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佛教与文人的豆棚闲话！

一部佛教与文人相遇的罗曼史！

有关信仰、有关理想、有关生活、有关艺术、有关爱情。

《皆是灵山花下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佛教，以及佛教影响下的中国文人，探究二者的互动关系。在相对轻快的氛围里，与读者一起拂拭历史的风尘。本书由杨伯著。

《皆是灵山花下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一部佛教与文人相遇的罗曼史！

有关信仰、有关理想、有关生活、有关艺术、有关爱情。

《皆是灵山花下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主要讲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传统文人在政治生活、读书生活、情感生活、偶像崇拜等不同侧面所受到的影响，发生的变化，并剖析了韩愈、谢灵运、苏轼三个典型的文人个案，体现出佛教对传统文人无往不在的巨大影响。本书由杨伯著。

第一章 卫道与皈依(一)：一个反佛者的佛教生活

 一 夕贬潮州

 二 宪宗的愤怒

 三 树敌无数

 四 反佛的理由

 五 反佛的先驱

 六 韩愈的道统

 七 柳宗元的回击

 八 躲不开的佛光

 九 韩愈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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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卫道与皈依(二)：一个与佛无缘的佛教徒

 一 谢灵运与慧远

 二 谢灵运与慧琳

 三 谢灵运的隐居

 四 谢灵运的佛学修养

 五 谢灵运的性格矛盾

 六 谢灵运之死

 七 焦虑与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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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卫道与皈依(三)：无念无住的生活艺术家

 一 九死一生

 二 东坡居士

 三 一念清净

 四 无念无住

 五 本来面目

 六 东坡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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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观音与维摩：佛教与中国文人的偶像崇拜

 一 何方神圣

 二 普度众生

 三 千手千眼

 四 游戏人间

 五 金粟如来

 六 维摩死了，观音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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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山林与寺院：佛教与中国文人的读书生活

 一 寺院中的喜剧

 二 寺院与社会

 三 慧远和隐士们

 四 慧远与陶渊明

 五 “雕龙”者刘勰

 六 山林中的士人

 七 徐霞客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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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救世与避祸：佛教与中国文人的政治生活

 一 佛教与政治

 二 革新者柳宗元

 三 失败者柳宗元

 四 传说中的出家人

 五 并非传说的出家人

 六 剃发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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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无情与深情：佛教与中国文人的情感生活

 一 情欲问题

 二 节情复性

 三 被批判的爱情

 四 不愿动情的才子们

 五 交合败道

 六 被保佑的爱情

 七 情、道两不妨

 八 情、道两相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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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历代君主之中，宪宗算不上佞佛。他迎请佛骨，也只是一时兴起，偶然为之。在他之前，从法门寺迎请佛骨的，大有人在。相反，韩愈的反佛倒是坚持终生，一以贯之，论其执著，前少见古人，后少见来者。

如果了解韩愈的一生行事，你就知道《论佛骨表》这篇文章写得一点也不突然。唯一值得惊诧的只是，他竟然有胆量反佛反到皇帝那里去。这是勇气可嘉，还是不识时务呢？韩愈才不在乎，他只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

他认为自己该做什么事情？那就是弘扬儒学，捍卫儒教。为此，必须清除一切路障。所有路障里，佛教是最危险的一个。当韩愈还是一个初登政坛、文坛的下层文官时，就已经抱定这个理想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扶树教道、攘斥佛老。

这很奇怪。因为在那个时代，多数读书人不会像韩愈这样，非常认真地、全方位地反对佛教。相反，大家早已习惯了把僧人当成自己的朋友，从佛法中找寻心灵的慰藉，甚至生命的归宿。韩愈最著名的朋友，几乎都是佛教徒，或者至少对佛教抱持友善的态度，比如，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人，莫不如此。更讽刺的是，韩愈曾经寄予厚望，希望同自己一道反佛的学生们，也没有几个能坚持到最后。就连反佛姿态最强硬的李翱，晚年据说也拜倒于禅宗大师药山惟俨的门下。这就是说，在那个时代，韩愈几乎是孤军奋战。曾经被他激怒，或可能被他激怒的佛教徒，绝不止宪宗一人而已。

即使如此，韩愈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反佛立场，坚持得有些不合时宜，有些神经质。他从不放弃任何一个重申立场的机会，有时甚至顾不得礼貌和风度。

在唐代，文人和僧人的交往很普遍。文人乐意从僧人那里求得某种心灵的慰藉，僧人则希望借文人的褒扬提振声名。韩愈很早就成名了，有意亲近他的僧人自然不少。可是每次遇到僧人来访，他都迫不及待地板起面孔说教一番。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秋天，韩愈住在洛阳，高僧澄观突然来访。澄观此行，是受泗州太守的委托，到东都拜会各路名人的，韩愈也在被拜会之列。这本来是件挺值得高兴的事，可韩愈非要说些杀风景的话。会面结束时，他写了一篇《送僧澄观》，劈面而来的第一句就是“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接下去，他历数佛教给中国带来的诸多麻烦。然后笔锋一转，又称赞澄观有服务于公家的能力，有吟咏诗赋的才华。言下之意是，有这般能力，有这般才华，却当了和尚，真是可惜了。

被韩愈没头没脑教训一顿的澄观和尚是什么人呢？他可是大有来头。此人是华严宗的开山祖师，和代宗、德宗以至文宗七代君主保持着密切联系。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德宗还封其为“清凉国师”。这位国师，生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到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已经是63岁高龄了。而此时的韩愈，不过30多岁，虽在文坛初露锋芒，却终究只是个底层文官而已。面对年龄、声望高过自己，且是主动来访的高僧，韩愈却始终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他在诗中提到了澄观的高龄：“惜哉已老无所及，坐睨神骨空潸然。”这语气，好像是在替一个走了一辈子弯路的老学生惋惜，这是不是有些欠缺礼貌和风度呢？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春，韩愈在长安为官，另一位法号文畅的僧人前来拜会。文畅的声望比不上澄观，但是经好友柳宗元介绍来的，因此也算别有渊源。韩愈照例写一篇赠序，照例在序里说教一番。他告诉这位文畅和尚，人类与禽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类受到圣人之道的沾溉，并且有义务将圣人之道代代传承下去。凡是背离尧舜禹汤圣人之道的，与禽兽无异。韩愈又说：这番道理，以前你不知道，那不是你的错；现在知道了，能不能翻然醒悟，可就取决于你了；这番道理，很多人明白，却不告诉你，那是他们不仁；我遇到你，就要把这些真理讲给你听，这是我的义务。这样一篇火气十足的训导词，文畅和尚读了会开心吗？老朋友柳宗元读了会开心吗？自觉真理在握的韩愈才不管别人开不开心。

又有一次，一位法号高闲的和尚拜会韩愈。高闲是书法家，以精通草书知名于世。韩愈便写一篇《送高闲上人序》，和他谈论书法。韩愈先以草圣张旭为例，论述其书法精妙的道理。他认为，张旭的字所以好，除了由于专注书道，更重要的还在于其内心有一股不平之气。这就是所谓“情炎于中”“勃然不释”。这股激荡澎湃无可释然的内在情感，悉数投注笔端，才造就张旭穷极天地之变的书法境界。相反，僧人不是讲究淡泊无为、无所嗜欲吗，那么他们的内心应该是波澜不惊的，岂止波澜不惊，简直颓堕委靡，缺乏必要的生命冲动。高闲是僧人，他的内心也应如此。这样的内心，根本不可能写出好字。即便他的字看起来不错，也多半是幻术而已。原来，说了那么多，韩愈只是打算证明高闲这位书法家很难写出好字，只因他是和尚。这篇文章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僧人不可能写好字，高闲是僧人，所以高闲不可能写好字。滔滔雄辩的根基，竟是一个充满傲慢与偏见的大前提。喜欢教训人的韩愈，其实挺不讲理的。

这一辈子，为了反佛，韩愈得罪了不少人。宪宗皇帝只不过是所有被他得罪的人中最危险的一个而已。这样一个凭借生花妙笔到处说教、不怕得罪人、甚至不惜性命的韩愈，你喜欢吗？我觉得他有点可敬，却一点也不可爱。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