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系统之一，它的结构形式和书写方法中蕴含着巨大的艺术价值。

沈文凡、李莹等编著的《通赏中国书法》所选析的180篇历代著名书迹，时间跨度达两千二百余年，上至战国秦书，下至民国作品，包括了隶、楷、行、草四种重要书体，注重介绍书迹的创作背景、递藏情况、艺术特征及书史地位。

书法，中国艺术的经典符号，它将自然万象之美流淌于笔端，在灵动的点画中凝聚着坚韧的精神，蕴藉着灵性的光辉。《通赏中国书法》一书精选了180条久负盛名的名家书迹，将两千余年书史沧桑和文人雅韵完整地展现在读者目前。撰者对书迹的风格特征进行了沿波溯源的赏鉴，寻绎沉淀于线条中的规矩法度和风神情致，显示了高妙的艺术眼界和“诗书”相通的艺术鉴赏功力，从而在书法史、书法文献和书法美学的阐释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通赏中国书法》由沈文凡、李莹等编著。

第一章 隶书鉴赏（40条）

《青川木牍》(秦更修田律木牍)／秦

《云梦睡虎地秦简》／秦

《马王堆帛书》(老子帛书乙本)／西汉

《临沂银雀山竹简》(孙膑兵法)／西汉

《居延汉简》／西汉

《武威汉简》(仪礼简)／西汉

《鲁孝王刻石》／西汉

《莱子侯刻石》／西汉

《三老碑》／东汉

《开通褒斜道刻石》／东汉

《石门颂》／东汉

《乙瑛碑》／东汉

《礼器碑》／东汉

《孔宙碑》／东汉

《鲜于璜碑》／东汉

《华山庙碑》／东汉·郭香察

《史晨碑》／东汉

《西狭颂》／东汉·仇靖

《熹平石经》(残石)／东汉·蔡邕等

《曹全碑》／东汉

《张迁碑》／东汉

《朝侯小子残碑》／东汉

《泰山经石峪石刻》／北朝

《马周碑》／唐·殷仲容

《御史台精舍碑》／唐·梁升卿

《大智禅师碑》／唐·史惟则

《告华岳文》／唐·韩择木

《嵩阳观记》／唐·徐浩

《石台孝经》／唐·李隆基

《老子道德经》／元·吴睿

《隶书千字文》／明·文征明

《谢灵运石室山诗轴》／清·郑簠

《五言隶书联》／清·朱彝尊

《陶秀实清异录轴》／清·金农

《隶书轴》／清·桂馥

《新洲诗轴》／清·邓石如

《隶书临汉杨孟文石门颂轴》／清·黄易

《五言轴》／清·伊秉绶

《隶书轴》／清·何绍基

《隶书七言联》／清·赵之谦

第二章 楷书鉴赏（40条）

《荐季直表》／西晋·钟繇

《名姬帖》／东晋·卫铄

《乐毅论》／东晋·王羲之

《洛神赋十三行》／东晋·王献之

《太子舍人帖》／南朝·王僧虔

《元桢墓志》／北朝

《郑文公碑》／北朝·郑道昭

《瘗鹤铭》／南朝·陶弘景

《张猛龙碑》／北朝

《张黑女墓志铭》／北朝

《美人董氏墓志铭》／隋

《龙藏寺碑》／隋·张公礼

《真草千字文》／隋·智永

《皇甫君碑》／唐·欧阳询

《九成宫醴泉铭》／唐·欧阳询

《孔子庙堂碑》／唐·虞世南

《倪宽赞》／唐·褚遂良

《雁塔圣教序》／唐·褚遂良

《道因法师碑》／唐·欧阳通

《信行禅师碑》／唐·薛稷

《多宝塔碑》／唐·颜真卿

《麻姑仙坛记》／唐·颜真卿

《颜勤礼碑》／唐·颜真卿

《玄秘塔碑》／唐·柳公权

《神策军碑》／唐·柳公权

《集古录跋》／宋·欧阳修

《谢赐御书诗表》／宋·蔡襄

《丰乐亭记》／宋·苏轼

《瘦金书千字文》／宋·赵佶

《帝师胆巴碑》／元·赵孟颊

《汲黯传》／元·赵盂頫

《老子道德经卷》／元·鲜于枢

《七姬权厝志》／明·宋克

《敬斋箴册》／明·沈度

《题公中塔图赞》／明·于谦

《前后出师表》／明-祝允明

《前赤壁赋》／明·文征明

《谢康乐诗扇面》／明·王宠

《东方先生画赞碑》／明-董其昌

《心成颂》／清·赵之谦

第三章 行书鉴赏（50条）

《灾祸帖》／东晋·郗鉴

《兰亭序》／东晋·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东晋-王羲之

《故吏帖》／东晋·庾翼

《中郎帖》／东晋·谢安

《地黄汤帖》／东晋·王献之

《鸭头丸帖》／东晋·王献之

《伯远帖》／东晋·王殉

《张翰帖》／唐·欧阳询

《汝南公主墓志铭》／唐·虞世南

《枯树赋》／唐·褚遂良

《温泉铭》／唐·李世民

《文赋》／唐·陆柬之

《李思训碑》／唐·李邕

《麓山寺碑》／唐·李邕

《祭侄文稿》／唐·颜真卿

《张好好诗帖》／唐-杜牧

《韭花帖》／五代·杨凝式

《同年帖》／宋·李建中

《三君帖》／宋·林逋

《扈从贴》／宋·蔡襄

《黄州寒食帖》／宋·苏轼

《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宋·苏轼

《经伏波神祠诗》／宋·黄庭坚

《松风阁诗帖》／宋·黄庭坚

《雪江归棹图卷跋》／宋·蔡京

《蜀素帖》／宋·米芾

《虹县诗》／宋·米芾

《雪意帖》／宋·蔡卞

《上清连年帖》／宋·薛绍彭

《动止持福帖》／宋·米友仁

《洛神赋》／元·赵孟頫

《书题画跋》／元·柯九思

《春兴八首诗卷》／明·刘基

《赤壁赋》／明·文征明

《五言律诗轴》／明·王宠

《论书并书杜甫诗》／明·董其昌

《行书论书卷》／明·张瑞图

《行书嘉兴作诗轴》／清·王铎

《拟白乐天放歌行》／清·笪重光

《行书题画诗轴》／清·朱耷

《满江红》／清·郑燮

《行书诗轴》／清·刘墉

《行书七言联》／清·何绍基

《行书屏》／清·杨守敬

《行书五言诗轴》／清·吴昌硕

《行书七言联》／清·沈曾植

《行书轴》／清·康有为

《行书联》／民国·于右任

《行书》／民国·沈尹默

第四章 草书鉴赏（50条）

《秋凉平善帖》／东汉·张芝

《急就章》／三国·皇象

《平复帖》／西晋·陆机

《月仪帖》／西晋·索靖

《十七帖》／东晋·王羲之

《中秋帖》／东晋·王献之

《真草千字文》／隋·智永

《书谱》／唐·孙过庭

《孝经》／唐·贺知章

《肚痛帖》／唐·张旭

《古诗四帖》／唐·张旭

《上阳台帖》／唐·李白

《争座位帖》／唐·颜真卿

《千字文》／唐·怀素

《自叙帖》／唐·怀素

《千字文》／唐·高闲

《神仙起居帖》／五代·杨凝式

《脚气帖》／宋·蔡襄

《梅花诗帖》／宋·苏轼

《诸上座帖》／宋·黄庭坚

《李白忆旧游诗》／宋·黄庭坚

《论草书帖》／宋-米芾

《晴和帖》／宋·薛绍彭

《千字文》／宋·赵佶

《洛神赋》／宋·赵构

《自书诗卷》／宋·陆游

《垂悔帖》／宋·范成大

《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卷》／宋·文天祥

《石鼓歌》／元·鲜于枢

《急就章》／元·邓文原

《谪龙说》／元·康里巎崾

《草书七绝诗轴》／元·杨维桢

《心经》／元·吴镇

《急就章》／明·宋克

《游七星岩诗》／明·解缙

《赤壁赋》／明·祝允明

《行草书词轴》／明·祝允明

《草书诗卷》／明·文征明

《七律诗轴》／明·徐渭

《书张籍七言诗》／明·董其昌

《行草书五律诗轴》／明·张瑞图

《五言律诗轴》／明·黄道周

《草书五言律诗轴》／明·倪元璐

《草书赠郑公度草书诗》／清·王铎

《草书唐人诗卷》／清·王铎

《孟浩然诗卷》／清·傅山

《草书轴》／清·朱耷

《五言律诗轴》／清·黄慎

《草书七言轴》／清·沈曾植

《草书四屏》／民国·于右任

后记

《青川木牍》（秦更修田律木牍）

秦《青川木牍》（秦更修田律木牍），秦隶木牍墨书，纵46厘米，横2，5厘米，双面，此木牍记载了武王命丞相甘茂等修订《为田律》及相关事宜的史实。《青川木牍》（秦更修田律木牍）的书写时间约在秦朝建立的百年以前。1980年，木牍出土于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秦墓。它是研究先秦土地制度和施政情况的重要文献资料，现藏于四川省青川县文化馆。

《青川木牍》（秦更修田律木牍）是篆书向隶书转变过渡时期的秦隶书体，它是年代最为久远的古隶标本，其中保留着浓厚的篆书意味。此木牍为蝇头小隶，隶意渐已明晰。书写者从容率性的用笔中有篆籀笔意，做到了化繁为简，化圆为方。运笔提按鲜明，轻重疾徐变化较大。此时的秦隶某些横画已经具有“蚕头”的特征，逆锋起笔，顿挫而流宕。用笔富于回锋和出锋的变化，掠笔成熟，右向末笔的波挑之势渐趋明显。

结体方正简省，自然恬静。在平正的结构中夹杂着大量的篆体，字形从狭长渐变为扁平。章法上，纵向字与字之问安排紧密，与木椟之间的自然间隔形成了对比，天然参差，古趣盎然。《青川木牍》（秦更修田律木牍）在有限的空间里挥洒自如，体现了竹简书写章法形式的进一步发展。

《青川木牍》（秦更修田律木牍）作为篆书向隶书过渡的作品，夹杂着许多篆体字，显示了与金文的一致性和延续性，体现出早期隶书的特征，成为一种新的书法样式和审美模式。《云梦睡虎地秦简》

秦《云梦睡虎地秦简》，又称《睡虎地秦简》《云梦秦简》，隶书竹简墨书，纵23．1—27．8厘米，横0．5—0．8厘米，书写于战国晚期至秦始皇时期。1975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共1155枚竹简，另有残简80余枚，内容涉及秦朝的法律、经济、行政、医学、占卜等内容。《云梦睡虎地秦简》处于篆书向隶书转变的过渡阶段，它是我国早期的隶书，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关于隶书的起源，《汉书·艺文志》认为：“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则进一步指出：“秦烧灭经书，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由此可见，汉字的体式发展趋于简省和便捷，最终由抽象化的隶书取代了象形文字。

《云梦睡虎地秦简》的书写年代不一，风格也存在差异。其中部分竹简中具有鲜明的隶书笔法，用笔圆转匀称，中锋行笔。竹简局部有明显的牵带勾连之笔，线条流畅，笔画饱满。运笔顺其自然而又能收放自如。左掠右挑、“蚕头燕尾”的笔法特征尚不鲜明。然而书法的提按意识已经产生，点画逆入平出，化圆为方，古隶的书写方式已经初现端倪。

结体紧密圆厚，笔画省易，虽有小篆的修长，但是字形结构已经有了突破。竹简横画倾斜而突出，左向取势，右部舒展，上下收紧，初现了隶书横向取势的方扁造型。字势欹正相参，线条粗细、长短富于变化。《云梦睡虎地秦简》尚处于隶变初期，字体不够稳定。

章法上，字距大而不散，平整中见参差错落。整体书写节奏流畅平稳，气韵生动，风格自然而率真。

《云梦睡虎地秦简》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它是研究隶书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资料，隶化特征已经出现，反映了象形篆书向符号化隶书字体演变的状况。

《马王堆帛书》

（老子帛书乙本）

西汉《马王堆帛书》（老子帛书乙本），隶书绢本墨迹。1973年，《马王堆帛书》（老子帛书乙本）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3号墓。整幅帛书断裂为32片帛片。帛书上有乌丝栏，整幅帛书每行70—80字不等，字体有篆、隶之分。

《马王堆帛书》（老子帛书乙本）大约书于汉文帝初年，与战国秦简一脉相承，属于古隶。它完全摆脱了篆书的结构方式和用笔规律，以点、挑、波、磔等隶书的基本笔画构成了横向取势、方正为主的字形。用笔沉着遒厚，方圆并用。帛书表现出裹锋而行、露锋收笔、提按夸张、转折方利的特点。笔画粗壮流畅，出现了形如燕尾的波挑和悬针竖笔。

帛书结体紧密，字形方扁平稳。横画向右上取势，舒展而无圭角。结构含蓄谨严。宽博中有大小和欹斜变化。《马王堆帛书》（老子帛书乙本）隶变程度进一步加深，隶意超过篆意。它具有波势鲜明、结构简化、风格明朗的特点，最终与篆书分道。此书迹布局灵动而又气脉贯通，其中竖行端严，横列错落，长短自由，节奏跳跃。

康有为认为，书家应该“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以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流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酿而酝之，神而明之”（《广艺舟双楫》）。《马王堆帛书》（老子帛书乙本）所在的时代正值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由古隶向汉隶过渡的隶变时期，它是汉代简帛文献中最具重要意义的发现，与甲骨、金文和简牍书体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

《临沂银雀山竹简》（孙膑兵法）

西汉《临沂银雀山竹简》（孙膑兵法），隶书竹简墨书。1972年，银雀山汉墓2号墓出土竹简4974枚，其中《孙膑兵法》400余枚，字数过万。这次考古发现使得佚传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重现世间，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临沂银雀山竹简》（孙膑兵法）书写的时间约在汉武帝以前，属于古隶。书写者用笔率意而不粗俗，线条沉厚流畅而无飘浮虚弱之感。笔画中处于主笔地位的撇捺，波势明显，捺脚的燕尾形态更加强化。P2－5

《中国历代文化艺术》丛书的策划萌生于自我拷问的“逼宫”阶段：富裕抑或温饱后的国人所衍生的一系列秽行劣迹如何消解？怎样阻遏？是亿万怀志有识之士焦虑的大事体，人们希冀、关注的目光合乎逻辑地投向了教育。诉诸宗教？不适国体，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宗教而无宗教的国家。加重刑典？与时世潮流有舛，翻检家底，先秦法家的教训常教人记恚忧心；有人在正规教育的体制外补缺拾遗，力倡家庭教育甚或城隍庙教育，收效甚微……最终我们想到了文学艺术教育，宜先从历史古代入手。

长久长效的教育、教益，非文学艺术莫属。其向善向美的崇高道义，却是以社会成员自甘情愿、欣然领受的个体行为来实现的。她使人们乱中有支撑，忙里得从容，消闲时节有理想含慰藉。尽管学界时或有“文学边缘化”“后文学时代”和“文学死了”的众声喧哗，此于文学艺术自身难通款曲，西方哲学大佬黑格尔使用“三段论式”进行逻辑推演，宣判了文学艺术的死刑，时至今日不得执行。历史上大家大师误论误判是常有的事儿，鲜活的生活证明：只要有人类存在，文学就不能消亡。她呵护弱小，佑袒不幸，全力守望着心灵纯美，启迪人们对美的欣赏和追求。从其生产考稽，打压、支持全不奏效，夸饰、贬抑，几无意义，文学以其不可思议的独特魅力，展示着生灵的真善美。

“通赏”断限“历代”（以古代为主），析为A、B两大系列，A部含楹联、诗、词、书画、小说，B部则有神话、传奇、说唱文学、民间文学、杂剧戏曲等：一种体裁样式的通赏文学控制在30万字以内，约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简明交代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下编分门别类进行赏析，精选精赏的撰述原则贯彻到底。

从根底上说，文学艺术没有国家民族的疆界，情感的交流，心灵的触碰，灵犀相通。然而，文学艺术的构成、鉴赏、表达传述、接受心理等，各民族、诸国度，尤其是中西方之间却赫然有别。首先是哲学信仰的崇奉和精神深层结构差异。中国传统的情节结构、矛盾冲突模式，整体上呈现出循环往复的“圆形曲线”，有类于“太极图”中的“阴阳鱼”——“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生息相依，和谐共生——无论怎样悲怆壮烈，不计如何可歌可泣，结局都归于“大团圆”。而西方则是一种“垂直交叉”的直线韵律，几近于“十字架”，平行展延与垂直运动的冲撞，势必造就毁灭性结局，读者抑或观众在经历了生与死的心灵颠簸、善与恶的人性决斗后，心智得以“升华”，道德赢获提升，悲剧一直是西方最高级质的审美范畴。文化谱系的不同，使中西方的文学艺术各现灵光。

就具体的文学艺术样式比较，益见各自拥居的优长缺憾。譬如诗歌，西方以“直抒胸臆”见长，中国则主要诉诸“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间接手段，看似表现手法不同，实则文化依本不一。有人称西方诗歌是“谋杀”，他们激情澎湃、高情千古地赞美歌唱一朵花儿时，花儿已“死”掉了，她已被掐下，或捧于掌，或置于案，或插于瓶，随着那“啊”的一声传来，花儿已被夸张的美意所“谋杀”。而中国的诗人倘或要钟情礼赞一朵花儿，作者就是那朵花儿，他要代她生根发芽，伸展枝叶，绽蕾开放，动摇于春风，接受雨露阳光的滋润爱抚，甚或经受风刀霜剑的侵凌，其语言也是委婉含蓄的，往往需要精致的通鉴通赏来理会其深幽不彰的诗意。诱惑似乎远不止于此，古代诗论有“诗无达诂”说，一人有一人的心得品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训释理解，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判断”，它永久性地刺激着人们的好奇心，引诱着你一步步走进文学艺术的纵深处。

关于“诗中诗”“艺中艺”的楹联艺术，亦须借此提醒记忆。倘或问询西方乃至世界文学艺术之林缺乏什么体裁，回答颇是简洁，这简洁的答案里滚动着沉雄的历史足音。西方文学艺术的园林里品类繁多，葳蕤茂盛，应有尽有，唯少楹联。她为母语汉语所独生独养，是汉文化体系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骄子。她与“戴着镣铐跳舞”的律诗血缘最近，诸多规矩的保障，成就其生长的方圆。她高贵亦平易，可长可短，小大由之；“可箴可铭”，概因世情；“纪胜纪地”，悉由胜意。“语其壮，则鲲海鹏霄；语其细，则蚊睫蜗角”。“诙谐亦寓劝惩，欣戚胥关名教”，“一为创局，顿成巨观”。在构成形式上，楹联最突出的特点是修辞格的对举对偶对仗，上联下联营构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圆融世界，“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通体呈现着宇宙对称守恒规律，忠实地传递着传统文化的命脉生息，一副佳联就是一个小宇宙。

小说乃至其前身，一直为人们所宠爱。西方小说催人读的力量多半在于谜底的篇末揭示。后来兴盛一时的“公案”“推理小说”将此推演到极致，当焦急的读者一路追随，赶到结局现场，看到了“嫌犯”是“谁”时，常常怅然若失，当读者翻江倒海般记忆、串联情节，一遍又一遍地“复盘”时，终觉不甚了了。而中国古代小说，往往一开局即告白结局，在其后的情节发展中，人们所寻觅的是那种导致成败胜负、团圆结局的因果关联是什么，历史的进步、局限？人性的光辉、暗淡？爱的饱满、缺失？抑或智慧的莅临、缺席……于思十寸里颖悟，于颖悟中浸润美善。文学艺术的美育功能，善莫大焉，她该是全人类尤其是当下国人的宗教。

将中西文学艺术进行比照，并非厚此薄彼，意使彼此都获得一个参照系，亦使中国的古代文学艺术之“诗教”功用所呈现出的中国面目愈加俊美宜人。在所有文学艺术体裁中虽只点到诗歌、楹联、小说，却也是“韵文”“散文”的典型代表了，余可均作如是观。读者可联系着自己的喜爱自我安排该丛书阅读的轻重缓急。令策划人、出版者充满自信、备感欣慰的是该丛书所延请的作者都是该领域的饱学之士，性情中人，读者与作者同赏、“通赏”，实属一大快事，同赏共勉，“通赏”普济，忙亦罢，闲亦罢，“达”亦罢，“穷”亦罢，赏吧！人生倘或没有文学艺术的照抚，日子将会如何的惨白啊！

我师从霍松林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知先生常念及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期间，曾得到于右任先生的资助和教导，结为忘年之交。于右任先生不仅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同时也是一位擅长诗词和书法创作的大师。先生有言：“有志之士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转引自《笔底见风涛声出松林——霍松林先生书法摭谈》）他用半生之力精研碑版，书法熔碑帖于一炉，并首创标准草书，成就斐然，被誉为“当代草圣”。霍松林先生秉承恩师的教诲，以文墨修身许国，毕生致力于文艺理论与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教学，集学者、诗人、书家的身份于一身。先生将丹心寄于诗文翰墨，诗歌情感深沉而意境高远，书风刚健婀娜，雄浑朴茂，皆卓然自立。

蔡邕《笔论》云：“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中国古代的书法既有实用性和社会性作为支撑，又具有内观而写意的特征，笔画线条的流动被上升到了审美和文化的层面，无心求之，偶然得之，成为一种适性怡情、抒发性灵的艺术形式。饱经沧桑的中国书法史就是一部文化精英的心灵史。

这部书稿所选析的180篇历代著名书迹，时间跨度达两千二百余年，上至战国秦书，下至民国作品，包括了隶、楷、行、草四种重要书体，注重介绍书迹的创作背景、递藏情况、艺术特征及书史地位。

书中辑录赏鉴的书迹多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在两岸故宫庋藏的二百多万件文物中，囊括了甲骨、金文、碑帖、法书等众多书法形式，尤以羲、献以来的书迹为主，作品极富代表性并且形成了完整的发展链条。故宫中的书法藏品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在故宫博物院的各类文物藏品里均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据相关文献记载，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书画藏品约15万件。约占世界公立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书画的四分之一，这些藏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其中元代以前的法书更是异常珍贵，包括传世最早并流传有绪的西晋名家法帖《平复帖》，“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冯承素摹本），“三希”之中的《中秋帖》和《伯远帖》，隋代《出师颂》（绍兴本），欧阳询存世墨迹之楷书《卜商帖》和行书《张翰帖》（摹本），李自传世唯一书迹《上阳台帖》，开启“尚意”书风的《韭花帖》和《夏热帖》，蔡襄传世尺牍精品《扈从帖》，蔡京题写于宋徽宗画作的《雪江归棹图卷跋》，曾经辗转民间的米芾《苕溪诗》，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诗送四十九侄帖》《惟清道人帖》《题王铣诗跋》和《杜甫寄贺兰狂銛诗帖》等，赵孟頫楷书杰作《洛神赋》，蒙古族书家康里崾崾的草书《谪龙说》，以及明清至近代著名书家宋克、祝允明、董其昌、徐渭、张瑞图、王铎、傅山、黄慎、吴昌硕等人的代表性作品。北京故宫博物院拥有4万多件明清尺牍和大量碑帖善本，包括《乙瑛碑》《孔宙碑》《华山庙碑》（华阴本、四明本）《朝侯小子残碑》、智永《真草千字文》《九成宫醴泉铭》《道因法师碑》（翁方纲跋本）、《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等。近几十年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对18、19世纪的名家作品进行收藏，弥补了原清宫藏品的不足。

台北“故宫博物院”坐落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其馆藏珍品多来自清代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和原热河行宫等处的旧藏精华。在当年漂洋过海的文物中，共有1471件书画精品，其中法书237件，尤以元代前的书迹为主。

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书法作品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东晋王羲之的书迹摹本，包括《快雪时晴帖》《平安何如奉橘帖》和《远宦帖》等尺牍作品。其中《快雪时晴帖》摹本为三希堂至宝之一，是乾隆皇帝最为钟爱的书迹。《平安何如奉橘帖》摹本则是由行草书《平安帖》与行书《何如帖》《奉橘帖》裱于一卷，故称“平安三帖”。《远宦帖》是王羲之《十七帖》刻本中的草书作品，体势颇有章草意味。这些令人神往千年的书帖上由宋徽宗、米芾、乾隆皇帝等人题写的跋语则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它们的书艺和文献的双重价值。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法书中，孙过庭的《书谱》是文、墨兼美的草书典范，因其“海内孤本”的身份而倍加珍贵。陆柬之的行书真迹《文赋》中颇有王羲之笔法，且因书录远祖陆机的文章而成为佳话。怀素的《自叙帖》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知名展品，甚至馆内纪念品的手提袋上也印着这篇连绵奔逸的狂草作品。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是书家长歌当哭的书札手迹，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唐玄宗仅存的传世真迹《鹊鸰颂》与蔡京题写的姿媚动人的跋语，可谓“双璧”。

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着大量珍贵的宋代法书，尤以“宋四家”的尺牍作品为最。蔡襄的《澄心堂帖》《陶生帖》和《致杜君长官尺牍》各具特点，其中《澄心堂帖》是笔墨精洁的行楷佳作，《陶生帖》是容夷婉畅的楷书，而报丧书札《致杜君长官尺牍》则以沉重凌乱的行书表现出书家的不同心境。苏轼的《黄州寒食帖》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最负盛名的国宝级藏品之一，它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品，帖上钤有几十款鉴藏印，并附有黄庭坚、董其昌等人的题跋，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馆内另藏有苏轼的《归去来兮辞》《跋吏部陈公诗帖》《啜茶帖》《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覆盆帖》《归安丘园帖》《获见帖》《前赤壁赋》《邂逅帖》《东武帖》《渡海帖》《致季常尺牍》等真迹。黄庭坚的书法小品《花气熏人帖》、遒逸行书《松风阁诗帖》和温文尔雅的小字行书《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牍》则能够代表山谷书法的多种面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数十件与米芾相关的真迹，包括《蜀素帖》《乡石帖》《论草书帖》《箧中帖》《清和帖》《闻张都大宣德尺牍》《伯充帖》《丹阳帖》《离骚经》《彦和帖》等作品。

在其他宋代书家的行、草书尺牍中，李建中的《土母帖》原为六帖相连，其中三帖已佚，卷后有历代题跋，跋亦仅存其四。因李建中传世墨迹甚少，使得此帖更为后人珍重。宋代隐士林逋的行书《三君帖》字如其人，有清劲脱俗的风骨，晚年行书《松扇五诗卷》能得梅之清韵，且卷后有苏轼、乾隆皇帝、王世贞、王世懋、王鸿绪、董诰等众家题跋，使其身价倍增。馆内还收藏有薛绍彭的草书精品《晴和帖》，宋徽宗赵估的大字瘦金书《秾芳诗帖》及《欲借、风霜二诗帖》，宋高宗赵构的楷书《赐岳飞手敕》以及陆游的行书《致仲躬侍郎尺牍》等。

台北“故宫博物院”因藏品多为清宫旧藏，所收元明清书迹较少，但极具代表性。其中张雨的《书七言律诗》以楷、行、草交织的书体写就。赵孟頫的《书趵突泉诗》是传世赵体中罕见的大字楷书。杨维桢晚年代表作《书晚节堂诗》以奎章赐墨所书，老辣至极。藏品中更涵盖了文征明的晚年小楷《醉翁亭记》，祝允明的《草书扇面》《草书手卷闲居秋日局部》和《祖允晖庆诞记》，王宠行草《自书五忆歌》，王铎的《临颜真卿帖幅》《草书》，刘墉的《临阁帖行书》《临古小幅》《小真书大学》《行书杜诗》等精品。

于右任先生晚年在台湾，曾经这样书写他的乡愁：“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同样隔海相望的还有两座博物馆中珍藏的众多文物，它们天各一方却一脉相承。正如纪录片《台北故宫》主题曲《爱延续》所唱出的心声，“那流泪倾诉的依赖，难分离；那留在千年的故事。难忘记”。两岸故宫的文物同样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人文情怀和文化记忆，共同记录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守护着翰墨传统，薪火相传。永不断绝。

2011年10月14日至19日，我有幸受到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高秋凤教授的邀请赴台参加第二届叙事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结束后，老同学李庆国先生介绍的新朋友钟宗宪教授委托台北“故宫博物院”教育展资处科长游国庆副研究员陪同我们参观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法特展，游先生于百忙之中为我们讲解了特展中的书法精品珍迹，如现存极为稀罕的唐代名人书迹、初唐最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孙过庭的《书谱》等，欣赏着国宝级文物，感慨万千，觉得这本即将付梓的小册子，也折射出中华文化的辉煌与灿烂。  长春出版社王占通副社长，蔼然长者，学富五车；谢冰玉主任，才靓之女，业务水平令人敬佩。周济编辑，热情相助，其情可感。博士生弟子李莹，胞妹沈文雪教授才华出众，对于书法与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唐宋文学的关系，有自己的体悟。在本书撰著期间，王锡荣先生、黄振云先生、武振玉教授、宋淑湘、由兴波副教授、姜勇讲师，都曾给予过具体的指点；博士生王春明、曹磊、孟祥娟、孟杨等同学，硕士生代景丽、王慷、胡洋、左红杰、刘文宙、杨辰宇、马雁晶、武禹含、蔡雨彤、沈思澄、焦炯炯等同学都为本书出版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在此一并感谢。有此合作，甚为愉快。是为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