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一大优势就是了解他们所研究的过去的未来。因此,这一过程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必然性。19世纪伦敦必然地成为世界主要金融中心,这应当归因于一个事实,那就是英国经济的成功以及英国是一个庞大帝国的中心。同样地,20世纪伦敦随着大英帝国的消失,以及作为一个经济强国日渐黯淡而看上去走向衰落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一般的经济和政治趋势解释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兴衰是相对容易的。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这种一般因果关系的解释看上去更为复杂和不确定,自1900年后,尤为如此。在20世纪,英国经济被德国超越,后者成为欧洲的支配力量,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1939年前的柏林和1945年之后的法兰克福具有同样的地位。相反地,伦敦在20世纪仍然是远超其他竞争对手的、欧洲最为重要的金融中心——尽管在1945年后,欧洲经济、政治和货币同盟使英国处于边缘化状态。相似地,从世界范围看,美国经济令英国经济相形见绌,日本也是如此,但是伦敦依然维持着一个重要性与纽约和东京相当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很明显,这是一个不能简单地用惯性来解释的悖论,因为纽约也确实在二战之后取代了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支配地位。1960年以后,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复兴表明,这座城市确实具备某些与一般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不相关的优势,而且这些优势足以使其在全球层级体系中恢复其历史地位。很显然,单靠惯性不足以达成这一结果。
虽然衡量一个金融中心的相对重要性需要一些标准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但毫无疑问伦敦在20世纪初就是最重要的世界金融中心。对于当代人来说,这是很显然的,因为伦敦拥有比其他地方更多的银行、发行商、投资公司和经纪行,此外,还有更大的、更为活跃的金融市场。当查尔斯·特纳在1902年游历了伦敦的大街小巷之后,他对此毫不怀疑:
伦敦是伟大的神的金钱的主要居所,它世人瞩目的王权,是这座城市的心脏……它的最为伟大和众多的活动在此完成;对于伦敦,尽管有着纽约的竞争以及巴黎和柏林作为货币中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的挑战,依然是外汇和银.行业至高无上的总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金融城一直占据着世界上最大的货币、资本和证券市场的位置,而且是唯一真正扮演国际角色的金融中心。在1912年到1913年间,当纽约和巴黎都向他敞开大门时,L.D.威尔格雷斯,一个加拿大银行家在笔记中写道“伦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是国际支付的清算所”。相似地,在1914年到1915年间,另一个加拿大银行家,W.W.斯旺森,观察到了“虽然纽约、柏林和巴黎已经成为伟大的货币中心,但是尽管它们用尽可以想到的每一手段也从无可能撼动伦敦作为一个世界市场的至高无上地位”。这些同时期的人的观点,得到了史学家们的背书——史学家们也看到了伦敦作为金融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具有的支配地位,但是并不赞同关于它所受到其他金融中心,最为主要的是纽约、巴黎和柏林的挑战程度的观点。
尽管伦敦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金融中心,但是金融在其经济活动中并不处于完全的支配地位。伦敦是一个主要的港口,因此在1914年前,也是商业的、航海的以及其他相关活动的大本营。伦敦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是在伦敦成为一个商业中心之后成型的,而不是相反。金融城的住宅和制造活动逐步消失,因为它们所占据的空间和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已经无法与通过贸易和金融产生的租金和收入进行竞争。与此同时,随着国际活动取代了本土活动的支配地位,伦敦日益成为世界的中心。例如,在伦敦可以找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代表处,而且其货币和其他市场活动既是对国际金融力量的反应,反过来也能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相似地,商人银行、经纪商、交易商和其他机构与人员在可靠和便利的电报通信技术的帮助下,撮合来自全球的供给与需求。国际电报的发展使得伦敦成为许多商品的中心市场,它使得投资部门可以通过对将要出现问题的预期和风险共享而连续地调整以避免市场的突然震动。更进一步,伦敦在国际商务上所具有的持续的重要性对于伦敦其他经济活动的发展是一个主要的刺激。劳埃德的保险市场主要是不分国籍地对船只和船只上的货物的承保,而波罗的海交易所的主要经济活动是雇用国际船只。相似地,伦敦成长为世界采掘业中心与其在国际矿石和金属分销以及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这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一般而言,如果不是唯一,伦敦也是少数几个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的专家技术、网络及市场的,并能满足组织、评估及为重要项目如交通、采掘等(考虑到它们其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行融资的中心之一。P19-22
……中国正处于成为一个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的过程当中,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上海的崛起才能体现中国新的经济地位——这与18世纪的伦敦和巴黎、19世纪后期的德国、20世纪初的纽约以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东京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上海……还是处于一个挑战者的地位,与巴黎挑战伦敦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得其相对于美国处于优势,但这些优势仅仅局限在政策、货币事务……或者降低美元的国际重要性的辩论之上——这与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很相似。应当把这些优势发挥在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制、管理和稳定上。……法国对金融王权的各种挑战都以失败而告终,是因为法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中国并不希望重演的错误,尤其是在情势对中国有利的时候。
——尤瑟夫·卡西斯
……在国际上关于国际金融中心研究的专著并不是很多,而以国际金融中心为研究对象进行比较研究的则更少。……事实上,国际金融中心始终处于演化当中。……《伦敦和巴黎:20世纪国际金融中心的嬗变》通过金融这个棱镜对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商业、社会和政治历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在历史与经济学分析中,隐藏着有关建立与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问题的一些答案。这一切能为中国金融制度的深化、开放和建设金融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借鉴。
——王开国(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代序/1
中文版序/1
第1章 引言:20世纪伦敦和巴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比较透视/1
第一篇 长期历史背景下的伦敦与巴黎(1890--2000年)/17
第2章 凤凰涅槃:伦敦在20世纪的发展/19
第3章 当巴黎梦想与伦敦竞争之时/56
第二篇 “辉煌岁月”(1890—1914年)/75
第4章 伦敦与英国的帝国主义:老问题的新启示/77
第5章 巴黎、伦敦和国际货币市场:巴黎巴银行的教训(侣85—1913年)/105
第6章 伦敦的银行与国际金融(1890—1914年)/142
第7章 银行间联盟和巴黎资本市场上的国际发行(1890—1914年)/160
第三篇 从全球性覆盖到区域性撤退(1914—1958年)/213
第8章 既有基础与新的机会: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1914—1958年)/215
第9章 受到挑战的竞争力:巴黎银行业和金融市场(1914—1958年)/258
第四篇 全球化之路(1958—1980年)/291
第10章 危机与机遇:伦敦国际银行业的政策环境(1958—1980年)/293
第11章 巴黎交易所的国际开放:透支经济的抑制与市场活力/323
第12章 伦敦:国际银行中心(1958—1980年)1347
第13章 60年代法国银行和欧洲债券发行市场/370
第五篇 国际化和全球化(1980—2000年)/395
第14章 伦敦:发动机还是温布尔登EC2?(1980—2000年)/397
第15章 从欧洲一体化看巴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433
在20世纪之初,伦敦和巴黎是世界两大领先金融中心——从1815年起,到1914年止,在这漫长的19世纪中,两座城市都维持了这一领先地位。在21世纪初期,伦敦依然在国际金融领域保持第一;如果将国内业务包括进来,那么它已经落后于纽约和东京,处于第三位。巴黎也从第二位下滑到第五或第八位,这取决于排名的指标和它是否排在香港、新加坡和苏黎世这样的金融中心之前或之后。紧随2008年金融系统的崩溃,十年之后——这一段历史没能在本书中覆盖——尽管伦敦遭受了比巴黎更大的打击,它们的地位基本保持不变。
两个城市背离的发展路径提出了有关国际金融中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金融中心的影响力与金融中心所在国的经济实力之间的联系:在1815年到1870年间,英国和法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即便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在GDP指标上,这两个国家先后被美国和德国所超过,英国和法国仍然能够维持它们在金融领域的领导地位——这是因为在一个国家上升成为一个工业大国的过程中,金融所具备的显著性有一个时滞。
第二个问题是本土金融活动和国际金融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伦敦之所以能够维持与英国经济地位并不相称的金融领先地位,是因为伦敦具有良好的体制传承;更为重要的是,伦敦具有无与伦比的国际开放性——这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欧洲市场初具雏形时,金融管理当局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这一选择在随后一直被坚持。法国当局在这一方面,远比欧洲其他国家,至少比德国更为谨慎。
第三个问题是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层级体系的影响。一句话,金融危机的影响与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战争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187Q年普法战争中战败之后,巴黎就再也无法与伦敦争夺头把交椅,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了漫长的衰退过程。而1914年到1945年的30年战火,也烧掉了伦敦的优势地位,使其不得不让位于纽约——现代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和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都发生在这一期间。大萧条本身所造成的后果则小得多:纽约当然受到伤害,但是无论是伦敦还是巴黎都不可能再从纽约夺回这一无可争辩的优势地位。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急剧下降,全国性或帝国范围的收缩压倒了世界性的影响。
第四个问题是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在19世纪50到60年代期间,当巴黎试图在国际证券发行领域超越伦敦的时候,遭受了伦敦激烈的抵抗;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作为法国法郎相对被低估,以及巨大经常账户盈余的结果,法兰西银行储备了大量的黄金和对外债权,主要是英镑,这给英格兰银行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法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自由化措施,但是1968年5月的事件使之再次遭受挫败。所有这些来自巴黎的挑战,都受到了政治权威的鼓励或引导,但是所有这些挑战最后都是昙花一现,并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法国并不具备拥有国际金融支配地位所必需的基本条件,法国的经济体量相对较小,国际贸易份额相对较低,金融服务范围相对较窄以及自由化程度不够等。然而,在伦敦与巴黎之间以及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之问的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合作而非竞争。1914年之前国际金本位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银行之间的密切合作的结果,尤其是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之间的合作最为重要,前者被凯恩斯称为“金本位体系的管理者”,而后者所拥有的巨大黄金储备可以用来稳定这一体系。
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昭示着未来,面对上述四个问题,对中国和上海来说,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可言?
首先,中国正处于建设成为一个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的过程当中,这一点毫无疑问。举世公认的是,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就已经拥有了一个金融中心。然而,上海的崛起才能体现中国新的经济地位——这与18世纪的伦敦和巴黎、19世纪后期的德国、20世纪初的纽约以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东京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第二,上海的优势与其说是来源于国际金融活动,还不如说是根植于本土金融活动——相对于伦敦,这一点与巴黎,后来的纽约甚至东京更为相似,而香港的崛起则更多地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金融秩序,上海可能爬上国际金融中心非常高的位置,就像18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9世纪的伦敦和20世纪的纽约,但这依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国经济体量必须超过美国,但是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当纽约在1914年前开始挑战伦敦时,美国的GDP已经是英国GDP的2.5倍,人均GDP比英国人均GDP高出20%——这一过程花了30年才完成。上海在施展其国际影响力之前,必须满足一些基本条件,尤其是在人民币的角色和发展更为广泛的金融机构和市场方面要有所作为。此外,一个单一的占有支配地位的金融中心比两个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金融中_心,如香港和上海,更有可能获得世界顶尖地位。
眼下,上海还是处于一个挑战者的地位,与巴黎挑战伦敦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这有一个暗含的意思,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第四点——金融中心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得其相对于美国处于优势,但这些优势仅仅局限在政策、货币事务方面,比方说降低美元的国际重要性的辩论之上——这与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很相似。他们应当把这些优势发挥在国际货币体系的规管和稳定上面,正如法国在经典金本位之下所发挥的作用一样。从另一方面看,法国对金融王权的各种挑战都以失败而告终,是因为法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中国当局并不希望重演的错误,尤其是在情势对中国有利的时候。
尤瑟夫·卡西斯
2011年11月
尤瑟夫·卡西斯、艾里克·博希埃编著的这本《伦敦和巴黎:国际金融中心在20世纪的发展》专门探讨伦敦与巴黎这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史,并且分历史阶段比较分析了这两个金融中心在发展路径上的异同点,挖掘了造成这种异同的种种因素,并且分阶段地重点分析了全球化经济与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全球化经济中,这两个金融中心在金融地位上的变化。伦敦与巴黎是世界上两个主要的金融中心。进入二十世纪后,两个城市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首先,它们的金融中心地位都在下降,让位于纽约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虽然下降,但依然是世界上的主要金融中心;而巴黎在金融功能方面却在走下坡路,甚至被后起的国际金融中心例如东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超越,并因此而在《伦敦和巴黎:国际金融中心在20世纪的发展》中被归入第二梯队。在这繁荣与衰退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规制、国际化、与欧盟单一货币区等因素。
尤瑟夫·卡西斯、艾里克·博希埃编著的这本《伦敦和巴黎:20世纪国际金融中心的嬗变》通过金融这个棱镜对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商业、社会和政治历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在历史与经济学分析中,隐藏着有关建立与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问题的一些答案。这一切能为中国金融制度的深化、开放和建设金融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