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1912-1949民国映画》独辟蹊径，绕开目前图书市场上纷纷扬扬的正史野史等大部头著作，精心挑选民国时期报刊杂志等当时人物文章，以民国人说民国事为纲，以读者自择为看点，将真实的历史现场还原，让读者自我抉择，时人风骨，惟君自现。该书可谓迄今唯一的民国原生态历史读物。

该书共分五卷，其中文人德行挑选民国时期文人趣事、典故、语言行为；军界逸闻展现民国军阀个人、战争、趣事等；政坛碎拾挑选政坛人物故事；巾帼佳人则是民国才女、女权人士等；满纸荒唐展现小民下层的生活状况。

该书可谓迄今唯一的民国原生态历史读物,也是一部关于民国众生的态的历史百科全书。该书不仅挑选了有趣与有意义的人与事，更有大量让人目不暇接的精美图片。全书共分五卷，文人德行挑选民国时文人趣事、轶事、典故、语言行为；军界逸闻展现民国军阀个人、战争、趣事等；政坛碎拾挑选政坛人物故事；巾帼佳人则是民国才女、女权人士等；满纸荒唐展现小民下层的生活状况。

卷一·文人德行

卷二·军界逸闻

卷三·政坛碎拾

卷四·巾帼佳人

卷五·满纸荒唐

说道文人，“温文尔雅，君子如玉”当是我们的第一印象。然盛世文章乱世武功是我国的传统，身在民国，是文人之大幸，亦是文人之大不幸。然常叹时运不济的民国文人们却往往忘记“鄙人者、人恒鄙之”的道理。与其把民国文人的悲喜剧归于时势，倒不如说是自身的德行使然。

民国是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最为激烈的时期，因此我们看到在当时的文人之中既有坚持穿前清官服，还诡辩称“吾虽故衣，与子实相等”的前朝遗老，也不乏西装革履、言必称希腊的“哈西(方)”人士。衣着如此，治学德行更是如此。

文人的德行大多体现于私节，对于自古以来就尊崇孔孟的国人而言，忠君体国、从一而终本是大善。但西方思潮的冲击却给了民国文人背道而驰的理由：勾搭朋友的妻子可以冠以自由恋爱的头衔，出卖自己的信仰不妨挂上“曲线救国”的羊头，以至于“逛胡同”、“找小姐”也能抬出“我几个月没有碰女人”的理由来。

真性情、假道学，当一切随风而逝之际，我们或许可以说一句：“轶事逸话，皆见文骨；嬉笑怒骂，何止文章！”

袁世凯做总统后，以礼贤下士自居。曾派专使迎王闿运到北京，接见时，命秘书以车恭迎。王闿运穿戴清代官服蟒袍补褂而入。当汽车抵总统府大门时，其时尚存一牌楼叫“新华门”，王问此为何门？

告以乃新华门。

王说，我观之似新莽门也。及见袁世凯，袁说，现已民国矣，老先生何以仍作清服邪？王笑答：你穿西式服装，乃夷服也，我着满洲服装，亦夷服也，彼此彼此。

王闿运性情疏阔，似六朝人物。晚年他宠爱家中一周姓婢女，甚至带其遍游天下。一日，路过湖北，王突然登门拜访湖北将军段芝贵。一见段，王便对周妇说：“你不是想看段大少爷么，这个便是了！”

清末革命党人为表示自己坚定的反清信念，决定不用清朝年号。然而，没有了清朝年号纪年，想记录日期时间很不方便，而“公元”是洋人的产物，借来使用又似乎不恰当。这时，经学大师刘师培提出所谓“黄帝纪元”的纪年法。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刘师培署名“无畏”，发表了一篇名为《黄帝纪年说》的文章，提出废除帝王纪年的传统方式，改用黄帝纪年，即以传说中黄帝降生的那一年为黄帝纪元元年。刘师培还表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其时革命党人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进行反清活动，刘师培的这个主张正好可以激发汉族人的生存竞争意识，促进国家复兴，因此后来革命党发行的各类报刊杂志，便用“黄帝纪元某某年”来标示日期，直到武昌起义成功后，湖北军政府仍采用它来纪年。

民国成立之后，一贯主张革命的刘师培的思想却转为保守，甚至成了积极为袁世凯洪宪帝制铺路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其妻何震，原名何班，早年就读于爱国女社，后来成为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为此甚至不惜与男性为敌。据说她婚后常对刘师培作“河东狮吼”，让刘师培畏妻如虎，人称“惧内泰斗”。某天夜里，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张继家中，喘息不已。接着，外头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脸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即冲进卧房，钻入床下。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房请刘师培出来。刘师培以为张继在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下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将他硬拖出来。

何与姻亲汪公权私通，章太炎发现后告诉了刘，刘却不以为怪，反怪章多事。1919年刘师培死后不久，何震也得精神病而死，一说她削发为尼，法名“小器”。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就他的标准而言，麻将显然也是一种“趣味”的游戏。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定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

民国六年(1917)，德富苏峰在北京与梁启超会晤，当时梁启超已有“中国之德富苏峰”之称，而苏峰则自谦说：“实应呼我为'日本的梁启超'也。”

1926年2月，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不顾朋友反对，住进协和医院，施行割肾手术。不料，所割除之肾，经检查并无病变，而尿血症也未见康复。于是医生又说病因在牙齿上，拔取牙齿七枚，而尿血症依旧没好转。医生们只好又改称毛病在饮食，把梁饿了数日，尿血症更甚，最后溘然长逝。故而有人言：梁虽未被西医所救，然而临死前，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西医。

余杭章太炎只知学问，于人情世故竟毫不知悉，以致出门即不能自归。其在东吴大学的同事黄人也是一个痴人。这两个痴人一次在茶馆小坐，结账时才发现都没带钱，两人商议一番，遂决定将章留下以作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于是一看成痴，将章抛诸脑后。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