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我们的“原罪”
1．绝望短信
“这小孩完了”，是我收到的一条短信，发信人是晏紫，“这小孩”是我们的儿子修远，读高一上，收信时间是2007年2月4日。那时，我正在37年前插队落户的宜昌县一个叫谭家冲的小山村里写作，同时通过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调治我的失眠症。
这条短信令我已见好转的病情立刻反弹，那天我几乎一夜不眠。儿子出了“问题”，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家庭、学校以及周边亲友一切试图力挽颓势的努力均不奏效。儿子像一架失事的飞机，带着巨大的惯性往一个我们不愿看到的低处坠落，着了魔一般，我们，以及与我们有关的大小家庭无所作为，穷途末路。
此前一个多月的2006年11月17日，晏紫就给我发来“修远情况很不好”的短信，那时她还没有这么绝望。“很不好”以至“完了”，都在预料之中，整整一个高一上半学期，儿子不听课不做作业，只上电脑打篮球，上课就睡觉，怎么可能好又怎么可能不“完了”呢。
晏紫是武汉一所大学的老师，当她以母亲和老师的双重身份对儿子感到“绝望”时，这种绝望也是双重的：母亲对儿子的绝望，老师对学生的绝望。
记得2006年初中毕业前夕，班主任把我叫到学校，当着我和儿子的面说：“徐修远聪明、优秀的神话已经破灭了！”语文老师第二天对我说：“你的儿子油盐不进。”又一天夜晚的学校操场上，副校长兼物理老师得知我是徐修远的父亲后说：“你的儿子软硬不吃。”儿子正是背负“软硬不吃，油盐不进”八个字进入的高中。现在回想，作为父亲，当初对儿子恼羞成怒地转述这个“八字标签”真是愚不可及，可我当时硬是意识不到，愤怒淹没了理智。它没能使儿子知“耻”而后进，反而成为他后来干脆自我放弃的催化剂。等到明白时错已铸成。而老师也没有意识到，有的时候，自己的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可以成就一个孩子，也可以毁掉一个孩子。
客观地说，今天的中国，绝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教育与自我教育是每个人毕其一生都需要学习与实践的一项重大、艰深的工程。教育之所以艰难艰深，盖因它面对的是各个不同的人，一个个禀赋、品性各异的活生生的个体。中国以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为荣，孔子以自己千年不朽的教育思想和普世价值观傲立于人类文明之巅，然不无讽刺的是，当孔子学院如今在全世界遍地开花(截至2010年6月，91国，302所，孔子学堂272个)时，中国自己的教育却问题成堆；应试教育四面楚歌，至今仍东奔西突找不到出路。长期以来，“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精髓被束之高阁，相互关联互为依存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有意无意形成共谋，孩子、学生成了教育生产流水线上的标准化产品，不符合“标准”的学生被流水线剔出，成了“次品”或“废品”，大量的所谓“问题学生”、“问题孩子”便由此产生了。明明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明明是我们的教育问题成了“问题教育”，恶果却落在“问题孩子”、“问题学生”身上，这不公平。记得多年前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话：这些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失误。中国只提“科教兴国”，不提“教育立国”。恕我愚钝，我不明白，这么多年了，教育和社会道德伦理都这样了，为什么不以教育立国？以教育立国就这么难吗？难在何处？不立的原因是什么？我以为科学技术当然不应优先于教育，是先有教育后有科学。科学技术是工具，而教育关乎的是人，技术和工具是人掌握的，若认同以人为本，若以孩子的今天预见中国的明天，则当明白无误地以“教育”为立国之本(我以为“教育立国”立的是国之魂魄)，否则，中国的教育仍将继续“失误”下去。
此属一己之见，是我对当前广义教育的思索，而逼我思索乃至于反省的是我的儿子，因为他已然成了一个被学校认为的“问题学生”。 从表面看，儿子从一个优秀的学生滑落到“问题学生”只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而实质是，由于我们的种种失误，这种滑落从儿子出生不久就开始了，无数失误的因累积成了“问题”的果，认识到这一点，我和晏紫用了16年的时间。
我这里说的“失误”，主要是指我们家庭教育的失误。因为这些失误，我们和儿子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及无数不同内涵的泪水，以及无数个揪心揪肺的日日夜夜。
2007年2月初，我在乡下接到晏紫的电话，她说儿子要买一副新耳机，她不肯买，儿子马上就说我不上学了。她害怕了，说你问你爸，他同意买就买。儿子给我打电话是很稀罕的事，这次电话却很快打来了。我在电话中断然拒绝。但我可以想象家中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在儿子的物质要求上，多少年来我与晏紫走极端，在晏紫，只要儿子学习好成绩好，儿子的任何物质要求无不满足；在我，因为不满儿子对物质的过于享受，不满晏紫对儿子物质要求的一概满足，便全力遏制。十多年里，儿子便也习惯了要什么东西只找他妈从不找我，我也就成了颇受他们母子腹诽的“没有爱心的父亲”。现在我才认识到，这是儿子与我感情疏远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从小受的是“严父慈母”的传统教育，这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的，但用于如今的独生子女，作为一个当下的中国父亲，我失缺了拿捏尺度的能力。
果真，儿子不上数学课了。随后的几天，在乡下的我开始不断地给儿子和晏紫发短信。儿子很长一段时间就不与父母交流了，我们完全不明白这是因为什么，问他任何事情，他的回答永远是惹你恼火的三个字：不知道。决绝，冷漠。于是，手机短信成了我与儿子交流的唯一通道——尽管是单向的，一厢情愿的。六条短信，前三条给儿子，后三条给晏紫。P1-3
2011年6月，儿子大二下即将结束，此书即将付梓。儿子是个有故事的人，两年过去，其间的故事已不在此书的写作范围。我当然希望他的新历史、新故事能继续写下去，但不是我写而是儿子写。我和儿子他妈都期待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儿子写出的关于自己的，并与此书有关的一本书，那将是多么令我们快慰的事。他还可在书中纠正此书中的一些不实、不当、不虞和自己感到不快之处，写出真相，写出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2010年12月25日，我还在从埃及返国的飞机上，晏紫已赶往北京观看由中央戏剧学院创作，有与儿子要好的师兄李俊苇参演的大型话剧《潘金莲》。与此同时，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表演艺术委员会在中央戏剧学院举行成立大会，儿子和中戏的一帮同学将为大会演出一台节目。晏紫终于看到了儿子第一次正式的舞台表演。她说儿子经常排练到半夜两三点，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2011年暑假不放假，要排练由外国导演指导的莎士比亚话剧《理查三世》。我说，这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风格，儿子已经逐渐适应了中戏这种紧张的节奏勤奋的学风和对艺术孜孜以求的坚韧精进，这就是他将来的生活常态。
说这话时，我立刻想到了另外一群孩子：韦杰、黎闯、黄学前、唐威仪、何晨、黄衡……23个我曾经采访过的孩子，一张张稚气未脱却又沉重压抑的脸，以及许多我亲眼见过的那些不知名的孩子，还有那些身处“黑暗”之中却写出感人美文的孩子和在长征途中发出过美丽的回声的孩子，还有让我既亲切又惆怅的记忆、印象、想象中那烈日下、风雨中身穿迷彩服一眼望不到头的行军队伍……
一种本能的联想，由今天的儿子蓦然跳转到那些有过和儿子一样的生命际遇的孩子。我于是决定在此书的后面再写一个后记。
后记主要为这些孩子写，为我曾采访过的23个孩子写。我尤其想知道23个孩子的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问候一声：孩子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孩子们，你们可还记得当年在三峡采访过你们的那个徐伯伯？你们当时可都答应过我，无论将来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你们都会给我写一封信的，说最真最真的心里话；我也答应过你们，只要你们给我写信，我就会给你们回寄一本我写的书。可是快4年了，23人中只有浙江的韦杰一个人给我写了信，22人都没了音信。我没有丝毫责备你们的意思，只是想告诉你们，我仍然记着你们，记着这件事。新疆的徐彬，你的面包房开张了赚钱了吗？云南的孔迪，你当上职业车手了吗？香港的黄衡，你工作了吗？摆脱了父母的束缚了吗？贵州的胡先玲，你当上警官了吗？重庆的阮文君，你考上四川音乐学院了吗？江西的何晨，你当上护士了吗？
孩子们，现在，我因儿子在三峡纵队的那段经历写了这样一本书，我也想借此书与你们再次见面，我多么希望你们都能看到这本书啊。我至今仍然希望能收到你们的信——突然的某一天，一个清晨，或者一个傍晚，纸质的，或电子的，一个我熟悉的名字……然后，我会心存感激地迅速兑现我的承诺。
记得你们每个人都有我的名片的，上面有通信地址和电话，还有电子信箱。也许你们在行军途中，在后来的学习或工作中不小心丢失了，那也不要紧，我现在再告诉你们一个电子信箱：xushiliwxy@163．com
我盼望着。
孩子们啊，我想念你们！
徐伯伯
2011年6月10日
“站在苦难的门口”，是儿子参加2009年湖北省高考自拟的作文试题，我立刻拿它作了本书前言的题目。
儿子高考一结束，我便瞒着他开始写这本书。书出版的时候，第一个感到震惊的将是我们的儿子。那时，儿子在大学念书的可能性很大，当然也不排除别的可能。从现在起直到此书出版的这段时间，我们夫妇必须将此事瞒得密不透风，双方家人中也不能让任何人有丝毫察觉。
世上竞有这样的写作。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原因说来也简单，这是一本主要写他的书，儿子知道了很可能不让写，这样此书便会夭折，甚至永远不可能问世。而我和妻子晏紫却认为此书应该写，因为我们不仅仅是为儿子写，也是为与儿子同龄同代的孩子写，为每天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几千万中国家庭写。和市面上许多内容重复的亲子、励志、成功、成才类书籍不同，这本书是写苦难与黑暗、失误与教训、沉沦与挣扎、拯救与自救、理解与和解；写沦陷之后的浮升，写人和命运，以及人与命运的关系。
这样真实地写出并以这样的方式写，我们确实感到有点对不起儿子，但不写出更对不起儿子，这是我与晏紫的共识。也试想说与儿子知道，儿子未必不让写，思来想去，我们不敢冒这个险，宁可委屈儿子。书出之时，儿子大约又大了两三岁，成熟了些，他那曾经被深深刺痛的心，或许那时对疼痛已经有了一点耐受力，已能坦然承受、接受，也未可知；以他那时的境界，他已能体谅并原谅父母也未可知。这是我们又一个共同的想法，抱了些侥幸和孤注一掷。
我的文联同事李贺明曾经说，“儿子是上帝派来磨练你们的”。可哪个独生子女又不是上帝派来磨练他们父母的呢？又有几个“特保儿”家庭不曾弥漫一个孩子的战争硝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和独生子女家庭出现，由此，国家的人口形态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中国的年轻家庭发生了30年波澜起伏的震荡和躁动不宁，至今潜流汹涌，影响深广。以减少人口换取个人和家庭生活质量以及人口素质的提升，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增强国家实力，其成效为世瞩目。30年过去，人们开始对独生子女政策所引发的人口伦常、家庭伦理、教育弊端等开始反思，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已成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城市“一胎化”似有所松动，但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一基本国策在可以预见的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因此，同样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能否做好独生子女的父母，是中国当代年轻父母必然要面对的一个宿命的难题。
我和晏紫就被这难题难了整整18年。做独生子女的父母，我们无“往”可继，但有“来”可开，无“前”可承，但有“后”可启。此前若有这样一部书对我们“启后”、“开来”，我们当不致走那么长的弯路，人脱去几层皮，在黑暗里摸索到儿子成年。经历了之后，我们才强烈地意识到中国早该有这样一本书，却没想到，突然有一天命运安排此书由我来写。我想如果我不写出，若干年内，恐仍将难有这样一本书问世。
天、地、人，物、事、力，各种因素聚合于一身，我遵从天意。于私，是为儿子，为了如他所愿将来能“更加地完美自己”，同时不忍心辜负他106天的艰辛之旅以及于106天的困厄中写出的97篇日记和6万字的真情文字。于公，我们欲“启后”。这与我的职业和职业道德有关。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开拓者王凤仪有言：“道”是行的，不行没有道；“德”是做的，不做没有德。昏暗的夜街，我一脚踏进无盖的窨井，一身伤痛。我爬了出来，抚痛而去，头也不回，可我明知身后的行人正熙攘而来，明知必有人和我一样跌进窨井，有人会比我更惨更痛。我若如此这般，私心以为失德。我写这书，是站在井口指示后来者绕道，是找来石块将井口围拦，是用木板在井口竖起一块标识，是用手电、烛火在黑暗里亮起一束微光。 准备材料、构思此书时，我常会想起鲁迅当年喊出的那声“救救孩子”，想象鲁迅忧心如焚的样子，想念那句“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的话，常常想，常常就被这些话触动、感动。有媒体、网站和教育刊物报道，中国现在有若干千万“问题学生”，后被有关部门否定。虚假新闻或数字不实应该否定，但“问题学生”这个客观存在的庞大群体却很难否定，很难装作没看见。至于该不该给学生贴“问题学生”、“差生”的标签，则又当别论。有多少个“问题学生”就有多少个“问题家庭”，就有累以亿计的“问题家长”。问题是，我们至今还没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写作之前，我就想到要用这篇写在书前的文字给将来突兀看到这本书的儿子作点心理铺垫，翻开书，儿子会迎面碰上“问题学生”、“差生”、“择差教育”这些刺目扎心的字眼，这篇文字或能起到镇痛减痛的效果，切望儿子挺住。儿子，这次你不会是又一次“站在苦难的门口”，因为你已经长大了、成人了，对“苦难”已经有了较深的感悟，而且已将“苦难”置于案几，跃然纸上，呈现于考场。个人的苦难能使别人受益，这样想，疼痛是不是会减轻些呢。
我还特别想借这篇文字为此书做个宣传。我不避讳，因为我心存着一个美好的愿望——每卖出一本书，或可挽救一个人、一个家庭；多一个人看这本书，就多一个孩子或家长早日拔身于泥淖而卓绝前行。
《一个孩子的战争——家庭拯救纪实》由徐世立编著。
《一个孩子的战争——家庭拯救纪实》内容简介：90后男孩徐修远自从接触电脑后，迅速从初中时的优秀生滑落为高一时不愿死读书的“另类学生”，学习、生活、意识一片混乱，既无力自救也拒绝他救，使原本幸福的家庭突然陷入绝望之渊。父亲为寻一条救助之路，与孩子母亲一起，用一种十分黑暗的方式将儿子送到社会上俗称的“魔鬼训练营”。儿子从此开始了严格的、准军事化的教育训练，并随后参加了一千公里的“长征”。
但受训时间未结束，父母提前接回儿子。重入高中学习的儿子又表现出极不适应，一切很快回到原来的状态，家长一筹莫展，孩子和家庭陷入又一轮的“水深火热”之中……
徐世立编著的《一个孩子的战争——家庭拯救纪实》不仅仅是为儿子写，也是为与儿子同龄同代的孩子写，为每天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几千万个中国家庭写。
从表面看，儿子从一个优秀的学生滑落到“另类学生”只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而实质是，由于我们的种种失误，这种滑落从儿子出生不久就开始了，无数失误的因累积成了“问题”的果，认识到这一点，我和妻子用了十六年的时间。
什么时候，中国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阻遏住了“重点”、“示范”的泛滥，什么时候不再人为地分割、强化“重点”、“非重点”，什么时候废除了基于经济利益和政绩的校中校、班中班，什么时候废除了各自为政自立标准花样百出的金钱择校，废除了学生人格的分级、分层，才算真正实现了教育的公平与正义，中国的教育改革才会有根本性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