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对张学良的影响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把两人的关系说成爱情是错误的：他们两人之间有一种深沉而微妙的感情。张学良被宋美龄的魅力吸引对她有一种无可言喻的爱慕。关于两人间的关系，张学良一直讳莫如深，直至70年后将它带到自己的坟墓。

发生在70多年前的“遥远的”西安事变，并没有在偏远的陕西地区湮没下去。很多人介入其中，主要是介入到它的结果之中。它撼动了东亚地区体系的基础，甚至产生了为二战前武装力量做准备的结果。

张学良的故事奇妙、独特丽又奇异，但知道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位即便垂垂老矣也被称之为“少帅”的人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沉默。只有经过严格挑选的少数几人，有幸和他谈论过那件扭转他人生的事件。

他是一位悲剧英雄。为达目的，他采取了的损男子汉气概的行动，甘愿贬低自我，甚至成为牺牲品，于是，他由一个强权人物和拥兵自重的军阀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张学良证明，除了改变塑造历史的正统道路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道路。

谢爱伦创作的《被软禁的将军张学良》是一个奇异的故事。

《被软禁的将军张学良》是一个奇异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国东北的少帅。他生于1901年，曾一度沉迷于鸦片，但戒了，曾一度赞同法西斯主义，但当它将矛头对准中国——这还多亏了日本人——他又奋力粉碎它。他仰慕过也觊觎过很多女人，然而，却独独顺服一位：他的统帅兼对手的妻子，那位美丽又魅力非凡的女人。该故事讲述了一个既强大又软弱的男人。因为性格使然，数十年来他是自己国土上的阶下囚：九十多岁时流亡到新大陆：一百多岁时，也是在皈依基督教很久之后，他客死夏威夷，并葬在那里。在中国现代史上，此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然而，他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开启此人的生命之谜可以明了20世纪的中国，并有助于理解今日的中国。

《被软禁的将军张学良》的作者是谢爱伦。

致谢

出版前言

代序

第一章 鸦片与东北政府

第二章 东北至西安：事变迭起

第三章 “兵谏”：逼蒋抗日

第四章 大和解

第五章 命运之轮流转

第六章 风雨飘摇

第七章 台湾：阶下囚和哲学家

第八章 客居夏威夷：风烛残年与撒手尘寰

参考书目精选

中国民族力量的加强也遭到日本新首相田中义一的关注。1927年4月，他采取实际行动加强日本在中国关内和东北的地位。他的目的主要是经济方面——当时，日本人口自然增长飙升，国家粮食短缺。日本在华北和东北发展经济以及日本人在华北富庶省份定居会缓解东京的困难。田中派25000名士兵进驻山东省会济南保护该地日本侨民，封锁了蒋介石进军北京的道路。于是，他在东北与国民革命军之间制造了一个缓冲地带，并宣布日本沿内蒙古一线拥有特权。几个月以来，双方士兵和平民都死了不少。日本的干涉自然在中国和国际社会引起了反日情绪。在中国，这些情绪反映在抵制日货上。当时，中国消费掉日本出口的25％，所以对这位东邻产品的抵制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影响。最终，田中不得不将军队撤出济南，于是蒋介石进京的道路扫平了。

蒋介石的力量在上升，作为国家领袖的声望也在提高，这使张作霖改变了策略。他开始考虑与蒋的国民政府军进行战略合作，同时放弃与日本的暗中联盟。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革命运动不可小觑，在弹压地方军阀的同时北京也攻克在即，而这二者开创了一种新局面。现在，似乎对国民政府军采取不抵抗政策比加盟日本更可取。张作霖盼着蒋介石能英明地引导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帮他甩掉掐着自己脖子的日本人。这似乎是张作霖与蒋介石建立友好合作的背景，甚至可能是其子张学良最终对日政策的背景。之前，张作霖镇压反日活动和抵制日货，如今软化了自己的抵抗，允许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

前面也提到过，山东失利后田中想作出让步，在东北是否采取主动的行动他犹疑不定。但是驻东北的关东军总司令却有不同看法。当中华民族凝聚力量而他们的政治军事利益要付诸东流时，他们不愿坐视不管。1928年5月，他们命令张作霖离开北京返回东北，唯恐他逗留关内会削弱他在东北的地位，并因此而威胁到他们自身的利益。张作霖在东北的代理吴俊升将军也敦促他返乡。尽管他原打算带兵伺机抗击向北京进发的蒋介石部队，但迫于压力他最终同意返乡。张作霖放下了与蒋大战一场的念头，实际上也就放弃了成为中国统治者的愿望。

1928年，蒋介石挥师进京。10月10日，新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的部队没到东北，但是东北通过张学良和蒋介石达成的协议也落到了新政权手中。张学良归顺中央政府。遵照孙中山的遗嘱，中央政府定都南京。而今，蒋介石已成为强有力的武士，“委员长”的尊称也从此与他相伴。

至于日本人在中国的势力，蒋介石的立场或许毫不含糊——尽可能减少。然而，最终我们清楚地看到，当蒋介石必须在共产党和日本人之间决定哪个更危险时，他首选打击共产党。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乘坐火车由北京赶回东北，尽管此前奉天军警头目给他一份密电，警告说日本特务要在途中暗杀他。事实如此。第二天清晨，关东军在火车必经之路——郊区皇姑屯的一座桥上——安放了大量炸药。剧烈的爆炸使火车遭到严重破坏。张作霖遭到致命伤，不久即死去。他的一位妻子——六夫人——伴他同乘一辆火车，只是腿部受轻伤。五夫人(并非张学良生母，生母乃原配夫人)当时在帅府，正为丈夫准备接风宴席。惊闻噩耗后，她命令家人一切行动如常，以免引起日本人注意，这样日本人就无法估量他们造成的破坏，不知道张作霖究竟怎样了。然后，五夫人等儿子张学良赶回省城。这次袭击发生两周后张学良才得知音信。因此，她实际上促成了权力由父到子相对平稳的过渡，促成了上升中的张学良登上了东北统治者的宝座。6月3日，父亲遇刺这天，是张学良28岁生日。此后，他至死也不在那天庆祝自己的生日。

一个占地125万平方公里、拥有3000万人口的庞大的自治王国而今落到了少帅张学良手中。对他而言，进入父亲的角色并非易事。父亲遇刺并没有立刻导致日本驻东北的远征队——关东军——司令官们想要的结果。同时，张学良发起了持续多年的坚决的抗日运动。他联合国民革命运动及其领导人蒋介石，希望蒋介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1928年12月29曰，两人私下达成协议，之后该协议日益牢固。东北旗帜改为新共和国旗帜。此时的张学良已是东北以及与东北接壤的察哈尔和热河诸省无人与之争锋的统治者。他着手准备将手中的领土与外交事务交付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如今，他在东北的政治军事力量不仅是继承了父亲的遗产，而且背后有蒋介石支撑。

那时，张学良对日本人的深仇大恨并非家传。他父亲对日本态度暧昧，实际上缺乏一种深刻的真正的民族感。他不过是一个传统的实用主义军阀，一心扑在军事政治生存上，一面牺牲对手努力扩大地盘，一面天天为保住自己的地盘而战。他的行动没有全面的眼光和思想的深度。然而，儿子却有着广阔的视野。他代表新旧交替的那一代中国人，代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多元社会的深刻转变，负荷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表现之一就是抵抗对中国民族主义兴起构成威胁的日本人。正如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那样，正是外国人辩证地促进了汹涌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而这次的推动者是日本人。毫无疑问，父亲被日本人谋杀有力地促使他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不管怎么样，张学良不遗余力地打击日本密探。这些密探不仅最初活跃在中国的东北，还把眼睛盯向了关内。这种斗争成为他生命和存在的核心。少帅耳濡目染的是现代化和这个新世纪的特征。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象征着正在崛起的中国，一个不再完全拘泥于孔子价值观的中国。他亲眼目睹了一个帝国的崩溃和一种军阀制度正努力迎接时代的挑战和日益高涨的列强压力。当苏联甚至中共似乎能促成他热爱的政治纲领时，他没有断然拒绝与他们合作。这在以后的日子里变得极为重要。父亲抗击蒋介石，甘愿与他竞争北方甚至可能是全中国的领导权，而儿子却甘愿在某些阶段根据自己某一条或数条清晰的原则与委员长合作。P10-13

在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上，张学良将军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曾两次影响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进程，第一次是1928年12月宣布东北易帜，使中国形式上获得了“统一”；第二次是1936年12月与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形成了共同抗日的局面。然而，张学良人生的奇特之处还不仅于此，西安事变后他遭蒋介石软禁，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事情就是到36岁”。本书作者谢爱伦先生则说：“他好像是站在历史舞台上，戏剧一开始时说了一句台词，一时吸引了观众注意，而后磕磕绊绊地又说了一句。然后他就被命令退到舞台的一个小角落，看着其他演员，分析他们的一举一动，然后就消失了。”

张学良将军以其传奇的人生经历，生前身后都吸引着中外学者、历史学家关注的目光。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所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谢爱伦先生，便是多年来一直关注张学良将军的外国学者之一。数十年来，谢爱伦先生不断地收集中外有关张学良将军的资料、文献，与大陆、台湾以及海外华人探讨张学良将军的传奇人生，到东北实地考察张学良将军的故乡，2001年初，还曾联系采访张学良，因张学良的健康原因未能如愿。张学良将军去世后，谢爱伦先生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口传历史研究室和善本手稿库，查阅了存放于此的张学良、赵一荻全部档案，包括通信、手稿、笔记、文件、绘画、书法作品、学习资料、相片、出版材料和剪报。在掌握了大量的有关张学良的第一手材料以及最新研究成果后，谢爱伦先生开始撰写《被软禁的将军张学良》，2009年在以色列出版希伯来文版，2010年出英文版，本书根据英文版译出。

有关张学良将军的出版物已有很多，我们之所以要出版此书，是因为本书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一是将张学良将军的传奇人生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具有国际视野；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阐释张学良的人生，令我们中国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三是本书采用了大量最新发现的有关张学良的历史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张学良遭软禁后的生活，叙述得翔实而生动。

本书有三种注释。书下的圆圈注为作者原注，置于裁口的“*”号注为译者注，方括号“【】”注为编者注。

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特拉维夫大学张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钟志清女士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出版者

2011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