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成立于1921年7月，1949年10月至今为代表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在中国大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唯一执政党。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党史现场(3西柏坡时期)》(作者罗平汉)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故事。

《党史现场(3西柏坡时期)》(作者罗平汉)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故事。

《党史现场(3西柏坡时期)》收录了桂系与中共的初步接触；孙科辞职与何应钦组阁；和谈期间中共对李宗仁、白崇禧的争取；不许讨价还价的谈判；南京政府拒签《国内和平协定》；、毛泽东对夺取全国政权的预计；新中国的经济构成与经济政策；新中国的国体与政体等事件。

关于老区土改的几个问题／001

一、五四指示及其背景／001

1．五四指示的制定及主要内容，／001

2．中共土地政策转换之因／011

3．“用清算方式解决地主阶级的土地”／()20

4．和平土改——献田、征购／026

二、全国土地会议与平分土地的提出／037

1．全国土地会议的筹备／037

2．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042

3．平分土地的提出与《中国土地法大纲》／054

三、老区土改中的“左”倾偏差及其纠正／069

1．“左”倾偏差的诸种表现／069

2．“左”倾偏差何以发生／1378

3．“左”倾偏差的纠正／088

四、几个相关问题的辨析／095

1．地主富农是什么样的人／095

2．老区土改中的“周扒皮”问题／103

3．解放区土地改革意义何在／108

1949年国共北平和平谈判／120

一、蒋介石下野与李宗仁上台／120

1．蒋桂矛盾的发展／120

2．桂系的“逼宫”戏／124

3．蒋介石宣布“引退”／130

二、中共对于和平谈判态度的变化／141

1．“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141

2．“将革命进行到底”／143

3．斯大林建议中共抓住“和平的旗帜”／149

三、李宗仁的“和平攻势”与中共的回应／153

1．桂系与中共的初步接触／153

2．“反对伪和平，争取真和平”／161

3．“对桂系形式上要打，实际上要拉”／169

四、北平和谈的启动与破裂／189

1．孙科辞职与何应钦组阁／189

2．“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194

3．和谈期间中共对李宗仁、白崇禧的争取／201

4．不许讨价还价的谈判／207

5．南京政府拒签《国内和平协定》／225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准备／237

一、毛泽东对夺取全国政权的预计／237

1．“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237

2．“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240

3．“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244

二、新中国内政外交方针的确定／251

1．新中国的经济构成与经济政策／251

2．新中国的国体与政体／262

3．新中国的对外政策／273

三、全国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280

1．接管全国政权的干部准备／280

2．工作重心转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285

3．健全民主集中制，警惕胜利冲昏头脑／289

中共领导人自然清楚，要组织动员群众，就必须给予群众以新的物质利益，各解放区特别是其中的老区在经过比较彻底的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愿望与要求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减租减息，而是希望能进一步地解决土地问题。虽然当时中共领导人已将其注意力更多地转到准备应对内战方面，但此时全面内战毕竟还未发生，和平与战争的两种可能都存在，他们对于形势仍是两种估计。因此，在和平仍有可能争取的情况下，既要调动农民继续支持中共的积极性，又不能对曾在抗战过程中有过一定合作的地主阶级以过分打击，要解决这一矛盾，中共领导人认为，还是只能着眼于减租减息做文章。

4月11日，毛泽东就如何纠正群众工作中的错误问题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指出：“首先应当注意的是侵犯中农利益，一经发现，必须迅速纠正；其次是除减租减息外过分地打击了富农与中小地主，亦必须注意于适当时机加以纠正。”“至于给汉奸、豪绅、恶霸、反动分子以严重打击，只要是真正群众的行动，则不是错误而是必需。大城市中豪绅地主的大声叫喊是必然现象，我们绝不应为其所动。但是到了群众斗争已经胜利、清算减租已经实现之时，党便应当劝告群众，对地主阶级由打的政策改变为拉的政策。例如让逃亡地主还乡，给地主以生活上的出路，并联络开明绅士参加某些工作等。拉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减少反对力量，使紧张空气和缓下来，因此是必需的。但应注意不要拉得过早，损害群众利益与影响群众情绪。”

如何使解放区的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深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解放区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就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4月初，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和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到了延安。

邓子恢来延安之前，华中分局曾在淮安县石塘区搞了发动农民向地主算账的试点，组织了全区四千多名佃户，到淮安城里“请”了五六十个地主下乡，清算他们在敌伪统治时期的非法敲诈。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听取邓子恢关于清算试点的汇报后认为：“目前各地发动的算账运动，对大地主、恶霸及汉奸化了的地主是可以举行的，但不要普及到中小地主及富农”。

4月20日，邓子恢在给华中分局的电报《从石塘区斗争来检讨我们的斗争策略》中说：“今天我们主要口号是减租减息，至清算旧账，一般是对付汉奸及少数恶霸来提，不要向一般中小地主普遍算旧账。这会引起整个地主阶级之恐慌，而感到无所底止。”因为地主的所有财产，差不多都是非法剥夺农民而来，如果普遍向地主算旧账，可能使大多数地主倾家荡产。减租减息有一定的限度，而算旧账无所底止，会使地主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从而造成恐慌，因此，“今后各地对算账斗争应慎重其事”。

由此可见，尽管此时中共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必须摆上议事日程，但同时又认为，对于地主富农还只能限于减租减息，除此之外不能对其“过分打击”，还没有下决心实现从减租减息到“耕者有其田”的转变。

随后，中共中央召开一系列的汇报会，听取薄一波、邓子恢、黎玉等人的汇报。在刘少奇主持的汇报会上，薄一波、邓子恢、黎玉汇报了各地发动群众反奸清算、彻底减租减息的情况。在汇报中，各解放区负责人提出：

第一。在反奸清算、彻底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中，贫雇农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超过了减租减息的范围。只要批准群众的这一要求，今年内基本上可以解决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消灭封建土地制度。

第二，根据一些地方出现的“左”的错误，需要从政策上规定一系列的照顾。比如：照顾中农利益，分给中农斗争果实；照顾富农的自耕部分；照顾“军干属地主”(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之家属中属于地主成分者)，多留一些土地，政治上替他们保留面子；照顾中小地主，多留一些土地；照顾开明绅士；照顾被汉奸恶霸利用人员的贫苦出身者；照顾地主富农开设的工商业，除大汉奸大恶霸开设的由行署以上政府没收外，其他一律不动；照顾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家庭是地主者多留一点土地，家庭是劳动人民者多分点斗争果实；照顾地主人员的生活出路，对豪绅、恶霸、大地主，除依法处死者外，也要留给土地，给他们饭吃，对逃亡地主应争取其回家并给以生活出路。

第三，鉴于敌我斗争异常尖锐，对外宜不讲土地改革，仍以减租清算名义实现“耕者有其田”。

在听取汇报后，刘少奇说：批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事关重大，须改变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即194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引者)，因而请你们来延安汇报情况，进行讨论。现在，群众要求土地，而且实际做了。但不能各地各搞各的，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应发一个指示，以便各地有所遵循。

薄一波等人的汇报，促使中共中央下决心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4月26曰，中共中央致电晋察冀中央局并程子华(时任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现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均有极广大群众在清算及减租斗争中直接解决土地问题，我党不能不拥护群众此种土地改革行动，现中央正召集各区负责同志讨论这个问题。”邓子恢也于同一天致电华中分局其他领导人：“华中目前群众发动应大胆放手，不应束手束脚，不要过早纠正过左，不要害怕改变土地关系”。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薄一波、邓子恢、黎玉等参与讨论，由胡乔木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