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所著的《影像书写——大众文化的社会观察(2008-2012)》收录在这里的二十五篇文章主要是近两三年写作的一些对影视、文化现象的评论。本书可以视为近年来最为鞭辟入里的影视书写，也是对08奥运以来的中国思潮、变迁洞若观火、启迪未来之作。

张慧瑜所著的《影像书写——大众文化的社会观察(2008-2012)》是以文化研究的方法对“后奥运”时期的社会文化界进行的文化观察。在书中，“影像书写”、“主流价值观”和“社会主体”呈三足鼎立之势，进入作者视野中的社会热点量极大：既有风云际会的明星人物，如葛优、韩寒，也有默默无闻的“沉默大多数”，如农民工、“80后”、“蜗居”、“蚁族”，更有在两者之间游走却吸引大量眼球的“草根明星”。作者始终怀抱“反思大众媒体”的立场，虽然自谦“书写个人文化记忆”，但其时代记忆感和话题通约性也极为明显。《影像书写——大众文化的社会观察(2008-2012)》可以视为近年来最为鞭辟入里的影视书写，也是对08奥运以来的中国思潮、变迁洞若观火、启迪未来之作。读其书，不但能练就穿透大众媒体的“火眼金睛”，还可见出作者冷静分析背后隐藏着的那一丝沉痛与悲悯。

前面的话

自序

第一辑 影像书写

 独立制片电影中的底层讲述

 “潜伏”与中国版的“窃听风暴”

 《建党伟业》：红色记忆的拼贴与重组

 “甄功夫”：功夫片的改写

 “贺岁帝”葛优的文化功能

 不“裸”的“裸婚时代”

 变形金刚记

 “从月光集市到中国”：宝莱坞的启示

 从“县城”到“北京”：一份“80后”的电影记忆

第二辑 主流价值观的重建

 “旧瓶”如何装“新酒”

 “法治人物”的“除魔术”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是草根，我怕谁”：草根的“显形”

 从“傻根”到“许三多”

 “见证奇迹的时刻”：被凝视的草根达人

 “非诚勿扰”被整顿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

 “限娱”之后，“道德”能否重建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失业”与“欺骗”的双重修辞术

第三辑 社会与主体

 “精神家园”与“沉默的大多数”

 “贪婪”与“信心”：金融危机时代的根源与药方

 “劳动最光荣”

 “房产”之争与关于“市场经济”的双重想象

 “模范公民”韩寒

 “不高兴”和“没头脑”

 “在希望的田野上”

跋：匪兵、拾荒者与解梦师

独立制片电影中的底层讲述

新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或许就是电影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与中国经济崛起同步，国产电影不仅没有被好莱坞大片打倒，反而逆势上扬，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在这种国产大片的华彩之下，艺术电影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与90年代的“地下电影”相比，浮出水面的“地上电影”在市场意义上更加销声匿迹。第六代刚获“政治”解禁，就遭遇市场的藩篱，这恐怕是始料未及的事情。这是我近几年来写的最后一篇与第六代有关的文章（2008年给《艺术评论》写的稿子，一年以后我成为这本杂志的编辑），曾经在新世纪之交的大学时代，第六代／地下电影是我的最爱。

这几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在票房上呈现越来越繁荣的景象，尤其是在国产大片的带动之下，国产电影的票房终于可以和进口大片平分秋色，这或许是1994年开始引进十部进口大片以及2001年中国加人WTO增加进口份额以后，中国电影少有的乐观景象。2001年由李安的《卧虎藏龙》开启，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首次示范，逐渐形成了一种（古装）神怪武侠大片的产销模式。简单地说，这些大片的投资主体多为民营电影公司、改制后的国有影视集团和港资，过亿的制作资金主要用在制作视觉盛宴和地毯式的宣传之上，再加上在控制盗版和档期上的适当保护，这些国产大片大多获得过亿的票房佳绩，并占据当年国产电影票房的多数份额。

大电影，小电影

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国产大片的高票房和恶骂的二重奏中，还出现一种以《疯狂的石头》（2006年）所开创的小电影（相比大片过亿的制作资金来说），这部投资几百万的电影获得了几千万的票房成绩。这种小投入大产出的示范效应，为一些中小影视公司提供了从诸多大片的“夜宴”中分得一杯羹的机会。与神怪武侠片不同，这些小电影多采用城市黑色幽默的套路，以小人物的仙踪之旅或意外卷入一场黑幕为核心情节，如《鸡犬不宁》（2006年）、《落叶归根》（2007年）等。因此，一种奇怪的景象出现了，在进口或国产大片的空隙中挤进了一些小电影，尤其是2008年贺岁档，一边是《投名状》（档期为2007年12月中旬）、《集结号》（档期为2007年12月下旬）和《长江七号》（档期为2008年1月下旬）接连不断的国产大片（包括港片），另一边则是穿插在这些大片中间放映的《命运呼叫转移》（2007年暑期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续集）、《大电影2．0：两个傻瓜的荒唐事》（2007年贺岁电影《大电影之数百亿》的续集）、《我叫刘跃进》、《耳朵大有福》、《棒子老虎鸡》等，在2007年10月放映的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和11月放映的李安的《色，戒》两个艺术大片之间，还放映了农村黑色电影《光荣的愤怒》。这些也已然类型化的小电影，为视觉华丽、故事空洞的国产大片增添了几分笑声。

在这些大电影与小电影之外，还有一种或许可以称之为艺术电影的获奖片，诸如贾樟柯的《世界》（2005年西班牙金伯爵奖）和《三峡好人》（2006年威尼斯金狮奖）、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2007年柏林金熊奖）、李杨的《盲山》（2007年戛纳一种关注竞赛影片）等，这些电影有着自身的制作脉络，大多是第六代导演拍摄的独立电影。在90年代，这些独立电影往往被禁止放映，因此成为地下电影；而进入新世纪，地下电影终于浮出水面，上面提到的几部影片都公开放映过，只是这些获奖影片的票房惨淡，以至于2006年《三峡好人》与《满城尽带黄金甲》被安排同时放映时，上演了“好人”对抗“黄金”的悲壮景象。

这三种不同制作脉络的电影，再加上主旋律电影，成为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生产的主要格局。国产电影经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观影狂潮以后就开始滑坡，国产电影体制的改革也开始推进。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艺术片（又称探索电影）、商业片（又称娱乐片）和主旋律三种电影格局。如果说90年代以来依靠国外电影节生存的艺术片和依靠政府资金支持的主旋律都有各自不同的生存之道的话，商业电影的成败一直作为中国电影市场能否成熟的标准。而90年代中后期以来，商业电影在进口大片的挤压下困境重重，直到2002年《英雄》式的国产大片成为一种拯救国产电影的可能路径。但是，“口碑极差，票房极好”的却成为这些华而不实的国产大片的痼疾。不过，毋庸置疑，国产大片确实进一步扩充了进口大片所开创的城市中产电影观众的市场疆界，也就是说，凭借着相对高的票价（五十元到八十元一场），这些大片在中国大中城市培养了一批以白领阶层为主体的电影观众（如同中国市场经济的边界在城市一样，农村和小城市基本上在市场之外），尽管这些大片对一些小电影和艺术电影产生了挤压，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为数几千万的城市中产阶级电影观众，支撑着当下中国电影的影院票房。P3-6

在我的“入室弟子”中，慧瑜也算得一个特例。

言其特例，并非由于他少年老成，勤奋治学，已著述颇丰，而是指他不仅以学术理路和思考将自己与我联系在一起，而且“开篇伊始”，便不断给我以荣耀的回馈。“师以生荣”，不是我的理念，也不是我的奢望。窃以为：博士研究生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生，是刚上路的青年学者。所谓导师的意思，就是“、扶上马送一程”，看他走稳，便是全部了。而后新科博士学业精进，扬鞭跃马，绝尘而去，令前辈或日导师望尘莫及，原本是题中之义。但慧瑜却令自己成了例外。

这固然因为我和慧瑜的缘分可称长远。那时的慧瑜，大二？大三？也不大见他出现在我的“粉丝”群里，但每逢开课，细看，必有他专注的目光。那看似老成实则稚嫩的男孩便是彼时网络江湖上颇有字号的北大“新青年”之“电影夜航船”的版主。及至大学毕业，他便依旧讷讷地送了我一本网络影评结集的专书，厚厚的一本，用了我一篇短文的标题做了书名。本科生出书，在彼时并不多见，况且如此规模。逐一读过，感动之余，偶犯“好为人师”之症，“精英主义”尾巴乍露，便对慧瑜说教：短小影评固好，有见地、有体认、有机智，但终不是学术，难成思想载体；要走思想、学术之路，怕是要改弦更张。说的颇轻，没想慧瑜便听进了，自此罢笔网络时评，开始颇具思想性的学术写作。江湖上时有抨击：戴锦华毁了一位未来的影评大家。也曾和慧瑜拿来做笑谈，他只是憨憨地笑，并不作答，也是无怨无悔吧。

但说他是特例，尚不止于此。直到就读硕士，慧瑜和我，我以为，只是若即若离，淡淡地远观而已。但学界同仁相聚，每每有人赞道：你的那个学生张慧瑜的确很出色！他某某篇文章确有乃师（我？）之风！我每每快活而尴尬地解释：慧瑜不是我的学生，但的确是个好苗子。这份误认，来自于他和我思想与立场的相近，理路与质地的相仿吧。倒是印证了我的想法：思想与学术的传承原本不拘师生名分。

到了博士阶段，慧瑜终于做了我的学生。但此时，他已是“初具规模”的青年学者。而且，他仍然话不多，却执拗地选择“无视”我对他的规劝：不要扬短避长，当代研究才是你的长项；相反选择了一个近代文化的题目切入。我当然默认，因为知道他在尝试挑战自己。他也的确写出了一篇好论文；其好，不光是获得博士学位的意义，这也成了他学术起步的更坚实的基础。

慧瑜对学术，可以说是持久的热恋吧。他因热爱而为，以学术为目标和旨归。真的是一介书生：逐日读书写作、观察思考，但并非自苦。应是其乐无穷吧。这背后，该是某种对社会的责任，对现实的抱负和诉求吧。

现在，到了慧瑜的第一个学术的收获期。在颇丰的厚重论文之后，慧瑜再次撰写文化时评，同样的敏感，但不一样的视野和厚度。这便是结集于此的文字。

由此，通向思想、抵达现实，文字与行动再度交织。写在前面，是为引玉之砖。

2012年3月草于加拿大多伦多

匪兵、拾荒者与解梦师

杨 早

慧瑜与我的北大岁月，可谓失之交臂。当他在2001年秋走进戴锦华老师主持的文化研究工作坊，曾经的参与者我，已经成为博士一枚，进入到导师认为我去听课是浪费资源、往外轰我的阶段。虽然我于2003年还是忍不住跑去听了戴老师的电影解读课，以继续提高自己在买碟方面的品位，然而并没有因此认识慧瑜——即使或许他也在那个课堂里虔诚地坐着。

说到“虔诚”，我是以己度人了。从1998年到2000年，我一口气选修戴老师三门课时，听讲之认真，确乎可以用“虔诚”两个字来形容。毫不夸张地说，我后来会做一些当下文化研究的课题，从眼光到方法，受戴老师影响至深。

不过，2001年之后，我基本是在清末民初的报刊堆里打转，离文化研究越来越远。直到2005年底，几位朋友兴之所至，成立1217俱乐部，谋划出版《话题2005》，才又与文化研究这行当接上了榫。

我找到戴门的大师姐滕威（其实我认识她时，她还在读大四，被戴老师亲呢地叫做“小滕威”），约她写专题，让她在“超级女声”和“芙蓉姐姐”里任选其一（我知道两者她都一直关注）。滕威选了“超女”，推荐师弟慧瑜来写“芙蓉”——算起来，慧瑜刚上博一，方从私淑弟子登堂人室，成为戴门一员。

我没见过慧瑜，一度认为是位女孩（这个错误后来犯的人非常多，似乎这两字已成女性专用），约稿都是通过滕威，直到稿来了，《“芙蓉姐姐”的迷思》，我看完，编完，交稿，出书。慧瑜一直也未谋面，直到次年四五月，在社科院开《话题2006》的例会，一群戴门弟子包括滕威光降，才第一次得睹慧瑜的尊范。大家都是微胖界的，自然心有灵犀。

我深知在北大中文读博有多辛苦，多无法分心。所以后来也没敢打扰慧瑜，只是间或听见传来对他的赞誉，比较不低调的说法是：“张慧瑜”三字，在某些场合，就等于“学问”一词。哈哈，慧瑜该脸红了，微胖界一脸红就特别萌。

直到2008年末，慧瑜主动给我寄来一篇稿：《“谁的”爱，奉献给“谁”——抗震救灾中的“人道主义”话语表述》，又让我窥见了久违的戴门风采。不必讳言，刚刚结束博士论文写作，慧瑜的笔还有些紧，与《话题》追求的活泼平易的文风未必一致，但我与另一位主编萨支山，都看重文章中的思辨力，看重他对在大灾之前成为某种霸权话语的“人道主义”条分缕析，从“底层”、“80后”、“中产阶级价值观”多面攻打的运思特质。这种批评的复杂性，以及“评论之评论”正是《话题》系列的追求。我们为慧瑜这篇稿的辞句调整花了很大的力气，正要想在加强表达有效性的同时，亦能保留他思辨的元气与深入。

次年再看慧瑜的写作，就松快多了。学院写作（狭义的，写给评审委员会或同行看的）会制造一种笔下的紧张感，我本人深有体会。如何在不放弃深度与复杂的同时，摆脱学院写作的晦涩与匠气，是一道很难突破的关卡。后来我想，慧瑜大概亏得有网络影评的底子，所以能够从学院写作的阴影中快速挣脱出来，他的文化时评，尤其是涉及影视的，可谓轻灵、厚重兼而有之，足以让读者轻易感知思辨的快乐。

慧瑜原先给自己的论文集命名为《匪兵匪语》，实有深意存焉。“匪兵”的被命名、被指认，与“官”的互为转化，以及边缘地位导致的无名化，都很可变成某种对于文化研究者的隐喻。在学术界，文化研究一直不是特受待见的行当，以其“浅”（对象之浅）。与“新”（现象之新）让许多人认为它是“评论”而非“学问”，而在大众媒体构建的所谓文化圈，文化研究的姿态同样不受欢迎，它不能向任何一方提供利益，也无法向受众提供酷评那种“爽”的感觉。文化研究力求抽丝剥茧的写作，有时成为喊出皇帝新衣的童声，有时又是不知所云的冗谈，更多时候是多此一举的消毒剂。当大众迷醉于大众文化制造的幻象时，你却指明华丽衣袍下的腌臌，或炫彩泡沫中的乌有，谁会感激你呢？

当然，“匪兵”还有一重含义，就是它的抗拒姿态。然而，与戴锦华老师的绝对精英立场不同，生长于大众文化喂养的“70后”、“80后”学人，对大众文化的利弊难分，好坏交杂，比长辈确实多了一份体认。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愿意把慧瑜和我从事的活计“影像书写与社会观察”，比拟为一个“拾荒者”的形象。无意攀附本雅明的经典，但拾荒者确实是这个自产自销的文化体系中，我们唯一可选的角色。中国的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还没有发达到容许严肃的文化研究学者参与其中的地步，它仍然像一个无所不包的垃圾场，而文化研究者就像一个个拾荒的人，面目模糊地在芜杂与恶臭中辨识整座城市的生活。这些人很容易被无视，又很容易被收购，很多人真的就参与到了废品再加工与仿造的行列之中。可是真正的拾荒者，不仅仅是为了在垃圾场里找到当晚的面包，他更想知道的，是这些成山成海的社会碎片之中，隐藏着怎样的一些轨迹？生产、出售、消费这些制品的人，如今被塑造成了什么模样？

当我们直起腰来，开始讲述与分享我们拾荒的心得，角色又一次转变，我们凭借辨识垃圾的慧眼，占有碎片的丰富，瞬间化身了文化迷梦的“解梦师”。戴老师总说，有墙的地方总有门，又说，每一个硬币都有两面。世界大千，总还是有听众不满足于看孔雀开屏，而想知道屏为何而开，如何绽开，那美丽的尾羽凸显了什么，又遮蔽了哪些。

梦有好有坏，有美有恶，但每一个梦都需要解析，可能是过度阐释，也可能是杯弓蛇影，但解梦的好处是穷尽各种可能，让隐藏在阴影中的机巧、算计、欲望无所遁形。当一个梦被拎出来放在台上时，无论温暖或冰凉，它是熟悉的，与生活息息相通的。随着解梦师的分析，听众们惊异地睁大瞳孔，张开嘴巴，他们在我们的讲述中听见了一种陌生的生活，一个陌生的自我。

这些年拾的荒，解的梦，被一个匪兵摭拾到一起，于是你看到一本手记，这本手记可能叫《匪兵匪语》，也可能叫《话题2012》，抑或更名为《影像书写——大众文化的社会观察（2008-2012）》不管书名与装帧、开本为何，你能从中了解到的，是我们时代的一些秘密。

2012．3．19于京东豆各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