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林贤治、杨显惠一致推荐！

一个大学工科四年级的青年，从20岁被遣送到这里，直到42岁获准离开，留下一部特殊的“成长史”：苏北利亚也许真的是“西伯利哑”的余绪？

《苏北利亚》是一部叫你拿起来就放不下一口气读完的人生自述。作者于疆从苦难中发现了荒唐，把荒唐演变成幽默，令读者含着泪水微笑，继而陷入思考。

《苏北利亚》是一部个人回忆录，也是一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实录，记述作者于疆作为一名大学生右派，在苏北集体农场中度过的二十多个春秋，如何一步步从理想主义者变成现实主义者。对当年的极“左”路线，作者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苏北利亚》中，有关生活、劳动、教学、恋爱等等故事，都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离奇荒诞，惊心动魄，极具传奇性。

苏北利亚（代序）

芬奇达密码

我进了劳改围子

慈母探监

牛房岁月

囚徒书瘾

腐化份子

劳改队的大跃进

劳改日记

饥寒起盗心

埋尸记

曲线改造

劳改队过年

狗捉老鼠

右派长恨歌

“沙威”之死

落叶归根

地狱里的天堂神父

无情人终成眷属

廿七块钱和一挂驴肺

宽“大”，不宽“小”

劳改队里交朋友

假地震和Velcro

惩罚大会

汽车大学毕业的！

劳改老师

尾声

达·芬奇密码

在美国搬过好几次家，扔过许多东西，但有一块巴掌大的玻璃板，我始终舍不得丢弃。其实它并不是一块普通的玻璃，而是货真价实的照相底片。五十年代的中国，照相胶卷奇缺，玻璃板便成代用品了。我问过许多家照相馆，都说这底片早失效了，无法印出照片来。但我心有不甘，指望有朝一日会有奇迹出现。

如果真能印出相片来，这相片里的人应该是刚满二十岁的我，而背景则是一个圆形拱门和远处的一座白塔。我本来确曾保有过这样一张照片，并带着它远涉重洋，可惜后来日久受潮，变成了白纸一方。

照片是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拍的，我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前一天正好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而我就是这天下午在东南大学（南京工学院）大礼堂开大会时被当场逮捕的。此前我虽有过一些思想准备，但对这突如其来的逮捕还是有点愕然。一是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还没听说有哪个右派被捕，二是政法部门连一次都没找过我，三是开大会前没透露任何风声，几千名同学一直枯坐到省高级法院刑事庭的人上台宣判才如梦初醒。

“宣判”成了逮捕我的唯一法律手续。罪名就是给所有右派早就定好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同样的罪名竟然适用于上百万的中国人，这不能不创吉尼斯纪录。索尔仁尼琴说：“逮捕，这迅如闪电般的当头一棒，不消说，意味着你生命濒临破碎的致命关头。”是的，我的生命就在宣布逮捕的这一刻破碎，破碎在刚满二十岁的年龄。

当我跟着一大群同学走进大礼堂时，一开始没有感觉有什么异样。记得我是在礼堂的楼下后排就坐的。这礼堂有三层座位，为前中央大学所建，一直是校园里最雄伟的建筑，尤其是它那半球形的铜顶，以鹤立鸡群之姿傲视周围的所有房舍。

与往常不同的是讲台上空无一人，等了差不多十分钟以后才有一个女的上台说：“会议的主人还没到，请大家耐心等一等。现在让我们先唱一只歌——《镇压反革命》吧！”这歌名顿时触动了我的神经，“莫不是要对我动手了！”我立刻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坐满了三层楼的同学们显然还没有觉察到这个危险的信号，不但没有人唱，而且上上下下一片哄闹起来。那女的便说：“那就唱《我是一个兵》吧！”

正在此时，一个手持文件夹的人出现在讲台上，主持人立即宣布：“现在请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李玉光同志宣判！”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记住李玉光这个名字的，其实我并不计较这个人，如同我不计较那些押送过和监管过我的人，因为他们只是履行公事而已。

不知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一刹那间便让整个礼堂静默下来。李叫了我的名字，我便站起来。这时候偌大一个礼堂静得有点可怕，似乎里面的几千号人一下子没有了生气。我没有想到怕，因为我压根儿来不及想这些。我下意识地沿着过道向前台走去，礼堂里唯一听得到的是我的鞋子拍打水泥地面的声音。

宣判的人照本宣科，声音很平静，一点没有疾言厉色的样子。他肯定感觉到了站在他面前的不过是个二十岁的文弱书生，一点不像判决书里所写的“反对共产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魁祸首。宣判前，我还是电力工程系四年级学生，谁也想不到一个人的命运会在顷刻之间拐弯。

当我被押出礼堂，刚刚还是阳光灿烂的天空开始下起蒙蒙细雨，我不敢说老天在为我哭泣，因为我没有那些手握生杀予夺之权的人那么伟大。同学们默默地聚集在礼堂周围，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知道大家在为我送别。几个打手一边呼口号，一边在我后面推推搡搡。我听到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喊：不要推他！

半夜里，一辆囚车押着我驶出了南京城，在细雨中透过昏暗的街灯，我对着熟悉的大礼堂圆顶和路旁落叶满地的梧桐树，投去最后的一瞥。此刻我远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二十二年。囚车把我送上一列北上的火车，两个公安将我夹在中间。我不知道他们要将我押往何方，虽然去哪里对我都并没有什么两样。

火车到达一个大站时，我们下了车，我认出来是镇江，等摆渡到对岸的扬州时，天才拂晓。听两个公安说，长途汽车脱班，只有下午的票，现在无处可去，不如到附近的瘦西湖去耗时间。这两个公安对我并不凶，如果一个去办事，只剩另一个单独看守我，就更和善了，照当年的政治术语来说便是“丧失立场”。

那天早晨天气格外阴冷，瘦西湖冷冷清清，看不到一个游人。我陡然看见在一个圆拱门处摆着一个照相摊，立时灵机一动：何不在此摄影留念？正好一个公安找洗手间去了，另一个则在打盹。我快步走到拱门前招呼照相的过来拍照，那公安则装做没看见。拍完照还得留下地址，因为在那个年代，照片是随后寄去的。然而此时此刻我连去哪里都不知晓，这地址如何填写？我突然想起在医学院读书的一个女同学，何不将这照片寄给她呢？也算是个无言的告别吧！

长途汽车在尘土飞扬中向北行驶，向北是我感觉出来的，因为气温愈来愈低。到晚上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汽车才停在一条河边。一艘小船把我们摆渡到对岸，听艄公的口音像是苏北地方的。当晚投宿在一家茅草旅舍里，一床又窄又短的芦花被让我冻得直打哆嗦。

一早起来看到十字相交的两条泥巴路以及周围破败不堪的茅房顶上积满了厚厚的一层霜，后来我知道这个地方叫大有舍，是濒临黄海滩涂的一个苏北小镇。公安找来几辆自行车，本地人叫它二轮车，是当地载人运货的唯一工具。我们分坐在二轮车的行李架上，经过大约两小时的颠簸，到达了一排青砖平房的所在。公安进去不久，门口出现了一个士兵。一个公安把我叫到一旁：“我们要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吧！我想一年半载就会回去的。”他显然是在安慰我。两个公安至此算是交差了，接下来便由这个士兵押我去下面的劳改队。士兵和我相互对视了一下，我注意到他身上背着一杆上了刺刀的步枪。

因为是押送，我得走在前面，听他的命令向左转、向右转。我前方的视野无比开阔，脚下是泛着盐霜、长满蒿草的盐碱地。我们默默前行，看起来像是在上刑场。实际上，我此时的心情特别平静，甚至有一种到家的感觉。连续几个月的批斗，轮番的疲劳轰炸，已使我筋疲力尽，到现在至少已是尘埃落定，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

记得从前在小学上图画课时，老师对我们几个顽皮的学生，施行一种“上铡刀”的体罚，所谓铡刀不过是一扇缺少锁止弹簧的百叶窗。老师将窗高高提起，把我们的颈脖子按在窗台上。老师一松手，百叶窗便重重地砸在我们的脖子上，砸得其实并不很重，难熬的倒是等待落铡的那段时间。

现在铡刀已然落下，眼前的这番景象给了我这样的幻觉：无边的荒野，荒野上长满了刺刀，我在刺刀丛中踽踽独行。

“你是什么案由？”士兵终于打破沉默。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案由”二字，一时反应不过来。

“你是犯什么罪来的？”士兵换了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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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海岸通常以温州为界，温州以南为岩岸，以北为沙岸。然而人们鲜少注意到在苏北濒临黄海的地方，还有一段漫长的，既非岩岸又非沙岸的滩涂。这片滩涂，在一个特殊年代的一个特殊人群中，流传着一个古怪而又悲凉的名字——“苏北利亚”。

苏北利亚基本上是由大有农场、东直农场、新荡农场、民生农场和潮河农场等五大劳改农场结合成的，涵盖了从废黄河口到灌河口的广袤海涂。我在其中的东直劳改农场和大有劳改农场度过了相当长的岁月。在邻近废黄河边上一个叫竹林的地方，劳改犯挖了一条称为中山河的运河直通黄海。这条河成了苏北利亚南向的一道屏障，犯人朝南方逃跑时常常淹死在自己挖过的这条河里。在它下游的南岸有一个叫头罾的村庄，在那里建了一座水闸。

中山河上游北岸的大有舍是通往苏北利亚的要冲。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我由南京押往苏北利亚时就是打这里经过的。来劳改队探监的犯人亲属也必由这里进出。这是个非常贫穷的苏北小镇，镇上只有十字相交的两条泥路和路旁稀稀拉拉的破败茅屋，总体给人以一种凄惨莫名的感觉。然而在人烟稀少的苏北滩涂，大有舍就算是方圆百里最繁华的地方了，那里的泥巴路在劳改分子心目中堪比上海市区繁华的南京路呢！

如果说苏北滩涂还有所谓资源，那就是泥土和芦苇了。这两样东西是当地农民建造住房的唯一材料。不过泥土的用途还不仅于此，我见过大多数农户的家具也是用泥土制成的。堂屋当中的圆桌连同几只方凳全都死死地和脚下的泥地连在一起，因为这全是用泥土垒的。在一处屋角用土坯砌了两道矮墙，围成了一个四方形的空间，这便是这家人的粮仓，里面盛的是玉米粒子。说真的，这样的一个家恐怕还比不上丹尼尔·笛福小说里鲁滨孙的那个栖身之所。

芦苇可说是上天赐予当地农民的唯一礼物。在近海的无边沼泽中密密麻麻地长满了芦苇，那顶着一头芦花的细高芦柴秆儿随着海风摇曳。每当深秋时节，人们带着镰刀和绳子，赤着脚踩进沼泽里去收割芦苇，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泥潭而险遭灭顶。我割过好几次芦苇，每次都带着累累伤痕回来。

芦苇基本上是农家的副业来源，芦花用来编织茅窝子，冬天穿在脚上很暖和；也用来絮棉被，老百姓冬天盖的就是这种芦花被。记得当年两个公安押着我在一间农民的茅房旅舍里过了一宿，一床又短又窄的芦花被害得我整个儿冻了一夜。我不知当地农民世世代代盖着这样的芦花被是如何过冬的。苇秆除了用作建材以外，更常用于编制芦席，芦席是老百姓晒地瓜干之类的常用之物；然而在劳改农场那里，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裹犯人的死尸。

这是个有泥土而没有树木的奇怪地方。后来虽然种了些紫穗槐用来编箩筐，也种了少许蓖麻，但这只是低矮的灌木而已。当你极目四望时，你的视线基本上不会受阻于任何障碍物，从理论上讲你看到的将是遥不可及的一个圆。正因为没有树木，农民不可能有木制的家具，我曾经见到的唯一木制的东西是一副树棍子和细麻绳制就的担架。担架是送病人去镇上的医院看病用的，因此是农家最珍贵的东西。

玉米是农民的主粮。他们吃的是一种称之为玉米采子的东西，实际上是轧碎成几瓣的玉米粒子。有一回挖河，是由劳改农场和公社分段包干的，我正好排到劳改队的最后一个人，我后面是公社生产队的一个农民。吃午饭时，我见他盛了一碗玉米采子，上面撒了几颗盐粒子，没有菜。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种菜，那人告诉我不是不想种，而是不能种。不要说种菜，即便种一棵葵花也不行，种了要挨斗，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据说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反修防修的需要。这些事情我一直都弄不明白，大概是因为我思想反动，而这正是我必须关在苏北利亚改造的原因。或许到哪一天我弄明白了农民不能种菜的理由还有其他诸如土法炼钢等等的理由，我才能算改造好了，才能离开这个地方。然而到一九七九年我离开苏北利亚的时候，并不是我真正明白了农民不能种菜之类的理由，而是维护这些理由的那帮人被抓起来了。

最早来苏北利亚开天辟地的是土改和镇反运动中抓进来的一大批人。这些人就像一六二。年抵达普利茅斯港的“五月花号”木帆船上的英国清教徒，是在美国新大陆垦荒种地的第一代。这许多犯人在滩涂上挑土筑堤，挡住海水，然后在堤内开挖排水河和条沟，开垦和改良盐碱地。五大劳改农场是在他们手里初具规模的。随着三反五反运动以及由反胡风而掀起的肃反运动的开展，更多的犯人被输送到苏北滩涂上。一个个政治运动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劳改犯，但只有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后，右派分子进入了苏北滩涂，才有了苏北利亚这个名字。

我是在五七年的初冬由大学校园直接来到这里的，刚刚过了二十岁的生曰。我当然不是自愿来的，因为我后面还跟着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士兵。当我进入“苏北利亚”，走在一望无垠的盐碱地上时，有生以来头一回体验了什么是荒凉。后来一下子又送来了一百零八个右派，全部来自南京的省级机关和高等院校，他们暗地里自称“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其实这些人除了一顶右派帽子而外，别无共同之处。帽子是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年代的最卓越的发明之一。帽子有无边魔法，从叫你“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到让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苏北利亚”就是从这一群人中传出来的。“苏北就是苏北，什么苏北利亚，洋腔洋调的，以后不准讲。”一个劳改干部当众宣布道。幸亏他没听说过西伯利亚这个地方，因此丝毫意识不到“苏北利亚”寓意“西伯利亚”呢！

西伯利亚地处苏俄境内，囊括从乌拉儿山脉到太平洋之间的辽阔地域。由于气候酷寒，环境恶劣，西伯利亚历来是沙俄的流放地。在那里流放过以穆拉维约夫为代表的十二月党人；流放过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安那其主义者和民粹派分子；流放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至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也曾是那里的常客。

苏北利亚不像西伯利亚那样冰天雪地，因为它濒临黄海而不是北冰洋。打我进入苏北利亚的第一天起，就知道我是在海边上。以后我在这海边上挖过河、背过纤、筑过海堤、建过盐田，一干二十多年，就是没见到过海。虽然在海边上，可是海不但没有赋予它一个浪漫的海滨沙滩，又吝于给它一个温和的海洋性气候。冬季的气温常常低到零下十几度。到处透风的土坯监房里从来不生火炉，唯一的暖气是人的体温。每天早起都会发现，挂在铁丝上的毛巾在“室温”下竟冻成了铁板一块。冬天的风更像是一把锐利的刀子，当你顶风出工时，准会体验到那种“风头如刀面如割”的滋味。  夏天的日子也不好过。在火伞高张的时候，烈日烤着全无遮掩的大地，气温有时高达四十度。我常常是光着膀子赤着脚去干活，即便如此，仍被晒得头昏眼花，汗如雨下。待到夏季过去，身上往往晒脱了好几层皮，这皮白花花的像极了毛竹里面的竹膜，或许可以用来蒙笛子孔眼呢！在台风登陆的时候，狂风夹着暴雨扑面而来。当你光着脊梁在暴风雨中赤脚狂奔时，那种感觉就像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这片土地又像是用盐渍过的，处处都冒着盐霜。每当雨过天青，地面上一片雪白，像是刚降过一场大雪。当地人管这叫盐板地。盐板地上寸草不生，压根儿看不到别的地方常见的植物群落，只有一种耐盐碱的盐蒿草，孤独地点缀着这苍凉大地。这盐蒿草本是当地农家烧锅的燃料，然而在那造成大面积死亡的“三年自然灾害”时却又成了劳改分子碗里的美味菜肴。

如今苏北利亚已经在我的记忆里远去了。在苏北利亚度过的二十二个春秋，业已幻化为无数既悲情又荒诞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封存着。我从小就聆听过这样的教诲：“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回顾我们的国家在前三十年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几乎是吃不上几顿饱饭便要搞一回政治运动，而且每回都要搞到荒腔走板，暗无天日才会罢手。这样的道路能不曲折？而光明的代价又何其惨烈！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我想，在这新世纪的开端，我们还是祝福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民族一路平安吧！

一个大学工科四年级的青年，从20岁被遣送到这里，直到42岁获准离开，留下一部特殊的“成长史”：苏北利亚也许真的是“西伯利哑”的余绪？

——邵燕祥

论文字的苦难质性，堪比高尔泰的《寻找家园》。高著凝重，本书激扬，且多出一份东方式的黑色幽默。

——林贤治

这是一部叫我拿起来就放不下一口气读完的人生自述。作者从苦难中发现了荒唐，把荒唐演变成幽默，令读者含着泪水微笑，继而陷入思考。

——杨显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