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收入《纸镜子》的七篇小说，七则故事，主人公们从历史的底部浮上这个喧嚣的时代说话：一个追慕画道的青年在对大师徐渭的寻找中遁形于一幅画中；一个在梦境和香料中营造精致生活的明朝作家；一个年代莫辨的复仇故事；一个对《世说新语》经典故事的后现代嘲讽；一场绵延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秘密处决；一个诗人的前世今生；讲故事的人与故事中人在时空的某一个交叉点上邂逅相遇又合二为一……

历史之镜，它反映着，结束了又开始，而它最为晦暗、坚硬的部分，最强大的理性也无法穿透。在那里，古老而又日常的生活的每一处肌理，都像是一个精心制造的、虚幻而又深刻的镜中世界。

赵柏田把这些年陆续写下的七个历史短篇小说汇成《纸镜子》，收入“风度阅读”出版，重读这些文字，忽然想起李商隐的一句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收入《纸镜子》的七篇小说，七则故事，主人公们从历史的底部浮上这个喧嚣的时代说话。

自序：“镜子窥伺着我们”

明朝故事

万镜楼

三生花草

我在天元寺的秘密生活

一个雪夜的遭遇

秘密处决

纸镜子

台湾繁体版跋

去年冬天，在S城召开的历史学年会上，我认识了年轻的大学教师史浩。他很腼腆，见谁都称老师。但他宣读的论文却让与会者都大吃了一惊。

这篇论文叫《钉进双耳的锥子》。还有一个副题很长：“徐渭和他生活中的两个女人。”从我这个学科的规范来看，这几乎算不上一篇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但我不得不承认，小伙子的身上有一种我暗暗喜欢的东西，我说不清那是什么，但他的惊人之论比那些四平八稳的陈调滥腔无疑要有趣得多。

我留神听完了他半个多小时的宣读，发现他对徐渭这个明朝伟大的画家和诗人有着极大的偏见(譬如他称徐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又对徐渭的两个妻子潘氏和张氏有着过火的热情(这在一个历史学者的身上出现是多么的不应该)。

现今的学术空气不太好，专门有一些年轻人靠为古人做翻案文章来使自己扬名天下，但看他的样子又不太像。史浩个子不高，白脸，额下的一颗小痣上长出的几根胡髭显得格外的黑。应该说说的是他的眼睛，这双眼睛里沉淀着，像石头一样沉静的某种东西。

我知道，有着这样的眼睛的人在俗世的某些方面或许是无能的，但他们一般都有着极高的天分，有着不为外界所左右的坚硬的信念。

我准备在会议的间隙跟他接触一下，他有着这样出色的讲故事的才能，索性还是去做一个小说家，我不希望让陈腐的历史学毁掉一个可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

我乘电梯上十一楼，史浩就住在这一层。他开门见是我，显出了很吃惊的样子。台灯下散乱地摊着一叠文稿，看得出来在我进来之前他在写些什么东西。他飞快地收了起来。

我正猜想他在写些什么，他说：“这是论文的全部，今天会上的发言只是一个三千字的梗概。”我称赞了他是一个用功的好青年，关于这篇论文，我告诉他，本人很想知道有关史料的出处。史浩的眼睛活了，里面有鱼一样的东西在游动。  根据史浩的陈述，有关徐渭的这些史料出自他的一位远祖的笔记。他的这位祖先和徐渭是远亲，曾跟徐渭学过画，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画家。这些笔记证明了，民间传说中把徐渭描绘成一个促狭鬼和小气精都是事出有据的。

一般都认为，徐渭在晚年因癫狂以双锥刺耳，自残躯体，但——史浩说——笔记的记载并非如此，事实上是徐渭把这两只铁锥分别刺进了他的前妻潘氏和继室张氏的耳中。他是一个杀人犯，一个伪善者(关于这一点史浩说以后有机会再谈)。

这部叫《不名居丛谈》的笔记在明万历初年就有了扫石山房的刻本，因散布不广很快就湮灭无闻了。民国初年江浙藏书家徐散原曾从书肆购得一部，后徐氏藏书毁于战火，几十年中，就再也没有人见过此书。

史浩声称，现在他的手上就有他先祖的这部笔记，不过已经是残页了。他准备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把这些残页公诸于众，今天的会上，他只是投石问路的一个试探性举动。说着这些的时候，史浩出神地盯着窗外，就好像他说到的那位远祖在窗外的夜色中闪现。

“历史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我可以指出你语句中不少的漏洞，但我不这样做了，年轻人最要紧的是要学会诚实。”

他在冷笑，“你以为历史是什么？那些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人云亦云的就是历史吗？你难道不这样认为，历史需要撒谎者、伪造者和性情乖张者的关照？每个人都有神化历史的冲动？”

“如果你还是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话，我提醒你，最好以后还是不要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

话说得有点剑拔弩张了，这不是我的本意。空气里有着丝丝缕缕的盐的气味，那是我发胀的脚在呼吸。

我拉开窗帘，这个城市的夜色像一幅巨大的壁画挂在窗外。有一团云久久地停在城市上空，它反射着城市的夜光，竟比白天时还要明亮。  “不过，对你那位先祖的故事，我还是十分感兴趣，我相信，凭你的才能，一定能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出色。”

下面就是史浩讲的故事。他在说的时候，空洞的眼光穿过我盯着窗外，就好像他的祖先真的站在窗外的夜色里。P1-4

有一个人终生迷恋着镜子又害怕镜子，他说，“镜子窥伺着我们”——我们打量着它，同时显现的却是一张瞧着它又被瞧着的脸。很多年里，我一直把这个叫博尔赫斯的南美洲作家当作我写作的导师。历史之镜，它反映着，结束了又开始，而它最为晦暗、坚硬的部分，最强大的理性也无法穿透。在那里，古老而又日常的生活的每一处肌理，都像是一个精心制造的、虚幻而又深刻的镜中世界。它对我的魅惑有多大，我就和博尔赫斯一样有多少的怕。

承蒙中华书局徐卫东先生厚爱，把这些年陆续写下的七个历史短篇小说汇成《纸镜子》，收入“风度阅读”出版，重读这些文字，忽然想起李商隐的一句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星何以沉？原来是夜空幽蓝，深邃一如大海。能看作星沉海底，说起来还是心外无物的从容。雨声如钹，如鼓，却是岸上置座，隔着安全的距离静观。历史的天空星沉雨过，那些纷繁的人和事进入眼里，其摇曳多姿，全在这一“当”、一“隔”的虚与实间了。

纪实与虚构，正是历史写作的“任督二脉”，其悠然相会处，正是李义山向往中那个叫“碧城”的自由世界：那里，名和物各归其位，一尘不染，人和事都有开端，有高潮，也有终结。

然而，历史经常会丢三落四，会人为涂饰，会虎头蛇尾，那个“碧城”，如同一场只留下苦涩回忆的晚唐爱情，怎么也找不见的。好在丢失了的历史，会在小说的织体细节里涌现出来。

——所以虚构就是再现往事，它是我们的第二次机会。

我需要做的，就是始终沉住气，调整好手中望远镜的准确焦距，这样才能把远处的东西拉近观察。

是为序。

赵柏田

2013年3月1日，于浙江宁波

寒夜，等待着雪的消息，开窗关窗不知凡几。雪未至，却等来了台北的一纸电邮。郑伊庭先生在邮件中告诉我，“以当代口吻还原历史现场”的小说《万镜楼》已评估完成，年初将由秀威出版。

有一刹那的出神，我还以为这世上另有一个赵柏田，他和我一样以煮字为生，泅渡着一个个有雪或无雪的夜晚。也或许，我是一个时光旅行者，提前接获了这封发自未来的信函?

感谢出版人薛原先生和海峡对岸的著名学人蔡登山先生，让这本小书走到了公众面前。

即将过去的辛卯年岁末，因网络上流传的一张造型凶悍的龙年邮票，我正困扰于“历史性偏头痛”(罗兰·巴特语)。倒不是纠结于这幅透出骚动不安气息的“壬辰龙”外形酷似一八七八年的大清龙票，而是悚然心惊于一百多年过去了，历史的列车还是在环形车道里打着转。那病虫般张牙舞爪的模样，如同游荡不去的民族主义幽魂，还真把我吓着了。这哪是雍容、自信的“龙”，分明是千百年来一直压在我们自己身上的那条吸血虫。

对于以历史写作为职志的我和我的同道们来说，把历史当作一道食粮也罢，一副神圣的毒药也罢，都意味着，我们是历史的啖食者，也是见证者和祭献者。

这些文字，即是前行途中一次小小的献祭：先是吞噬历史，然后反刍历史。

三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穿行在家乡余姚城——那是王阳明出生并度过人生初年的小城——的石板弄堂间，我就想着，总有一天我要为阳明先生写一部书。历史，过早地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原核。

过了四十岁，我部分地偿还了这个愿望。在二○○七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拙著《岩中花树》中，我这样说道：“历史小说——如果有这样一种文学样式的话——并不只是小说家用他那个时代的方法去诠释过去年代的人和事，它更重要的责任，乃在于把握、甚至创造一个内部的世界。”

这种向内的把握和重建，在我还没有以历史写作为职志之前——那时我是正趋向没落的先锋小说的一个附骥尾者——就已经在中短篇小说写作中先验地坐实，后来的研究和写作不过是这初声的一个回响。

收入本集的七篇小说，七则故事，主人公们从历史的底部浮上这个喧嚣的时代说话：一个追慕画道的青年在对大师徐渭的寻找中遁形于一幅画中；一个在梦境和香料中营造精致生活的明朝作家；一个年代莫辨的复仇故事；一个对《世说新语》经典故事的后现代嘲讽；一场绵延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秘密处决；一个诗人的前世今生；讲故事的人与故事中人在时空的某一个交叉点上邂逅相遇又合二为一……

循着草蛇灰线，其本事或可一一追溯、考据到徐渭、陈独秀、苏曼殊、董若雨、王子猷……但读小说的自由或在于用不着一一拘泥，羚羊挂角，象由心生，他们不过是心灵世界的一个幻象。也正因为此，历史呈现出了第二个维度，一个由智力活动构成的全景式维度，历史写作也从劳役一跃而成为了一场欢庆。

感谢郑伊庭编辑为此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最初发表这些作品的编辑同仁们。

赵柏田

2012年1月6日，初雪之日午时于宁波

赵柏田的写作呈现出了多元的格局，在他笔下，历史与当下常有天涯比邻之感。而且，他创试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把日常化、民间性提上来，以此与大历史构成对话。

——文学评论家毛尖

赵柏田写作的特点在于沟通了古今，沟通了文史。我个人感觉是气息醇正，用心良苦，因为正好与当代知识分子的状况构成了对照，有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

——同济大学教授王鸿生

我感兴趣的是赵柏田的叙述姿态。存在着三种叙述姿态，一种是仰视的，是注释性的；一种是俯视的，肢解性的。赵柏田采用了一种平视的目光穿透历史，让作者、人物、读者在一个平面上互动，形成一个“场”。……以往我们的关注点总落在人物与时代关系上。赵柏田的书写颠覆了这种观念。

——浙江文学院院长盛子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