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凡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既了解底层社会，也了解中产阶级和权力阶层。他干过多种工作，对现实生活中的各色人等，都有切近的观察和了解。他热情、真诚、健谈，性嗜酒，对古井贡酒更是一往情深，到处逢人说“古井”，不仅自己耽饮斯酒，而且，他小说中的人物欲浮大白，也必是斯酒。善饮酒的人，言壮、气豪，故事多。杨小凡就很会讲故事——他的小说情节性强，读来毫无枯涩沉闷之感，究其缘由，便与他的这种善讲故事的本领分不开。

《欢乐》是小说家杨小凡的中篇小说集，包括：《望花台》、《工头儿》、《开盘》、《节外生枝》、《欢乐》、《牡丹花开》六部中篇小说。

《欢乐》是小说家杨小凡的中篇小说集。

《欢乐》精选了作者近些年来发表的6篇中篇小说力作。作品关注现实生活，展现底层百姓的苦乐酸甜，讴歌正义与良知。作品中涉及到的许多细节都很新颖别致，像医院员工参与倒卡、买卖弃婴（有时候甚至是盗卖婴儿）、买卖尸体、吃里扒外以及在家开门诊挖医院的墙角等等一系列事件，读来都别有一番新意。

望花台

工头儿

开盘

节外生枝

欢乐

牡丹花开

后记

欢乐

1

“喂，喂，卫主任吗？俺是贾欢乐啊，这回俺真有急事求你了呀！”

手机终于通了，贾欢乐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声音也颤抖着：“工地上出大事了，俺村刘柱的手被机子轧掉了！”

这时，刘柱左手握着自己的右手腕子，跺着脚地喊娘。贾欢乐看了一眼刘柱，骂着说：“又不是头掉了，别踩着尾巴地嚎，这不是给你找卫主任吗！”

手机那边的卫主任声音也急了起来：“究竟怎么了？说清楚！”

“他的两个手指头给轧掉了，还在地上乱蹦呢！”贾欢乐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看着不停跺脚的刘柱说。

“好！好！俺们马上就去。你在急诊室等着啊！”贾欢乐挂了手机，弯腰从地上拾起刘柱那两个还在动着的食指和中指，大声说：“快，快骑摩托带我去医院，先把这两个指头送过去保护，晚了可就接不上了！你们随后拉着这个笨蛋去医院。”

工地在城南，是正在建着的市二院分院。市二院在城中心，工地距离二院有十多公里。大壮骑摩托带着欢乐，出了工地后，乐意找了个破摩托带着刘柱跟了上去。大壮开着摩托，欢乐在后面大声地骂着：“开饭时你跑得跟火箭一样快，这咋成乌龟了！”大壮也不理他，猛一踩油门，摩托车尾部冒了一股黑烟向前蹿去。欢乐右手搂着大壮的腰，左手攥着刘柱的两个指头高高举起。风带动的尘土笼罩着他们，再扬起一路尘烟。

进了市里，刚过一个路口，摩托车吱哇一声停了下来。欢乐向前一冲，差点摔了下来。这时，一个小个子交警向他们敬礼。交警还没说话，欢乐就伸出左手，刘柱的两个指头露了出来。交警探头要看个仔细，欢乐大声说：“警察同志，求求你了，这是刘柱的指头，再晚就接不上了！”小个子交警看清是两个发紫的指头时，突然明白了，拉了拉头盔上的带子，大声说：“跟上我！”接着，小个子交警的摩托车鸣着警笛冲向前方……

欢乐从家里赶到工地时，饭已经开过了。他正要弄口饭吃。工头老任就过来了。他递给欢乐一支烟，然后说：“欢乐，哥平时待你咋样？”欢乐笑了笑，“俺也不是傻屌，心里比凉水都清。说吧，任老板。”

老任笑了笑，吐了口烟，开口了，“我的脾气你知道，我也不绕圈子了，这是五千块钱，你让那个倒霉孩子先回家歇着，好了还来工地！”说罢，老任把烟扔了，把钱放在欢乐的面前。

欢乐皱一下眉，叹口气说：“任老板，俺知道你也不容易，可是刘柱那两个指头，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顶用呢！这次俺回家，他那七十岁的老娘一听说儿子俩指头没了，哭着闹着要来。我寻思，那老太太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要是真来了，再有个三长两短的，不还是老板你的事吗？我就硬当家没让她来了。”

“那，你的意思嫌少是吧！我告诉你，贾欢乐，这事要搁到从前，我药费都不给他付，他得哪凉快哪去！”工头老任点着烟，猛吸了一口，大声说。

欢乐看看他，连忙笑着说：“老板，别上火啊。你的汗毛都比俺农村人的大腿粗，你说轧掉的要是城里人的指头，那可真不好说了。再说了，现在上头不是讲和谐社会了吗？刘柱这小子还没结婚，是个驴脾气，他要真是到社保局告了，你可值当捏死他？你捏不死他，那你的损失可就大了去了呀。”

老任用眼盯着贾欢乐一会儿，阴着脸说：“好，你说多少？你可给我看工地四五年了啊！”

欢乐连忙说：“是啊，是啊，任老板你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这样吧，我就做主了，你拿一个数，他要不听，我一脚把他踹走！”老任想了想，突然站了起来。欢乐一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就坐着没动。这时，老任大声说：“走啊，找那倒霉孩子去呀！”

到了工棚，刘柱正躺在木板铺上，抽着烟呢。见欢乐和老任突然进来了，急忙把烟丢在了地上。“你，你还嫌给我找的事不够是咋的，这工棚要是着火了，可不是你掉两个指头的事了！”老任大声骂着，意思很明显，是想给刘柱一个下马威。

欢乐见这情景，也大声骂起来：“你这孩子，吸着烟又想啥坏点子，着了火，非烧焦了你！”刘柱坐起来，左手又攥着右手腕子，愁眉苦脸的，一声不吭。这时，老任从包里掏出钱，递给欢乐。欢乐顺手往刘柱的面前一撂，“明天，卷铺盖回家先养着，这事就这样了！”

刘柱看了一眼面前的钱，哭丧着脸说：“叔，俺这俩指头可跟俺二十多年了，就这点钱，俺以后咋办呀！俺不走，我就在这工地上。”

老任看了看欢乐，欢乐瞅了一眼刘柱，就大声地骂道：“银行钱多，你咋不去抢啊，看你这孩子的熊样，就这样定了！”刘柱看了看欢乐，突然大声哭了起来。欢乐上前在他头上打了一巴掌，“你娘还没死呢，哭啥？恁叔我说话没卷过舌头，任老板就出一万了，我再给你拿一千！”

这时，老任又从包里掏出一沓钱，数了十张，递了过来。欢乐还要说什么，他已转身走了。临出工棚门又转过来说：“让他写个保证，从此生死两清！”

老任走远了，欢乐小着声说：“不少了，恁叔我这腿折了才给三千。这要搁到前些年，你是签过生死合同的，一个子儿也摸不着！”刘柱点点头，站起来给欢乐上烟。

欢乐出工棚门的时候，刘柱一脸笑地说：“叔，听说你回家抓斑鸠了，可是给我补补？”

欢乐扭头骂了一句，“你想吃斑鸠？吃屎！那是给卫主任抓的，没有他帮忙，你这两根指头早扔给狗吃了。”说完，他拐着左腿，向前走去。

欢乐本想打电话问卫方主任家住哪里，要把这四只斑鸠亲自送到家的。但他想了几次，还是决定先用铁丝拧个笼子把斑鸠喂着，等卫主任来工地时再给他。自己是个工地看大门的，一身土一身灰的，人家肯定不让进门。再说了，就是真让进门了，城里人那房子里也没有他坐的地方。他是有自知之明的，乡下人最怕热脸碰到凉屁股了。

但他还是给卫主任打了电话。卫主任一听他从家里抓了四只野斑鸠，很是高兴，第二天就来到了工地。欢乐高兴地说：“卫主任，这可真是天然的野斑鸠，俺下网抓的时候有两个还在配对呢。你看你这些天在工地上操心受累的，回去补补身子吧！”

卫方笑了笑，拍着欢乐的肩膀说：“老贾，我可从来不收别人的东西，但今天，这东西我收了。这是你的真心实意。以后有什么用得着兄弟的，你尽管打电话！”

卫方是市二院工地的代表。欢乐在工地上干了快十年，他知道卫是代表甲方的。在工地上，甲方就是标标准准的爷，掌握着工程分包、质量和工程款的拨付，连工地上的狗见了他们都得绕着走，别说建筑商和那些大大小小的包工头了。过去，欢乐在工地上干活，包括这几年看工地时，很少能接触上卫方这样的人。他常常想，邪了门了，这个卫主任咋对自己这么待见呢？真他妈像范伟小品里说的那样：缘分，缘分啊！

其实，欢乐不知道卫方为什么喜欢他的。事情得从半年前的一天晚上说起。那天，快十二点了，钢筋工刘柱偷钢筋被欢乐瞅见了。他把刘柱弄到门房里，大声骂起来：“你个熊孩子，咱乡下人穷是穷了点，可咱不能丢人，不能做贼啊。你想想，你偷一根钢筋，那任老板就会在楼上少使一根，这医院的楼可是病人住的，楼有个闪失，病人都他妈跑不出来！你将来就没有病了，就不住院了？我给你说吧，人从娘肚里生，可都得死在医院里。兴许你将来还要死在这建好的医院里呢！”

欢乐那天喝点酒，不停地骂着。刘柱便不停地顶着嘴：“叔，这医院是你住的？想得美！咱乡下人有几个能死在大医院里的？有个啥重病，还不是拉回家等死！”

“闭上你的黑墨嘴子！反正咱不能做亏心事。我在这儿一天，就不能让你们这些龟孙子偷东西，这可是建医院，又不是建厕所！”欢乐大声地骂起来。

这时，卫方喝过酒也来到工地上。他也是酒劲顶的，以前从没有晚上来过工地。他走到门房前，听到欢乐和刘柱的对话，心里就想：“这个拐腿老贾，还真是个不错的人！”

但这一切，一直到现在，欢乐都一无所知。

P207-211

转型时期的疼痛与迷茫

李建军

写小说需要想象和虚构的能力，这是常识，人人都知道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常识，却不大为人重视，那就是，只有在具备充分的身历目见的经验资源的前提下，想象和虚构才会是真实的，才会是有血有肉的。当代小说的危机，并不在于“想象的危机”和“虚构的贫困”，而在于小说家的经验资源的贫乏，在于小说家与“活的中国”的隔膜。

杨小凡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既了解底层社会，也了解中产阶级和权力阶层。他干过多种工作，对现实生活中的各色人等，都有切近的观察和了解。他热情、真诚、健谈，性嗜酒，对古井贡酒更是一往情深，到处逢人说“古井”，不仅自己耽饮斯酒，而且，他小说中的人物欲浮大白，也必是斯酒。善饮酒的人，言壮、气豪，故事多。杨小凡就很会讲故事——他的小说情节性强，读来毫无枯涩沉闷之感，究其缘由，便与他的这种善讲故事的本领分不开。

他对乡村生活很熟悉，对农民的命运很关注。在急剧市场化和都市化的过程中，撕裂的伤痕最深最长最大的，就是中国的乡村社会，而靠近城乡交界地带的农村，所付出的代价则更大。城乡之间生活水平长期存在的且愈来愈突出的巨大差异，也迫使大量农村青壮年背井离乡，进入都市。老人和儿童，成了孤苦伶仃、形影相吊的“留守人群”。志士不忘在沟壑，杨小凡写小说，多取材于农村的这些底层人的生活，对那些失去家园和安全感的不幸者，则尤怀同情之心。

《牡丹花开》中，用大量的细节，真实而耐心地讲述了在“一切都翻了个个儿”的农村社会里，那些依然困守在家园的人们的遭遇。花妮只有十三岁。妈妈跟人“走了”，花妮已经八年没有见到母亲了；爸爸出外打工，也找了个女人一起生活。花妮留在家里，一边艰难地读书，一边照顾多病的爷爷。她所生活的村子，像中国的许多村子一样，基本上空了、败落了：“大多数人进城打工去了，也有十几户人家干脆搬出村子，留下的院落长满野草，房屋也不知何时坍塌不少。一个快二百人的村子，不知不觉中就只剩下四十多人了。这四十多人中五十岁以下的男人一个都没有，留在村子里的都是上学的孩子和老人，还有四个刚生了孩子的年轻媳妇。”村子经常受到“贼”的骚扰，缺乏自卫能力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因此陷入严重的恐慌状态。

花妮的恐惧是无所不在的。她还是个孩子，长得又好看。她走在路上，恐惧便如影随形地跟着她：“雾越来越稀，路也越来越清晰了。快出村子时，花妮突然看到雾团下有两只猫，耳鬓厮磨，不紧不慢地迈着步，相偎而行，向雾下的小树丛深处走去。突然，就发出了瘳人的呜咽，接着，便撕咬扭动成一个团儿。花妮猛地打了一个冷噤。”杨小凡的描写细致入微，让读者仿佛也随花妮一起，体验到了难以名状的恐惧，身上也打了冷噤。

恐惧的花妮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在领奖的时候穿一件漂亮的开着牡丹花的上衣。这件美丽的衣服其实并不贵，只有一百二十元钱，但是，花妮买不起。爷爷每天靠喝酒止疼，给他买酒的钱，已经很难筹措了。爷爷死了。孤独无助的花妮还想继续读书，还想继续做跟春天和牡丹花有关的梦。最后，信教的仁慈的花奶奶收留了她：“花奶奶一边用手摩挲着花妮的头发，一边喃喃地说：‘苦命的孩子，从今儿个就不回去了，跟奶奶一起过。你就是主送给奶奶的孙女了。你去上学，奶奶在家做饭等你！’听到这话，花妮哭得更凶了。”读到这样的“美好的结局”，许多读者大概会摇摇头，会莞尔而笑的吧？是的，我们有理由笑。长久以来，我们很少体验到神圣的宗教情感。宗教是鸦片一样的麻醉品，而仁慈则是虚假的同义词。我们的内心世界冷硬而粗糙。我们习惯于用蔑视、冷酷和仇恨的态度面对世界。由于伤害和迫害的普遍发生，人与人之间缺乏爱意和信任。我们几乎丧失了慷慨、热情地爱别人的能力。我们的内心被无边的黑暗占领了。读着雨果的《悲惨世界》，我们难以理解米里艾主教的仁慈，何以能够照亮冉阿让的心，何以能够激活他爱世界爱他人的情感；读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我们也不容易相信杰符什金会卖掉最后一件制服，来帮助孤女瓦尔瓦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杨小凡的这个“美好的结局”，就具有伟大而庄严的性质，就包含着应该赞赏的伦理精神。

房地产开发无疑是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生活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蚁有穴，蜂有巢，鸟有窝，人也需要有一个躲风避雨的寄身之所。然而，住房却成了价格出奇昂贵的商品，买房则是让许多人背负不起的经济负担。官商之间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缔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他们以“开发房地产”和“发展旅游业”为由头，大量侵夺可耕种的土地，许多农民因此成为无地可耕的人。那么，急功近利的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后果，到底有多么严重？到底给乡土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那些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些问题，就是杨小凡收入此书的多部中篇小说着力叙写的题材和主题。

在《望花台》里，某大公司为了在原址复建一座汉代古城，做旅游基地，便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将城父蝈方圆一千多亩地，撒了石灰线圈占了起来。村里人虽然对开发商投资五个亿的事情将信将疑，但最终却都对这个开发项目充满乐观的期待和美好的想象。周曼丽总经理将五十多个外国投资者和国内外的十多家电视台及媒体的记者，请到了建筑工地，通过与权力体系、跨国资本和媒体帝国的缔约仪式，极大地绑架了村民们的信任，从而为“空手套白狼”的疯狂欺诈拉开了序幕：“周曼丽点上一支烟，想了想，又说，‘唉，本来我也想让乡亲们多投点儿资，多挣点儿钱。这古迹是你们的先人留下的，应该让你们多受益。可是，又怕你们没这眼光，不愿意啊！’说罢，她又叹了一口气。”她终于以高额的“利润回报”的承诺，吸纳了村民们的大量投资。一切都像是真的，就连张殿文这样一个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都信了，他对疑虑重重的福爷说：“开始我也不太相信，但人家外国人，还有山东、安徽、江苏、湖北的那么多人都来投，我亲眼看着那一份份合同签了，一笔笔钱过来，又一笔笔发下去回报，钱流水一样，不信不行啊。”

一开始，村民们的确收到了回报。人们欣喜万分，兴奋不已。钱成了人们生活的绝对中心，成了没有信仰的人们的精神信仰，成了没有目标的人们的生活目标。正像小说中的福奶所说的那样：“自从这弄啥旅游公司，咱这十乡八里的，都钻钱眼儿里了，都整天想着钱生钱。就那些花花绿绿的纸，咋就把人都弄魔怔了呢？”福奶是小说中最清醒的人。她靠最基本的常识和经验生活。她像《百年孤独》中的乌苏拉和《喧哗与骚动》中的迪尔西一样，始终平静而镇定地面对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所以，当堂妹还想拿两万元钱投给周曼丽的时候，福奶劝她适可而止：“妹啊，咱好事不能做过了头。咱别想太多，少挣点儿吧。”堂妹一听这话，有点儿不太高兴，就说：“我听村上人说，那阵势大了去了，北京、省里市里的官都来了，还能有闪失？这些当官的来了。说明这事国家是问着的，真不给钱了，咱去找国家。”福奶一听就笑了：“妹啊，你还真怪能呢，国家在哪儿啊？找谁去呢，要真有那么一天，我们姊妹俩可是撞头都找不着硬地了。”堂妹笑着说：“国家？国家就是那些当官的，谁当官谁就管这国家。”福奶与堂妹关于“当官的”和国家的关系的想象和认识，则反映出了这个时代国民素质的堪忧状况，反映出时代生活更内在意义上的混乱和危机，反映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隔膜与脱离。

然而，一切都按照自己的逻辑走向结束。周曼丽们复建汉代古城的工程，终于半途而废了，而村民们的被非法集资的钱，也终于打了水漂儿了。一直提醒人们不要参加非法集资的“张民办”，则受到了利益集团的报复，被恶毒的袭击者打断了一条腿。

这部小说还穿插叙述了继祖被北京的盗墓贼挟持，回到家乡偷盗古墓的情节，从而更加完整地显示了乡村生活的乱象，强化了小说揭示乡村生活变迁的艰难性和复杂性的主题。而福爷的《张良辞朝》的几段唱词，则余音袅袅地缭绕在小说的情节事象里，给作品平添了一种窗深的意味和沉重的色彩。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结构作品、营造氛围方面，具有自觉的意识、成熟的能力和不俗的才华。

如果说《望花台》还是从侧面和外在的角度，来写房地产交易的黑暗和欺诈性。那么，《工头儿》则是从正面和内里，来写那些令人震惊的真相。杨老四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上过小学四年级，但是，他老实本分，能吃苦，幸运地成了工头，最低那一级的工头。他其实是个见证者。他看到了一些老板们生活的腐化和堕落，看到了农民工所受的盘剥和伤害，尤其是栾老板对被砸死的河北钢筋工的处理，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他想给两万元钱私了，但死者的两个老乡不答应。后来，老板栾正杰索性嫁祸于人，威逼那些在场的工人都摁手印作证，证明死者是被那两个老乡推下楼摔死的，最后，事情终于按照栾老板的意愿了结了：“天亮了，工地上的机器声又响了起来，轰轰烈烈的与往日没有两样，一切如故。”小说还写了开发公司们的老板们的荒淫无耻。农民工小房二十五岁了还娶不到女人，可那些大大小小的老板们，却二奶三奶不停地换，“他听说开发公司的胡总五十多了，却月月换女人。为啥自己天天辛辛苦苦地干一年，挣的钱还不够这些老板的二奶买一件衣服的？为啥这么辛苦这么累，吃得还不如城里人家的狗吃得好？”更让小房愤愤不平的是，自己的女朋友小青，最后竟然也被老板胡总给霸占了。

房地产老板们的丧心病狂，不仅表现在他们对金钱的贪婪攫取上和生活的荒淫无耻方面，而且还见之于他们对房建质量的漠不关心方面。栾老板逼着工人对房子偷工减料，而胡总的弟弟胡老三卖到工地的沙子则完全不合格，当工人们告诉他这样的沙子根本不能用时，胡老三大打出手，詈骂工人，表现出令人吃惊的颟顸和无法无天的凶暴。

杨小凡还通过大量细节，写了房地产老板们相互之间的算计和倾轧，写了大鱼吃小鱼的残忍和无情。栾正杰一边泡温泉，一边想心事：“他忽然觉得胡总这些年对他太不仁义了，从他身上剥了一千多万，而且在他父亲出事时，胡老三还诈了他那么多钱。他们的心也太黑了吧！”为了泄愤报仇，栾正杰便与江影联手，将胡总推到了被“双规”的火坑。包括胡总和胥总等风云人物的下场和结局，使杨老四非常迷惘：“老四一时弄不明白这世界到底怎么了，咋变化这么快呢？包括自己也一样，几年前还是为钱发愁的农民工，咋转眼就成了百万富翁了呢？有了钱，经的事多了，心里却空落落的。他想不明白下一步还要做什么。有人找他做工程，他没了心思。他又在商城待了一段，安排好妻子和女儿，就回到了龙湾。”幻灭之后的逃路，就是回家，就是逃离那让他们受尽屈辱和伤害的城市。这样的归落，也许有些老套，但是，他们还有别的去处可选择吗？他终于在乡村的大地上找到了慰藉。深秋季节五彩斑斓的树林，给他的心灵生活提供了某种神秘的启示。

其实，杨老四式的迷茫和失落，绝不是个别q的，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精神现象。在小说《开盘》里，情节虽然也围绕“房地产”这个泡沫经济最大的温床展开，所揭露的仍然是这个行业的公开的秘密：“房地产业就是一个链条，开发商、政府、银行这三家是捆在一起的，到关键时刻，三方的手必须拉紧，哪一环断了，所有人都要被摔出去，失去安全。政府要政绩、要税收，银行要利润、要放贷，开发商要赚钱，这是房价永远不可能真正落下去的原因。”窥破了这个秘密，看到了买不起房的青年夫妇开煤气自杀，目睹高大鹏的落马和市长被“双规”，良知未泯的蓝雪“感到特别累，就是那种迷茫的心累”。她决定要揭露房地产公司将房屋面积缩水的真相。她决定寻找自己心爱的人，过一种别样的生活。

当一个时代的人们不再相信善的存在，不再信任别人的善念和善意。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尴尬和混乱的境地，一切就有可能是歪曲的和颠倒的，恶的法则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主宰性的法则，一个社会的道德就会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到此境地，人人明哲保身，个个只为自我，而所谓人间，实在就是一个荆天棘地的世界。杨小凡显然意识到了这种道德危机的存在，也感觉到了人心的冷漠和浇薄，所以，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梅什金公爵一样，就像辛格塑造吉姆佩尔一样，在小说《节外生枝》里，他也要塑造一个心地纯洁的傻子，借以显示善的力量的不灭，借以彰显人性中微薄的光辉。许明心地善良而纯洁，见到“小姐”鱼儿，便心生怜悯，要救她出去。在别人看来，他的行动无疑是疯狂的，就连鱼儿也觉得难以置信。她并不感动，甚至认为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在那里说胡话”。

小说很有深意地写到了鱼儿成长的家庭环境：她住的那一带，都是杀牛杀羊的屠宰户，“一到晚上，都是牛羊悲切切的叫声，沙哑的，凄惨的，低浑的，绝望的，弥漫交织在一起。人呢，也是整日间骂声吵闹声不断，那血腥味更让鱼儿不能忍受。更让她不能忍受的是父亲和母亲那小市民的做法，市侩、狡猾、欺骗、斤斤计较，而且性格变化无常。”其实，这一段话语，既可以当作写实的叙事来看，也可以当作意味深长的象征来读解：它简直就是对这些年来混乱的社会环境的概括描写。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的人们，很难不受那些外在的原则和潜在的法则的制约和影响，很难不成为它的受害者甚至牺牲品。

然而。许明却决意要把鱼儿从火坑里拯救出来。他要让她学电脑，然后帮她找一份工作。尽管他的确没有任何非分之想，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动机是纯洁的：“许明进入了一个困境，没有人理解的困境。”妻子吴洁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他。许明无法理解：“他是没有想到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这样脆弱，竞脆弱到这种程度！”然而，对他来讲，最严重的伤害，还不是妻子的误解，而是鱼儿家人的不信任——他们不相信许明没有“勾引”和“玩弄”自己的女儿。鱼儿的父亲没收了他的身份证，还写信到他的单位。他被搞得心力交瘁，而鱼儿终于又再次过起了“小姐”生活。——这几乎是注定的，是无可避免的结局。然而，许明内心善的火焰并没有被扑灭，所以，当他得知鱼儿被“治安大队”抓走的消息，便飞快地穿上衣服，向夜色里冲去。

杨小凡的小说，一方面，写普通人物为了生计而苦苦挣扎；一方面，也写他们为了尊严，为了做一个好人而进行着艰难的努力。即使那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在置身尖锐的伦理冲突的时候，内心也总是体验着强烈的道德痛苦。《欢乐》中的主人公欢乐，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由母亲一个人拉扯大，快四十岁了，才娶了一个条件并不怎么好的媳妇，但是，他却始终是一个没有失去道德底线的“好人”。因为母亲的医疗事故，他被医院安排做在太平间看死人的临时工。在医院里，他看到了种种让他惊讶的烂事情：有人买死人配阴婚，有人倒卖儿童，医院领导之间也明争暗斗；但是，欢乐努力保持做人的底线：他反对妻子排队倒号挣钱，自己也绝不盗取死人身上的钱，也拒绝跟老祁做倒卖死人的生意，始终记着娘告诉他的“要做明白人”的劝告。欢乐的生活艰辛而沉重，但是，这并没有瓦解他身上的像泥土一样朴实的品德。最后，像《工头儿》里面的杨老四一样，欢乐选择了还乡——他拒绝了医院的“转正”决定，带着自己的妻子，回到了空气新鲜的故乡：“今天是月中，月亮早早地升了起来。微风吹过，茫茫的麦田在月光下，像大海的波浪，滚滚向前。”我们当然可以质疑作者替人物设计的逃路是否过于天真，是否过于简单；也可以发出这样的疑问：回到村庄以后会怎样？就不再有他在城市里所遭遇的尴尬和伤害了吗？事实上，他们的还乡，只不过是进入一个美丽的梦境，并不意味着内心危机的彻底克服，更不意味着问题的最终解决，毋宁说，意味着新的痛苦和迷茫的开始。

其实，为自己的生活而痛苦和迷茫的，并不只是某一个阶层的人们，而是许多中国人内心正在体验着的焦虑。我们期待杨小凡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写出我们时代人们内心的困境和挣扎，绝望和希望，写出那些任何力量都难以压垮和毁灭的生存意志及向上升华的激情。

谨序。

2011年8月19日北京平西府

文字，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绝对是一种大缘分。

一个写作者，与某些编辑、刊物、出版社、读者也是一种前生注定的缘分。

从1986年我在《散文》月刊上发表处女作，到今天中篇小说集《欢乐》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而且由王俊石老师做责编，我感觉同样是一种注定的缘分。

从十几岁爱好文学之后，历经上学和二十多年十几种工作经历的变化，我一直没有放弃文学的梦想。其间，发表和出版了近300万字，也获过国内大大小小的许多奖项，但苦于不能突破自己，也曾几度停停写写，彷徨徘徊。尽管如此，我却依然没有停止阅读与思考，对文学近似宗教式的热爱，让我一直沿着文学这条路径不停地探寻着心灵的家园。

爱好写作这么多年来，我常常首先想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写？然后，才思考写什么？怎么写？其实，我身处企业，一直生活在激烈的企业竞争之中，几乎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不要说其他人，就我自己，有时也觉得这样追逐文学的目的很可疑，难道真的是为了一些虚名吗？其实不然。由文学而引入自己对社会、对人生、对生命的思考，可以让我慢慢廓清浮世的表面，直逼社会和人性的真实和真相。

当下的社会，太热闹、太功利、太浮躁、欲望太多，以致让我们失去了思考的耐心与时间。人生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似乎我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追所求都那样充满可疑。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有多少人还在享受生命的过程，能够对自己的灵魂尊重，更无须说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命题的探寻了。生活似乎真的只剩下结果，人们都无暇再来顾及过程。

我常常想，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其实就应该像鲁迅先生的名言：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这句话套用在作家身上，我的理解牛奶和血应该是一个作家的良知、悲悯和责任。一个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一个人真正爱好文学应该是大幸福的。我们许多人的时间和生命是苍白的，有时你不想苍白也不行。但一个作家却有至高无上的权利，那就是可以用自己的作品建立一个多姿多彩的精神王国，从而使自己拥有几种或多种不同的人生。

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曾说过：“如果我们不开口说话，沉默的黑暗统治就会降临。”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必须对当代生活有所作为，那就是在当今急剧变化的时代不能思考缺席、不能失音、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字。否则就不是真正的作家，就将被边缘化，就远离了读者和社会。我有一般人没有的人生经历，虽然文学只能写印象和记忆，不能把经历生搬上去，但一个写作者对现场的话语权是不能放弃的，否则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

那么，我将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呈现自己的见闻、亲历与思索？终于，经过认真的思考，我的思路打开了：那就是，必须要有自己思考的左岸，哪怕只是一种的姿态。

从1990年开始，我决定重新拿起被搁置的笔，让自己坐在“生活”的左岸。当我以左岸的姿态去言说一段段体验，去结构一篇篇小说时，我觉得我超越了以前的我。两年内我写了九部中篇，其中收入这部集子的《工头儿》、《开盘》、《望花台》、《欢乐》、《节外生枝》、《牡丹花开》，无一不是触动我心灵的见闻，但又绝不完全是我亲身经历的生活。我只是试图把读者带到生活的“现场”，希望读者能够在我的言说后，还有自己的想象和创造的兴趣。这就是我对小说的追求。  我的写作不跟风、不盲从，不是为了虚荣，更不是对生活以俯视的姿态、道理审判的姿态、关怀的姿态来显示自己的悲悯和获得发表后的虚荣。我的写作冲动，来源于我对生活聆听后的谨慎和审视后的敬畏，我首先是通过写作，来解决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迷茫与困惑，完成属于自己“这一个”的表达与言说。

当下的生活现状，确实很令人头痛，有时让人喘不过气来。

那我们的小说呢？我们写出的小说如果还是这样子让人透不过气来，那就更没有读者了。当然，我从不认为作家关注读者是等而上的，相反，我倒认为小说写出来没有读者，那是作家的悲哀，发表出来也是浪费印刷资源。所以，我在写小说时，总是要给小说中的人一条出路，有时是几条出路。我想，这也许就是作家的“理想”在小说中的作用。理想又往往与主题绞合纠结在一起，比如现在所说的主题写作、底层写作等等，似乎被一些评论家所不齿。而我所说的主题，是在小说中某种观念、某种意义、对人物和事件的某种诠释，她最终所指向的是某种人人皆认同的人生体验，或者说最终指向人生价值和人的行为价值。

这是我对小说主题的一种理解。

写作动机也好，主题也好，作者情感也好，小说写到最终必须关注和指向人性。

这部集子中收入的小说，都是我有意指向人性的努力，努力在做对人性进行的探索和探讨。小说，不就是作家对人性和文本的探索结果吗？这种探索和探讨是我写作的动力和源泉，但事物总是处理于矛盾中，写作也同样。小说不就是讲述的欲望吗？我力图跳出沉闷伤痛的叙事，借用举重若轻的笔调去描绘苦难现实的酱缸，去发现那些在酱缸中翻腾的人们，去寻找他们乐观的精神和真诚的微笑，从而引发人们对现实的深思。

在我的心里，文字是神圣的。这种认识缘于我不识字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不认字的，但在我的记忆里，他每看到带字的纸都会捡起来，拂去上面的尘土和污垢，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窗台或桌子上。在我小的时候，他曾对我说过：字是孔圣人留下的，得敬着！这就是一个不识字的人对文字的敬畏。那么，作为一个写者，我们又该如何对待文字呢？这就是我不停地写作和又不敢轻易写的原因。

现在，我坚信：一个不知道感恩生活和别人的作家，他就不可能拥有安详宁静的内心，可能永远也写不出抵达心灵和充盈大爱的好作品。

在这部集子即将付印的时候，我真的想写下两年来连续发表、转载我的小说，并给予我指导与批评的刊物、报纸和老师们——他们是《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原创版》、《十月》、《中国作家》、《中篇小说选刊》、《钟山》、《小说选刊》、《北京文学》、《文艺报》，王俊石、李建军、孟繁华、艾克拜尔·米吉提、刘庆邦、王祥夫、康伟杰、顾建平、贾梦玮、徐坤、林那北、李云雷、鲁太光、雷平阳、章颖、刘冠均等老师与朋友们。是他们让我的小说在两年多内得以集中发表、转载、评介、拍成电影、结集出版，并为更多的读者所熟知。

写到此处，我突然被一种巧合而吃惊了。九年前，母亲食道癌动手术，使我萌生了写《欢乐》这部中篇小说。巧的是，王俊石老师让我为中篇小说集《欢乐》写后记的今天，恰是我姐姐乳腺肿瘤做手术的日子。姐姐手术顺利，家人在医院照料，我便在家里写了这篇后记。

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我宁愿相信这是文学对生命的某种神圣的昭示。

杨小凡

2011年11月7日于合肥无味斋

生活这个词，在文学批评中被废除久矣。但是，不和生活建立关系的文学大体是不着边际的。

杨小凡的小说一直有充沛的生活气息，这个气息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特别是建筑工地，它真实并结实。在对底层生活的顽强表达中，我看到了杨小凡笔下人物的悲悯、善良、达观和隐忍。只因如此，他的小说就掷地有声不同凡响。

——文学评论家 孟繁华

杨小凡的小说有四香：饭香、花香、药香、酒香。饭香谓之家常；花香谓之美；药香谓之对人性有疗效作用；酒香能使人的灵魂飞升。

——著名作家 刘庆邦

杨小凡的小说无论乡村世界、欲望城市，抑或商界鏖战、官场惊魂，都于幽微处见人心，同情与讥诮同在，悲悯与反讽并行，以深刻的洞见，描摹出一个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时代。他自身丰富的经历也真切体现了文学的伟大救赎。

——著名作家 徐坤

杨小凡以他的小说探测着生活的真相，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对文学的热爱，让他打开了一条文学通向世界的道路，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如此熟悉又陌生的艺术世界。

——文学评论家 李云雷