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识人的命运，实堪为读懂中国的一个群体样本。

《负伤的知识人(民国人物评说)》作者陈远在众多的民国读物中，跳出了相关当事人口述史的感情和利益纠葛，也不同于一般后世著述“事后诸葛”式的窠臼，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带着温情和敬意，搜集各方资料，沉着平缓地叙述复原着故国旧事。没有动人心魄的传奇，没有生离死别的悲壮，通过点点滴滴的小事，透过个体命运叙述的朴实无华的文字，同样让我们能感受到历史的惊涛骇浪与吊诡，以及个人在大时代的无奈与坚守。

《负伤的知识人(民国人物评说)》是历史学者陈远历年来历史随笔选集。延续其研究知识分子的理路，内容涉及民国历史上的大学校长梅贻琦、蔡元培、司徒雷登；报业巨头张季鸾、吴鼎昌、王芸生，以及新旧交替之间的知识分子黄炎培、梁漱溟、冯友兰和解放区成长的知识分子贾植芳、李新、周而复等人。

《负伤的知识人(民国人物评说)》作者陈远在考察这些知识分子命运时，力求在有新材料的支撑下推陈出新、独出机杼。另外附有作者与李泽厚、余英时、许倬云、唐德刚等四位在世界华语范围内大师级前辈的对话，读来启人深思。

序

教育当年

清华风物今安在？

不同的大学，相同的命运

令人怀念的老报馆

家学的消亡

看那一群风流的人物

老南开人的一代风骚

北大110周年校庆的反思

昔日教育家

胡适日记中的学潮

胡适不宽容的一面

梅贻琦的选择

生死皆寂寞的教育思想家

“性”博士的文化气魄

蒋梦麟：联合中的现实考虑

梅贻琦：西南联大的真正掌舵人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灵魂

负伤的知识人

黄炎培：以教育始，以政治终

此般师生此般情

在学术与气节的跷跷板上

被辜负的爱国心

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

历史的吊诡

费孝通的两个世界

刀割到自己方觉痛

贾植芳：负伤的知识人

赵俪生：一二·九知识分子的歧路

关于季羡林去世的几点思考

广陵散从此绝矣

换个角度读历史

蔡元培为什么能够做成最成功的教育家新解

由燕京大学想到的

“北大是常为新的”新解

西南联大：不是最好的学校

郑天挺“奉调”南开探微

势利的历史

费正清为什么反对李约瑟

出山与在山

出山不比在山清

蒋介石：总统原来是常人

章乃器：在政治和经济的天平上

傅泾波：站在司徒雷登身边的人

大公报四巨头

读书札记

两相比较读《家书》

家书中的历史

知道的和说出的

人间正道是沧桑

李新回忆录的一致与不一致

仅有理念是不够的

自由不在彼岸，而在于争取

道与势之间的党人之争

一杯毒酒，他却甘之如饴

陶菊隐又如何？

一边心凉一边眼热

顾颉刚的方法李泽厚的思想

“不采蘋花即自由”

与前辈谈

当代华语学术界四大重镇思想的精华。

李泽厚：《论语》非圣经

余英时：《论语》只能“冷读”，不能“热读”

许倬云：《万古江河》是思乡，更是对中国的期望

与唐德刚先生聊历史

后记

自上个世纪北大百年肇始，学界谈论大学渐成风气。不过，时贤所提及的大学多为声名显赫的国立大学，譬如清华，譬如北大，又譬如说中大。众人评说国立大学，自有道理，且不说国立大学得天独厚，有强大的国家财政支撑，又有众多精英为其建制殚心竭虑，单就在资料保存的完整性上，就让所有治教育史的史家心动不已。更何况现代大学问题重重，几近积重难返，也不由得让人怀念过去的老大学、老故事。

国立大学的历史受人瞩目理所当然，然而这不是说私立大学就理应受到冷落。而今日之情形恰恰如此，一方面是国立大学的备受瞩目，另一方面是私立大学被有意无意地“打入冷宫”。旧上海三所私立大学(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相似的命运，或许可以为我们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在中国教育史上，大同、大夏远远不如南开、光华等私立大学那样有名，但在当时，这些学校都曾经名盛一时。

大同大学创办于1912年3月19日(时称大同学院)，其创办人均为北京清华学堂的教师，他们因为不满清华学堂陈旧的教育方式辞职一同来到上海，共同的宗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使他们在一起创办了“立达社”，并想用立达社来改革中国的教育。大同大学即是这一思路的产物。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名字：胡敦复、平海澜、朱香晚、吴在渊、叶上之、郁少华、张季元、顾养吾、顾珊臣、华绾言、曹惠群。

校名典出《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原规定“社为干，校为枝”，即大同大学只是立达社兴办的一个试点学校。大同大学的办校经费不向社会募捐，不接受私人或团体赠款，仅依靠社员自集经费。这种书生气十足的办学方式当时几乎遭到了所有人反对——既来自家人，更多的人的态度是嘲笑。但是大同的同仁“但忧毅力不充，不患度支之不足”，一如既往地坚持把大同大学办了起来，并且成为了当时旧上海虽然是最穷但是教育质量却非常高的大学。由于经费不足，立达社于1920年开始接受社会资助，但是并没有改变大同私立的性质，也并没有因为接受资助而使教育沦为金钱的附庸。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学潮最为频繁的时期。学潮有的时候是因为国事，但也有时候是因为人事纠葛、派系斗争。当时的环境对于教授还是比较宽松的，教授们在大学之间可以自由流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实在不行还可以自己创办学校。大夏大学的创办者们当初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心态。1924年6月，厦门大学三百余位教师和学生闹学潮离校到了上海，在原来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人的帮助下成立“大厦大学筹备处”。“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改名大夏大学。大夏跟大同比起来显得很幸运，她不像大同那样困顿。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叫何纵言的学生，这个学生有一位显赫的哥哥，叫何应钦，引得社会名流纷纷捐资。我们单看当时的校董名单就可以想见其阵容：吴稚晖、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张嘉森、马君武、傅式说等。说到教授更是囊括名家：马君武、何昌寿、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程湘帆等。当时炙手可热的杜月笙也曾经屡次帮助大夏。大夏当时的盛况可见一斑。

与上述两所学校相比，光华大学相对来说还算是没有被现在的人们完全忘记，时贤论及以前的教育家，也多有提及张寿镛。这所学校同样也是学潮的结果。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强行阻止学生组织起来的声援斗争，这对于一个大学校长来说本也无可非议，校长的主要责任毕竟在于维持学校的正常进行，不过当时学生并不好惹，尤其是一个外国校长在处理涉及民族情绪的事情上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6月3日，部分学生发动“离校”运动，中国籍教师孟宪承、钱基博、张寿镛等17人为支持学生也同时宣布辞职。教育家自有教育家的眼光，虽然在离校这个事情上支持了学生，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学业。随后由张寿镛负责经费筹划，王省三(其子王华照是当时的学生)捐出大西路90亩地作为校址，成立了光华大学。在张寿镛的管理下，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光华大学就发展成为了旧上海规模最大的私立大学之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进驻租界，光华大学被迫改名，但是也避免了日伪的控制。

这三所大学相似之处颇多，首先是创办年代(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创办地点(上海)以及创办的原因(学潮或者人事纠葛)，其次是性质相似，都是私立大学，都有很高的教育自主权。不过，意味深长的还在于它们共同的命运——被取缔、解散、或者并入其他学校。这自然要提起上个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表面的理由是为了加速中国工业人才的培养，或者说速成。但它的深层理由却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就是说，首先它要打破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所以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原来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完全被打破了，主要标志就是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的消失。”(谢泳《从院系调整到大学合并》)本来科学知识的研究、传授本无阶级、帝国主义或社会主义之分，教育同政治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然而，随着解放初期教育改革运动的不断扩大，程度的日益加深，院系调整就成为了新的人民政府要对旧世界的所有一切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的指导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这样就把教育不加分析地与政治等同了起来，把一些纯属学术方面的问题纳入了政治思想范畴。50年过去了，当我们纷纷质问为什么我国不能产生像哈佛、耶鲁这样著名的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人记得那些大学一直存在着私学传统，在教育自治上有着绝对的权力？我们是否还能记起在以前，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学校？P8-11

一

一花一世界。

一个人的命运，在历史和现实的宏大叙事面前，固然微亮如豆，却也能烛照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命运。

民国知识人的命运，实堪为读懂中国的一个群体样本。

曾几何时，有关这一群体的记忆，以意识形态画线，被割裂成了两个阵营。积极革命的，我们尚能从印刷品的程式化介绍中，描摹出他们命运的大致曲线，虽然，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群像，也被实用主义扭曲了；而当年这一群体中的其他许多人，却有意无意地被湮没于历史的掌故和故纸堆里。他们的作品不见了，他们的身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他们的声音消失了。甚至，偶尔遭遇了，也要视而不见。他们成了沉没的一群，失踪的一群。或者不为人知，或者印刷品上留给后人的，是供批判嘲弄的可憎甚至不乏狰狞的面目。

越来越苍白，他们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历史、学术和精神的传承，就这样被人为割裂中断了。

没有了历史的传承和记忆，纵然是这些已经走进历史的先辈的损失，而后来者更是注定了在精神上漂泊无依，命运也难免多舛。

好在四时有法度，人间有纲常。被颠倒的，总会反转，被污名的，也终会洗清。

时光流转，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人们不仅从西方，也开始从历史尤其是曾被刻意湮没的历史中汲取资源和营养，养育今日智慧及精神，以启未来。一批批尘封已久的资料档案先后开放，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口述史以及研究著述，汗牛充栋。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拂去历史的尘埃，曾经沉没的历史，开始浮现，变得丰满和具象。一个个消失或者记忆模糊的名字，鲜活起来了。

原来世间多雄士，故国自是竞风流。

二

晚清以降，民国这一代知识人，他们成长于东西方思想文化冲突交汇之际，无论东方古老的传统，还是西方现代的思想观念，给那一代人留下了至深的印记。

他们与将逝的传统仍保留着血脉关联。对于古老的传统，无论爱与恨，都是切肤之感，而不似今人之隔靴搔痒。

西方先进文化，也渗透进了他们的血脉。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自幼儿开蒙，即开始受西方文化熏陶。没有意识形态的限制，也少今人之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偏好，他们以今人都少有的开放心怀，吸纳异国文明，西方文化也成为他们的一个精神渊源。

在他们的故国，弱势的政府无暇他顾，无疑也给了那一代人思想的自由更高远的天空。无论传统现代，东方西方，在当时，都如天马行空般，留下了许多著述和传奇，给风雨飘摇的故国，涂抹了一片难得一见的瑰丽亮色。

不过，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知识人终究只是驾了一叶扁舟，常常由不得自己，覆舟之难屡见不鲜。但整体性罹祸，却是世所少见。

鼎革之后，政治丕变。他们的思想和成就，虽然有过辉煌，甚至是一个时代文明的高点，却因是前朝旧物，自然不见容于要去的新社会，成了新社会新时代的“废弃物”。百无一用是书生。于是，要么自我改造自我革命，放弃旧日之自我，以适应新社会，要么渐行渐远渐无声，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中。

曾经，贫病没有摧折他们，战火中的颠沛流离没有动摇他们，但他们在新时代却被轻易地放逐了。要多大的力量才能这样？

他们的爱国心，他们的家国情怀，被无情践踏，被辜负。他们是“负伤的知识人”，为政治所伤，为时代所伤，为自己热爱的国家所伤。无疑，他们是近代中国最为悲情的一代知识人。

一个号称敝帚都要自珍的国家，却如此这般豪奢地对待自己民族的文化精英，弃自己的肱股之士如同敝屣，这又是怎样的悲剧？以至于后人打捞整理阅读那些曾经辉煌而又沉没的历史的时候，也是满怀惆怅悲情。

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纵然思想被雪藏，肉体遭摧残，他们都是幸运的。至少。他们犹如流星般，划过了黑暗的夜空。在精神上，他们也不是无根之木，他们有自己的故国家园可以守望。

相形之下，今天，包括我们在内的诸多读书人，在现实政治和物质利益的双重影响下，既无力续接古老的传统，也无法深入西方文化的核心，物质上进入了现代社会，精神上，却是无根之木，是漂流的浮萍，成了现代社会的边缘人。一旦受伤，没有也找不到可以回去疗伤的家园。今日之读书人变得越来越功利暴戾，缺少了雍容倜傥的精气神，也多源于此。

风流已绝。

知晓了从哪里来，才能明了去往何处。

我个人对民国史、民国时期知识人命运的阅读，既非为了猎奇，也非仅仅是为了自身知识的完善，更大程度上，像是一个流浪已久的游子，想找回自己的故园。

陈远兄的《负伤的知识人——民国人物评说》，在众多的民国读物中，跳出了相关当事人口述史的感情和利益纠葛，也不同于一般后世著述“事后诸葛”式的窠臼，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带着温情和敬意，搜集各方资料，沉着平缓地叙述复原着故国旧事，没有动人心魄的传奇，没有生离死别的悲壮，通过点点滴滴的小事，透过个体命运叙述朴实无华的文字，同样让我能感受到历史的惊涛骇浪与吊诡，以及个人在大时代的无奈与坚守。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只是希望，历史行进到今天，社会有进步，民国那一代知识人遭遇的风流劫，再也不会在后来者身上重演。这是我阅读陈远兄这部著述的感受，也是内心对我素所敬仰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以及类似出版物的一点小小的期待。

朱学东

2011年10月

按照惯例，小册子编定之后，应该写个后记。这颇让我犯难：收入这本小册子的文章，写作时间不同，我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用一篇文章“总而言之”，很难。

但是，不同中有同，那就是这些文章，大多是民国旧事，除了后面四篇与李泽厚、余英时、许倬云、唐德刚四位前辈的对谈。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不单单对于当下感兴趣，对于往日的旧闻，有时候反倒比“新闻”更感兴趣。这让我在同行当中，显得有些“另类”。这种状况，和我在读书时，学的是化工专业，却喜欢历史，被师长视为“不务正业”的情形，很类似。

有一次向余英时先生请益，我笑谈我的尴尬：在新闻界我被视为“历史学者”，但是在史学界，我却又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记者。

余先生说：你可以沟通两界嘛。

其实，对于历史的兴趣源于对当下的关注。

但是，像是个悖论，而且不只一重。且听我一重重讲来：

我总是觉得，当下的新闻，过于喧嚣，身处其中的我们，因为“身在庐山”的缘故，或因为立场，或因为利益，或因为人事，往往难以看清事件的真相。反倒是那些历史旧事，因为经过了时间的过滤，少了种种复杂的纠葛，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的时候，比较容易保持冷静，虽然对于某些历史，想做到客观的描述，依然十分困难。

陈寅恪先生说：读史早知今日事。确实如此，历史读多了，看当下纷乱的事件，会有一种如犀烛隐的感觉。

然而，我却拒绝任何“以古喻今”的治史方式，包括当下知识界热衷谈论的“现实情怀”。

作为政治附庸的“古为今用”固然面目可憎，抱着为当下“疗伤”的“情怀”去研究历史，也会让历史发生变形。

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给当下提供借鉴。

收进这本小册的本章，不敢说都是历史的真实，但是我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想的是寻找历史的真相。

有些文章，是早年写的，当时“现实情怀”颇重，这次收录，也没有修改，有心的读者，应该能看得出来。

不修改，也算是保留“历史真实”。

是为后记。

民国知识人的命运，实堪为读懂中国的一个群体样本。

——朱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