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想与庸常
抗战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战争改变了作家和读者的日常生活状态，使得文学出现了新的动力和发展方向，那种书斋式的平静生活早就被战火打乱了，作家们都被推到了最混乱最沉痛的现实中了，梦想粉碎了，生活凌乱了，甚至连生命都没有了保障。此时作家所感受到的现实，土地和人，乃至对于个体生命的沉思，与在北京的“太太客厅”、上海的亭子间中高谈和写作时迥然不同。特别是告别了最初那种宣传和抗议式的文字，中国新文学以更切近现实和人生的形式来刻画着时代的变动。
卢沟桥事变后，战火迅速燃遍全中国。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巴金等人立即担负起文化人的使命，他与茅盾、靳以、黎烈文、黄源、冯雪峰等于当日下午就协商，并决定《文学》、《中流》、《译文》、《作家》等四家刊物同人自办宣传抗战的新刊《呐喊》。8月25日，这份小小的周刊出版了，主编人为茅盾，发行人是巴金，两期后改名《烽火》，在上海一直出到lO月21日被租界当局阻挠停刊。次年，巴金到广州后于1938年5月1日又继续出版，直到当年10月11日广州沦陷前停刊。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一时离不开的巴金只好拣起抗战前就开始写的《春》，直到写完它才离开。孤岛的生活让人有一种愤怒淤积于胸不得抒发的愤懑，巴金说：“在这里空气太沉闷了。有人把这里称作‘孤岛’，但我说，它更像一个狭的囚笼，有时我觉得连气也缓不过来，在这里真可以说是有一只魔手扼住我的咽喉。”①1938年的春天，他终于离开孤岛，与靳以经香港奔赴广州，并在那里设立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在日军的炮火轰炸、战乱物资匮乏以及人心惶惶中艰难地开展着文化工作。从此，他也开始了抗战八年间颠沛流离的生活。1938年6月23日，他离开广州回到上海，修改了《爱情的三部曲》，7月16日又离开上海，22日返回广州，同行的有高中毕业的萧珊，还有他们的朋友靳以、陶肃琼。9月初，巴金还到汉口一次，月底返回广州。10月20日在广州沦陷的前夕，他与萧珊、弟弟李采臣、林憾庐等人离开广州，26日达梧州，月末到柳州，11月中旬抵达桂林。1939年2月下旬，巴金偕萧珊从桂林绕道金华、温州回到上海。当年7月萧珊赴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巴金仍旧留在上海修订和出版克鲁泡特金的旧译，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一个家庭的戏剧》，写作长篇小说《秋》。直到《秋》出版，他才于七月初经香港到海防，搭滇越铁路车于月底抵达昆明。在昆明的一段安静的日子里，他完成了长篇小说《火》的第一部(后记作于1940年9月22日)。10月下旬，他由昆明飞赴重庆，11月中旬又到江安曹禺处小住六日后返回重庆。1941年1月初，他回成都住了五十天，这是他离家十八年后第一次回乡。这期间，他一直在重庆经营着文化生活出版社。5月23日《火》第二部完稿。1941年7月第二次去昆明看望萧珊，在金鸡巷四号三楼住，并完成了《龙·虎·狗》中的大部分篇章，8月5日作序，编成此集。9月8日偕萧珊离开昆明到桂林，萧珊于月末返回昆明，巴金一直到1942年3月中旬才从桂林经过河池到贵阳，当月末再回到重庆。当年4月底，他再次返回成都，7月回到重庆，10月14日又离开重庆去桂林。1943年9月《火》第三部完稿。1944年5月初，偕萧珊离开桂林到贵阳。5月下旬，他在贵阳中央医院做矫正鼻中隔手术，6月上旬出院。7月《憩园》完稿。7月上旬他到达重庆，与萧珊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内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就是巴金在抗战中奔波之大体。
在这些日子里，他目睹了手无寸铁的百姓被轰炸致死的惨剧，看到了一座城市变成废墟的景象，也经受了生命随时会被炮火夺去的惊恐，还有逃难路上的艰辛。这些都化成了文字写进了他的《旅途通讯》、《旅途杂记》①等书中。“这些全是平凡的信函。但是每一封信都是在死的黑影的威胁下写成的。这些天来，早晨我见到阳光就疑惑晚上我会睡到什么地方。也许把眼睛一闭，我便会进入‘永恒’。”② 在他经历的一场场轰炸面前，他强烈地感受到人的生命在这种随时可以到来的钢铁怪物面前显得无比渺小，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心理被随时而至的防空警报完全打乱。巴金曾这样描述他1938年8月8日在广州所经历的大轰炸：
一个朋友在窗前惊讶地叫道：“飞机！”我们并不注意，因为先前没有听到警报(其实是发过紧急警报的)。我们仍旧在谈话，但是高射炮响了。街上有人在跑。门口一个年轻人指着天空低声叫着“飞机”！我和那位新朋友走在门口去看。三架飞机在对面屋顶上飞，飞得很高，看起来比我们屋子里挂的玩具飞机还小。飞机向着我们这面飞来，三架之后又是三架。于是轧轧声大响，高射炮也连珠似的放起来。高射炮似乎没有效力，轧轧声越来越近了。我想大概要落弹了罢。并不要我们等待。一阵恐怖的“飒飒”声就压倒了摩托的响声。这声音自上而下，由远而近，像一簇簇树叶从天空落下来。我仿佛看见一颗炸弹在空中旋转而下，我知道它会在不远处爆炸，甚至会落在我们的头上。我在这里度过不少轰炸的日子。可是这种声音我只听见过一次。今年六月六日三颗炸弹在我们住的巷口附近爆炸时，我在事前听见了那奇怪的声音。
P15-19
巴金忧郁时，就是他最自然的时候。巴金充满了真诚，心是真诚的，话是真诚的。他不说假话，对祖国、对人民从不说假话。他是一个热水瓶，外面凉，里面热。我看他痛苦的时候，也就是快乐的时候。
——冰心
他的平和谦虚和对后人的呵护是给后人留下的另一笔财富。
——王蒙
作家的良心是文学的魂。魂是一种精神生命。我们从巴金的作品一直可以摸到这生命的脉搏。它始终如一，强劲有力的跳动着。
一一冯骥才
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正直、光辉，包括他提议建文革纪念馆，让整个民族反思、自省，都让我们敬佩。我要向巴老学习，做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学习他是一种精神的星火传承。
——毕淑敏
整理旧作，常常不由得怅惘万千。
想多少年前，正是在春暖花开的季节读《红楼梦》，全书最美的那个章节和窗外怒放的梨花、樱桃花让我陶醉其中：
这里林黛玉见宝玉去了，又听见众姊妹也不在房，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上，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只是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关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关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人生怕是如此：不见如花美眷，早已似水流年。《红楼梦》中的文字让我感叹：落英缤纷，岁月不再。浏览昔日文字，也常想起当年读书作文的种种情景。
收在本书中的文字，最早写于九十年代我读大学时，止于这一两年。其中有一部分曾收人大象出版社2002年3月版的《另一个巴金》，本书《后记(一)》便为该书当年的后记。那是我至今仍然怀念的日子，在那个海滨城市中，虽然只有三五师友可以聊聊，不免有些寂寞，但是没有约稿、不是工作任务，爱读什么就读什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倒也自由自在。尽管今天再看那些文字不免汗颜，也曾几度想抽点时间将它们好好拾掇拾掇，一来总是莫名其妙地瞎忙，仿佛再也没有看庭前花开花落的悠闲，二来总觉得无处下笔，而要全部重新写过，我似乎也没有这份力量。此时，我明白了留在地上的脚迹不仅抹不掉，而且无法把它修改、描画得更好看，更何况时光不再、心境已改，想把它们修整得哪怕看上去“顺眼”些也成枉然，只好：罢了，罢了，放它们去吧。
——这未尝不是一种人生的教训，年少时总觉得世界是我们的，有很多时光和精力去攻克、完成什么，实际上做过了就算做过了，有时连回过头重新翻检它们的机会都不多。为此，应当感谢推动本书出版的陈武兄，他逼着我再次面对这些文字。比如，收在书中的《巴金与二十世纪青年读者》一文，那是我为参加1994年在北京召开的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准备的论文，不像今天老着脸皮对开会麻木不仁，当时我还是大二学生，异常兴奋，除了百分之二百地认真听会之外，会下还马不停蹄精力无穷地找人交流，今天想一想都觉得不可思议。那次会上，前辈云集，萧乾、张兆和、梅志、陈荒煤、贾植芳、王仰晨等人都来了，冰心、曹禺、柯灵等人还为会议题词。今天，这些老人一个都不在了，想一想，又怎能不怅惘万千？
原书中《读<随想录>手稿札记》一篇(该文已收入作者《巴金<随想录>论稿》一书中，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当年曾以《<随想录>的另一个文本》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当时我在一个机关工作，每天应付完什么报告、请示、讲话之类的东西以后，就摊开《<随想录>手稿本》，将《随想录》的定稿与手稿逐一校勘。那时，我还没有成家，住在单位，晚饭后送走女友，又回到不再喧闹的办公室一字一句地比对，没有杂事干扰，心很静，那么厚的书，不过一两个月就对了个遍。《<随想录>手稿本》是李辉老师送我的，前一年冬天，我帮他整理过一批采访录音，他要付费用给我，我当然拒绝，他提出买部书送我，我高兴地答应了，就是这部书，拿到了，就用上了。陈思和老师得知我做了校勘，让我写篇文章放在他为《当代作家评论》所主持的专栏“无名论坛”中。那个时期的很多书刊，现在都存放在我的老家，我尝试着找了一下，这本1999年第4期《当代作家评论》居然被我带到了上海，陈老师在《主持人的话》中是这么写的：“去年我在巴金先生的支持和几个朋友的帮助下，策划出版了《<随想录>手稿本》。希望的就是唤起青年人对《随想录》所贯注着的精神凝聚力的注意。反响很快就出现了，周立民先生从手稿本中读出了已经消逝了的历史的信息，处处让人感受到这部手稿所浸透的历史的汁液。现在说起八十年代来真有点恍如隔世……”陈老师在感叹八十年代，而我现在说起九十年代也有隔世之感。在九十年代最后的一个夏天，我在大连见到了林建法老师，《<随想录>的另一个文本》即将在他主编的杂志上刊出，这位编辑狂人正沉浸在发现了我这个“新人”的兴奋中。我还清楚地记得，澳门回归的那天晚上，半夜我被宗仁发老师打电话揪起来，他和林老师，还有一位朋友在酒店喝酒，要从不喝酒的我去作陪，宗老师说：必须来，你的文章获奖了，是和余华得了同一个奖……大概，宗老师那时已有些醉意，不过，我诚恐诚惶地过去了。是《当代作家评论》年度评论奖，余华那一年有篇什么，我有幸同榜。我深深地感谢这些老师的偏爱，但似乎也从未当面向他们表示一下感谢，生怕太肉麻玷污了彼此的关系……今天回首那段岁月，上面提到的这些名字，都是在求学的道路上给我极大帮助和影响的人，是他们在似水流年的冷酷岁月中给我留下很多温暖的回忆。
老版的《另一个巴金》用了一张我的照片，它大概是摄于2001年9月20日，或者以后几天。因为迎着太阳，我眼睛眯着，表情也不大自然。当初出书需要照片，我从影集中随便抽出了这张，今天重翻开书，我却不禁眼含热泪。这张照片应该是爷爷为我照的，地点在大连泡崖新区离我家很近的那个公园，那一年，爷爷奶奶来我的新家住了几天。在农村住惯了，他们很不适应城市的喧闹，特别是在爷爷的概念中，城里出门就得花钱，怕为我添麻烦，所以找尽各种理由不肯来。那时，他们身体都还好，在我的力劝下，总算出门一趟。去年8月3日，爷爷离世，我久久不敢翻开这些记忆，但是，深夜里坐在书房写字，爷爷的面貌和声音常常会浮现在我面前，年迈的他从未到过我上海的家，但我想记忆和情感不难跨越千山万水。
多少年前，是爷爷用借来的小学课本教我认字，如今又一个清明节要到了，我不能回去为他扫墓，那么，请允许我将这本书敬献给他吧，祝愿他在天国里过得快乐、自如。
周立民
2013年3月24日于上海竹笑居
激流涌入大海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日晚上七点零六分，当那颗坚强的心最终停止跳动的时候，病房内外一片静穆。大家强忍着泪水，不敢出声，因为人们知道，巴金老人需要安静。在一百零一年的风风雨雨中，他耳边的喧嚣太多了，现在再也不能去打扰他了。他要远行，要去与他久别的妻子萧珊相会，要与他久别的朋友老舍、沈从文、曹禺、冰心相会……
历史总是充满着许多误会，即如他总在说做一个作家并非自己的初衷一样，或许巴金并不想承受时间所附加给他的这么多东西，然而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偏偏又让他遭遇到那么多。从少年气盛到老年的心平气和，这似乎是自然规律，许多老人历经风雨早已人情练达，但巴金做不到这些，他内心依然有着狂涛巨浪。他晚年频频使用“煎熬”这个词来表明自己的心境，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的灵魂所经受的磨难，也能够感受到灵魂自我搏斗的激烈程度。所以，在今天我们与其称他为“大师”、“泰斗”，还不如说他是一个孤独痛苦的老人。
从来也没有一个老人像他这样，在晚年内心还那么不平静，还那样揪着往事拽着痛苦不放。或许正因为这样，反而使得这位体弱多病的老人，在垂暮之年进发出一种难以想象的力量，他要表白，他要倾诉，他也要高呼。《随想录》、《再思录》，使得更多人在阅读他的文字的同时，更深深地记住了这个人——这个比我们更孤独更痛苦也更纯洁的人。
现在，他解脱了，病魔再也无法纠缠他了，世事再也不能烦扰他了。他可以在另一个世界中与亲近的朋友舒心地谈话了，他可以甩开臂膀将自己没有完成的心愿完成了，比如翻译赫尔岑的五大卷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比如写他的反映“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比如和他的几个好友清清闲闲地在西湖边上喝茶……
六十四年前，巴金先生曾写过一篇《死去》，文章描述了他梦见自己死去后批评家们在墓前的“吱吱喳喳”，说来道去无非是“浅薄，落后，不通，错误”。
二十六年前，他说过：“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话。”“请让我安静。”
十四年前，他曾说：“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为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
老人像一位预言家，目光如炬，仿佛可以洞穿一切，但他又似一个孩童，心无渣滓，赤诚天真。他渴望理解，一辈子都在寻求机会与读者沟通，可是在逼仄、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的当代社会中争名逐利的我们，能够理解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与追求、宽宏与博大吗？我们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地对他们说三道四，反衬出的是我们的高明还是愚蠢呢？后辈人当然可以凭借着时间的优越感来轻薄先行者和他所追求的一切，但你所不屑的内容可能是几代人用生命换来的血的教训，感受不到这种生命的重量，你可能就不会有一颗感恩的心来贴近前辈。靠说几句与众不同的怪话来显示自己的个性，靠弑父的心理冲动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叛逆，这样的人可能有可爱的一面，但未免更像是行为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和思想者在面对前辈人功过得失的时候，更需要的是谦恭。谦恭不是跪下来接受前辈赐予的一切，而是一颗理解历史和前人的心，是在历史的迷雾中不动声色地追随先行者闪光的足迹，是反躬自问在行为中自觉地吸取前人的教训，而不是自以为是、诈诈唬唬地指斥前人。
在巴金先生远行的时刻，当人们讨论一个时代结束的时候，我更多地在想巴金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关系。如果不那么忘恩负义的话，我们就应当有勇气承认：我们今天享受到的阳光雨露其实并非是理所当然的天赐，而正是巴金和无数的前辈们通过艰苦的努力所争取来的，我们是在他们所撑起的一片天空下才有了发挥个性、创造自我的机会。比如，我们今天所用的文学表达方式就是“五四”时期的先辈们筚路蓝缕的开创和巴金这一代人的奋力厮杀才换来的结果。巴金自称是“五四运动的儿子”，他是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接受现代思想意识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作为中国新文学第二代作家，他上承鲁迅等人所建立的“五四”精神传统，下启三十年代文学的灿烂图景，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对文坛的建设功绩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沈从文、老舍、萧红、曹禺等同时代的作家一起，提升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品格，从而也使新文学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确立了自己的精神传统、审美范式，进而使得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学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变。
……
十一月二十五日，巴老又一个生日到来的时候，他的骨灰将和萧珊的掺和在一起撒向大海。说实话，最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曾一惊，但迅疾又理解了，巴金先生是以这种方式最终摆脱了世俗之累。他本是一道波涛汹涌的激流，理应涌人波澜壮阔的大海，再也没有羁绊和烦恼，从此以后随浪翻转，随风舞动，以晶莹的水珠昭示他的透明的心，以翻滚的浪花表达他的激情，以浩渺的水面呈现他的博大，还有比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更好的归宿吗？至于名声、地位、权力等等世俗上所看重的一切，本来就与他无关，如今，在海的波涛和猛啸之中更是灰飞烟灭。
一位老师打来电话，说他们正坐车奔往吴淞口。八十二年前，一位四川的青年怀着梦想穿过峻急的蜀水正是通过吴淞口来到了上海：七十三年前，他望着这片海面曾写下《海的梦》，如今他要回归大海……遗憾的是躺在病床上，我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去为他送行。那个上午，我只有在心中默念着他的话，以此为这位创造了生命激流的世纪老人送行：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里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会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方向。
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满溢的生命。(《生》)
还有一段话是他的友人陈范予写下的，他也非常喜欢：
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而且追过它，自己去造更广、更深的洪流。
我如果是一盏灯，这灯的用处便是照彻那多量的黑暗。我如果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涛去洗涤海边一切陈腐的积物。
巴金先生用生命实践了这两段话的主旨，虽然一生历尽坎坷，但他不悔的追求、高扬的生命激情、面对困难的坚定从未轻易改变。如今，他已融人大海，他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已化作波涛继续冲击着“一切陈腐的积物”，并时时给我注入不尽的力量。想到这些，我突然又感到，老人不曾远去，他还在我们的身边，他就在读者们的心中。
周立民
2005年10月18—20日初稿
2006年7月13日增补
周立民是研究巴金的著名学者，创作出版了《另一个巴金》《巴金手册》《巴金<随想录>论稿》等多部专著。《巴金的似水流年》是作者研究巴金的最新成果。作者用抒情的文笔，选取了巴金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段的经历，对他的思想感受和情感变化进行了大胆的剖析和描述，作者文笔老练，描写准确，议论得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化专著。
他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不多的几位文学大师之一，却从不以文学家、作家自居。他以丰硕的文学成果、漫长而坦荡的一生，以及圣哲般高贵的品格，向世人证明了爱心的价值、尊严的力量和天才的光芒！
《巴金的似水流年》作者周立民用抒情的文笔，选取了巴金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段的经历，对他的思想感受和情感变化进行了大胆的剖析和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