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研究主题、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三 研究现状

四 研究方法

第一章 “宗教热”——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经验教训

研究的时代语境

一 “宗教热”的具体表象

二 “宗教热”的双重影响

三 “宗教热”的原因解析

四 “宗教热”带来的理性思考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方法论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

二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体系与内涵

三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

一 列宁时期的宗教政策(1917-1924年)

二 斯大林时期的宗教政策(1924-1953年)

三 赫鲁晓夫时期的宗教政策(1953-1964年)

四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宗教政策(1964-1985年)

五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宗教政策(1985年-苏联解体)

六 苏联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

第四章 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

一 20世纪60年代及以前，实行严厉的宗教政策

二 20世纪70年代前后，实行基本宽松的宗教政策

三 1980年至东欧剧变，实行纵容的宗教政策

四 东欧剧变以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五 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

附录 东欧剧变的桥头堡——波兰对宗教问题的处理

第五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宗教政策(1949-1956年)

二 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宗教政策

三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宗教政策

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宗教政策

五 中国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

第六章 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

问题的经验教训

一 越南处理宗教问题的历史考察与经验教训

二 老挝处理宗教问题的历史考察与经验教训

三 朝鲜处理宗教问题的历史考察与经验教训

四 古巴处理宗教问题的历史考察与经验教训

第七章 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给中国的启示

一 正确认识宗教的本质与功能

二 正确认识与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

三 正确认识与处理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关系

四 正确认识与处理中国的政教关系问题

五 正确认识与处理中美、中梵宗教关系，防止西方宗教渗透

结束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作者孟宪霞)属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综合研究体系的一部分。当前我国的宗教理论研究与宗教政策制定皆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属于我国宗教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梳理与统观整个“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我们发现，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尽管在很多方面已经成绩卓著，但在完整性上却有所欠缺，那就是，缺少了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宗教理论与实践的系统研究及综合省思。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端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思想，其在20世纪初的苏联生根发芽，以致根深叶茂，形成了列宁、斯大林等领导人的宗教观，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接力继续践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宗教理念。当前无论政界还是学界，大都集中于以上脉络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历程。然而，就历史的真相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宗教观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直接影响，还达及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达及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等至今尚存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宗教观的统照之下，基于各国不同的国情与教情，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政策与宗教实践呈现出丰富而又多彩的历史画面。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体系”的综合研究中，这一段，绝对是不能忽略的重要一笔。本选题力图还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整体性，力求弥补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研究之不足，为“社会主义宗教论”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论”的研究增砖添瓦。梳理与分析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理论、政策与实践，力图在当下宗教理论认知水准的映照之下，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为我所用。

《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首先从马克思的“宗教消亡论”与“宗教博兴”的现实对垒人手，从国际国内两大宏阔视角，铺陈与分析了“宗教热潮”在全球以及在中国的具体表现、现实根源、正面和负面效应等，从而展示了本论题研究的时代语境及其必要性。并提出了如下思考问题：宗教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经典论断是否已经过时?社会主义国家宗教存在的原因在哪里?执政的共产党应该如何看待与处理当代宗教方面的新情况与新问题等?因此，面对如此繁复的宗教情况与宗教问题，鉴借全球宗教文化认知尚有必要，回望与梳理各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成败得失，并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服务于社会主义中国当下的宗教实践，对于服务于中国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竞争，尤其具有重大的、直接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及其后继者关于宗教问题及宗教现象的根本观点与看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发端于马克思恩格斯，历经各国共产党人在本国的发展与实践，至今仍然焕发着勃勃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关于宗教的本质，宗教的发展规律，宗教的社会功能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等。然而，就当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而言，把其作为指导我国宗教认知和宗教实践的方法论来探讨，却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当中的“短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其优越于其他宗教观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地看待问题，坚持实践性的原则，是制定政策的正确导航与科学研究的有力指导。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着不同于我国的浓重的宗教传统，然而在其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无一不深受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深刻影响，其中尤以马克思的“宗教鸦片论”影响最巨。所以，其一度采取了过于偏“左”、打击甚至消灭宗教的政策，因此，国内宗教势力一度大大放低姿态，宗教活动由地上转为地下。然而，或如许多宗教学家主张的“人天生就是宗教的动物”，也或如有些学者们探讨的“宗教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宗教是人类精神的家园”、“宗教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等，在此，我们姑且不去争辩这些命题的真伪，而今对于宗教大抵已形成如下共识：当今社会，当今时代，宗教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宗教有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宗教的消亡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逆历史发展规律而动的后果就是——前苏东国家内部政教关系紧张，宗教在苏东剧变这场社会主义的大地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剧变前，社会主义国家与宗教之间基本上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宗教关系极不和谐，人民反对社会主义政权的暗流涌动，这种敌对的暗流结果被国外反动势力借用，最终危及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根基，压抑人民的宗教需求，社会根基不稳，社会主义的大厦就必然有倾覆的危险。苏东对宗教问题的处理大抵留给我们以下经验教训，比如，要充分认识宗教具有长期性的特点，用行政甚至暴力手段消灭宗教不可取；要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分清宗教方面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好宗教与民族问题，防止国际宗教渗透活动；尊重意识形态发展规律，通过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让人们远离宗教；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等。

新中国的宗教政策承继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来。然而，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存在片面的“左”的理解，一方面因为在我国近代历史上，尤其是基督教和天主教都扮演过作为殖民者的“开路先锋”的不良角色。正如蒋梦麟所言：“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加之宗教势力的强大，在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发挥过妄图颠覆政府的巨大作用。所以，新仇加旧恨，对于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欣然接受限制甚至消灭宗教的“国家及全民举动”，就不难理解了。中国乏有宗教信仰的传统，中国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构建并维护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体制，勾画与夯实了中国国民的文化面貌。即使是本土的道教文化、东汉末年从印度而来的佛教文化，和近代随着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扑进中国的基督教与天主教，都积极吸收融合儒家文化特色，实现了在中国的生根发芽。“以科学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以艺术代宗教”，五四时期的先哲们为我们奉出如许之多的满足我们精神营养的饕餮大餐，其惟愿取宗教而代之。然而，宗教是宗教，科学是科学，美育是美育，艺术还是艺术，即便人们有“杀之而后快”的强烈愿望，也自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当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没有被消灭之际，宗教还依然就是在那里。中国对宗教本质、意义及作用的认识之路，可以用一路欢歌一路泪来形容。当形势需要之时，它就是我们的座上之客，当形势不需要时，更多地强调的是宗教的负面功能，以加强科学无神论宣传为由，大力挤占宗教的生存空间，伤害了广大宗教徒的感情，挫伤了他们参与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积极主动性，处理不当，甚至会酿成逆反情绪，形成社会反对力量的暗流。大禹治水，疏且导之，宗教徒的感情犹如滔滔洪水，堵截戕害始终不能解决问题，唯有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实现对宗教教义作出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有益解释，发动宗教徒爱国爱教，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来，同时切实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实施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才不失为解决宗教问题的上佳之策。

现存的社会主义四国——越南、老挝、朝鲜、古巴，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同样值得我们汲取。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诞生了十几个鲜红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今苏东九兄弟已丢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舍弃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追求，各自奔赴自己或一帆风顺或命运多舛的前程去了。如今剩余的社会主义国家，吸取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深刻的历史教训，再也没有产生社会主义国家的“龙头老大”，各国均根据国情，吸纳全球经验，加强全球合作，进行社会发展。在宗教政策方面也没有产生谁对谁的指手画脚，倒是美国这一“世界宪兵”每年发出各国宗教报告，连续指责我国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以及“法轮功”问题；指责朝鲜是“宗教压迫最严重的国家”；对于越南，在越南积极加强与美国和梵蒂冈的沟通，并按照他们规定的程序进行宗教改革的基础上，2009年终于摘掉了“宗教压迫严重国家”的帽子；在古巴，浓郁的宗教传统，造就了古巴人民对宗教的特殊感情，在古巴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同样也存在过压迫甚至消灭宗教的“严打”时期，然而总体而言，其与梵蒂冈的关系破冰，有利于其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同情，有利于改善古美关系，从而更有利于其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梳理四国处理宗教问题的历史，为我们展示了四国多彩的宗教处理历史画卷，省思其宗教政策，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利于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西方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防患于未然，修筑起思想领域的万里长城。

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马克思当年预言了宗教随着社会进步必然逐渐消亡的历史命运，我们似乎也已经为宗教准备好了灭亡后的“裹尸之布”。然而，在经济发展、科技昌明、全球化雷声阵阵的今天，宗教却呈现全球发展热潮。适时扭转对宗教及宗教问题的看法，实施与时俱进、适合中国国情、适合国际潮流的宗教决策，是我们今天的当政者面临的重大课题。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带给当代中国很多有益的启示：第一，需要正确认识宗教的本质和功能问题，这是关于宗教认知的最深层次和最根本的问题；第二，正确认识与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难题，阐释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意义；第三，正确认识与处理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关系问题，辨析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区别，分析宗教信仰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提出的严峻挑战；第四，正确认识与处理中国政教关系，反思中国政教关系的处理及对当代中国所谓“官办宗教”的误读；第五，正确认识与处理宗教方面的中美、中梵关系，防止西方的宗教渗透等。

往左走，抑或往右走?左灯右行，抑或右灯左行?如何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宗教处理之路?依赖我们理论工作者，以光荣的使命感与历史责任感，以正确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国家的立场”、“人民的立场”，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内心来服务。

《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教训》(作者孟宪霞)从马克思的“宗教消亡论”与“宗教博兴”的现实对垒入手，利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方法论工具，对苏式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已经消亡的苏联、前东欧社会主义八国、现存社会主义五国的宗教问题处理进行了历史性的梳理与考察，并总结经验教训。并在当前宗教理论认知高度的映照之下，结合当代中国面临的宗教难题，比如关于宗教的本质与功能的争鸣，关于正确认识与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关于宗教信仰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冲击问题，关于中国的政教关系问题，关于中美、中梵宗教关系及防止西方宗教渗透的问题等，进行了当代性的探讨与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