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今天的话来说，孔子不仅是大思想家，而且也是大时评家。他对于当世人物的点评是极为精准的，真可谓“一针见血”。
孔子曾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话初听起来有点夸张，实际上点出了管仲的最大功绩：华夏民族的文明化进程之所以没有断裂，他是首屈一指的功臣。
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管仲不仅维护了华夏文明的延续，而且使之进一步地文明化、礼仪化，这是以他先进的文明思想为基础的。而管仲的文明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仓廪实则知礼仪”这一论断上。
管仲已经能够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他注重物质文明的建设，把富民放到首位，“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是他率先提出来的。他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一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根源，是首先要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
古代，国民经济非常单一，农业生产一直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管仲比其他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在于，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也十分重视工商业。正因为如此，齐国才一跃成为最富有的国家，为称霸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接着管仲又指出：“仓廪实则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就是说，老百姓的粮仓满了，丰衣足食了，就会知书达理，分清荣辱，国家也就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管仲认为，建设精神文明还得从国君开始。首先，国君要带头清廉，养成节俭的好风气；第二，国君要以天下人的利益为重，不可一味沉溺于个人享受。
一天，齐桓公向管仲请教：“国君要尊敬什么？”
管仲言简意赅地回答：“要尊敬天。”
桓公还真听话，他马上抬起头来仰望天空。
管仲说：“我说的天，可不是指无边无际的苍天，而是指天下的百姓。老百姓称颂国君，社会就会安宁。老百姓帮助国君，国家就会富强。要是老百姓说君主不好，那就危险了。老百姓一旦不信任君主了，就会使国家灭亡。”
桓公说：“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啦，”管仲说道，“譬如社会上的奢侈之风，如果不坚决刹住，老百姓就会失去对君主的信任，并且起来赶走那些贪官污吏，从而使社会陷入动乱之中！”
“依你看，应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桓公问道。
“这要从您做起。国君带头俭朴，群臣便不敢奢侈；群臣一旦清廉，地方官必定不敢贪污腐败。这样，老百姓就满意了。”管仲说道。
齐桓公心悦诚服地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一定按照你的意见去做。”
管仲在齐国当了40年宰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人。他去世之后，齐桓公悲恸不已，大呼：“哀哉仲父，是天折吾臂也！”
从齐桓公的私心角度，他尊称管仲为父是可以理解的；而从整个天下的角度，管仲堪称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文明大使。培根说：“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区别，几乎是神与人的区别。而这个区别不是从土壤来的，不是从气候来的，也不是从种族来的，而是从学术来的。”管仲，正是一个既有“学”又有“术”，既有思想又有办法的人。
老子：大道无言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宗师，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宗师。公元前538年的一天，这两大宗师曾有一次重要的会面，这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事件。
当时孔子才34岁，而老子比他大30多岁，已经是德高望重的大学者。所以，孔子恭恭敬敬地向老子请教了包括“礼”在内的许多问题，并且深受教益。回来后，孔子在弟子面前赞美道：“我知道鸟能飞，但常被人射下来；我知道鱼能游，但常被人钓出来；我知道猛兽会奔走，但依然常落入罗网陷阱。只有龙不是我们所能知晓的了：它能云里来、风里去，变幻莫测，无人能识其全貌。这次见到老子，他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想，老子大概就像龙一样吧！”
老子的思想，的确有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玄奥，有一种朦胧诗般的曼妙美感。他是中国式智慧的一座高峰，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座奇峰。他的著作《道德经》在世界上有上千种译本，是全部中华典籍中翻译得最多的。P4-7
一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时间上说，是在明朝之前的。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清明理性的孔孟之道。崇尚自然、游离社会的道学，作为主流思想的补充，与儒学一起“相辅相成”、“一阴一阳”，使得社会主流思想具有强大活力。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的源头，无论是周公、老子、孔子，还是后来的诸子百家，比如说孟子、苟子、庄子、韩非子、墨子等等，都对人生保持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度，保持孔子学说实践理性的基本精神，即对待人生、社会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的思维模式；善于协调，讲究秩序，在人伦日用中保持满足和平衡的生活习惯……中国文化的源头如此，决定了汉民族的心理结构和精神走向，包括汉民族理想追求、文化风格以及审美倾向。
中国文化在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高蹈的士大夫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于：人们遵从天地人伦之间的道德，有高远的理想，讲究人格的修炼，反对人生世俗化，鄙视犬儒的人格特征。从春秋时代起，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使命，以追求道德、知识和审美为人生归宿。比如说孔子，从他的言语来看，更像是倡导一种人生价值观，追求人生的美学意义。又比如说庄子，他的学说，不像是哲学，更像是一种生活美学：道是无情却有情，看似说了很多超脱、冷酷的话，实际上透露出对于生命、本真的眷恋和爱护，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功利是非，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以达到安详和宁静，让自我与整个宇亩合为一体。这种贯穿着士大夫精神的人生价值观，让人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超越种种庸俗无聊的现实计较和生活束缚，或高举远蹈，或怡然自适，或回归自然，在前进和后退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这就是中国历代±大夫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艺术清洁精神。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经说：“在艺术上，他们(中国人)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们追求情理。”这是说到关键了。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就是如此，一方面高旷而幽远，另一方面也连着“地气”，是自发的浪漫主义和自发的经典主义的结合。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思想的经典派。当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之后，这种以出世和解脱为目的的宗教体系遭到了儒学和道教的抵抗，从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凉的成分。经过“中庸之道”的过滤，其中极端的成分得到了淡化，避免了理论或实践上的过火行为。也因此，一种中国特色的佛教观产生了，佛教在中国更多变身为“生活禅”，变成一种热爱生活创造人生的方式。中国人一方面避免了极端的“出世”之路，另一方面。由于心灵的滋养、美智的开发，使得东汉魏晋，包括后来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以及唐宋元产生了很多高妙的艺术，“艺术人生”的观念也随之如植物一样葳蕤生长。可以说，这些朝代，是中国最具审美价值、最开人们心智、也最出艺术珍品的年代。也因此，很多艺术种类都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高峰，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它们洋溢着一种高蹈的精神追求，境界高远，洁净空旷，如清风明月，如古松苍翠。从审美上看，由于存有或明或暗的观照，存有人格与事物的交融，主题得到了提升，感悟与生命同在，境界与天地相齐，一种深远的“禅意”油然而生……从总体境界上来看，这一阶段的各类艺术形式，因为主题和境界的破对立、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反认知、重感悟、亲自然、寻超脱等等，达到了各自的高峰。它们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
中国的艺术精神到了明清之后，有低矮化的倾向。明清以后，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专制制度进一步严酷；加上统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以及愚民政策的目的，整体文化和审美呈低俗化的倾向，社会和人生的自由度越来越窄，艺术的想象空间越来越逼仄，艺术作品的精神高度下降。随着“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的推行，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被扼制，审美弱化，艺术更趋“侏儒化”、“弱智化”。大众普罗的喜好抬头，刚正不阿的风骨软化，崇尚自由、自然、提升的审美精神也在丧失。不过尽管如此，在明清时代的中晚期，那种崇尚自然、物我两忘的高贵精神仍时有抬头，一批有着真正艺术精神的独立艺术作品或有出现。尽管如此，士大夫精神已不是艺术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它只是一种空谷幽兰的生命绝响。
近现代之后，由于社会动荡，战乱连连，再加上西方现代化所导致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渗入，中国的文学艺术遭到了进一步摧残，传统的艺术精神更进一步沉沦。艺术的政治化倾向、实用主义倾向和世俗主义倾向抬头，这直接导致了真正的艺术精神缺失，艺术的品位下降，高蹈精神向世俗俯首，自然和自由变身为功利和实用，士大夫精神更是变身为犬儒主义。中国近现代上百年的屈辱和战乱，更使得中国自古以来高洁的审美观变得扭曲和肤浅：黄钟大吕变成田野俚语，布衣青衫变成了披红挂绿，古琴琵琶变成了锣鼓鞭炮，洁身自好变成了争相取宠，安详宁静变成喧哗骚动，幽默风趣变成庸俗不堪……如果说是与非、美与丑是人类最基本标准的话，那么，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基本标准都在丧失，很多人已分辨不了是与非，也分辨不了美与丑。“文革”时期八个脸谱化的样板戏在左右着中国人的全部精神生活，而到现在，似乎是一场“群魔乱舞”的电视春节晚会代表着最高艺术水准。这样的现象，又何尝不令人扼腕叹息！
如果说中国当代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的话，那么，以我的理解，当代教育最大的问题，甚至不是传统丢失、精神扭曲以及弱智低能，而是在美育上的缺失。很多年来，人们丧失了一些最基本的判断，不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很多人将美当成丑，将丑当成美，从而失去了美的方向性。这一点，只要观察我们周围的人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对于生活没有感觉，对于美丑没有鉴别的人。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功利，只是物质，只是金钱，只是对美丑的弱智的鉴别和判断。这些人不仅仅是一些教育低下的人，甚至一些貌似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是这样——他们虽然拥有很高的学历，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但在美丑的辨别力，以及对于艺术、心灵的觉察力、感悟力和理解力上，同样表现得能力低下、缺乏常识。这样的现象，实际上是我们多年以来的教育缺乏美育，缺乏精神导向的结果。一个人的审美，是与道德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审美的缺失，实际上也是道德和智慧的缺失。一个对美缺乏判断力的人，很容易在人生中缺乏动力和方向，也很容易被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极端主义、工业主义所奴役，成为过度现代化的牺牲品。在很多时候，这种人不可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只是一架精神匮乏的机器。
现在，这一套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精心组织的“最美中国丛书”，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一些“寻根”和美育上的缺失。这一套书的第一辑共十本，它们分别是：《最美的思想》《最美的品格》《最美的女性》《最美的诗歌》《最美的文辞》《最美的书画》《最美的宝藏》《最美的乐舞》《最美的风物》《最美的民俗》，旨在于“重建中国优美形象，重构华夏诗意生活”，通过对古代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风景民俗等的重新梳理，重新发现中国特有的美，倾情向世人推介这种美，以期真正的美得到传承。这套书知识精准，图文并茂，力求童趣与大美的融合，悦目和感人的统一。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来说，这一套书，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它可以让人知道，什么是中国的最美，什么是中国真正的美。
上个世纪初，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五育”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其中，美感教育尤其有特色，蔡先生还以“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闻名于世。在蔡元培看来，美育是宗教的初级阶段，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美育教育是一种基础，并且相对宗教，美育更安全，更普及，也更为人接受。通过美育，可以培育出道德是非的基础，培育出向上的力量。虽然蔡元培的这一观点引起过一番争论，但对于一个人来说，有美的熏陶，有对于美丑的正确判断，怎么都不能说是一件坏事。并且，美与是非，与善恶，与道德，与人类的心灵，与这个世界的根本，是联系在一起的。以对美的判断和感知为出发点，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曾经的艺术生活，了解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从而进一步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规律，与身边的一切做到和谐相处，都是大有好处的。
也许，这套书的意义就在于此。
莫幼群编著的《最美的思想》以人物为坐标，以人本性、创新性、超越性为标准，力求发掘古代和近代中国思想的优美和壮丽，彰显坚韧和励志的中国精神。
《最美的思想》精心选择了50个中国古代和近代思想史上的代表人物，从大禹的“水的智慧”、孔子的“和为贵”、鲁班的“最初之翼”、司马迁的“向死而生”，一直写到李时珍的“本草精神”、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鲁迅的“梦里野革”，涉及哲学思想、人文思想和科技思想等方面。全书力图表明：“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着一批有思想的中国人；中国之所以美好，首先是因为我们有着美好的思想和不断与时俱进的创新理念。”这些思想者及其思想成果，从远古起，长期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既是对世界文明进程的重大贡献，更是当今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资源。
“最美中国丛书”旨在于“重建中国优美形象，重构华夏诗意生活”，通过对古代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风景民俗等的重新梳理，重新发现中国特有的美，倾情向世人推介这种美，以期真正的美得到传承。这套书知识精准，图文并茂，力求童趣与大美的融合，悦目和感人的统一。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来说，这一套书，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它可以让人知道，什么是中国的最美，什么是中国真正的美。
本书为《最美的思想》，由莫幼群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