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可能为沉默的人们作证。说，还是不说？于是成了问题。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我注意到，无论是纳粹的子女，还是犹太人中的幸存者，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努力说出事实真相，一种则始终保持沉默。其实，这两种态度在“黑五类”子女中同样存在。不同的民族历史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不过，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对于不同国度的青少年来说倒是颇为相似的……

经过大半年时间，星散于全国各地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作者，断断续续地，总算把他们的声音汇聚到这里了。欣慰之余，顿然生出一种焦虑——对此。世上可有愿意倾听的人？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一个后来被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庞大的群体，至1980年代消失。三十年问，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尤其在“文革”时期，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唯因家庭出身关系，在政治上遭受不公正对待，甚至备受歧视，在读书、就业、迁升、调动、参军、婚姻等人生重大问题上璋碍重重，历尽坎坷。

本书特约来自全国的二十余位作者，其中有“钦犯”子女，有一般“狗崽子”，有文化人，有半文盲，他们分别忆述各不相同的身世故事，表达了对抗遗忘的集体意志，和社会变革的共同渴望。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专书。本书提供的私人生活史，是共和国历史的组成部分；除了历史学，对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不该忘却的往事/1

血痕与旧迹/9

我的“低种姓”生活见闻/19

阴影下/34

往事/56

致邵燕祥的信/71

晚上八九点钟的月亮/77

另类/83

狂暴的美好年代/89

异类/122

三代人/136

从“灰类”到“黑类”/146

心中的鬼/177

艰难时世/182

冷暖存亡/199

青春提前结束/215

笔记簿，二姐和老照片/224

泣血的岁月/233

父亲的原罪，我们苦难的种子/240

我们的阴影/254

逃避热情/263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与我们失之交臂/269

我回避，我忘记/277

守望艰难/283

一个四川女人在新疆的心路历程/291

“出身”和“成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302

旧词典/315

跋/320

父亲在他后来写的回忆文章里写到他走进秦城监狱的情景：“越野车往西郊运行。经过公路，进入森林密集的监狱区，那一带气势雄伟。监狱有森严的、寂静的、荒凉的广场和铁门的森严。铁门巨大的在寂静中的响声，我是记得的。我想：几十年的作家的道路，却进了监狱。”

父亲跟胡风的交往和忘年之谊始于1939年。那时候他16岁，经胡风介绍在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当小先生。《“要塞”退出以后》是父亲第一次以路翎的名字写出并发表的小说，在此前人们没看到过这个名字，熟悉他的人只知道一个叫徐嗣兴的乡村小学的小先生。从《“要塞”退出以后》作家路翎出世了。这篇很少被人提及的小说发表在胡风主办的刊物《七月》1940年第五集第三期。

这个时候父亲住在重庆北碚后峰岩，他经常到附近的天府矿区了解：亡人的生活，然后把他看到的情景写成各种类型的小说，那些小说当时和以后都不被重视。唯一认真阅读并关注父亲写作的是当时已经享有很高文学声誉的胡风。胡风几乎对父亲写出的每一篇文字悉心阅读，不惜给以热忱的鼓励和褒奖。在胡风的鼓励和帮助下，乡村小学的小先生徐嗣兴成为作家路翎。

胡风主编的文学杂志《七月》热忱的接纳了父亲。因为他们彼此的理解和欣赏父亲和胡风成为忘年之谊的挚友。据说，在那个时候父亲经常到胡风家里去，借书，谈文学，胡风鼓励他多写矿工的生活。胡风掌门把《七月》营造成一个具有鲜明的“普罗”个性和理论倾向的杂志。《七月》带有很强烈的同人色彩，集聚了一批志向相投的人，父亲的加入使他成为日后为这本杂志作出贡献的主要作家之一。这个时期父亲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子》。次年，《财主的儿子》写成，父亲带给胡风。1941年5月，胡风赴香港，准备将《财主的儿子》介绍在香港发表，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财主的儿子》在战火中丢失。

1944年，父亲22岁，他到重庆黄桷镇文昌中学兼课，教初中国文。2月底完成三卷本《财主的儿女们》，80万字，由胡风帮助出版，胡风评价《财主的儿女们》时说：“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文艺评论家鲁芋称《财主的儿女们》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

《财主的儿女们》的出版奠定了父亲在文坛的地位，也坚固了他和胡风的友谊。1947年路翎创作出第一个话剧剧本《云雀》，6月12日，胡风乘快车从上海出发到南京看《云雀》的演出，演出反响强烈。1949年，父亲27岁，经胡风推荐，到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工作，任创作组组长。1950年再经胡风推荐，调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1952年12月父亲赴朝鲜前线参加抗美援朝战役。在朝鲜前线，先后到三十九军、西海岸指挥所，体验生活。1953年7月从朝鲜归来，陆续写出散文《板门店前线散记》、《洼地上的战役》和长篇小说《朝鲜的战争与和平》。

1953年9月，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据说周恩来在会议筹备期间对胡乔木和张光年说，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像路翎应当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于是父亲在第二次文代会期间被选为理事。在父亲去朝鲜期间，胡风从上海搬到北京，他的房子在地安门内的太平街，是一座独立的小院子。父亲从朝鲜回来就成为胡风家里的常客。

1954年1月胡风在《文艺报》发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30N言《意见书》)。同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批判胡风的文章，涉及父亲。5月全国重要报刊开始批评路翎反映志愿军生活的小说。父亲被迫停笔。

1955年6月19日，父亲被逮捕。

胡风于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逮捕，被判处重刑，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每上诉一次，便被加刑一次，直至文革开始，胡风的刑期已变成无期徒刑。

包括胡风的论敌在内，都没有想到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论战会导出共和国文坛的第一大冤狱，并且直接引发了肃反运动。

我看到有资料说，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2100余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一年以后，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到1958年5月，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育、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P11-12

六七年前，我曾问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位青年教师：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从那时候起，我便起意要做一部关于这类子女的书，通过这本书，让人们记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族群，并藉此被遗忘的族群，了解一个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时代。

从1949年起，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各有名目，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天才发明了“黑五类”一词，简明易记，又富含阶级感情色彩，于是，人们也就乐于使用。至1979年，宣告“阶级”不复存在，这时，“黑五类”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人了。我未曾见过有关全国黑五类子女的统计数字，但推算起来是庞大惊人的。然而，作为一个耦合群体，他们并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三十年间一直处在一种自我封闭、互相隔离的状态，只今看来，其实是一个“记忆共同体”而已。惟有记忆存在，共同体才有可能存在，虽然是虚幻的存在；但当记忆丧失，整个群体就将长此消亡。名为群体，实不见群体的存在，此等状况，大约惟有物理学中“蒸发”一词差堪比拟。

考革命史，被称为“极左思潮”者由来已久，大可上溯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农民运动兴起之际。星火未及燎原，即有清算AB团之类的运动，到了延安时期，又有“挽救失足者”运动，性质近于清洗。打江山坐江山之后，“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制造种种敌人并实行专政，从过去的偶发性、阶段性、策略性扩大为一种战略需要，进一步地意识形态化、制度化和日常化。在群众性运动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不但“黑五类”分子受到更严厉的制裁，连他们的子女也为父母的阴影所覆盖，成为潜在的、假想的敌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视和打击。尤其在文革期间，不少“黑五类”子女受到直接的政治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漫长的三十年间，黑五类子女一开始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对他们来说充满歧视和不公的世界，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危险性，从而不断地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度过。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的秩序，学习与这个秩序和平共处，学会顺从，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内心过程，都是一个粗暴的摧毁性过程。文革结束以后，情况如何呢？可怕的是，受歧视的生活是一种不可逆的、最终有效的、贯穿一生的生活。只要被侮辱被损害的创痛楔子般进人生活，就进入了内心，虽然种种大事件或小事情都已成为过去，痕迹无存，甚至连记忆也变得一片空无，然而，那些曾经发生的带有情绪创伤的体验早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成为他们的天性，成为永恒。在我所认识的众多这类子女中，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来往者外，大多数长成内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他们敏感于周围细小的变化，对世上的人们多抱一种不信任感，包括自己在内。明显地，有一种宿命的悲观色彩笼罩其间。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的小说《无命运的人》写到集中营世界的幸存者柯韦什的内心感受时，有这样一段话：“新的生活——我认为——只有在我重新诞生或是我的大脑出了问题、患了病时才有可能开始，……我们决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永远只能继续把旧的生活过下去。”读罢除了感叹唏嘘，实在无话可说！

由于事物的相关性，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与这么多带着他们的屈辱和创伤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黑五类子女没有关联。即使我们不曾直接向他们施以暴力和凌侮，那么，我们有没有阻止过加害于他们事情？有没有拒绝过他们在旷野中的呼告？如果没有，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像以往一贯的那样心安理得而不感到羞耻吗？

如何处理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份精神遗产，成了时代的考验。

如果说我们需要历史的话，就因为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影像中重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历史首先意味着还原真实。但是，清除了个人记忆，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构成的历史肯定是残缺不全的，不真实的。鲁迅所以说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他们的精神状况。在我们的历史读物当中，应当有更多的传记、自传、回忆录，更多的个人关系史、迁流史、生活史、心态史，等等。必须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内容对历史的补充。惟有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创伤记忆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并且形成对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的普遍的诉求，包括文革在内的民族苦难的历史，才能转化成为有意义的历史。

刚刚逝世的波兰裔诗人米沃什曾经援引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描绘的图景：地球上一个叫作“白天之子”的部族，他们无忧无虑、没有记忆，当然也就没有了历史；结果，在遭到地下洞穴中的居民，食人肉的“黑夜之子”时，完全失去抵抗。失去记忆的族群，注定要受到时间的惩罚。可是，在“黑五类”子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生活中被抹去以后，我并不曾看到遗下的关于它的存在的记忆。

历史不可能为沉默的人们作证。说，还是不说？于是成了问题。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我注意到，无论是纳粹的子女，还是犹太人中的幸存者，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努力说出事实真相，一种则始终保持沉默。其实，这两种态度在“黑五类”子女中同样存在。不同的民族历史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不过，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对于不同国度的青少年来说倒是颇为相似的。

为了履行内心的承诺，去年春节，我曾特意带上一部小录音机，打算借回乡的机会，采访村里熟识的地富子女。头一个被访者是一个曾经改嫁的农妇，她因为害怕留下自己的声音，要求把小匣子撤掉，然后诉说她的故事。意外的碰壁，使工作的热情颇受影响，加上别的事情的压迫，计划便搁置了起来，直到年前，才使我在一种追悔的心情中重下了组织书稿的决心。

经过大半年时间，星散于全国各地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作者，断断续续地，总算把他们的声音汇聚到这里了。欣慰之余，顿然生出一种焦虑——对此，世上可有愿意倾听的人？

2004年8月

全书编讫，才知道编书并不比写书容易。

写书是一个人自说自话，编书得让别人说话，何况说出来也未必完全为自己所认同。但是藉了编书的机会，让人们当众说出郁留心里多年的话，总算做了一件事情。为此，我得感谢帮助约稿或采访的邵燕祥先生、夏榆先生、王小鲁先生、李旭先生、丁燕女士等多位新老朋友。由于他们的劳动，本书的编辑工作变得顺利许多。此外，张懿女士代为收集稿件，陈建华先生、夏蓓女士、刘玉女士先后为本书的出版尽过心力，在此一并致以由衷的谢忱！

历史毕竟是大家写的。

编者

2010年4月

历史不可能为沉默的人们作证。说，还是不说？于是成了问题。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我注意到，无论是纳粹的子女，还是犹太人中的幸存者，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努力说出事实真相，一种则始终保持沉默。其实，这两种态度在“黑五类”子女中同样存在。不同的民族历史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不过，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对于不同国度的青少年来说倒是颇为相似的……

经过大半年时间，星散于全国各地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作者，断断续续地，总算把他们的声音汇聚到这里了。欣慰之余，顿然生出一种焦虑——对此。世上可有愿意倾听的人？

——编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