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我国中古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他蔑视权贵，淡于功名，关心黎民疾苦，捍卫人格尊严，曾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他热爱劳动，热爱生活，性格豁达，狂放不羁，崇尚自然，向往美好未来。他的诗文质朴无华，清丽自然，寓绚于素，大巧若拙，韵味隽永，意境清幽，自辟蹊径，独树一帜，如羚羊挂角，了无痕迹，具有浓郁的田园和乡土气息，对后世诗歌创作有极大的影响。他的一生，充满了一位诗人、艺术家对真善美和生活真谛的渴望与追求，洋溢着独特的意蕴和情趣。李长之编著的《陶渊明传论》对陶渊明平凡伟大的一生及其艺术创作活动和艺术风格的形成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研。

李长之编著的《陶渊明传论》对陶渊明研究中的主要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探索。仍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材料为依据，多考证问题，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前人和当代学人的观点，言之成理者，则予汲取，不再立新说；反之，即或是著名学人的观点，也阐明自己的不同看法，不敢人云亦云。

《陶渊明传论》主要内容包括了陶渊明的两个重要先辈——陶侃和孟嘉，陶渊明的一生及其作品以及陶渊明论。本书资料翔实可靠，内容丰富深刻，观点鲜明，多有新见，是一部价值很高、不可多得的传记文学作品。

自序

陶渊明的两个重要先辈——陶侃和孟嘉

 一 关于了解陶渊明的政治态度的一点线索

 二 被人轻视的善战的溪族

 三 自强不息和反对浮惰

 四 陶侃是桓玄、刘裕一流人

 五 魏晋风度的实际意义和桓温系的孟嘉

 六 陶渊明所受两方面的影响

陶渊明的一生及其作品

 一 引子——陶渊明诞生的时代

 二 陶渊明的一生的总括

 三 早年的生活和教育

 四 十二年的矛盾生活的开始

 五 矛盾的继续

 六 桓玄政变时期的陶渊明

 七 最后的摇摆——《归去来兮辞》的创作动机的分析

 八 步入二十二年的躬耕生活一他的思想的成熟

 九 再度改朝换代时的陶渊明

 十 陶渊明的死

 十一 尾声

陶渊明论

 一 论陶渊明的政治态度

 二 论陶渊明的思想态度

附录

陶侃是桓玄、刘裕一流人

现在谈陶侃的政治态度，并从而对陶渊明的政治态度也作一臆测。

首先，我们要记得陶侃是一个跋扈的军人，更恰当地说，是一个跋扈的军阀。他带兵四十年，有曹操那样的机智和勇敢，他在东晋的地位是在王敦、苏峻、桓温、桓玄，、刘裕这一个行列里。从王敦起，到刘裕为止，都是想学曹操、司马懿那种夺取政权的方式的。

当时的晋室很微弱，所谓皇帝不过是天天受那些有名的士族和跋扈的军阀的气的可怜虫。在最初，军阀与军阀间有些牵制，那些出身士族的政治家又有些手腕，就利用军阀间的矛盾，维持了小朝廷的局面。后来这些士族的势力衰弱了，军阀们就自相吞灭，所以在士族出身的大政治家谢安一死（公元三八五年），桓玄就几乎成功（公元四。三年），刘裕就完全成功（公元四二○年）了。王敦（公元三二四年）、苏峻（公元三二八年）、桓温（公元三七三年）等的失败，不过是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而已。

这些军阀夺取政权的步骤，几乎有一个一般的公式：一是握有军事大权；二是占有两个军事要地之一，或者是长江上流武昌、江陵、荆州一带；或者是在建业之西京口（镇江）一带；三是对内要有军事上的优胜的表现，先是平“造反”的，取得更高的军事地位，就慢慢自己也对“造反”垂涎起来；四是对外也要立功，因为这时一般人所感觉最大的问题还是收复北方失地，在这一方面如果没有表现，是不容易受人拥护的，这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本；五是最后，就是取得像曹操、司马懿那样的“阿衡”的地位以后，就请皇帝“禅让”。刘裕就是完成了这些步骤的一个典型，其他的军阀或者完成其中的一部分，或者具体而微。

陶侃也是属于这个类型的。他是一个活了将近八十岁的老军阀（他在临死时上表说：“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时为公元三三四年）。他在西晋末年已经崭露头角，已是荆州刺史，打败过王真，打败过杜弢。平了王敦以后，他是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征西大将军；平了苏峻，他被封为长沙郡公，加都督交、广、宁七州军事。他镇守的地方，正是江陵、巴陵、武昌等地。这就是，他已有了上面所说的夺取政权的三个步骤：握军事大权，居军事要地，平内乱有大功。那么，下一步呢，那就是他在最后所上的表中所说的：“臣间者犹为犬马之齿尚可小延，欲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龙，是以遣毋丘奥于巴东，授桓宣于襄阳，良图未叙，于此长乖。”可惜的是，这一步已经布置了，却没有完成就死了。

就他的身份和地位看，就他处的环境看，就他前前后后的同样身份和地位的像王敦、苏峻、桓温、桓玄、刘裕等的榜样看，他如果是例外，那倒不可思议了。

陶渊明在《命子》诗里说他“天子畴我”。注家虽然对“畴”字费了许多事，绕了许多弯儿，不肯说那就是和天子相等的意思，然而就当时的情势看，就下文“孰谓斯心，而近可得”看，并且注家已经知道是指桓玄、刘裕了，那么那句话的实质意义乃是：“彼可取而代也。”

如果我们根据当时历史的情况加以理解的话，陶侃是不可能完全忠于晋室的。他可以夺取政权，一旦条件成熟。历史的记载也就是如此。《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记他平苏峻之役时说道：

暨苏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为贼所害。平南将军温峤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顾命之列，深以为恨，答峤日：“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峤固请之，因推为盟主。侃乃遣督护龚登率众赴峤，而又追回。峤以峻杀其子，重遗书以激怒之。《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就记得更明确：

（峤）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国难，侃恨不受顾命，不许。——时陶侃虽许自下而未登，复追其督护龚登。峤重与侃书曰：“仆谓军有进而无退，宜增而不可灭。……仁公今召军还，疑惑远近，成败之由，将在于此。……恐惑者不达高旨，将谓仁公缓于讨贼，此声难追。……假令此州不守，（祖）约、（苏）峻树置长官于此，荆楚西逼强胡，东接逆贼，因之以饥馑，将来之危，乃当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以大义言之，则社稷颠覆，主辱臣死，公进当为大晋之忠臣，参桓文之义，开国承家，铭之天府，退当以慈父雪爱子之痛。……今出军既缓，复召兵还，人心乖离，是为败于几成也。愿深察所陈，以孚三军之望！”峻时杀侃子瞻，由是侃激励，遂率所统，与（温）峤、（庾）亮同赴京师。

可见陶侃本来不想出兵，出了兵又后悔，只因想到爱子被杀，但也是别人借此激怒，才去打仗的。他对于晋室是多么冷淡？不但冷淡，想到“不在顾命之列”，还“深以为恨”呢。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传说：

（侃）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犹痛。——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晋书》卷六十六

清丁国钧《晋书校文》对于这种传说很不以为然，说：“曰潜有，日每思，曰自抑，皆非本人不知，作史者从何探得？桓公东晋第一名臣，而传文多微词，于无可捉摸之中，构坐以不臣之罪，尤可骇怪。”其实是没有什么可骇怪的，如果从当时大势上去理解的话。而且上面这一段传说也并非《晋书》的创作，而是在王隐的《晋书》和刘敬叔的《异苑》中已经记录了的。我们说过，陶侃是一个精细而有打算的人，他想夺取政权，但他不会不考虑到现实的条件，他也一定觉得当时条件还没成熟，例如对外立功，就还只有布置而没完成，如果猛进，便会失败，他有这种意识之后，所以在梦中，就变为折翼堕地了。他大概并非因为有过这个梦，才自抑而止，恰恰相反，正因为自抑而止，才有了这个梦的吧。

除了由于以前的人对于梦的科学知识不足，记录梦和现实的先后关系上有所颠倒而外，这个梦的传说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也完全有真实性的。

陶侃不是一个完全忠于晋室的人，而是一个有野心夺取政权的人，乃是正如桓玄、刘裕的类型一样的人，只是还没布置就绪，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以前的一部分历史家不肯这样认识他，那只是由于为了统治者的利益，怕给这种人以鼓励，同时也是怕见“叛逆”的字样，有些触目惊心就是了。后来又由于陶渊明的地位之提高，统治阶级的学者既认定陶渊明是忠于晋室的，于是也助长了粉饰陶渊明的先辈陶侃的政治态度。但也有折衷的意见，以为陶渊明虽是忠于晋室的，陶侃却有问题，那就像蒋薰在评《命子》诗中所说：“长沙公侃，前史多议其非纯臣，而此心有不可问者，陶翁为祖讳也。”这多少看见了真理的一半。

陶侃的政治态度显明如此，陶渊明对于他既只有赞扬而没有批评，加之陶渊明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又受陶侃的影响那样多而且大，陶渊明对于晋室是什么感情，还不很容易推断了么？但这个结论且不忙着下，再看他的外祖孟嘉。P16-21

关于陶渊明，我时常要给他写一个传或者评论。也曾起过几次草，但都没有完成——时日稍过，自己的见解也随着变了。现在写出的是在较长的时间内比较固定一些的看法。主要的是企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他和晋、桓玄、刘裕的关系如何，以及他对农民的态度如何，总之是他的政治态度；二是他和儒家、道家、佛教等的关系如何，究竟应该肯定他有几分儒家思想，有几分道家思想，以及他自成为一种思想面目的是什么，总之也就是他的思想态度。我觉得他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态度也都有一种发展，文中也就附带地加以阐明。为了准备论据，必须先有一个较详的传记，并且对他的作品创作的时日也须有一个考订，这也就是书的前半的内容。这些见解都不够成熟，是不成问题的，只有请读者们赐教！同时这些见解也有大部分是继续了前人以及当代人的研究成绩，这点则是应该声明，并表示感谢的。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吧。”我们现在的看法也有些和旧说不同，但未必能达到鲁迅先生的期望。本来还想论陶渊明的艺术成就和生活态度，但因为有些其他工作耽搁太久了，所以姑且暂告一个段落。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李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