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梯平台上挂着她的一幅画，时间久远，却极为熟悉，对她而言，只是楼梯上的一幅画罢了。她经常擦身而过，宁愿让双眼紧盯前方，或者给楼梯带来大量光线的两倍高的窗予。不过，这天早晨，她特意看着墙上的画，每一幅都看上几分钟，就像她在画廊里。她对这些画的尺寸和作画精神感到惊讶，惊讶自己能在孩子像胖胖的无尾熊缠着她不放时，找出自信和时间，创造出这样的作品。
不过，这番审视只是更让之前唤醒她的兴奋愈加强烈，她赶紧往前走。通往阁楼的楼梯在卧室和浴室的另一头，很陡峭，爬这段楼梯像在甲板上爬梯子，要手脚并用。她推开活板门——很久以前，她在活板门上钉了双层厚的地毯，这样，活板门一落下，就不会发出声音。她一口气爬上去，带上活板门，拴上小门栓。
有好儿年不需要拴门了——最后一个好奇的孩子早已离家。安东尼69岁了一他真有那么老吗？——安东尼也到了宁愿使用内线电话也不愿爬楼梯的年纪。然而，“卡嗒”的上栓声，在她心中根深蒂固，是工作前的预备仪式。安东尼也有类似的仪式，但他用的是家用钥匙。有一次，他听人说养成这种习惯就不会把钥匙丢得家里到处都是。他制定了一条家规，孩子小的时候，每个人穿过前门都得把钥匙放入一只纽林铜碗里。孩子弄丢家用钥匙的日子早已成为历史，但他承认，钥匙落入铜碗的声音让他联想起孩子回家，让他格外快慰。
阁楼里没有暖气，冷得刺骨，太阳没能将玻璃晒暖。寒冷适合她，前提是她的手不能冻僵，况且彭赞斯极少严寒入骨的气候。她将浴室塑料大桶中的水，倒入小水壶中，用梯子一点一点地拉上去，因为觉得有必要再加一层防护，她套上一件旧的渔夫罩衫。拿起两块饼干，她坐进扶手椅啃了起来，随手在撮靠近她的空白笔记本上画着。她画自己的脚，脚上那双折起来多穿的袜子画起来是种挑战。她又泡了一大杯养生茶，此时太阳已经升起，开始作画了。
画着画着，就忘了时间，但这种情形司空见惯了。刚开始，她朦朦胧胧地听见安东尼的闹钟收音机放出《今天》的乐声，听见安东尼使用浴室，他一旦下楼进入阁楼对角一侧，她就听不到动静了，反而专心听她头顶不远的海鸥曳步、呢喃、呱呱叫。客人会觉得这些声音扰乱安宁，但蕾切尔习惯了，觉得跟风雨声一般让人心安。
不到一平方米的画布上只画了轮廓，她盯着画，伸手抓起水壶旁的电话，打给帮她做伸缩书架框的木工。再多订5个。不，8个，担心不够用。她放下电话，改拿调色板画——画笔一直不停——加了一些色彩。电话连续响起，安东尼用内线叫她，电话响了20下她都没理会。但他不作罢，他注意到，她起码回到了酱通人的世界中，否则不可能还能拨出一通很短的电话。她骂了一声，不耐烦应了声“喂”，用画笔尖锐的木柄挠着脑门。
“你忘了。”他说。
“什么？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她骗人的把戏老掉牙了，“手表落在浴室了。”
“你应该11点到那儿，现在已经10点50分了。我也去，帮你一把。”
“可是我……那个笨女人不能自己处理吗？”她叹气。
“怎么了？蕾切尔？”
“你耳朵越来越背了！”她大吼。
“我知道。”他说，语气还算愉快。
“我马上就下来。”她把电话丢回桌上，不知打翻了什么。
只剩下一点点的镉黄，她继续画下去。他过来猛敲活板门，吓了她一跳。
“上帝，好啦，好啦！”她大喊，“我来了’行了吧？”
这一晚，她的画展开幕，不过，在纽林一场规模不大的画展用“开幕”二字似乎太过隆重。出席人数不会超过40人，绝大多数都不是收藏家。唯一的艺评人是老得掉光牙齿的当地记者或是年长的作家，近年来压根儿没动笔评论过任何人或事，以免得罪人，而活跃无知的年轻作家只知创造新字新义，安东尼不堪忍受，戏称为“付费软文”。
画廊很小，有招徕顾客、推销商品的压力，这一点跟商店很像。因此，墙上的画的地位尚不及店里贩卖的耳环和手制卡片。这家画廊实在没有歇业的本钱，所以早上新的画展开幕，短短的半天之后，墙上的画就要如数摘下，换上另一批画。在蕾切尔的巅峰时期，开幕意味着她到店里走一趟，感谢员工辛劳，确认匦有没有挂错。现在，她的幸运星走远了，挂画的事由她和安东尼亲自动手，与铁锤、画钩、一卷卷可以钓鲑鱼的合股线斗争，而画廊员工只负责把注明标题、尺寸、价格的标签贴到墙上。P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