需要炮灰或是需要许多家庭到无人区或占领区去殖民)是会努力鼓励那种自由的。至于在毒品、电影和收音机的影响之下做白日梦的自由，那是只会帮助他的臣民甘于奴役的命运的。

综观这一切，乌托邦距离我们看来要比15年前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近得多了。那时我把它设想到了600年以后；可现在那场恐怖似乎大有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内就落到我们身上——那还是在我们能够把持，没有在那以前就把自己化为飞灰的情况下。实际上，除非我们选择非集权化的道路，不把人当手段去追求实用科学，而是把实用科学当手段来产生一个自由人的种族，否则，我们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或者是出现若干个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集权政权，把原子弹恐怖当做依仗，随之而来的是文明的毁灭(或者，如果是有限战争，则是军国主义的根深蒂固)；或者是一个凌驾各国之上的集权主义政权在一般的科技突飞猛进与特殊的原子革命所引起的社会混乱的召唤之下，应运而生，按照效率与稳定的要求，发展进入乌托邦的福利专制。

您既然付了钱，就凭您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