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在漫步，有时在用餐，有时睁眼躺着，有时独坐吸烟……忽然间，空虚感袭来，就像一个隐形杀手，看不见他对我刀割剑刺，我却有一种血流不止的枯竭感。那种枯竭感并不疼痛，却比疼痛更难忍受。我在变轻，我感到自己越来越轻。我多么需要一只有力的手把我拉住，按在椅子上。我想，或许只有上帝的手才有那份足以安定我的力量。这种空虚感在我年轻时，一年之中只偶然造访一两次，顶多不过三五次。可等我过了四十五，到了五十，它的造访竞日益频繁，有时一个月就有五六次。它折磨我，嘲笑我，羞辱我，让我筋疲力尽，让我枯竭。而当这种空虚感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难以忍受时，我就想：我真的需要找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做做了。
许多年以来，在我每每为当年寻找唐瞿之事后悔时，我就在心里问自己：究竟是什么促使我答应燕离揽下寻找唐瞿这个苦差事的？我试着寻找了许多理由，我也相信它们或多或少在当时促成了我的承诺。比方说，当时那种热烈的氛围，一帮朋友期待的眼神，燕离近乎命令的话语……但它们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理由。
一定是空虚感。我在心里回答自己。一定是空虚感时常来袭，我急于想找件事做，而且它必须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于是我才爽快地应承下来。那些时日，我从检察院退休在家，空虚感更是乘虚而入。为了消除那种致命的感觉，我时常去找邻居聊天，或是驱车去金山找心萤法师闲话。但这些行动只能让我获得短暂的平静和充实。而且对于受空虚感折磨的人来说，要想选择做某件事或是参加某项活动以填充空虚，做出决定的过程本身就是异常痛苦而艰难的。因为你会患得患失，会认为做任何事、参加任何活动都是无意义的，多数时候你会赖在烂泥坑里，情愿忍受被腐蚀的痛楚。
我并非是在应承了燕离后就立即后悔的。事实上，我的后悔情绪的形成是有个过程的——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它伴随我调查寻找的步步深入而一点点地滋长、蔓延、堆积，甚至可以说直到最后一刻，我的后悔情绪才到达顶峰，占据整个心灵。
那是2008年10月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镇江七里甸附近胜利桥旁看邻居蒋振兴家的新房上梁，燕离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他从北京出差路过镇江，约我们一帮旧友周六在老地方小聚。他电话里的声音显得兴致十分高昂：“你是一定要来的。不得推辞，我的好兄弟。不要开车过来，因为晚上少说得喝上半斤八两。我可是难得回来一趟。不见不散……”他声音洪亮，夹着笑声。
燕离原是镇江颇有名气的画家。四十岁那年，他忽然宣布离开镇江，去北京发展。他声称他的北上进京类似古代士人的“游学”，而“游学”的目的除了增长见识，就是要寻找志同道合者，建立一个“圈子”。如果“圈子”已经存在，那么，他的任务就是找到它并加入进去。他说，“圈子”说起来有点不好听，因为它会让人联想到“拉帮结派”，但实质上它的存在是合理的，因为要向世人说明自己的艺术主张，兜售艺术品，一个人单打独斗往往事倍功半。从某种意义上说，“圈子”也就是欧洲人的“沙龙”。燕离或许是对的，因为没几年，他就成为他的“中国新文人画派”圈子的核心人物之一，可谓声名鹊起。他是我们这里一帮志趣相投者中年龄最长的，所以，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担当起我们这帮人聚会活动的主角，张祭称之为“祭酒”。
我会去的，周六见。我也用兴奋的语气回应他。
挂断电话，我一边继续看建筑工人给新房上梁，一边想象几年没见的燕离会有些什么变化。就在这时，事故发生了。一名工人从尚未固定好的木梁上跌落下来，身体重重地砸在一辆用来装运建筑材料的铁制手推车上。众人趋步上前，七手八脚把那个工人抬到平地上。那人伤势极重，脸部血肉模糊，双眼紧闭，任你如何呼唤，他也不应答。我拨通了120急救电话。大约过了半小时，救护车才赶到事发现场。次日一早，我到蒋振兴家问那工人的伤情，蒋振兴说，那个工人昨晚九点多钟已在医院不治身亡。我们互递了一根香烟，凑在一起长吁短叹了好一阵子。蒋振兴沮丧地说，他会因此花掉一大笔钱。我心想，他也够倒霉的。说来奇怪，接下来连续两个晚上，我都梦见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唐瞿从一座灰白色的建筑上掉落下来。事实上，我看到的仅仅是一个男人的影子从一座灰白色的高楼上纵身跳下来，当场死亡。那人脸部朝下，五官已经移位，血肉模糊。不知怎么，当我上前翻过那人的身体时，他的脸竟变得完好无损，没有一丝血迹——那竟是唐瞿的脸。我从梦中惊醒过来。我显然是被吓醒的。我缓缓坐起，打开电灯，看到身边老妻在均匀呼吸，这才确定刚才经历的是一场噩梦。但仍旧是惊魂未定。十多年来，虽然眼前偶然会浮现唐瞿的影子，旧友相聚时也常常有人提及他，但他怎么会忽然间成为这么一个不吉利的怪梦的主角呢？
星期六早晨就开始下雨。黄昏时气温少说下降了五度。我在衬衣外加了一件薄西装，撑起雨伞，早早走到马路边等出租车。我原本住在城里桃花坞小区，提前退休后受聘于一家律师事务所处理一些非讼业务。主任是我的老朋友，他照顾我，让我上自由班。因此，我就搬到了城西七里甸蚕研所附近的一处旧宅安度晚年。这地方很偏，难得遇到一辆空驶的的士，何况是雨天。P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