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已经普遍到了什么程度，迄今尚无确实统计，根据初步的调查结果：我国有四千一百万儿童，应该承受小学教育，但是现在实际入学的儿童不过一千一百余万，竞有三千多万儿童失学，这是一个非常严重而待解决的问题。就教员而言，这三千多万失学儿童，应该需要一百多万才够分配，而求这样巨量的师资，目前决难办到。中学教育更不堪言，我国现时中学生不过五十余万，美国人口仅及我国四分之一，尚有七百多万中学生，我们与之比拟，相差实在太远。至于大学和专科学校学生数目更少。据抗战前之统计，全国人数尚不能超过四万，由此可知我国教育程度，距理想目标实在太远，至此又令我想到大学生与出路的问题上来：大学生人数既少到这样，尚有人整日价地闹喊着“无出路”，时在今日，正值国家遭逢厄难，社会情形也变动得比较厉害，在这种时代要一个比较适意的职业，的确不甚容易，惟可怪者，许多大学毕业学生有事竞不能做，甚或不肯做，学生不能干，学校应该负责研究其不能干的理由，质言之，教育，社会也非没有工作，而多是毕业学生不肯去干。大学生若求享乐，定难找到出路，若求真实服务，则到处都是机会。

其次我要谈到华中本身上来，华中究竞是哪一种学校呢？大家都知道，在国内高中以上的学校有两种：一为大学与独立学院，一为专门学校，依教育部规定，后者以二年或三年为修业期，所施教育，是应用某种事业之一种技能(农科、图专皆属其列)。至于大学，则有文，法，商，教育，理，工，医，农等八院。文学院分中外文学，史地，音乐等系；法学院分法律，政治，经济等系；商学院分理财，会计，银行等系；教育学院分心理，教育，行政等系；理学院分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质等系；工学院分机械，土木，工程，矿冶等系，医学院则有医生，看护，公共卫生等训练；农学院则有农林、畜牧等科。据教育部规定，大学至多分设以止所述八院，不能再有第九之设立；若只办三院，则需设有理，工，医，农中之任何一院，方得称为大学。我们设有文理教育三院，所以也称大学，某生在某学院毕业即授以某种学士，惟经济学系虽属文学院，却授以商学士，故共有四种学位的授予。教育部对于大学课程，正在规定，我们学校前两年的课程仍旧一样，也无多大限制，不过四年之中非修满一百四十六学分，不能毕业，本来课程之名称，学分之数目，院系之多少，无需多事规定，其要者乃在于如何健全学生学术头脑，以及养成特殊技能。

我国大学普通可以分为两种：一为欧洲大陆式，一为美国式。就一般而言，国省立大学多近于大陆式(大陆学生如德国，须经过十二年学历，方可升入大学，我国亦然；其不同者是我国大学修业期为四年，德国大学只二年)。德国大学教育与其他国家确有不同，凡学生毕业考试及格，论文合格者，即授以哲学博士学位(柏林大学神学院例外)，但德国教育确能造就许多专门人才，德国的九年中等教育，全为准备升大学之阶梯。中学毕业学生对于求学工具以及基本知识均已获得，故能进入大学领受专门教育而不感觉半点困难，我国中学既未臻完善，大学若采用这种教育方式，必属难能；观乎我国之中等教育，对于一切基本学科，尚未筑成相当之基础，就中文程度而言，至大学仍需学习，外国语言能力，更属不够。这种情形在德绝对没有，他们高出我们的程度，实在惊人。据我校英文系教员多年研究的结果，以湘鄂皖赣诸省中学校之学生平均程度为标准，年来投考华中之英文入学考试，仅相当于美高中一年级程度，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现象。今日中学生所习之数学，程度虽加紧提高，但成绩竞不如从前的了，其缘因在于中学课程太繁，时间不充分，故以我国此种中学基础，去模仿欧洲大陆国家之大学制度，是只有百弊而无一利的。我们正看出这种弊病，所以特求极力补救。课程一项，不在于繁多。盖世上一切知识，绝非在这四年中，即可以研究得精通的，其要者乃在于此四年修业期中，打定一个基础，使学生以后能继续研究学习。我国大学亦有仿效美国制度者，这大都以教会大学为多。美国大学教育制度，十余年来，日求改善，我国竞模仿其陈旧不适用的制度，殊属失计。观乎美国大学生多无专门技能，苟进一步从事专门研究，作学术上之贡献，至少尚需受三年研究院教育。美国一般人最珍视时间，而于教育上，则确不免过于浪费，德国中学毕业生，入美国大学只需两年，便可卒业，由此可知美国十六年的教育，仅相当于德国十四年的程度，其时间值浪费可见。直到前几年感受了经济不景气，推进教育才注重节省光阴。

华中自改组以来，不过九年，惨淡经营在谋养戍学生研究学术的态度与门径，使其毕业以后能够继续研究，深求学术上之造诣，以贡献社会国家。大家都知道，办学校首在经费充裕，世界上绝对没有大学是仅依学费收入，便可以应付_切的。我们每年的经费大概是廿多万，和别的大学比较起来，恐怕是最少的了，但我们是在刻苦经营，尽量地推行服务人群社会的工作，所以前四年教育部派员来校视察的时候，批评我们是“以最少的金钱，办最多的事业”，如工资之节省，教员多兼职而不兼薪等都是我们吃苦实干的实例子。欲以少数金钱，举办最多的事业，我们设立一系，即切实为之，决不苟且敷衍。至于学生所纳各费，以每年计，尚不足学校为他所花用的数目的十分之一，故人家以为多收学生，学校即可增加收入，是为大误。抗战发动前，我校本拟于今年度容纳学生两百人，而今则决不愿收足此数，并希望不超过一百六十人为好，学校每年花用廿多万，教育百多个学生，平均每人应费千余元。希望各同学随着我们全体教职员，本着苦干实干的精神求学。我们聘请教员不在乎课堂之动听悦耳，而在谋学生学术上之增长。我校原则上，不聘兼任教员，不收走读学生，目的在使师生间随时可以析疑研究，多有切磋的机会，去年提倡导师制，亦是本着这个目标，故不在乎学生之多，在使学生多有与教员接近的机会。

几年来我们所举行之中期考试，是在测验学生于第一第二两年中，于所习科目及基本治学工具，已否养成相当的根底，中期考试，除英文国文之外，再就其本系规定之科目，加以考试；考试科目共五项，五项之中，必有两门是修满过十二学分三门修满过六学分的。

P94-97

2006年10月16日至18日，我应邀去广东省中山市和珠海市参加“香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发现出生于香山地区的韦卓民，由于年轻时便离开了桑梓，家乡人对他了解和研究不够时，便即兴做了“要重视韦卓民思想研究”的发言。

想不到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珠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黄晓东先生也非常重视。12月21日，他委托珠海市作家协会主席胡的清女士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写《韦卓民传》，作为“珠海历史名人丛书”第二批图书之一出版。

2008年5月，由我和我的博士研究生张运洪、徐大兵合著的《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爱国基督教徒韦卓民》由珠海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不少华中大学校友的好评。深圳《晶报》编辑部总编室的侯晓清先生，还专门约请我为该报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化 岭南百杰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栏写稿，评介韦卓民教授为中国近现代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这就进一步促使我们继续关注韦卓民教授生平事迹和思想相关史料的收集和研究。近两年来，又有了不少新的收获。如抗战时期，韦卓民先生在美国宣传抗战的具体内容，在云南喜洲艰苦办学、抚恤包鹭宾家属的感人故事，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和平运动、保护进步学生、抵制搬迁的详尽过程，以及1957年“鸣放”和1958年被错误打成“极右分子”的始末等史料。这些史料，在《韦卓民传》中大多未能用上，留下了些许遗憾。

鉴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华大学人研究书系”，已出版《钱基博年谱》、《恽代英年谱》，于是，我们便产生了编写《韦卓民年谱》的念头，决定将所掌握的史料全部编写进去，为以后的韦卓民研究者提供方便。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出版社各位领导的大力支持，经社委会研究讨论，同意将《韦卓民年谱》列入出版计划。

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教授说：“我历来主张，年谱就应该把原始资料放进去，也要注明出处，也要注清出处，用以证明所写的内容是有根有据的，让研究者放心引用……从原则上说，无论是哪个人或哪个单位编写的年谱，如果不在每一条下附上原始材料就不能为据。”【张静如：《读(澎湃研究丛书>有感》，载《党史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5期。】我们完全赞成张静如教授的这一学术观点。在编写《韦卓民年谱》时，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此外，我们考虑到，鉴于韦卓民教授的有些重要遗著由于受篇幅的限制，《韦卓民学术论著选》未能编入，海内外读者一般难以读到，所以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将相关重要著作摘引或者全文照录，旨在为韦卓民研究者提供参考。同时，在本年谱中还收录了一百多幅反映韦卓民生平事迹和思想的珍贵图片资料，目的是使该书图文并茂，更具有时代感。这些资料图片很多是首次刊布，更加直观地反映当时的真实历史，能帮助读者加深对韦卓民教授的认识。

同时，为了更真实地反映韦卓民教授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我们还选编了韦卓民教授及其亲友韦宝锷教授、王元化教授的相关回忆录，华中大学校友范麟章、刘少宁、曹方久、李华矩等写的追思文章，连同编者写的纪念文章和《韦卓民著述、译著目录》，一并作为附录。

本书的出版，得到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研究生处、社科处、政法学院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提供了大量资料和图片，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总编辑段维及社委会的全体同志热情支持，责任编辑曾巍精心编辑该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曹方久教授一直关注本书的编写，给予了热心的指导。参加本书资料收集和编写工作的还有徐大兵、付义朝、李天祥、黄雅莉、刘源泉等，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李良明

2010年1月18日

“华大学人研究书系”总序

第一编 青少年时代(1888年12月—1915年秋)

第二编 留学美欧前后(1916年—1929年9月)

第三编 重建华大(1929年9月—1937年7月)

第四编 喜洲办学(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五编武昌复校(1945年8月—1949年)

第六编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1956年)

第七编 蒙难岁月(1957年—1976年3月)

余 编 去世以后(1976年10月后)

附录

武昌文华书院及其后身华中大学

关于韦卓民生平的一点资料

抗战时期迁滇的华中大学与韦卓民纪事

德高望重、正气凛然的爱国教育家、哲学家——记韦卓民校长在解放前夕二、三事

韦卓民哲学遗著片谈

一代人师治学表率——韦卓民先生的做人与治学

深切怀念我的逻辑学老师——敬爱的韦卓民老校长

韦卓民：杰出教育家和西方哲学研究专家

韦卓民著述、译著目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华大学人研究书系”总序

华中师范大学是中国真正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少数知名大学之一。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有一批又一批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驱者，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现今华师的奠基与成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些先驱者的丰功伟绩。

现今高等教育的整体，无论从规模、设施、师资与教学科研水平哪一方面来看，都远远超过自己历史上的那些前身。但这些前身毕竟为今天学校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们的校园、师资、学生、图书、设备，不仅是历史的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为学校的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资产，一种无可取代的宝贵资产，其中包含的有些重要无形资产甚至远远高于其相关联的有形资产。由于这方面的感悟日深，许多精明的高校管理者都极为重视保存本校的历史，除档案文献以外，还努力维护古老的建筑、景观乃至旧有的典籍、设备，用意在于彰显其悠久而又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这些工作当然非常重要，而迟至今日只能说是亡羊补牢。但更重要的工作恐怕还是要数延续学脉与传承精神。高校不是一般的教育机构，乃是学术文化延续的载体。学脉是学科孳生繁衍的谱系，精神是众多学科群共生互动焕发的校园神韵，而兼任两重载体且流光溢彩于百年岁月之间的则是那一代又一代的杰出学者。

王缁尘撰《汉学师承记评序》云：“《汉学师承记》者，清乾嘉时江氏藩之所著也。盖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人物，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思想。以此学术思想，由此人物而流衍支配于社会政治间，而此民族文化遂发生变动而或以之衍进焉。准是以言，则学术思想实民族文化最重要之因素。”宋元明清学案之作勃兴，佳构巨制比比皆是，而王氏高明之处则在于突出探究学术思想，而非停留于仅仅陈述“经师之事迹与授受之源流”。其评论最精彩之处是阐析各个时代学术思想之关联：“且此时代之学术思想，与前一时代、后一时代之学术思想，皆有密切之关联。或为反对前之学术思想而产生，而其时尚扬前时代之余波；或为启导后之学术思想而僵死，而其时已露后一时代之萌蘖，此其不能划然分割者也。”王氏此处讲的虽是影响覆盖整个社会的宏大学派，但类似的现象在校园学科之间也不胜枚举。“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对学者业绩及其思想，大体上都可以作如是观。

华师百年，才人辈出。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获得学界的高度评价。这其中有中国共产党著名政治活动家、教育家恽代英，他36岁慷慨就义，留下遗著300万言，为中国革命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他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给后人留下了几十部厚重著作；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史家钱基博先生，他的著作不断再版，在学界影响甚大，许多已经成为研究历史、文学的学者的必读书；逻辑学家、哲学家詹剑峰先生，他在西方哲学研究以及中国哲学研究尤其是墨子和老子研究方面浸淫很深。还有杨东莼、包鹭宾、韦卓民、黄溥等，这些都是华师历史上灿若群星的名字。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华师历史上也曾留下过足迹，如冯友兰、王亚南、吴宓、游国恩、傅懋劫等，他们也是我们这所老校的骄傲和财富。出版社已推出的“桂岳书系”(8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百年来优秀学人的探索轨迹和学术成就。

华师精神是“忠诚博雅，朴实刚毅”，在这精练的八个字的启发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在倾力打造一个学术品牌，名为“华大博雅学术文库”。其中，国学出版将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推出了《张舜徽集》的一、二辑共10册(第三辑三种5册也即将付印)，“道家道教研究书系”中也收录了詹剑峰先生研究老子的著作，《钱基博集》已经进入整理阶段，将成为我校出版社“十一五”期间的重点项目。另外，韦卓民先生对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的译作也在分阶段推出。我们设想，以“立足教育，弘扬学术”为指引，出版社将在未来的发展中坚持不断地提高学术品位，推出学术精品，而挖掘百年老校丰富的学术资源将是工作的重心之一。

在推出百年华师历史上学人的著作的同时，我们也想到，对这些学人进行研究，研究他们的生平、治学生涯、学术思想，无疑可以更进一步推动对他们学术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有些青年学者做过一些工作，出版社就曾经出版过《张舜徽和清代学术史研究》，但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此次有机会推出《恽代英年谱》和《钱基博年谱》，出版社也设想借此机会推出一个新的书系，着眼于研究百年华师历史上成就卓越的学者和他们的学术，丛书名拟订为“华大学人研究书系”，一方面可以将以往已经出版过的相关图书进行整合，另一方面也主动策划一些选题(如年谱、评传、专题研究以及相关人物的研究资料汇编等)。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推出可以激发对前辈学人的深入研究，从而弘扬百年华大的学术传统，以期华大学脉世代绵延！

韦卓民，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老校长，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和宗教学家。他学贯中西，一生潜心学术，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近百种著作或译著。本年谱以时间为序，较详细地记录了韦卓民先生的生平，全书分八编对应几个不同时期：青少年时代、留学美欧前后、重建华中大学、喜洲办学、武昌复校、新中国成立初期及“文革”蒙难岁月等，重点突出了韦先生办学与治学的经历。附录有关于韦先生的回忆性文章以及韦先生的著述、译著目录，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本书是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老校长韦卓民的年谱，以时间为序，较详细地记录了韦卓民先生的生平。

本年谱将相关重要著作摘引或者全文照录，旨在为韦卓民研究者提供参考。同时，本年谱还收录了一百多幅反映韦卓民生平事迹和思想的珍贵图片资料，目的是使该书图文并茂，更具有时代感。这些资料图片很多是首次刊布，更加直观地反映当时的真实历史，能帮助读者加深对韦卓民教授的认识。同时，为了更真实地反映韦卓民教授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本书还选编了韦卓民教授及其亲友韦宝锷教授、王元化教授的相关回忆录，华中大学校友范麟章、刘少宁、曹方久、李华矩等写的追思文章，连同编者写的纪念文章和《韦卓民著述、译著目录》，一并作为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