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1969》用女性温柔平和的目光在东北广袤的原野找寻人间的真善美，用女性细腻敏感的笔触忠实记录那群孩子们的青春期。知青读者会在书中看到自己的青涩与成长、信仰与追求；没有那段经历的读者也会因此对知青群体有所了解并认知、同情且感动。

作者庚淮笔下的那群知青在逆境中笑中含泪、苦中作乐的故事在书中俯拾皆是：刘胜利偷狗炖肉集体打牙祭；沈笑梅裤腿钻蜥蜴魂飞魄散；吴壮奉命狠心屠杀老黄牛；霍晴胸有城府下嫁书记之子；马明立扒车逃票身‘挂’车厢外；黄潇腹泻为寻医遭遇怪郎中……

就这样，黄潇和集体户的知青们一起学会了逆境生存、学会了笑对苦难。黄潇在底层社会随遇而安，逐渐适应，也因此成功地完成了化蛹为蝶、凤凰涅槃的蜕变重生。

那是发生在遥远的年代、偏远的东北农村中的一个个小故事。在那个封闭、贫困的村庄里，生活着一群生机勃发的年轻人，他们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心底却流淌着苦涩，苦涩中又糅合着快乐的涓涓细流……

庚淮编著的《青春1969》是一部自传体小说。

《青春1969》以亲历者的眼光和视角，以几个少男少女在东北插队时候的生活为主线，表现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中，一代人的经历、情感和成长。他们的青春之痛、青春之殇，他们在时代大潮的裹搂中，对世界和人生的困惑和迷茫得以充分展现。全书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感伤情绪。同时，作品也比较深入地描写了当时东北农村的生活状态，当地青年的情感心理状态，为全书增添了历史与现实的厚重感。

第一章

1

时光倒流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底。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杨柳飘絮、丁香盛开，和风轻轻吹拂大地，郊区的田地里，麦苗的嫩茎正节节拔高。

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三、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在全国各地历经了热火朝天的打、砸、抢，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甚至农民也不想种田而人人闹革命的阶段以后，这个国家到了该“抓革命、促生产”、该让十亿人口为自己的口粮和生活操劳的最后时刻，于是，政府向全中国人民发出“促生产”的呼吁，同时号召在“文革”中成长起来、又无法就业的初、高中毕业生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并到那里去“大有作为”！于是，自首都北京开始，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运动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铺开，并迅速蔓延开来。千百万青年人像潮水一样，开赴到这个国家的农村和农场。在那个年月里，每一个城市家庭几乎都面临着将自己的子女、兄弟姐妹送到乡下去的局面，而火车站上送别亲人的热烈场景，在全世界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像那个年月里一个又一个的日子一样，这一天，北京又将送走她的一批儿女。多少次了？北京站前巨大的钟楼，默默地俯瞰着一列列专车把刚刚长大的青年人送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此时，北京站前锣鼓喧天，高音喇叭播放着震耳欲聋的革命歌曲，欢送知识青年奔赴农村的大幅标语比比皆是。明媚的阳光下，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和大红花的青年学生们，被人群簇拥着，正依依不舍地向亲人告别。他们当中既有“文革”中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革命小将，又有缄口不语、受尽屈辱的“黑五类”子女。而命运，在此时无比尖刻地跟这些年轻人开了个大玩笑：无论在“文革”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曾经怀揣怎样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将统统成为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成为为“文革”分担后果、为社会分忧解愁的又一批“替罪羔羊”。

由于在“文革”中的地位和境遇不同，这些年轻人此时的心境也不尽相同：那些脸上洋溢着热情的革命小将，深信凭着自己一身的干劲，一定能把贫困、落后的土地，建设成富饶、美好的新家园；另一些脸上挂着忧伤的孩子，却在情绪纠结地猜测即将面对的陌生天地、担忧着自己的未来。

当钟楼的时针指向八点半时，站台上铃声大作，车上、车下一双双紧握的手松开了，哭叫声、呼唤声渐渐远去。从这一刻起，乘坐在这趟专列中的几千个年轻人，就正式获取了那个时代赋予他们的专用名称——“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快速滚动的钢铁车轮，正轰鸣着把他们带入吉林省自城地区。他们将分布在那片土地上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小村庄里，开始独立生活并经历人生的各种锻造。

2

经过三天两夜火车、汽车、马车轮换的奔跑，这些年轻人已经疲惫不堪，装卸多次的箱子和行李，有的也已经散了架。按说，从北京到这里，尽管交通不便，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但知青们沿途每经过一个稍大的车站，都要面对站台上前来欢迎和欢送的载歌载舞、敲锣打鼓的人群，偶尔，一些地方的领导还特意前来慰问。途经县城时，适逢中国共产党九大开幕，知青们随即与当地群众一起，在深夜里尘埃滚滚的县城街道上游行。他们举着红旗，高呼口号，热烈欢庆九大的胜利召开。这样一来二去的，就拖延了赶路的时间。

第三天的黄昏时分，一支由十四个灰头土脸的男女知青组成的小分队，终于接近了目的地。他们和另外六十多个同道而来的北京知青在公社大院儿分手以后，跨上了由生产队派来迎接他们的专车——两挂大马车。马车的四边结结实实地绑着跨杠，一挂车拉箱子、行李，另一挂车上则坐着默默无语、懵懵懂懂的年轻人。他们在车老板的吆喝声中，一路颠簸着奔向此行的终点。沿途，当大片大片无人居住的荒草甸子和一块块灰白色、板结的盐碱地映入眼帘时，他们才真切地领教了“荒凉”这个词的含义。遥望天际，夕阳已沉人地平线，一缕缕灰色、砖红色的轻云，在落日的余晖中错落地交织着、悠悠地移动着，他们那空落落的胸膛里忽然爬出一种感觉：自己好像已经来到了地球的尽头……

远远的，一座冒着炊烟的村庄出现了，一排排低矮的土房掩映在暮色之中，晚风送来了阵阵的狗叫声，路东一排稀疏、干枯的小树，伸出弯曲的枝权，像是在欢迎他们。这个地方叫农字井，是他们即将生活和劳动的地方，也是他们将青春泼洒的地方，更是离开多少年后，还令他们魂牵梦绕、被他们称为“故土”的地方。

3

村口稀稀拉拉地站着一些农民，用朴实而含蓄的目光迎着他们。当他们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人群中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几个扎在一堆儿的妇女，看着这些从北京来的年轻人交头接耳。这里没有锣鼓声、口号声，也没有高音喇叭的狂吼，更没有飘扬的彩旗，这情景让他们想起离开北京站时，那喧闹的声音和海洋般的旗帜。一种淡淡的失落感悄悄地涌上心头。

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走上前来问道：“青年，你们谁是李国强？”

身材不高却很健壮、有着一张国字形脸盘儿、留着小黑胡子的李国强走出队伍，向面前这位矮个子的负责人敬礼，并朗声说道：“报告贫下中农，我是李国强。”

李国强是由公社知青办指定的集体户户长。

负责人上下打量了李国强一番，然后，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眯着小眼睛笑呵呵地说：“欢迎，欢迎北京青年来俺们屯子插队落户！”接着，他又冲李国强身后的知青们招了招手，热情而客气地说：“咱先吃饭去吧，大家伙儿都怪累的！”

懵懂的知青们没有一丝回应，他略显尴尬，扭过头来对身边一个头上盘着小纂儿的老年妇女说：“嫂子，麻溜儿带着他们上老崔家去吧！”

老年妇女忙不迭地应承：“嗯哪、嗯哪，林书记放心吧！”以李国强为首的知青们尾随着她，在暮色中，沿着一条弯曲的乡间小路向村中走去。

这是一条土路，路不宽，路面上深陷着两道瓷瓷实实的车道沟。小路两旁是一家一户用黄土打成的低矮院墙，多年被风霜雨雪剥离，已经破败不堪。院子里是一座座死气沉沉的土房，如果不是房顶上冒出炊烟，知青们都以为这里根本就没人居住。其实，在那一座座昏暗的房屋里，几乎所有的窗洞前都趴着观望者的头颅。

知青们跟着大娘来到一个院落里，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眼前朦朦胧胧的一溜儿三间土房，坐北朝南，屋子的大门敞开着。还没进门，就看见锅台上点着一盏小油灯，灯光照亮了一口冒着丝丝热气的大锅。迈进门槛，一股刺鼻的酸味儿扑面而来。原来冒着热气的大锅旁边，是一口存着泔水的猪食锅，屋角的柴垛旁，还蹲着一口大缸，缸里泡着东北人过冬吃的看家菜——酸菜。

灶坑里的柴火还没完全熄灭。大娘一边招呼年轻人进屋上炕，一边用一把火叉子拨拉柴灰，灶坑里立刻发出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声，一团团跳跃的小火苗燃烧起来，照亮了灶前的一隅。眼尖的富明华，突然拉了一下黄潇的衣角，并悄悄用手指了指灶坑旁边大娘正在移动的双脚。借着闪动的光亮，黄潇惊奇地看到大娘的解放脚上，穿着一双绣花鞋：红花绿叶，一只金黄色的小鸟在飞舞，既精致又漂亮！黄潇又赶紧捅了捅车欣和沈笑梅，这两个戴着眼镜的姑娘，眼睛也顿时一亮，诧异得几乎叫出声来！在北京这么多年，她们很少见到有人穿绣花鞋。这时候北京城里，最时髦的是黄军装和大皮带。后来她们才知道，大娘是在接受了为北京知青做第一顿饭的任务后，特意从箱子底儿翻出这双鞋穿上的，这是几十年前她出嫁时的嫁妆。

知青们来东北农村插队后的第一顿饭。是高粱米饭，因为灯光太暗，饭碗里只见一团黑红色高粱米煮得挺硬，一粒是一粒，吃到嘴里干干的、涩涩的，嚼起来颇为费劲，但毕竟是热气腾腾。油灯旁边有一个大碗，是大娘特意给他们做的土豆酱——把土豆蒸熟后再捣碎，放点葱花和大酱，搅拌在一起。饿极了的年轻人顾不得挑三拣四，鼓着腮帮子吃起来。

这时候，本来关得好好的、糊满破报纸的窗户，突然被外边的一群孩子、妇女们掀开了，他们前拥后挤地趴在窗框上，叽叽喳喳地看着知青们吃饭；他们身后的院子里不知何时站满了影影绰绰的人群，阵阵欢声笑语从窗外传人知青们的耳鼓，再仔细听，此刻连村子里狗儿的叫声也突然欢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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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八月十三日午夜。

大雨倾盆，霹雳震耳欲聋，闪电疯狂地撕扯着夜空。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们期待已久的出行还能实现吗？重访我们青春时期的家园，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计划，本来我们就要在今天凌晨把这计划付诸行动了，可是，天气偏偏在这个时候作怪！

我无法控制内心的焦虑、不安，起身来到窗前，胆战心惊地看着大自然暴怒的画面，心里在不停地祈祷……

渐渐地，雷声远去，细密的雨点开始轻轻地洒向窗棂。

凌晨三点半，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是老同学车欣，她已经如约到达我家楼下！我兴奋地提起早已打点好的行装，快步冲下楼去。当我们一行九人集结完毕的时候，时针刚好指向凌晨四点。一阵欢呼过后，我们乘坐的蓝色面包车在夜色中冲破交织的细雨，沿着积水的公路，向我们深深思念的“故土”飞驰而去。

今年，我五十六岁，已经步人人生的夕阳阶段。当我拿起笔，试图将几十年前的塞外生活，用文字码起来的时候，心里充满了犹豫：那些沉睡在大脑记忆库中的陈年往事，还能否复苏？那些零散、模糊、渐渐远去的记忆碎片，还能否连贯地爬出脑海，让我把它们拼凑、还原成一幅真实多彩、既艰辛又不乏快乐的生活画卷？我很有些担心。

多年来，在我身边生活和工作的一些年轻人，甚至我们的父辈，都曾大惑不解地问过我：你们这些从那段生活中走出来的知青，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对那样一个荒僻甚至有些愚昧的村庄，你们会产生深深的眷恋？为什么在那里蹉跎了青春岁月，而时至今日，你们还对那种生活念念不忘？

面对这些问题，我总是不能简单、明确地回答，因为这其中包含了我们青春岁月中太多的精彩片断、太多的心路历程。那些经历，伴随着我们后来的生活，甚至影响了我们的一生。而每当这时，我总是对提问者说：“人生不管经历了多少艰辛，回忆都是精彩的！”随后，我往往会陷入深深的思索，而最终，思索的结果是：我应该把我们青年时期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让听者自己去感悟。

面对这样一个类似大拼图的工程，我深知我个人的能力有限，可是我有许多当年曾经在一起经受磨难、现在还保持着密切来往的“插友”，我们会共同追忆，共同书写。我想，我们一定能描绘出一幅既可以让你了解、又可以让我们这些曾经身临其中的人，去耐心品味的生活画面。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就看看我们的故事，我们那些或是淡淡的、或是刻骨铭心的记忆，那些零散或者连贯的生活片段，会把你带进那样一个年代、那样一个人生的舞台，也就一定会告诉你上面那些问题的答案。

多年以前，知青文学曾经热过一段。现在关于知青及那个年代的话题，人们似乎已经不再感兴趣，毕竟那段生活的足迹早已成为历史。无论是我们每一个个体，还是我们的社会，都从那样的历史状况中走了出来，但有些事情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我深知，作为一辈子不曾从事文学创作、仅凭一点业余爱好来写这些故事的我，笔下的知青生活和经历，绝不会像大手笔的知青文学作家所写的那样气势恢宏和惊心动魄。他们描述的是知青运动、知青历史，写出的是知青文学，而我，仅仅是写一些我们渺小的个人经历。因为我不忍心让我们那段如泣如诉、如歌如梦的青春生活，化作一缕轻烟随风飘散。平心而论，我写这些，只是在寻找自己青春的足迹，我在为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写，也为对此感兴趣的人写。

作品中的人和事虽然基本属实，但为了避免暴露隐私引起麻烦，我有意对人物的姓名、背景和故事发生的时间以及结局，进行了必要的修改、综合，甚至是张冠李戴，请大家谅解。

那是发生在遥远的年代、偏远的东北农村中的一个个小故事。在那个封闭、贫困的村庄里，生活着一群生机勃发的年轻人，他们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心底却流淌着苦涩，苦涩中又糅合着快乐的涓涓细流……

一转眼，三年半的时间过去了，这本书才写完。不知道读者看后会有什么感受？如果我的故事没有打动你，那或许我根本就不是为你而写的，也或许是因为我的笔和头脑太笨拙，没能把我们那些经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而作为亲历者，虽然讲完了这些故事，可故事中的每一幕却像游云一样在我的眼前飘浮不散，让我仍然沉浸在对往事的感怀之中。

有人说：人生是一条旅途，在这条旅途当中会有许多站点，每个人都会在这些站点上下，做些长短不一的停留。东北那片偏远的、生长着大豆、玉米和红高粱的盐碱地，就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大站点，我们在那里做了长时间的停留，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那里。那片土地上，不光烙印了我们青春流浪的足迹，更游荡着我们曾经找不到归宿的心灵。当青春一去不复返、心灵也不再困惑的时候，生活平静了，我们却老了，有些人甚至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仍会不时地感受到来自那片土地上曾经孤独的、一颗颗心灵的召唤。在这如梭的岁月磨砺中，我越发确信，我们的感情从来不曾远离那里，我们的心灵依然在那里徘徊。

还有人说：人生如梦。在我人生的梦里，总是流淌着一条小河，河水很深，水流湍急。而在湍急的水流下面，就沉积着我的生活经历——那些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那些刻骨铭心的流血、流泪和说不完、道不尽的艰辛生活的记忆。河水流逝，带走了不计其数的如烟往事，却永远带不走东北大地上那个小村子，在那里所经历的一切，甚至是每一天的生活都深深地留在了我梦中的河水中。它们深深地沉淀在河底，却又不时冒出水面，触摸我的灵魂。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它们写下来的原因，它们占据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也给了我最坚实、最沉着应对生活中一切困苦和不幸的能力。给了我和伙伴们珍惜人间亲情、与朋友共渡难关的生活态度，这也是我们虽然在那里蹉跎了青春岁月、吃尽了苦头，却依然对那个小村庄念念不忘的根本。

当然，写这本书的意义，还在于为更多的人讲述那些真实的“历史”故事，完成更多人的心愿。

需要重申的是：书中所有的故事大体上都是真实的，只是我讲到的人，并不都出自同一个集体户。原本只想写一本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可写着写着，故事的范围就扩大了，于是，我索性改变初衷，以小说的形式把大家的故事糅合在一起写了出来。既然是小说的形式，那必然会“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会有夸大、综合或张冠李戴的情况。此外，我还有意识地把黄羡、车悦来自云南和陕西的信加入其中，并两次描写自己到黑龙江兵团探友的经历，我所做的这一切，宗旨只有一个：表述当年各地知青的生活，反映那一代青年人共同的命运。我想，这也未尝不可，因为无论他们是谁，来自哪里，他们都是知青，都是那个年代中九死一生的伙伴。但愿熟悉我们经历的读者，不要无端地联想，不要对号入座，更不要给自己和别人带来麻烦，我在这里再次诚恳地感谢大家。

此外，在这本书中，有几位常驻于我心灵深处的人物并没有进行表述，他们其实都是有恩于我的人，如当年省作协下放到县里的潘老师，县生产资料办公室的吴老师，还有师范学校的郭校长、董老师，他们都曾给予我一个落难的北京女知青难以忘怀的帮助，我将永远在内心深处牢记他们。

我感谢生活。虽然“文革”和下乡的种种磨难，给我和无数青年人的一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使我们之中的那么多人怀才不遇，那么多人的命运就此完全改变，但我依然认为自己是个幸运儿。上天让我拥有一个幸福而温暖的家庭、一份可以依赖终生的工作，并且过着稳定而“准小康”的生活。

我还要感谢生活。因为她没有让我在当年那个苦难重重的环境中，又亲历由于自己的迷失而在青春期犯下无法弥补的过错，从而苦上加苦，终生追悔不及，而是给了我今天这样健康的心灵。每当我想到自己青年时期的际遇，想到在落难的岁月中，竞意想不到地碰到了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好人，并始终生活在环绕于身边的博爱之中，我就为自己庆幸。作为那一代人中受迫害最深，也最为敏感、脆弱的一员，我得到了那么多善良人宝贵的帮助，从而度过许多危难时刻，逃过多次劫难。我为自己最终还快乐地活在这个越来越美好的人世上而感慨！

2007.6—2010.12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