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对生命意义的探究是不是已变成明日黄花？“美好生活”这一古老的问题是否已经烟消云散，沦为技术世界的又一个牺牲品？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来了，本书的意图正是讨论其差异所在。我们将大致沿着两条能够真正帮助我们重新界定好生活的线索展开探讨。其一，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好生活”这一问题对于一个超越了道德和宗教的哲学思考范畴仍然适用。其二，我们需要考量的是，当人类已经宣称我们逐渐把自己从伟大的宇宙、宗教甚或俗世等先验原则的监督中解放出来时，从那些意义上说，这个问题在其漫长历史的终端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了。

在当今世界，一个宗教意义上的来世不再像从前那样被寄予厚望，抑或诚如尼采所言，如今我们成了自我价值的创造者，对生命意义的探究已经变得不合时宜？“美好生活”这一古老的问题已销声匿迹，沦为技术世界的又一个牺牲品？费希在本书中指出，千百年来无数哲学论争所倚赖之基础——生命的意义这一问题，现在并没有烟消云散，而是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了。

序言 我们的白日梦：成功，倦怠，以及嫉妒

第一部分 创造美好生活：观念的蜕变

 第一章 超越道德，宗教之后：探索问题的新时代

 第二章 问题内涵及其回答的缓慢人性化

第二部分 尼采时期：最强烈的好生活

 第三章 论“先验”这一最大的梦幻泡影：偶像的黄昏，或如何用锤子做哲学推究：世界末日，上帝之死，人类毁灭

 第四章 尼采式的唯物主义的根基与论据

 第五章 尼采的智慧，即好生活的三个标准：真理体现在艺术之中，强力体现在伟大的风格之中，永恒体现在瞬间之中

 第六章 尼采之后：上帝死了之后的四种生活形式：波西米亚生活、享乐生活、积极进取的生活、远离异化的生活

第三部分 古代人的智慧：与宇宙秩序协调一致的生活

 第七章 希腊人的智慧，或称“世俗精神”（Lay Spirituality）的第一印象：救赎的世俗化

 第八章“宇宙-道德”：宇宙中蕴含的力量与道德魅力

 第九章 古代人智慧的杰出典型：斯多葛学派

第四部分 受“来世”魅惑的“今生”

 第十章 最终为不朽征服的死亡：哲学为宗教取代

 第十一章 世俗哲学的重生：以及好生活的人性化

第五部分 “人-神”中的人文主义：与人类境况和谐一致的好生活

 第十二章 唯物主义，宗教，以及人文主义

 第十三章 解决美好生活的问题的新途径

第一章 超越道德、宗教之后：探索问题的新时代

在《天使与章鱼》(The Angel and the Octopus)一书中，西蒙·雷斯(Simon Leys)与读者们分享了他对当代哲学著作的失望之情。作为一位饮誉世界的汉学家，雷斯对某一探讨自己所偏好之主题的作品期待已久，该书甫一面世他便购得一本。然而，几番阅读尝试以后，他终于不堪忍受书中概念注解之繁多，只好作罢。由此，雷斯描述了这种沮丧如何令他想起埃利·威赛尔创作的一则逸闻：一名犹太传教士要去附近的村庄参加一场婚礼。他雇了一辆马车载他前往，车夫也毫不犹豫地应允下来。可是刚一动身，车夫就礼貌地要求传教士下去帮忙推车，因为那匹马年迈体弱，根本拉不动车。传教士很乐于助人，便答应了。在他的帮助下，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可惜婚礼早已结束。传教士非常失望，同时他不乏机智地试图解释这一意想不到的变化，他对车夫说，“我能理解你为什么来这儿：你需要挣钱。我也知道我为何而来：我要参加婚礼。可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带着一匹马来。”

哲学作品就好比是那匹老马？这其中的教训非常深刻。或许你认为它只是片面之词，但此处它至少可以引导我们明确应当如何检验哲学。今天的哲学往往被简化为“论……”，简化为与其词源学语义所揭示的主旨——“对智慧的爱”——相去甚远的评注。然而当它在希腊人中间发端时，哲学其实是被视为一种与对人生态度不可分割的智力活动。它的终极关怀就是“生活”，“人应当怎样生活？”是哲学首要的问题。即便当它转向对物理学、数学或是逻辑等高深学科的探索时，其最终的目标仍是从中寻求一种能够真正为生命历程提供指引的(从字面意义上讲)“切实可行”的答案。

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Andre Comte-Sponville)力图重建那一古老的传统，将哲学定义为“思考生活，体验思想。”这一表述不仅巧妙地首尾呼应，更清楚地说明了思考与生活两相结合的必要性。我欣然将其纳为己用，但有个前提，必须补充在我看来十分关键的一点：我们被感召着要思考的人生，以及我们采取某种哲学态度后即将体验的思想，既非日常生活也非日常所想，而是在人类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这一前提下的生活和思想。希腊人深刻地意识到，因为我们注定要死去，而且我们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将要失去那些自己亲近的人儿，因为平庸不断威胁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关于“好生活”的问题——何为此生(而非彼生)真正的价值所在——值得推究。也正因为如此，所有伟大的哲学思想一直都在尽力解决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可能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伟大的哲学思想大抵与“(灵魂)救赎”有关。

或许有人会反驳道，以这种方式把救赎性归因于哲学恐怕会导致哲学和神学的混淆。况且，将哲学与人类的有限性及其缺憾(厌倦、平庸、愚昧、邪恶、疾病、苦难、死亡等等)过多地联系起来，会不会又矫枉过正了？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正确对待语言、科学、道德、法律、政治以及更多其他学科？要知道它们的出现对20世纪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莫非“哲学化就是学会怎样死去”这一老掉牙的警句依然适用于当代思想，别忘了，后者可是一直前所未有地致力于“解构”形而上和宗教的幻觉呢。

也许吧。但这恐怕就误解了我所指的“救赎”，此处救赎决不以任何超越现实生活的范畴——能够给予人类救赎手段的神灵们的栖息之所——的存在为前提。直截了当地说，宗教与哲学在这一方面的区别大致可以归结为：宗教做出“我们会被救赎”的承诺；哲学则恳请我们“拯救自己”。从谦卑与自豪、信仰与理性、他治与自治这几对反义词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这两种态度之间有着霄壤之别，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宗教并不能被简化为他治，现代个人主义也绝不是自治。信仰同样可以是一种自由的行为，一种深思熟虑之后对(即便出自上天的意旨，却也要留待人类来承担全部“责任”的)召唤心甘情愿的响应。就现代人的自由而言，一切都表明，受社会和历史无意识的影响，它并不排除来自于外部的决定因素。心理分析和社会学的存在本身就不断见证了这种决定因素，生物学的存在更不待言。然而，世界越是揭开它玄秘的面纱，其中栖息的神灵就越少，依靠自身努力拯救自己而非等待救世主的观念就越显得合情合理。在这一点上，从斯宾诺莎到尼采，即便是最为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也未能摒弃与“至福”(beatitude)或“永恒轮回”——简言之，与“超越”了日常生活的领域——之间的某种联系。倘若没有什么是绝对值得经历的事，那我们又该如何回应关于“好生活”的探询？另一方面，我们怎样才能容许一种绝对的存在而不必退却到宗教的或然判断上？这就是问题所在。

为了更好地界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来到我们跟前，并如同他对年迈的浮士德所做的那样，许诺让我们拥有俗世的成功可能带来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同时我们假设他会像任何名副其实的恶魔那样，要以此交换我们的“灵魂”，抑或任何我们可能称之为灵魂的东西，不论对错与否，譬如道德或精神信仰、政治忠诚、情感或其他依附等等。那么，当他试图夺走我们的“灵魂”时，是不是肯定不会遭遇契约中的免责条款或附加条件？我认为有可能，而且这一假设很耐人寻味。可也不一定必然如此，我知道兴许有人会不假思索地说，恶魔是不会得逞的。为什么呢？我会问，理由是什么？尽管这一命题看起来过于简单，甚至毫无价值，人们很容易就能找到其他对等的表述方式，但在我看来它却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促使我们扪心自问：在一个彻底世俗化、权力意志压倒一切、“相对性”似乎成了全世界唯一前景的时代，那些在我们看来“不可妥协”从而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绝对的存在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我们在沉思好生活的时候能不能抛开这种想法？我以为不能。我甚至不能确定尼采是否相信可以将其抛诸脑后。尼采似乎认为很多事情都是“不可妥协”的，而绝不是相对抑或中立的。请允许我先做一个与此相反的假设：我们思考关于“好生活”的问题时可以完全不去理睬任何绝对的存在，无论这些存在是什么。果真如此，我们又怎能不顺从于对手段、成绩本身、那些可以估量和可以妥协之物一总而言之，对我们通常称之为“商品”之物，娱乐与消费的帝国——的狂热？！

P3-6

我们的白日梦：成功，倦怠，以及嫉妒

我的名字叫亨利

我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有人关爱

事事顺利，挣很多钱，

尤其是要聪明机灵

可为此我得没日没夜地干活……

——丹尼尔·巴拉伐

在1908年出版的一篇简短的演说稿“创作家与白日梦”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人们精神生活中一个看似妙趣横生的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意义解读，认为它们是幻想有时构筑的“白日梦”和“西班牙城堡”，以补偿现实生活给我们造成的挫折感。这些遐思迩想的小场景通常投射在一个三维时空里：承认当前的困窘境遇，追溯过去寻求素材进行巧妙改造，从而勾画出一个锦绣未来的轮廓。为阐明这一主题，弗洛伊德请我们思考如下特意为此虚构的故事：

假设有一个穷苦的孤儿，你给了他某个雇主的地址，在那儿他兴许能找到一份工作。在前往雇主家的途中，小男孩便可能沉浸在一个合乎当前情景并由此产生的白日梦当中。其幻想的内容也许会是这样的：他得到一份差事，而且深得新雇主欢心，逐渐成为后者生意上的左膀右臂，为雇主的家庭所接纳，娶了这家年轻漂亮的女儿，尔后自己当上了企业的董事，先是作为雇主的合伙人，然后做他的继承人。在这一幻想中，幻想者重新获得了自己在快乐的童年时期所拥有的东西——为他遮风避雨的家庭，慈爱的父母，以及他最初寄予深情的种种对象。从此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愿望是如何利用目前的一个场合，按照过去的样式。描绘出一幅将来的画面。

这个小故事略显空洞，弗洛伊德本人也愿意承认这一点。他既不是作家亦不是诗人，这个故事不过是一个即兴拼凑的画面罢了。其中他对自己那个时代的小男孩所赋予的幻想在今天看来也不免陈旧，但只需抱着些许善意，我们便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意思。假若我们稍微加以修正，抑或按照时下的习俗稍做调整，就不难发现自己也身处同样的境地。不论我们承认与否，在那早已过去的青少年时期，我们都曾不止一次地陷入弗洛伊德所描述的白日梦中。无数电影和小说的成功(它们甚至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流派)使得这一点毋庸置疑。不错，正像弗洛伊德英明指出的，承认这些幻想带有某种奇怪的、根深蒂固的羞耻感。

我们宁可坦白自己犯下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也不愿公开展现我们的隐秘幻想，尽管一切都表明幻想纵然不算是普遍现象，也颇为常见。它们对应的标准再通俗不过了，所属类型亦简单明了、易于概括。首先是“拥有”(possession)的梦，其原型就是拉·封丹笔下的佩雷特，她是一名挤奶女工，正憧憬着怎么花掉卖牛奶得来的钱，就在此时她失手摔碎了奶罐，牛奶酒了，梦想亦随之破灭。如果我们能中六合彩，从失散已久的叔叔那儿继承一笔丰厚的财产，凡此种种，我们也会买进成群的鸡鸭牛羊——说得更贴切些，会买车、买游艇，在郊外、海边甚或山林里购置别墅——没准儿还不忘接济(虽然不会太多)兄弟姐妹、七姑八嫂和慈善机构呢。其次是“矫正”(rectification)的梦。当我们在争论中畏首畏尾，未能在辩论中进行有力反击的时候，当我们在谈话中突然思维枯竭的时候，或是当自己的行为有失体面的时候，白日梦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亟需之事物提供了一种无懈可击的修复方式。第三种类型的梦涉及“诱惑”(seduction)的典型。在这里，我们终于被赋予某些卓绝不群的才能：我们是艺术大师，完美无瑕地演奏着一件乐器，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让它发出刺耳的吱吱声；我们成了实际上自己正准备灰心放弃的某个运动项目的冠军；我们从此向他人展示着出人意料的幽默、美丽与智慧，同时还谦逊有礼(这就更具有讽刺意味了)，甚至到了谦卑的地步，这些特质令世人激赏，使我们的非凡才华显得更加耀眼。还有一种是关于“性爱”(erotic)的梦，出自性欲或爱情的。这种类型的幻想包括“真爱”以及补上“白马王子”和“蛇蝎美人”。至此我们已经差不多把自己的想象力囊括在“社会成功”的领域里了。那么，我们为何如此地羞于承认这些渴望呢？

有某些“正当的理由”——往往都是最坏的理由——却也不乏趣味。第一，众所周知，白日做梦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幼稚无知。据我们日常所见，孩子们非常善于运用想象来进行幻想游戏：他们不断为自已创造出绝妙无比的世界，对此他们专心致志，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正如弗洛伊德强调的那样，游戏的对立面是现实生活，而非严肃认真。不过，我们需要再补充一点，孩子们有借口做白日梦，成人却遗憾地失去了这些借口：孩子们在扮“大人”——医生、飞行员、火车司机，还有赛车手——要不就是洋洋得意地当上了泰迪熊和玩具娃娃的爸爸妈妈。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愉快地认定其行为“合情合理”，换言之，既然孩子们总归要“长大成人”，幻想就与他们作为孩童的身份相符。在成人那里，这种特权则大多被抑制了。

第二，在成人身上，做白日梦的幼稚总与某种不宜公开表露的自我主义，甚至利己主义相联系。白日梦的一个最为持久和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自己始终是其中的主角，是故事的核心人物，万众瞩目的焦点，势不可挡的胜利者，即使面临最严峻的考验也岿然不动的中流砥柱。同样，有不少文学作品直接与之呼应：在这一章的结尾，加斯顿·勒鲁(Gaston Leroux)所塑造的侦探英雄勒鲁达比身陷河底，被沉重的铁链牢牢锁住。读者们却丝毫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知道下一个情节即将展开：“勒鲁达比爬上了河岸……”现实生活对我们亲爱的“自我”则肯定没这么友好。

这一心理活动的第三个特性更为微妙地促使我们不愿意开诚布公。有做白日梦的需要意味着我们承认，哪怕只是暗示，自己在这个常常背离我们愿望的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不幸。从经验中我们得知，让他人知道我们属于那种不为人妒忌也不值得羡慕的“失落者”并不是件受人欢迎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在某些情况下做白日梦被认为是精神病的早期症状。如果说与现实脱节是精神错乱的一个主要征兆，那么构筑“西班牙城堡”，尤其是当它变成成年人身上一项生机勃勃且不断扩张的活动时，就会被视作濒临神经病边缘的行为。

心理学教科书向世人提供了关于神经病与精神病区别的著名定义。它告诉我们，精神病患者坚定不移地相信二加二等于五。任何试图说服他们得出其他答案的人在他们眼里均是图谋不轨的坏蛋。精神病患者已经脱离了现实。神经病患者也相信二加二等于五，但与精神病患者不同的是，他们为此深受困扰。神经病患者仍然与现实世界保持着联系，哪怕只是通过焦虑。有一则逸闻(我想它是一个德国人创作的)以笑话的形式表达了同样的内容，作者借用白日梦的原型也并非纯属偶然：一个神经病在西班牙构建了一座城堡，精神病患者就住在里面(这一情形显然更令人遗憾)，精神病医生盗取了租金！

难道我们就这样向疯狂屈服？强烈渴望以白日梦的方式幻想自己如何在生活中大有作为之时，有没有可能我们正蹒跚在精神错乱的边缘？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个毫无价值的问题。他们也许会说，对“好生活”的探询从古希腊时期以来哲学的宏大历史中可得到见证，此问题过于严肃，无法轻而易举得到解决，或是用如此明显的“心理分析”的方法加以解决。对此我深以为然。弗洛伊德的上述奇思妙想似乎堪承当代最为深奥和最具哲理性的特征：古代人——回到他们那个时代——所谓“圆满生活”与今天单纯的“社会成功”之间的混淆；真正的才智与基于对权力、金钱及赞誉的自我陶醉和永无止境的追求而为了表现本身“追捧绩效”之间的混乱，若非如此，我几乎也已经放弃了对这一主题的探究。卢梭对于在自己眼前成形的现代世界并不热衷，他宣称，个体的不幸来源于这样的事实：他们与别人在一起时是孤独的，他们孤独时与别人在一起。因为决然投身普世竞争的大潮，他们是孤立的；他们亦彼此紧密相连，由于竞争的需要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挫折感，他们需要沉浸在幻想中补偿自己。这一评论意味深长。

我们还必须了解，为什么简单的“成功”——被简化为仅看表现、只重权力，而无助于我们达到真正值得称许的目标的成功——往往成了我们思索并渴望的终极目标，就像在白日梦中那样。也正是出于类似的原因，我们有些羞于承认这一点。或许有人会说，并非人人如此：聪明人力图满足于自己已经拥有的；社会成功之外也还存在着其他的价值取向。这也不无道理。是的，当然，在后文中我们还会回到这个话题上。然而，我们不应该低估人类潜意识的可怕迂回。放弃白日梦所显露的幼稚想象也意味着向克己的思维方式妥协，但究其本质而言，后者与“成功”的思维方式一样含混不清、令人生疑。著名的拉·封丹又一次一语中的：佩雷特的故事与那个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遥相呼应。当事实证明狐狸再怎么费尽心机也吃不到香甜的葡萄之后，它便断定那葡萄“酸透了”、“只有蠢材才吃哩”。

不妨承认事实吧：出于某些无法逃避的原因，现代世界经常激发人们的白日梦。光鲜夺目的明星和闪亮饰品扑面而来，强权面前卑躬屈膝的文化氛围，以及对金钱毫无节制的崇拜，都容易致使白日梦成为一种生活模式。不进则出，不上即下，成王败寇，要么十全十美要么粉身碎骨……现如今每一件事情都要求我们成功——为了成功而成功——在所有可以想见的领域里做一个完美典型。体育、艺术、科学、政治、商业、爱情——无所不包，而没有价值的高低贵贱之分。正如费德里科·费里尼执导的电影《舞国》(Ginger e Fred)里所描述的著名电视节目那样，舞者的每一次表演都必须令人叹服，堪称吉尼斯世界纪录里的典范。不论行为主体是医生、音乐家、无业游民抑或足球运动员，均是如此。于是乎，对成功的迫切渴求似乎成了一种指摘他人的新方式：“失败者”永远是无名小卒。

总之，“成功”这一概念看起来颇具争议。以它为标准评价生命这一整体难道不会有失偏颇，甚至谬误百出？一味地以一种更适合于期末考试而非塑造美好生活的方式看待生命难道不是稚拙而且错误的做法？以为我们能像烘烤蛋奶酥或墩牛肉那样成功地炮制出幸福生活，尤其是认为我们周遭所有的一切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而要倚赖于出身的高低贵贱、纯粹偶然的事件、甚或福运与灾祸的突然降I临，莫非不是极其狂妄的想法？我们是否对闷闷不乐的“自我”寄予了过高的期望，或者让本该在剧中跑龙套的“自由意志”担任了主角？然而，事实却依旧如此：社会“成功”的幻影、围绕自我奋斗成功之人的神话和权力的假象所产生的狂想如此之强烈，它们几乎无所不在，以至于遮住了我们的视线。在盛邀我们自由行动和自我实现的名义下，我们的白日梦和当今世界的绩效崇拜以及对其寄予厚望、并为之付出如此沉重代价的“成功”理想，难道不是正在迅速形成一种新型暴政？！

兴许有人会宿命地认为对成功的追寻是人类境况的一个根本方面，是社会历史中一直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外在特征。的确如此。可我们必须警惕不合时宜的看法和所谓公认的观念，它们可能会有碍于我们领会人类现状中某些异乎寻常之处。要理解“好生活”这一问题今天是如何通过既新颖又不无疑义的方式提出来的，就必须考察这一现状。

社会“成功”的幻影、围绕自我奋斗成功之人的神话和权力的假象所产生的狂想如此之强烈，它们几乎无所不在，以至于遮住了我们的视线。在盛请我们自由行动和自我实现的名义下，我们的白日梦和当今世界的绩效崇拜对其寄予厚望、并为之付出如此沉重代价的“成功”理想，难道不是正在迅速形成一种新型暴政？！

——吕克·费希

吕克·费希的这部最新力作延续了他对以往彤而上学和宗教传统的探赜，尽管我们已经无法接受它们对于神性、宇宙和谐的假设，但是仍能从中发掘不少关于自我超越和生命意义的真谛。费希对希腊人的内在的、“人性的”重要性，基督教，以及尼采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提出了一些颇富新意的观点。这部充满胆识与洞察力的佳作，出自当今最才华横溢的哲学家之一。

——查尔斯·拉摩尔(Charles Larmore)，芝加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