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化名人算经济账，看鲁迅、胡适、蔡元培、王国维、周作人等生活中怎么理财。

《鲁迅时代何以为生(为文化名人算经济账)》借助陈明远先生独到的视角和眼光，将诸位文化名人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摆在历史的大背景之中，并将那些已逝的日子与今天的经济时代进行对比，从多个侧面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明远先生一直探讨现代文化人和知识阶层的发展史，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考证20世纪文化人在各阶段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背景，核实了大量的历史素材和史实，统计归纳、比较分析了“金钱收支和生活赞用”的实际情况。《鲁迅时代何以为生(为文化名人算经济账)》借助陈明远先生独到的视角和眼光，将诸位文化名人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摆在历史的大背景之中，并将那些已逝的日子与今天的经济时代进行对比，从多个侧面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人。这种独创性研究视角，正是《鲁迅时代何以为生》的价值所在。

上编：鲁迅的经济状况

 鲁迅属于中产的智识阶级——我算清了鲁迅一生挣的钱

 鲁迅24年间收入的银圆，相当于如今多少钱？

 鲁迅少年时期周家的经济状况

 鲁迅在南京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的生活

 鲁迅留学日本后的经济状况

 经济状况的改善——成为民国教育部公务员

 从绍兴会馆到八道湾新居

 《新青年》同人为何不要稿费

 鲁迅参与“索薪”斗争——北京时期(1922-1926)

 鲁迅与周作人夫妇闹翻了

 西三条胡同21号小四合院

 《鲁迅日记》和《家用账》所载收支情况——北京时期(1923-1926)

 鲁迅为何南下赴厦门大学

 鲁迅在厦门的日子

 鲁迅1927年在广州的生活

 参照：广州物价与民众生活状况

 鲁迅初到上海的打算

 鲁迅为什么要责骂蔡元培？

 蔡元培通过大学院照顾鲁迅

 《鲁迅日记》所载经济收入——上海时期(1927-1936)

 鲁迅为版税而奋斗

 鲁迅与林语堂之争

 鲁迅在上海的住房

 鲁迅南下后对于北平母亲与发妻的赡养——北平西三条家用账

 附录：《北平西三条（鲁母及朱安）家用账》

 所载收支

 致命的昏和卖

 鲁迅、琉璃厂和旧书、文物

 鲁迅逛小市

 对琉璃厂的眷念

 鲁迅谈自己的收支概况

 鲁迅购书费用占收入的百分比

 鲁迅和电影

 “奴隶总管”和“鸣鞭”的典故

下编：经济状况个案

 王韬(1828-1897)的经济状况

 经济背景概况

 挂名干薪

 主持格致书院

 为报刊当编辑和写稿

 开书局印书卖书

 附录：19世纪中叶上海的物价与生活水平

 康有为(1858-1927)的经济状况

 康、梁以实业互助

 康有为原有的住宅

 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

 康公馆、游存庐和天游学院

 “游存”康公馆的庞大开支

 康有为出售书法作品

 康有为晚年的交往

 扶乩问卜未避免农场失败

 康有为晚年的别墅

 七十寿辰与死亡之谜

 蔡元培(1868-1940)的经济状况

 在国外“爬格子”自筹留学费用

 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教育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

 章太炎(1869-1936)的经济状况

 章太炎的遗产清单

 章太炎日常生活简朴

 东三省筹边使

 结婚时的积蓄

 1913-1916年在北京被软禁的生活

 1922年在上海主讲国学

 朵云轩的照顾．

 “一笔”墨宝发了财

 杜月笙勾搭章太炎

 陈独秀眼中的章太炎

 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

 到杭州讲授国学

 王国维(1877-1927)的经济状况

 跟随罗搌玉奔波

 沦为清朝遗老东渡日本

 回国后颠沛流离

 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教授

 日常生活的嗜好

 晚年丧子之痛

 跟罗振玉的纠葛

 王国维在北京的几个住处

 自沉昆明湖

 陈独秀(1879-1942)的经济状况

 创办《新青年》杂志

 教导妻子儿女艰苦奋斗

 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费

 把监狱当成研究室

 陈独秀晚年何以为生

 周作人(1885-1967)的经济状况

 洋务学堂的学生时代

 日本留学时代

 到北京后经济状况不断改善

 周氏家族大宅门

 周氏兄弟对于“钱”的原则分歧

 抗日烽火初起时

 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

 阔气的汉奸官僚

 泯昧良知的辩解

 1949年以后的经济状况

 向鲁迅博物馆出售日记

 文艺界整风

 “文革”受到冲击

 陆费逵(1886-1941)的经济状况

 边干边学，活到老学到老

 创建中华书局

 俭朴的生活习惯

 胡适(1891-1962)的经济状况

 26岁就任北京大学教授

 旧式包办订婚，新式文明婚礼

 五四前夕胡适在北京赁屋定居

 20年代生活状况

 胡适的版税和稿酬

 迁居上海

 30年代文化人集聚处--米粮库

 30年代日常生活状况

 胡适对于文化人的帮助

 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经济生活

 廉洁、公私分明

 节约、俭朴

 安贫乐道

 郭沫若(1892-1978)前期的经济状况

 留学日本期间的生活费

 郭沫若准备舍医从文

 郭沫若、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联系

 当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待遇

 胡适、徐志摩亲睹郭沫若的穷困相

 郭沫若和郁达夫--孤竹君之二子

 民办文化企业的典型--创造社

 从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到北伐军秘书长

 顾颉刚(1893-1980)的经济状况

 顾颉刚在商务印书馆的待遇

 初步立业却步履艰难

 年过而立进入“中间阶层”

 任职北平研究院与燕京大学

 抗战时期的经济危机

 金圆券的崩溃：顾颉刚的记述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顾颉刚

 两节火车的史籍225箱

 张恨水(1895-1967)的经济状况

 “报人”事业的开端

 张恨水在北京的第一处住房

 破纪录的《春明外史》连载5年

 上万银圆的稿酬

 张家大宅门的生活状况

 张恨水在北平的第三处住房

 迁居南京

 抗日战争期间的张恨水

 在重庆的贫困生活

 张恨水五十寿辰在重庆

 抗战胜利，回到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仍做自由撰稿人

 “文革”初期，晚景凄凉

 闻一多(1899-1946)的经济状况

 留学美国期间的生活

 回国后辗转各地任职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32-1937)

 在西南联大的薪金

 1940年秋：陈家营

 1941年：司家营

 1943年：开始挂牌治印

 在昆华中学兼职教国文

 1945年：西仓坡三号

 治印谋生，操守极严

 柔石(1902-1931)的经济状况

 大学梦

 恩师鲁迅

 在上海成为自由撰稿人

 为“左联”献出生命

 丁玲(1904-1986)前期的经济状况

 叶圣陶鼓励她走上文学路

 三人行，办红黑出版处

 成为左翼作家的骨干

 王实味(1906-1947)的经济状况

 难以维持在北大的学业

 上海亭子间里的自由撰稿人

 延安的供给制生活

 吴晗(1909-1969)前期的经济状况

 在清华大学的工读生活

 清华大学史学系教员

 抗战期间在昆明

 从昆明复员回到清华园

 [附录1]：鲁迅时代(清末到民国)的银圆和铜钱

 “泉”和“钱”的由来

 通行两千年的“方孔圆钱”形制

 机制铜元取代制钱

 鲁迅作品中的铜钱、“文”和“吊”

 铜钱的贬值

 “银圆”、“鹰洋”、“袁大头”、“孙币”和“船洋”

 世界各国财富的比较

 民国的银行和国币兑换券

 鲁迅记载的银圆和钞票

 以兑换银圆牟利的钱摊

 “废两改圆”与“法币”政策

 [附录2]：鲁迅时代中国各地银圆购买力

 1900-192-6年北京的最低生活费和物价水平

 华北天津历年的银圆购买力

 (以1912年购买力为100)

 1912-1940年上海物价水平和1930年的基本生活费

 华南广州历年的银圆购买力

 (以1912年购买力为100)

 核验：历史上一块银圆的实际购买力

 历史上猪肉价格的比较资料

 结论

跋：20世纪前半期的文化人经济生活全景--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的文化名人

修订再版说明

那时全国实行科举制度，读书人从小在“私塾”、“家馆”熟读《四书》《五经》，练习八股文和试帖诗，辛苦应试，侥幸取得秀才、，举人的头衔，以提高社会地位。所谓“出路”就是读书做官。传统教育主要是“州学”、“府学”、“县学”以及“书院”。周豫才想出外求学，家里却出不起钱，因为家境实在困难，只能进公费的洋务学堂了。新式的洋务学堂寥寥无几，只有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武昌的自强学堂、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和陆师学堂、福州的福建船政学堂等处，都是官费供给。

 正好来了个机会，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有一位本家叔祖，在那里当“管轮堂”监督(即轮机科舍监)。

戊戌年(1898)周豫才17岁时，母亲鲁瑞变卖首饰筹集8块银圆的路费(当时1块银圆约相当于百年后人民币400元)，供他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免学费、膳费，每月还有少量津贴。周豫才到南京去投奔本家叔祖，暂住在他的后房。

可是这位“管轮堂”监督有点顽固，他虽然以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树人”，出于“百年树人”的典故。周树人于戊戌年(1898)闰三月经过杭州往南京，十七日到达，目的是进江南水师学堂。四月中考取了试读生，3个月后正式补了三班。

除了学费、膳费全免以外，实习期3个月内有津贴300文(相当于3角银洋，即今人民币60元)，以后逐渐增加，第一年有2两银子(当时1两=1000文)。约合1995年人民币200元、2010年人民币400元。这比首都的京师大学堂或同文馆待遇要低一些。

据《朝花夕拾》上所说，每月可得津贴银叫做“赡银”。水师学堂系用英文教授，需要九年才得毕业，前后分作三段，称为三班，每三年升一级，由二班以至头班。周树人在那里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后来他从水师学堂退学，改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矿务铁路)学堂，仍用“周树人”这个名字。

转人矿路学堂以后，1902年1月毕业。在这期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他从微薄的津贴中用500文(5角钱)买了一本严复译述的《天演论》。

据鲁迅的同学张协和回忆，矿路学堂“入学考试分初试及复试两场，都只是做文章，初试的题目我已忘却，复试的题目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论》。我和鲁迅就是经过这样的考试而入学的。”(张协和：《忆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

和陆师学堂一样，矿路学堂也仿照德制。除德文外，还有格致、地学、金石学、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等课程。这个学堂聘请了洋教习三人，专门盖了洋教习楼。

鲁迅在矿路学堂学习了三年。矿路学堂上课，一主要是抄笔记。教师把整本的书抄在黑板上，让学生抄在笔记上。鲁迅专心致志，抄得既快又好。鲁迅手抄过讲义《几何学》、《开方》、《开方提要》、《八线》与《地质学笔记》等。王冶秋在1942年写的《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一书中说：“他曾手抄汉译赖耶尔的名著《地学浅说》两大册，图解精密，抄摹实在不易。”

据江南陆师学堂章程规定：一等学生方禀请总督发给《执照》，二、三等学生只发给《考单》。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矿路学堂，才荣获《执照》。其中写道：矿务铁路学堂“选募聪颖子弟，到堂学习矿学、化学、格致、测算、绘图等项，现届三年毕业”。“学生周树人，现年十九岁，身中面白无须，浙江省绍兴府会稽人，今考得一等第三名。”《执照》中开列的矿学等7门功课的成绩都在85分以上。

为鼓励学生用功学习，校方规定，每星期作文一次，凡获得第一名者赏三等银牌一个；每月月考一次，名列第一名者赏三等银牌一个。四个三等银牌可以换一个二等银牌，四个二等银牌可以换一个三等金牌。由于鲁迅勤奋刻苦、锐意新学，因而学业优异，名列前茅。年龄最小的鲁迅是矿路学堂同学中唯一用四个银牌换得一个金牌的人。金牌到手之后，鲁迅总是拿了去换钱买书看，买点心花生米请大家吃。

鲁迅不满足课内的学习，课外常跑到夫子庙状元境(今立新巷)去买书看。有一次，花了500文钱，买了一本严复译述的赫胥黎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书《天演论》。

鲁迅在南京学堂的日子并不好过，20岁左右仍然“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至夹裤过冬，棉袍破旧得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生长发育期间，由于经常食不果腹、营养不良，有时不得不以辣椒佐米饭进餐，所以体形瘦弱矮小，且落下胃病的顽疾，严重影响了鲁迅一生的身体健康。  鲁迅考取官费，1902年4月赴日本留学。据鲁迅回忆：“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三十六圆。”(引自《华盖集续编》)而根据周作人的回忆：“周树人那时的学费是年额四百圆，每月只能领到三十三圆。”(引自《鲁迅的故家·鲁迅在东京》一书)说法略有不同。

实际上，当时留学日本的官费起初每月33银圆，后来增加到36银圆。

1905年，他的二弟周作人20岁时也到日本留学。

1906年6月，鲁迅在仙台医专第二学年结束时，退了学，准备弃医从文。他离开仙台，回到东京。当月，他奉母命回到绍兴，与朱安女士结婚，4天后便回东京。

1907年周氏兄弟合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200圆，合同上注明千字2圆。①同时鲁迅还有一些著述和译文出版，后来收入《坟》和《集外集》等。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花费很多钱买书。据统计，当时购买的德文书籍共127种，贵重的如《世界文学史》10圆，便宜的如裴多菲小说《绞吏之绳》5角。购书占据生活开支的首要项目，并成为他一生最大的嗜好。这时鲁迅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等论文并准备从事新文学运动，但却于1909年夏天由日本回国，主要原因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很重。

1909年春，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临行前，鲁迅对许寿裳说：

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周作人)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P7-11

20世纪，中产阶级在中国崛起。实际上，当时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富裕消费者，但是，他们与其说是中产阶级，不如说是财富新贵。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国外称中间阶级)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财富新贵并不是新的中产阶级，而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

市场竞争的国家，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全国财富的分配自然地形成上、中、下三个层次。

上层是大资本家，人数很少，他们所得是利润，生活富裕。

中层是各种知识劳动者(专业管理人员、科技工程师、自由职业者)，人数不断增长，逐步构成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所得是薪金，生活安适。这一阶层被称为中间阶级，不称中产阶级。

下层是工农体力劳动者，他们所得是工资，生活紧凑；技术自动化，工农人数从全国大多数减少成为全国少数，“蓝领”变为“白领”。

中间阶级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动力。知识分子是中间阶级的主体。他们各有专业，自食其力，贡献一技之长，换取安适的生活。衣食住行、弃旧换新，仰事俯畜、不虞匮乏。但是，他们积蓄不多，是安适阶级，不是富裕阶级。

中间阶级的力量不是财富，而是知识。他们运用知识创造财富，不是利用权力巧取财富。

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存在中产阶级，不过处于幼稚状态。请看陈明远的重要著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等，其中详尽地叙述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薪金收人，这实际上是研究民国时期中产阶级的经济生活。当时中产阶级已经存在，是幼年时代的中产阶级。

鲁迅是什么阶级？中产阶级。他自己说：他属于“中产的知识者”或“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见鲁迅《二心集·序》)。

陈明远著作中，详细列出鲁迅在中华民国时期的薪金收入：(1)教育部当公务员，起初津贴每月60银圆，不久定为200银圆，后来增至300银圆。(2)1926年，任厦门大学教授，月薪400银圆；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月薪500银圆。(3)1927一1931年，大学院撰稿员，月薪300银圆。(4)写作、翻译和编辑：1932年后每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4万多元。(5)从广州到上海，北新书局版税每月200银圆；大学院撰稿员月薪300银圆，合计每月收人500银圆，合今人民币每月35000元。鲁迅的收入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一般待遇，代表当时的中产阶级。1927年，中华民国规定教育界的待遇：(1)教授月薪400—600银圆；(2)副教授月薪260—400银圆；(3)讲师、中学教师月薪160—260银圆；(4)助教月薪80—160银圆，合今人民币2400—4800元；(5)小学教师月薪40—120银圆。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高于今天，这在当时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常态。

改革开放，建设小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应当是谁？应当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动力，就是中产阶级。原来，进入市场经济，要经过一个难于避开的“黑洞”，叫做“原始积累”。日本明治维新，四大贵族垄断资源。印度尼西亚反共政变，出现裙带资本主义。苏联瓦解，俄罗斯高官变巨富。中国改革开放，国营翻牌成民营。“近水楼台先得月”。乐观者说：变革都是半步半步前进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2010年12月1日

本书所列举的人物，除了王韬(1828-1897)以外，都亲历了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而大多数亲历了1937年以后的抗日战争。在这三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那一年，他们的岁数，分别如下——

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康有为53岁，蔡元培43岁，章太炎42岁，王国维34岁，陈独秀32岁，鲁迅30岁，周作人26岁，陆费逵25岁，胡适20岁，郭沫若19岁，顾颉刚18岁，张恨水16岁，闻一多12岁，柔石9岁，丁玲7岁，王实味5岁，吴晗2岁；年龄最大和最小的，相差了51年，即半个世纪多。

在1919年五四运动那一年，康有为61岁，蔡元培51岁，章太炎50岁，王国维42岁，陈独秀40岁，鲁迅38岁，周作人34岁，陆费逵33岁，胡适28岁，郭沫若27岁，顾颉刚26岁，张恨水24岁，闻一多20岁，柔石17岁，丁玲15岁，王实味13岁，吴晗10岁。

他们都在壮年或青少年时期，受到了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洗礼，参与或目睹了“文言与白话”的相互竞争，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蒙昧的相互较量。

在1935年币制改革、废银圆改用法币之前，我国的主要货币是银圆，称为“银圆时代”；可见，本书的所有人物，都经历了全国通用银圆的时代。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那一年，康有为已经死去10年了，王国维也死去10年了；徐志摩死去6年了，柔石也死去6年了；瞿秋白死去2年了，章太炎刚死去1年，鲁迅也刚死去1年；蔡元培69岁，3年后死去；陈独秀58岁，5年后死去；陆费逵51岁，4年后死去；周作人52岁，胡适46岁，郭沫若45岁，顾颉刚44岁，张恨水42岁，郁达夫41岁(8年后死去)；闻一多38岁，9年后死去；丁玲33岁，王实味31岁(10年后死去)；吴晗28岁。

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年，康有为已经死去22年了，王国维也死去22年了；徐志摩死去18年了，柔石也死去18年了；瞿秋白死去14年了，章太炎死去13年了，鲁迅也死去13年了；蔡元培死去9年了；陈独秀死去7年了；陆费逵死去8年了；郁达夫死去4年了；闻一多死去3年了；王实味死去2年了；剩下的一些人已接近退休，逐渐在社会舞台上消失。

从1935年到1948年，我国的主要货币是国民政府的法定纸币——法币，称为“法币时代”；可见，本书的半数人物，也经历了全国通用法币的时代。

从政治体制说来，他们大多经历了清朝末年、中华民国军阀割据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也就是整个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社会大变动时期。

所以，探讨、考证、描述这18位经典人物各自的日常经济生活细节，就提供了20世纪前半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