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涛、张黎所著的《红色奔流(苏联装甲兵建军史)》揭秘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图哈切夫斯基为代表的军事战略家克服重重困难，推动大纵深作战理念的诞生和发展，使之成为苏联红军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全力予以贯彻落实。苏联装甲兵在随后的苏德战争中创造了辉煌的胜利。

邓涛、张黎所著的《红色奔流(苏联装甲兵建军史)》内容简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精疲力竭的俄罗斯虽然提前退出了欧洲战争。却不得不面对内战及列强对新生红色政权的武力干涉。从这个时候起。俄国人开始了从骑兵到装甲兵的军事变革。

《红色奔流(苏联装甲兵建军史)》揭秘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图哈切夫斯基为代表的军事战略家克服重重困难，推动大纵深作战理念的诞生和发展，使之成为苏联红军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全力予以贯彻落实。苏联装甲兵在随后的苏德战争中创造了辉煌的胜利。

从德军所向披靡的“巴巴罗萨”行动。到折戟沉沙于莫斯科城下，红军逐步稳定了阵脚，库尔斯克坦克战见证了红军装甲兵的逐渐成熟，战争后期的10次打击，更让人领略到了其作战风格的犀利与强悍。就这样，经历了4年间无数次钢铁与血肉的碰撞后，在两只曾经并立的披甲巨兽（苏德装甲兵）中，只有红军的履带依然能够继续转动，而其躯体则在战争中变得空前强大。

前言

第一章 恐龙的幼崽——红色装甲力量的开端

第二章 “红色拿破仑”与大纵深理论的提出

第三章 传奇的背后并非总是浪漫——“纵深中的阻力”

第四章 西班牙内战中的苏联装甲力量

第五章 马德里保卫战后的红军坦克部队

第六章 西班牙内战中的教训及对苏联装甲兵建设的影响

第七章 法国战役前苏联装甲兵建设情况 

第八章 鲜血与泪水——战火下的痛苦转型

第九章 大纵深战役法理论在战后的发展——“立体战役法”理论

尾声

艰难的“第一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于西线战场的坦克作为一种新兴武器吸引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极大关注，这不仅包括那些成功地制造出坦克的参战国，还包括那些没有能力制造坦克，但一直在观察并反思着西线战争的国家，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苏俄便属其一。一次大战的惨痛经历告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静态战争是一场没有赢者的角斗，只能导致每一方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的完全耗尽。也就是说，哪一方的家底薄，哪一方便先倒下，在这种实力的比拼中，一切战争计策都成为了华而不实的表演。然而，这种残酷的战争规则却是国内战争中的圣彼得堡所无法接受的，原因很简单，经过了4年东线战争的消耗，早先沙俄帝国积攒的实力已被消耗一空，面对由协约国武装起来的白卫军，红色政权已经没有本钱再去打一场消耗战。幸运的是，自卫军的实力其实也相当有限，他们同样没有足够的本钱去打一场硬碰硬的消耗战，结果在3年的苏联国内战争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战争形势，双方都尽力避免在壕堑中流尽最后一滴血，于是他们便在不停地运动，企图在运动中寻求以最小代价歼敌最多的机会。另一方面，俄国自古以来的哥萨克骑兵传统无疑非常适合国内战争的这种战争形势，不过这场战争发生的时间毕竟是20世纪20年代，现代化的元素也就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了正在广袤的俄罗斯土地上进行的这场撕杀。于是，作为骑兵的天然延续，一战中首先出现于西线战场的坦克，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理由引起了红军的极大关注。

在苏维埃国内战争（1918—1920）期间，红军已经拥有少量装甲兵的兵器，包括装甲列车、装甲汽车和一些缴获的坦克。其数量虽少，但在打击白匪军的作战中，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20年，苏联红军建立了第一批汽车坦克队。每队有3—4辆缴获的坦克、3—4辆摩托车、3辆轻便汽车、4辆载重汽车，1个铁道列车编组（约30节车厢）。到1920年底，共组建了11个汽车坦克队。它们似乎标志着红军的坦克部队已经像是一棵幼苗那样破土而出。

然而，如果没有完整的生产制造工业体系，红军的坦克部队也只能像是无源之水那般迅速枯竭。对于这一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很早便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于是建立包括坦克制造业在内的完整军事工业体系的计划，在夺取政权不久便在摸索中逐步展开了（当然，这里面不乏争论乃至争吵，但在国内战争的严峻形势下，军事工业还是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急速恢复与发展）。1919年春，红军乌克兰第2集团军在南部战场缴获了白匪军的2辆法制“雷诺”式轻型坦克。其中的一两被运往红色索尔莫沃机器制造厂进行分析研究。当时，列宁指示军事工业委员会，要在1921年春天之前制造出15辆仿造“雷诺”坦克的轻型坦克。那个时候，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接收的是沙皇俄国的烂摊子，不仅没有汽车工业，重工业也少得可怜。想制造出能用于战斗的坦克，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负责研制工作的红色索尔莫沃工厂没有能力制造整车，装甲板要由彼得格勒的伊热尔工厂生产，动力装置要由莫斯科汽车制造厂生产。第一辆坦克的生产于1920年2月开始，当装甲板和动力装置于6—7月问运到后，8月份总装完毕。这种坦克称为KC坦克，是俄文“红色索尔莫沃”的缩写。8月31日，开始进行试验。这辆坦克行驶了60公里，显示了良好的技术性能。随后，由对试验中发现的问题加以改进。1920年12月1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向列宁同志报告：“第一辆苏维埃的坦克胜利诞生！”第一辆坦克命名为“为自由而战的战士列宁同志”。不久，又生产了14辆KC坦克，分别以“巴黎公社”、“红色战士”、“伊利亚·莫罗曼”、“无产者”、“暴风雨”、“胜利”等名字命名。尽管现在看来，KC坦克是极为简陋的原始坦克，不过在当时看来，这种坦克的性能却相当不错（它的战斗全重为7吨，乘员2人，装一门37毫米火炮和一挺7．62毫米机枪，最大行驶速度为8．5公里／小时。比起只装一种武器的“雷诺”轻型坦克，这是一种进步。KC坦克从1921年起在苏军中服役，直到1940年）。作为苏联生产的第一种坦克，从KC坦克诞生时日起，红色装甲力量真正开始了咿呀学语的第一步。

KC坦克只能算是仿制，要想拥有真正的坦克制造能力，自行设计阶段是必不可免的。不过当时间到了1922年，苏联政府开始着手医治国内战争造成的满目疮痍，红军部队开始大规模复员。特别是为了保障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有限的资金大都被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因此包括坦克兵、航空兵等技术兵种的建设速度被相对放缓，红军装甲部队的规模仍然维持在了国内战争结束时的水平（1921年春）苏俄发生大面积的灾荒，三千多万老百姓挣扎在饥饿的边缘。然而，由于在刚刚结束的保卫新政权的战争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显现出了极大的威力，结果苏维埃政权仍然决定继续推行对农民余粮的无偿征集政策。然而，这个政策引起了农民的不满，一些富农甚至借机拿起了武器。连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坚强堡垒——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也支持农民的要求……结果，一连串残酷的现实击碎了身处彼得堡的革命领导者们那不切实际的幻想，开始认真考虑裁减红军数量以减轻国家负担的问题）。好在这种停滞期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虽然苏联刚刚成立时，根本没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当然谈不上坦克制造了，国内工业企业至多只能偶尔完成一些修理工作，生产出的十几辆KC坦克实际上是工人用榔头手工敲出来的样车。但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包围下依然处于风雨飘摇中的红色政权，又迫切装备战斗车辆来加强红军的战斗力。于是19241年5月6日，国防工业中央管理局在莫斯科成立，这是苏联国家坦克制造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原因是在这个系统中，成立了一个分管坦克设计和制造的部门，它在1926—1929年间被称为哈尔科夫莫洛佐夫机械设计局（GKB OAT）。这个设计局的任务就是研制履带战斗车辆并协助工厂建立生产线，使图纸成为实际的产品。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工具和设备，莫洛佐夫设计局的早期工作几乎没有什么成效。尽管如此，莫洛佐夫设计局仍与国内几家实力比较雄厚的机械制造厂尝试合作，其中包括哈尔科夫机车厂，该厂在1923年设计并制造了共产主义履带拖拉机，由于拥有生产履带车辆的生产设备和一定的经验，所以被认为拥有建立坦克生产线的良好基础，组织技术力量和生产设备，建立坦克生产工厂，为真正意义上国产坦克的诞生做着准备。P7-9

苏联装甲兵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表现出的无畏与韧性有目共睹，战争后期的10次打击，更让人领略到了其作战风格的犀利与冷酷。就这样，经历了4年间无数次钢铁与血肉的碰撞后，在两只曾经并立的披甲巨兽中（苏德装甲兵），只有红军的履带依然能够继续转动，而其躯体则在战争中变得强悍空前。作为冷战中的一点共识，这支经历了残酷战火淬炼的钢铁洪流居然强大到了如此骇人的地步——即便是整个欧洲也不是它的对手。可以想象，两万辆坦克驰骋在欧洲大陆上会何等的壮观！尽管随着前苏联的解体，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近五万辆坦克还在俄罗斯的武器库中慢慢锈蚀掉红色帝国最后的尊严。但它们毕竟曾让整个欧洲大陆在寒风中颤栗、恐惧地注视它们的一举一动……

早在1945年柏林胜利阅兵式上，苏联便迫不及待地向“盟友”展示了令人感到窒息的JS-3重型坦克，这实际上是一个傲慢的炫耀，当时已明显感受到冷战冰霜寒意的西方将军们马上便意识到头上的乌云正在慢慢凝结为实质。尽管怀着与生俱来的鄙夷，这些贵族化的西方军官们一向认为苏联红军不过是一群武装起来的斯拉夫农民，但面对战争结果的尘埃落定，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红军在战争中发生了分化——事实上，此时的苏联红军是由完全不同的两类部队构成，其中的大部分（也就是普通步兵部队）确如西方所认为的那样，他们数量庞大，但装备低劣、训练不足，除了手中的纳辛·莫甘步枪外，马克沁机枪与82毫米迫击炮便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武器了；与此同时，苏联红军中的另一部分，也就是其中的精锐却在朝着完全不同的道路上演化，这部分红军数量相对较少（装甲兵与航空兵均属于此列，同时番号前被冠以“近卫”二字的近卫军部队也包括在内），但是装备与训练却是按照打赢最严酷机械化战争而准备的（甚至连伙食与军装都不同于普通红军部队）。作为近卫军中的精锐，苏联装甲兵在战火中经历了痛苦的淬火与重锻，并最终在硬碰硬的鏖战中，逐渐压倒了纳粹德国装甲兵这支本来更为强大的力量（1944年，德国在军火生产上超过了苏联，但再多的坦克都无法弥补优秀装甲军官的损失。在德国人不断把优秀军官分散到各个新建的师，从而一再削弱自己战斗力的时候，苏联却在不断组建“近卫军”，把最优秀的师、军都组织起来，成为最强大的突击力量，它们都拥有苏军最优秀的军官。虽然其水平无法与1941年的德国军官相比，但要压倒1944年的德国军官平均水平，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以1945年6月的柏林胜利大阅兵为标志。此时无论是兵员还是装备，苏联红军装甲部队已经成长为世界一流的钢铁洪流，除了刚刚倒下的纳粹德国军队外，地面上已经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够有资格同浴火重生的苏维埃装甲洪流相提并论。其实，早在那个充满了欢庆的仪式上，浸泡在冷汗中的盟军军官们就认为，单单凭借JS-3，西方装甲力量在技术上就至少落后苏军十年。而且经过了与纳粹德国装甲兵近4年的鏖战，在这个残酷对手的“陪练”下，从装备到作战理论，放眼天下苏联红军装甲兵的作战经验之丰富、理论建设之完备无出其右者。其实，JS-3在柏林的高调面世只是个开端。凭借战争中用鲜血与生命获得的海量战场经验，苏联红军不但比谁都清楚战场上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战车，而且更精于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战术去运用这些一流战车。事实上当战争结束时，苏联红军的装甲战理论要比他们的战车更成熟、完善，至于对这一理论的运用则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主战坦克”的概念被红军军官们率先提出并非偶然。于是，通过对战争中的经验进行反思，他们一方面开始“铸造”新一代红色装甲战车——先是T-54／55的出现为主战坦克的概念划定了一个明确的标准，此后T-62的出现又使装备质量的天平进一步向铁幕倾斜，当自恃拥有技术优势的西方在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中还没有恢复过来时，T-64的出现最后将这些西方骑士们的优越感彻底击得粉碎——此时无论是火力、机动还是防护，西方再也拿不出什么可以相提并论了（至此1945年时的惊呼终于变成了现实）。另一方面，在“诸兵种合同作战战役法理论”的名目下，红军的精英们开始对经历了最严酷考验的大纵深理论进行最深刻的完善与补充。更可怕的是苏联红军装甲力量在取得装备质量与作战理念双重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数量上也不放松，其中JS-8（即T-10）的产量即高达8000辆。以至于北约在柏林墙后时刻担心，如果到了与铁幕撕破脸面的那一天， “潮水一样”的苏联坦克冲击波会在一周之内席卷西欧，仅仅7天就能从民主德国冲击到大西洋东岸，饮马英吉利海峡，这绝对不是一个妄想。至少当时的美国就很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并准备了驻德美军撤退的各种方案。苏联坦克集群的这种整体实力，使美国感觉到与苏联坦克集群较量胜算实在不大。甚至沮丧地认为，唯一能克制住苏联坦克集群的东西只能是战术核武器。看来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既有其野心膨胀的一面，也有其心虚的一面，对于普通的北约坦克兵总不能告诉他们，高官们打算用核武器将他们与苏联坦克一同汽化吧！

那么战术核武器就足够了么？尽管我们无法证实这个答案的正确与否，不过至少可以看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对此，曾经的西线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一语道破了天机——“当一半的苏联坦克开动后，这世界上将不再有力量能够阻止它们。”然而，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苏联装甲力量也不是在一天之内便成为了如此恐怖有效的战争机器。事实上，这只红色重装恐龙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曲折与辛酸——当然还有鲜血与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